参考文献
13 专题篇——经济新常态
13.1 经济新常态概述
13.1.1 经济新常态的基本含义
新常态，就是经过一段不正常状态后重新恢复正常状态。人类社会就是从常态到非常态再到新常态的否定之否定中发展，人对社会的认识就是从常态到非常态再到新常态的否定之否定中上升。贯穿在常态-非常态-新常态中的主线，是事物的本质与规律。人类总是经历事物的正反面发展、总结正反面经验，经过感性-知性-理性、具体-抽象-具体的否定之否定后，才对事物有一个完整的认识，才能认识事物的规律与本质。经济新常态，就是人类经济发展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波浪式前进的成果；经济学新常态，就是人类经济认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升的结晶。
新常态经济是经济学范式转换、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新常态经济是与GDP导向的旧经济形态与经济发展模式不同的新的经济形态与经济发展模式。新常态经济用发展促进增长、用社会全面发展扬弃GDP增长，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作为市场的核心机制，把改革开放的目标定位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不可持续增长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新常态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常态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以新常态经济为经济形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新常态经济学为理论形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是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经济新常态意味着GDP增长方式的失败，意味着一切向钱看增长方式的失败，也意味着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学的失败。总结实践经验，发展经济必须回归经济的本义；所谓经济，就是价值的创造、转化与实现，人类经济活动就是创造、转化、实现价值，满足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活动。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规律即研究价值的创造、转化、实现的规律——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分为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经济学两大类型。政治经济学根据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为了突出某个阶级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自发从某个侧面研究价值规律或经济规律；科学经济学用科学方法自觉从整体上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价值规律或经济规律。新常态经济学就是科学经济学。经济学的核心是经济规律。在新常态经济学看来，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只是经济规律的展开和具体表现，经济学的对象应该是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后面的经济规律与经济本质，而不是停留在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层面。停留在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层面的，是政治经济学而不是科学的经济学。要研究经济发展的规律就必须从整体上统一研究经济现象，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是统一的经济体中对称的两个方面，所以在新常态经济学范式框架中，有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分，没有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别；而政治经济学总是把经济学分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就经济与经济学的本义来讲，政治经济学是非常态经济学，科学的经济学——对称经济学是新常态的经济学。
新常态经济是惠民生使人民幸福的经济，而不仅仅是GDP、人均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最大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是新常态经济的生产目的，因此新常态经济学是幸福经济学。幸福经济学是以主客体对称的对称辩证法和对称经济学为基础理论、以人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为理论出发点，以价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以合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以和谐经济为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以人的幸福最大化为最终目标。幸福经济学范式本质上就是对称经济学范式。幸福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幸福经济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幸福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是以新常态经济学为主线，把对称经济学、转型经济学、结构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幸福经济学贯串起来，形成完整的体系，使新常态经济学成为和西方经济学、GDP经济学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使新常态经济在理论上得到概括与提升，使陈先生创立的对称经济学在新常态经济中得到充实与发展。
“新常态”并非一个新词，2009年，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曾用“新常态”这个词来描述金融危机后欧美发达国家缓慢而痛苦的经济恢复过程，并断言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再也回不到危机之前的状态了，随之而来的可能是低增长、高失业长期持续，企业利润缩减、资本回报率降低。此后，“新常态”就成为经济领域的一个流行词，国内学者也开始使用这个词，并将其赋予新的含义，用以阐释、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新特征、新趋势。
从中国语境来理解，“新常态”中的“新”，意味着不同以往，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有别于过去的阶段性新特征；“新常态”中的“常”，则意味着相对稳定，表明中国经济会适应新的变化、在新的平台上继续平稳发展。因此，中国经济“新常态”，从本质上来看，其核心要义是指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开始减速换挡，毅然告别传统的粗放式增长模式，向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全力迈进、全面转型；它与西方语境中“新常态”所言的“危机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显然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它不是要重新回到危机前的所谓繁荣状态，而是要在全面的结构性改革中重构新的增长模式、重塑新的发展源泉，它的主题是“全面改革”、是“结构调整”，而不是“危机救助”。
中国发展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应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破解经济社会发展难题。新常态是“习式热词”之一。新常态：“新”就是“有异于旧质”；“常态”就是固有的状态、时常发生的状态。新常态就是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这是一种趋势性、不可逆的发展状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三十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也就是说，中国经济进入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
习近平第一次提及“新常态”是在2014年5月考察河南的行程中。当时，他说：“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在战术上要高度重视和防范各种风险，早作谋划，未雨绸缪，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尽可能减少其负面影响。这是总书记第一次以“新常态”来描述当下的中国经济，此后在他亲自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座谈会上，在听取一些专家、学者的发言时，他又一次提到要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强调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
由此可见，习近平总书记虽然借用了“新常态”这个词，但其含义已经完全中国化了，它所表达的是中央对于当前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本判断和未来一段时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态度。从阶段性特征来看，中国经济正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这么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速换挡已是大势所趋，或者说是一种“新常态”。问题倒逼改革，在此背景之下，经济结构的调整必然会产生一个“结构调整阵痛期”，宏观政策的转型也需要一个“前期政策消化期”。因此，可以预见，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宏观政策的基本基调是“稳”，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不会出台，中央对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的事实有清醒的认识、对结构调整的阵痛也有足够的承受力和容忍度。
至此，我们可以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含义作一个简单的概括：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支撑发展的各方面条件都在改变，潜在增长率也趋于下降，传统的粗放式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中国经济必须适应新情况、新变化，在新的环境中、新的平台上实现新的均衡，以适宜的速度、适当的方式、更高的效率、更好的质量，继续保持健康、平稳的发展状态。
“新常态”在彰显中国共产党人对现实问题和未来挑战的清醒认识中、在彰显中国共产党人对现实机遇的从容把握和对未来发展的信心把握中、在彰显中国共产党人对自身使命的担当精神，彰显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实力智慧和意志的背景中形成。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中国GDP增速从2012年起开始回落，2012年、2013年、2014年上半年增速分别为7.7%、7.7%、7.4%，是经济增长阶段的根本性转换。中国告别过去30多年平均10%左右的高速增长。
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新常态”也不仅仅是指中国社会建设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中国社会建设呈现出新常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倡导文明社会风尚，促进和谐社会幸福社会建设；“新常态”使中国文化发展进入新阶段，中国文化发展呈现出新常态。
《人民日报》的评论指出：“经济新常态，需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培育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从根本上说，就是向改革要动力，向结构调整要助力，向民生改善要潜力；就是要‘激活力’，把该放的权放到位，让市场主体真正放开手脚；就是要‘补短板’，把该做的事做好，增加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就是要‘强实体’，把该给的政策给足，夯实发展的微观基础。”《人民日报》评论认为：“新常态是新的探索，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以改革开路，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激发企业和社会活力，培育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结构优化，更好地改善民生。”
“新常态”作为中国高层对经济形势的清醒判断和重要定义，对未来宏观经济政策导向有着决定性意义。《人民日报》的三篇评论恰为人们清晰呈现了“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整体面貌和未来趋势，正如评论中所说：“面对新常态，我们要有冷静的心、坚定的心和火热的心，科学认识新常态，积极应对新常态，学会适应新常态，创造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辉煌。”
厉以宁指出，新常态最基本的含义就是要保持一个常态的经济增长。我国过去几年经济的超高速增长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是非常态的。这种超高速增长带来了诸多弊病，包括资源过度消耗、生态破坏、产能过剩、低效率，以及导致发展错过了最佳的结构调整时期和技术创新时期。他认为，目前我国的经济虽然在下行，但没必要因此大惊小怪，关键是要调整好结构，发展好高新技术和培育好人才。同时，厉以宁强调，过去我们把增长率作为硬指标是不对的，而应像世界其他的大国一样，改用弹性指标，即预测值。在谈到用怎样的心态面对经济增速放缓时，厉以宁提到了“信心”两个字。他指出，实际上有很多重要的经济活动都没有被计算到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GDP增长指标和增长率中，比如农村盖房、家庭保姆的工资、农民的副业收入、个体工商户的实际营业额，以及民营企业瞒报的产值等。厉以宁最后强调，GDP分析、经济增长分析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只考虑现实的需求和现实的供给，而忽略了潜在的需求和潜在的供给。潜在的需求是需求的储备库、潜在的供给是供给的储备库，把这种关系处理好了，更能够保证我们在新常态下顺利地前进。
在新常态下，我国整个经济已向增长更适度、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
13.1.2 经济新常态的现实表现与理论解析
从现实表征来看，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中不断呈现出一些看似矛盾，但似乎又合乎逻辑的新现象。主要表现是：虽然经济增速在回落，但物价水平却相对稳定，状况不但没有恶化，反而有所改善；在出口需求大幅下降，制造业因全面产能过剩而处于萧条的情况下，服务业依然保持了相对强劲的发展势头；在整体经济景气下滑的过程中，“刘易斯拐点”逼近导致的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的势头不仅没有回落，反而在“民工荒”不断蔓延中保持了较高的涨幅。
上述三大典型现象，用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显然解释不通，但潜在增长理论和结构转换理论却能把个中的缘由说清楚。
首先，潜在增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总是和潜在增长率密切相关。所谓潜在增长率，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和充分利用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经济增长率。潜在增长率是理想状态下的增长率，实际增长率往往会围绕潜在增长率合理波动。影响潜在增长率的因素主要有资本投入、劳动力状况、自然资源、技术进步等，其中，技术进步对潜在增长率具有长期的、决定性的影响，而资本、人力、资源在既定的潜在增长区间，对短期增长率具有重要影响。过去，我们依靠大量的资本投入、廉价的劳动力、充裕的自然资源，再加上比较宽松和有利的技术引进条件，使得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在较长时间内都处于较高水平，从而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金融危机以后，资本回报率降低、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约束趋紧，特别是随着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技术差距的不断缩小，简单地引进国外设备和技术，已经没有多大空间，技术进步最终还是要靠自己创新。所以，在技术创新没有重大突破的情况下，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是必然的，GDP增速回落也在情理之中。可见，此轮的经济下滑，与此前的增长速度回落并不相同，它不是短时周期波动造成的，而是阶段性潜在增长率下降的产物，尽管增速下降，但发展还算平稳，尤其是物价水平与就业状况，没有出现周期性的大起大落。
其次，从结构调整与转换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由工业经济转向服务经济的时候，由于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效率一般都高于第三产业，所以在服务经济比重不断增大、工业经济比重日趋缩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也会趋于下降。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第一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比第二产业增幅高0.5个百分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9%，高于第二产业4.1个百分点。鉴于服务业绝大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所以它对就业的带动作用更强，同样每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第二产业容纳的就业量为1 058人，第三产业为1 348人，后者超过前者约30%。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增速放缓，就业状况反而有所改善；经济景气下滑，人员工资仍在增加的奥妙所在。
13.1.3 经济新常态的特征
中国经济新常态就是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在经济结构对称态基础上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可持续稳增长。经济新常态是调结构稳增长的经济，而不是总量经济；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GDP、人均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最大化。经济新常态就是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经济新常态不是不需要GDP，而是不需要GDP增长方式；不是不需要增长，而是把GDP增长放在发展模式中定位，使GDP增长成为再生型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模式的组成部分。属于发展范畴、能够促进发展的可持续的增长速度越高越好，属于发展范畴、能够促进发展的可持续的高速增长是经济新常态的追求目标。把减速和高效画等号、高速和低效画等号、GDP高速增长和经济过热画等号，把经济新常态定义为减速增效、增长速度降温是错误的；人为降低增长速度将导致“滞涨”的严重后果。经济新常态就是在找准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结构对称态的基础上实现经济高速可持续发展，其中包括高质量无水分的GDP高速可持续长，即我们讲的“调结构稳增长”。为了实现调结构与稳增长的目标，政府实行常态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必要的，不能把我国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混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周期性的“刺激经济”。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无直接经济效益的长期基本建设投资永远优先于有直接经济效益的中短期基本建设投资，基本建设投资永远优先于生产资料生产投资，生产资料生产投资永远优先于消费资料生产投资。由于无直接经济效益的长期基本建设投资只能由政府实施，所以政府投资永远优先于民间投资。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只有增量改革才有存量调整，只有新经济增长点才能优化旧产业结构，化解产能过剩，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投资永远主导消费，只有投资主导下的消费才有可持续消费，只有投资主导消费才有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可持续增长与发展。由于节约有利于积累，积累有利于投资，投资有利于生产和经济发展，所以节约、居民高储蓄率有利于经济发展，而铺张浪费、寅吃卯粮不利于经济发展，所谓“消费拉动经济”是个伪命题。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投资驱动和创新驱动是统一的，投资驱动和创新、创业、企业技术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效率提高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不但不矛盾而且内在一致。只有投资驱动，创新、创业、企业技术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效率提高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才有基础；只有创新、创业、企业技术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效率提高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为主导，投资驱动才有明确的目标与方向，使投资有效。在新常态出现不久，有专家学者认为新常态主要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经济增长中高速。从速度层面看，经济增速换挡回落、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为7%—8%的中高速增长是新常态的最基本特征。环顾世界，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后，都会出现增速“换挡”现象，比如1950—1972年，日本GDP年均增速为9.7%，1973—1990年期间回落至4.26%，1991—2012年期间更是降至0.86%。不少国家的经济增速都是从8%以上的“高速挡”直接切换到4%左右的‘中速挡’，而中国经济有望在7%—8%的“中高速挡”运行一段时间。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各个经济单元能接续发力、绵延不绝，导致发展能量巨大而持久。比如，当服务业在东部地区崛起时，退出的制造业不会消失，而是转移到西部地区，推动西部经济快速增长。二是优结构。从结构层面看，新常态下，经济结构发生全面、深刻的变化，不断优化升级。产业结构方面，第三产业将逐步成为产业主体。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年，这一比例攀升至48.2%。美国等发达国家服务业已占GDP的80%以上，新常态下，我国服务业比重上升将是长期趋势。需求结构方面，消费需求逐步成为需求主体。2012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自2006年以来首次超过投资。从2014年上半年数据看，最终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达54.4%，投资为48.5%，出口则是负2.9%。城乡区域结构方面，城乡区域差距将逐步缩小。2014年末，我国城镇人口比重达54.77%，数量已超过农村人口1.3亿。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城镇化速度将不断加快，城乡二元结构逐渐打破。区域差距也将逐渐拉近。收入分配结构方面，居民收入占比上升，更多分享改革发展成果。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GDP年均增长9.8%，国家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4.6%，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分别仅为7.4%和7.5%。在新常态下，这种情况将发生改变。瑞士信贷2011年发布的报告预测，未来5年内，中国的工资收入年均增速将达19%，超过GDP增速。在这些结构变迁中，先进生产力不断产生、扩张，落后生产力不断萎缩、退出，既涌现一系列新的增长点，也使一些行业付出产能过剩等沉重代价。三是新动力。从动力层面看，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将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1998年至2008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年均增速高达35.6%，而到2013年降至12.2%，到2014年1月至5月仅为5.8%。制造业的持续艰难表明，随着劳动力、资源、土地等价格上扬，过去依靠低要素成本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必须把发展动力转换到科技创新上来。四是多挑战。从风险层面看，新常态下面临新的挑战，一些不确定性风险显性化。楼市风险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2014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但楼市风险、地方债风险、金融风险等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这些风险因素相互关联，有时一个点的爆发也可能引起连锁反应。综合这些特征不难看出，我国当前的经济新常态，实质上就是经济发展告别过去传统粗放的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
在2014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明确指出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新常态具有如下九大特征。
①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
从消费需求看，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工业化进入后期，在城乡居民消费支出中，代表“衣、食、住”的传统消费（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及服务）占比均不断下滑。代表创新和人口老龄化的新兴消费（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医疗保健）占比则在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中食品类消费占比约为1／3。2013年城镇居民消费中，新兴消费比重34%，已高于非食品类传统消费。农村居民消费中，新兴消费比重29%，也已接近非食品类传统消费。
②投资需求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投资机会大量涌现。
从投资需求看，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③出口和国际收支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现在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另外，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发生了转化，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现在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④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现在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⑤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人口减少，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⑥市场竞争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
从市场竞争特点看，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
⑦资源环境约束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⑧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特征的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
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⑨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宏观调控。
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
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13.1.4 经济新常态的必然性
2014年11月9日，习近平主席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对中国经济新常态进行了全面阐述和解读。他指出，中国能否抓住新的机遇，应对新常态下的各种挑战和风险，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这是继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新常态”概念之后，时隔半年，高层对新常态的全面解读，对于各界正确理解和把握新常态的内涵，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机遇、挑战及如何在战略上应对，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应该指出，新一届领导层以“新常态”定义当下的中国经济，并按照“新常态”在战略上审慎选择中国的宏观政策，绝非简单制造新的政策词汇，而是对改革开放30多年后中国经济进入新的阶段之后的战略性思考和抉择。近年来，特别是2010年中国经济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积累的矛盾和风险逐步凸显，中国经济明显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特征。但是，对中国经济的下滑、风险的凸显以及红利的转换究竟是受外部因素影响，还是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新的和过去不同的阶段，各界争论和分歧很大。这种分歧不仅仅是理论的分野，更重要的，其蕴含的宏观政策的导向完全不同。习近平站在最高决策者的角度，以“新常态”描述中国经济的特征，并将之上升到中国宏观战略高度，在解决纷争的同时，对中国经济“下一个十年”的政策大方向做出了战略性选择。
习近平选择在APEC会议国际场合，全面阐述新常态，对新常态进行定调，一方面有利于“定分止争”，消除各种分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国际社会全面了解中国未来宏观政策。第一，习近平阐述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三个不同于过去30年的特征：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三个特征是一个具有内在统一逻辑的体系。中国经济在经历30多年的快速增长之后，无论是经济基本面，还是经济发展基本模式、产业业态以及经济增长动力已经今非昔比。中国经济基本面不仅发生了量的巨变，更是发生了质的飞跃，用过去的眼光看待中国经济、用过去的思维思考中国经济既不准确，也不现实。以经济速度而言，中国经济在经历30多年的快速增长之后，已经正式告别高速增长进入到“常态增长”阶段，经济增速将在8%以下、7%以上运行。以中国经济前三季度7.4%的速度而言，由于很多人不能准确把握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减速的趋势，就想当然地认为7.4%的增长是一个很差的速度，认为应该通过政策刺激，让经济增速再回到8%以上的高速轨道上去。这种高速依赖症，恰恰是因为没有意识到中国经济的这种巨变所致。正如习近平在演讲中精辟指出的：“2013年一年中国经济的增量就相当于1994年全年经济总量，可以在全世界排到第十七位。即使是7%左右的增长，无论是速度还是体量，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的。”第二，习近平阐述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新机遇，这是理解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关键。在很多人看来，既然中国经济要减速，将要面临更多的是挑战而非机遇。事实上，5月份习近平首次提出新常态的时候，首先明确的是“中国仍然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新常态只是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只是意味着速度要下一个台阶，而不是意味着中国发展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事实上，如果中国经济顺利完成增长驱动力的转换，增速虽然下滑，但经济增长的质量、经济总体的含金量都会高于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期。第三，明确提出深化改革是化解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新问题、新矛盾的关键，这点可谓切中肯綮。应该承认，从过去的高速增长到今天的新常态，中国经济本身已经换上了“另一个轨道”，乘客会出现“晕车”等各种“不适应”这很正常。如何认识这种风险，如何转换思维，适应新常态，保持平常心，的确非常关键。比如，面对中国经济的下滑，很多人习惯了过去一下滑就刺激的惯性思维。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绝非增速下滑，而是不适应这种下滑，不允许下滑。这种风险主要表现为如下四个方面：一是刺激依赖症；二是不改革的风险，尽管三中全会确立了宏大的改革计划，但民间对中国未来的信心是否因此而恢复，取决于改革的执行力，目前投资不力，民营企业家仍然徘徊犹豫，关键还是没有看到改革强有力的推进，这是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三是过去刺激政策导致的产能过剩和企业债务；四是房地产全面调整带来的风险。面对这些风险，是继续人为刺激带来好看的数据，还是痛下决心，通过改革和创新带领中国经济走过激流险滩，这是攸关中国经济前途和命运的选择。习近平在演讲中再一次强调了“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疾开刀”，通过改革和创新战胜风险的决心。习近平肯定了深化改革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关键作用，肯定了市场和企业家的重要价值，肯定了创新对于中国经济转型的重大意义，并指出：“如果说创新是中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必不可少的点火器。”这种表态，对于那些一看中国经济下滑就呼吁刺激的人而言，无疑具有警示意义。笔者认为，从中长期周期而言，中国经济不会出现海外投行期待的“崩盘”，但中国经济的一系列系统风险却随时可能爆发。而这些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过去一再延误改革时机、一再采用不当的刺激政策所致。解决这些风险，不是以毒攻毒，不是再次采用刺激政策，而是痛下决心放弃刺激，重回改革正途。
13.1.4.1 经济新常态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要求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中央审时度势做出的重大战略判断，是新一届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发展实践相结合、把经济发展一般规律同中国经济新阶段特征相结合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阶段性特征认识的一次重大飞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也是做好2015年乃至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的基本前提。
要准确把握新常态的必然性。新常态之“常”，不是平常之“常”，而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之“常”。新常态不仅是经济运行从高速增长转到了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其实质是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过程，是对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创新驱动、节能环保的更高要求。从生产要素供给的自然规律和中等收入水平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我国经济在创造了30多年高速增长的纪录之后，一直保持10%以上的高速增长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持续的。现在，国内生产要素成本大幅上升，国际竞争优势相对减弱，资源环境条件难以承受以往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如果硬性推进高速增长，过度消耗资源、污染环境，就是自杀式发展，是自然规律所不允许的。从经济发展和生态发展的客观规律来看，我们已经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个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体系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要追求新的目标，构建更高的发展形态，必须通过改革创新、转型升级，不断提升发展质量、提高产业科技含量，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和自然生态保护的关系。从世界发展形势来看，全球经济已经一体化，中国不是经济孤岛，一个省更不是经济孤岛。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仍在持续，经济复苏基础仍不稳固。与此同时，世界经济与政治、军事等因素也交织互动、相互影响。顺应经济规律之“常”，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是大势所趋，是必然要求。
要高度重视新常态的决定性。当前，我国人均GDP已总体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正处在与上世纪90年代拉美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时相似的发展阶段。如果仍然追求过去的粗放型增长，就既不能在成本上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不能在高科技上与发达国家竞争，经济发展就会失去竞争力，就会陷入困境。到目前为止，世界上真正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屈指可数。经济发展是实现中国梦的基础，新常态是一道坎、一座高山，如果迈不过、越不过，我们“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难以实现。因此，适应新常态、应对新常态，具有决定性意义，是经济发展的攻坚战，必须决战决胜。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我们曾经是经济快速发展的英雄，能不能在新常态下继续争当英雄，保证中国经济的航船行稳致远，这是对我们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领导经济工作能力和水平的一次重大考验。
要清醒认识新常态的过程性。经济发展转型是一个动态运行的过程，不可能像电脑操作、机械操作那样，通过一项指令，一步完成、一瞬间实现；经济发展转型也不可能在经济停顿的状态下进行，它是一个在行进中完成的过程，这就是新常态的过程性。
13.1.4.2 经济新常态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需要
2014年5月10日，习近平同志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明确提出新常态。他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2014年7月29日，他在中南海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进一步指出：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2014年11月9日，习近平同志在北京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的演讲中，集中阐述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三大特点，指出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在2014年12月9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详尽分析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趋势性变化，并强调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这一重要论断将新常态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必须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一科学判断和重大决策。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用“九看”的思想方法全面分析了经济发展新常态：一是从消费需求看，二是从投资需求看，三是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四是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五是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六是从市场竞争特点看，七是从资源环境约束看，八是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九是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只有立足于这“九看”，才能更准确、更深刻、更全面地认识到，新常态是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高度概括，是对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规律性认识，是制定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重要依据。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增长速度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面对经济发展新常态，既要深化理解、统一认识，又要坚持发展、主动作为，努力做到观念上适应、认识上到位、方法上对路、工作上得力，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认识和判断上来，不断增强调结构、转方式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要主动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首先要弄清楚形成这一历史阶段的主要动因。这需要从世界经济发展周期和我国经济发展条件的变化中来把握。
从国际形势看，我国经济发展向新常态转换，与世界经济发展周期变化密不可分。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7年，世界经济经历了一个被人们称为“大稳定”的时期，世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低通胀率与低失业率并存，经济周期波动特征明显弱化。但是，经济繁荣也不断积累着矛盾和问题，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发生了严重衰退，对我国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国际金融危机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动能，2001—2007年我国外贸出口年均增长21.6%。自危机发生后，全球总需求不振，国际分工体系调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加之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发生转化，外部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今后一个时期，世界经济仍将处于修复阶段，低增长状态常态化将对我国外贸和投资产生影响。尽管如此，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特别是随着综合国力提升和对外经济规模扩大，我国与世界经济互动关系正在深化，高水平引进来与大规模走出去同步发生，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只要我们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就能继续发挥出口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
从根本上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内部发展条件变化的结果。近年来，在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相互作用下，我国经济增长发生了阶段性变化。2007年以来，季度同比增速从2007年第二季度的14.2%回落到2014年第三季度的7.3%，呈现持续放缓态势。我国经济已经由过去两位数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从表象上看，经济发展新常态是经济增长减速和换挡，但本质上是经济结构重构和增长动力重塑的过程。
一是需求条件发生深刻变化。传统产业供大于求，产能严重过剩，投资扩张空间缩小，投资增长明显放缓；吃穿用消费需求基本满足，商品需求呈现多层次特征，服务消费逐步兴起，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与此同时，新兴产业处于孕育期，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
二是供给条件发生深刻变化。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开始减少，人口抚养比逐步提高，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储蓄率和投资率逐步下降，劳动和资本投入增长放慢，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已经由生产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转向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要求我们将创新和人力资本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三是市场条件发生深刻变化。过去供给不足长期困扰我们，经济增长主要靠数量扩张，市场竞争主要是价格竞争。现在总体供大于求，经济增长转向数量扩张和质量提升并存，市场竞争转向质量技术品牌服务竞争，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要求我们放宽市场准入，激发市场活力，强化市场竞争，倒逼企业创新，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
四是体制条件发生深刻变化。随着市场化程度提高，市场主体加快发育，市场机制作用不断增强，资源配置方式深刻变化，要求我们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多运用间接调控手段，只要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就要稳定宏观政策，稳定市场主体预期和信心，鼓励市场主体在试错中探索方向，在竞争中创新发展。
此外，新常态形成也与资源环境约束强化和经济增速放缓后深层次矛盾凸显有关。过去资源环境回旋余地较大，但经济规模扩大后能源资源消耗增加，资源环境硬约束逐步强化，要求我们必须推动经济发展向绿色低碳循环转换。经济增速放缓后，产能过剩行业、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和金融领域的潜在风险“水落石出”，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要求我们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13.1.4.3 经济新常态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
经济发展新常态之所以“新”，不仅在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呈现若干新的特征，而且包含新的战略方针、新的制度条件，包含新的思想方法、新的工作理念。
新的战略方针，突出体现为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为了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而不应把发展简单化为增加国内生产总值。必须明确，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经济发展新常态不是不要发展，不是不讲GDP，而是要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必须准确把握这种发展条件和发展要求的变化，更加自觉地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是我国迈上更高级发展阶段必须越过的坎。因此，组织经济活动，既要看发展，又要看基础；既要看显绩，又要看潜绩；既要注重GDP增长，更要注重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提高。
新的制度条件，突出体现为确定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推动作用。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在新常态下，要实现新发展、新突破，制胜法宝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和牵引是经济体制改革，而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了顶层设计，明确提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强调市场与政府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分工配合、协调共进。这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做出战略部署，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只有市场、政府两个方面的作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通过法治予以切实保障，才能更好地保障新常态下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新的思想方法，突出体现为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深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是新常态下必须掌握的方法论。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许多新矛盾新问题，比如，经济下行压力的问题，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问题，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问题，等等。只有树立强烈的问题意识，有效破解前进中的难题，发展才能打开新的空间。正是针对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党中央提出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战略举措，比如提出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提出“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建设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自贸区，等等。
新的工作理念，突出体现为不为压力所动的战略定力。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要保持战略定力，敢作为、勇担当；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切实把工作落到实处。这些要求在新常态下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习近平同志突出强调的是敢于担当的精神、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攻坚克难的力量，以及“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的责任意识。面对新常态下的经济减速，一些人患上“换挡焦虑症”，对此习近平同志指出，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要沉住气、有调控定力，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面对经济结构调整中最为突出的化解产能过剩问题，他强调，再难也得干，要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打好这场攻坚战，向历史和人民交代。在新常态下，既要增强攻坚克难的勇气，也要保持强大战略定力；既要有忧患意识，也要有历史耐心。只要一步一个脚印朝着既定目标前进，就会在新常态下把握新机遇、展现新作为、实现新发展。
13.1.4.4 中国经济新常态是从规模速度到质量效率的现实要求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这对我们新的历史时期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把主要依靠高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发展视为“旧常态”，那么，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环境以及从中等偏上收入向现代发达市场经济过渡的新发展任务，决定了我国经济将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表现出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三大特点，发展方式开始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率型转变。
新常态下为什么要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这是因为，旧常态下的高要素投入增长驱动方式无论从供给、需求，还是从资源环境角度看，都已经难以为继。要素使用效率的低下，决定了发展方式必须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率型转变，成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重要特征之一。
奋力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要求我们必须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既要看速度，也要看增量，更要看质量，要着力实现有质量、有效益、没水分、可持续的增长。
要坚持内涵式发展。要辩证看待发展阶段转换过程中出现的增长率短期下降，少用或不用大规模刺激政策维持高增长，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前提，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通过增加有效供给来撬动新一轮经济增长，如以推进新型城镇化为契机，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服务投入，释放农村消费需求。
要坚持创新发展。必须确立新的发展理念，用新的理念引领新的发展，不断拓展发展新空间。这就要求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把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要坚持开放发展。开放是推动改革的重要力量，也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新常态下，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
13.1.4.5 经济新常态具有无比的优越性
显而易见，在这些新的战略方针、新的制度条件、新的思想方法和新的工作理念引领下，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呈现新的状态，展现许多新的亮点，取得了新的成效。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第一，深化改革带来新变化，释放了市场活力，营造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浓厚氛围；第二，服务业蓬勃发展，随着产业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我国经济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加快转变的趋势更加明显；第三，经济运行质量有所提升，2014年全员劳动生产率比上年提高7%，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4.8%，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第四，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带来新的增长点，与互联网有关的新业态持续高速扩张，“互联网＋”已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第五，引进来、走出去成效明显，“一带一路”等战略稳步实施，利用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并驾齐驱”；第六，基于国民高储蓄和长期积累的国家净资产，我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空间很大，回旋余地比较大，宏观调控“工具箱”里的工具还比较多。总之，我国经济“换挡不失势”，完全有条件、有可能实现经济增长保持中高速、产业迈向中高端的“双中高”目标。
正确理解和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要清醒地认识到，新常态开拓了通往新繁荣的康庄大道，创造了新的战略机遇，提供了新飞跃的要素、条件、方法和环境。但是，机遇要变成现实，还有待以壮士断腕的决心积极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切实完成转方式、调结构的历史任务。因此，既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保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战略转折的平常心；更要下大决心、大气力引领新常态，面对新挑战去夺取新的更大胜利。
还须认识到，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绝不意味着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某种新的稳态，更不是说我国现状便是新常态。如果把现状认作新常态，新常态就变成对现状的消极默认，从而失去其蕴含的进取精神。目前的状态只是新常态的一个起始点，它正引领我国经济进入一种综合动态优化过程：某些特征正在生成、发展、壮大，另一些特征则在弱化、改变或者消失。简言之，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一个有着确定愿景、随实践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有专家认为，新常态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指的是多重因素变化的综合优化过程。它指向的是中高速增长、质量效益提高、生态效应改善、可持续性增强的良性组合，指向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个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和定型。
此外，新常态是党中央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若干阶段性特征所做出的新的理论概括，有确定的理论内涵和明确的实践要求，对这一概念不能泛化和滥用，更不能在其他领域其他问题上随意贴标签。因此，必须科学理解其内涵，精准界定其外延，切实领会其精神实质。
13.1.5 经济新常态的意义
13.1.5.1 经济新常态助力中国再上大台阶
目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所谓“新常态”，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有新的发展特征、新的发展动力、新的发展趋势，需要新的发展思路、新的发展政策，顺其自然，应势利导。我国的经济起飞是从1978年到2011年，33年间经济增长率平均是9.9%，在高增长率下，环境承载能力、能源消耗达到或接近上限，有必要主动放缓增速。因此，新常态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自然而然的时期。
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来看，中国正在从目前的外向型经济向建立世界最大的开放性经济转变。我们的确需要认真回答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到底会对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什么影响？我们又应当如何全面对外开放、全面参与全球治理、全面做出世界贡献？对此，有必要从全球视角来定量分析，让数据说话，让事实证明。
第一，理性对待西方看低经济新常态。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不仅引起全国强烈反响，而且也引起世界广泛关注。一些人对此进行了别有用心的解读。实际上，3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就一直伴随着类似的论调，既不新鲜，也不是什么惊人之语，当中国经济增长率从10%左右的速度降至7%以上的速度，又会冒出“中国崩溃论”等奇谈怪论，不只是反映了西方意识形态的偏见，也反映了许多西方专家学者不够专业化，更像不入了世界主流的算命大师，不是历史的泡沫，就是历史的笑话。
第二，准确把握中国发展的外溢性和外部性。
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对世界产生正外部性与贡献：（1）经济外部性与贡献。一个国家对世界的经济贡献，既与该国家经济规模成正比，也与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率成正比。中国同时具有规模效应和速度效应，两个效应相互叠加，世界经济增长产生几何级数式的重要影响，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第一大发动机。根据我们研究，按汇率法美元现价计算，2000—2013年期间，中国对世界GDP的增长贡献率达到19.2%，高于美国的贡献率（15.5%）；按购买力平价国际美元计算，2000—2013年，中国对世界GDP的增长贡献率达到23.0%，也高于美国的贡献率（12.0%）。2000年时，美国GDP登上10万亿美元台阶，当时中国只有1万亿美元；2014年，中国GDP登上10万亿美元台阶，美国为16.8万亿美元，即使中国保持7%以上的增长率，在考虑到汇率变动等因素，在未来6年左右时间里，中国和美国将会同时登上20万亿美元台阶。（2）贸易外部性与贡献。这也与一个国家的贸易规模和增长速度相关。2000—2012年期间，中国货物服务进出口贸易额对世界总的增长贡献率达到12.8%，高于美国的贡献率（为8.1%），也成为世界贸易增长的第一大发动机。2000年，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还只有4 743亿美元，到2013年，登上了4万亿美元的大台阶，即使未来中国保持相对低的增长率，也会不断地再上新台阶。此外，中国已是世界140个国家或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还是几十个国家或地区的第二大、第三大贸易伙伴。即使是服务贸易也很明显，2014年中国公民海外旅游超过1亿人次，消费总额超过1万亿元。这正是中国发展的巨大溢出效应。（3）科技创新外部性与贡献。这与一个国家的发明专利申请量规模及增长率相关。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数据，2000—2012年期间，中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占世界总数比重从3.77%提高至27.80%，对全球总量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1.95%，高于美国的贡献率（为25.46%），也成为发明专利增长的最大发动机。2014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为92.8万件，已经连续4年居世界第一位；PCT国际专利申请受理量2.6万件，已居世界第三位，下一步要成为第一。此外，中国还是最大的高新技术产品销售市场和增长速度最快的高新技术应用市场。（4）减贫贡献。进入21世纪，全球第一次共识目标就是提出全球减贫计划（指千年发展目标，MDG），即到2015年全球绝对贫困人口一半以上。而中国就是世界最大的绝对贫困人口国家。按国际贫困线标准（人均消费支出每日低于1.25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提供的信息，1990年，中国约有6.83亿万人，贫困发生率60%左右；到2010年，已降至约1.57亿人，贫困发生率降至11.8%；按照中国新的贫困线，从2010年的1.65亿人，到2014年降至约7 014万人，减少了9 553万人，贫困发生率在5%左右。这既为中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目标做出最大贡献，也为国际社会提出全球减贫计划做出了最大贡献，其占全球绝对贫困人口减少量的80%以上。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是在上述基础上再上一个大台阶。即使在中高速增长的条件下，再持续增长10—20年的时间还会从规模效应与速度效应形成更大的外溢性和正外部性。首先是规模效应越来越大，特别是经济总量规模、贸易总量规模、科技人才规模（超过6 000万人）和发明专利规模越来越大。其次是速度效应也非同小可，保持在7%左右的增长速度仍然属于世界高增长类型。中国一年的增量已大体与排在世界第15位的印度尼西亚全年的GDP相当。那么，从规模效应和速度效应共同产生的总效果来看，中国不仅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贸易增长、发明专利增长第一大发动机，而且对世界的贡献率会越来越大，还会给世界各国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更大的发展空间。
第三，审慎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根本性变化，中国的利益更加紧密、更大范围地与世界各国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既是世界最大的贸易体、经济体、技术创新体，也是国际关系以及世界共同利益体的最大攸关方。在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如何全面对外开放、全面参与全球治理、全面作出世界贡献？如果说中国经济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升级版，那么“三个全面”就是中国对外开放方略的升级版，也是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大战略、大布局。
全面对外开放。这是推动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外部动力，而全面深化改革则是内在动力，进而构成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驱动力。全面对外开放本身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部分，又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对外发展空间拓展。越是对外开放，来自外部的竞争压力就越大，巨大的竞争压力也会在改革的作用下转化为巨大的动力，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吸引外资“投资中国”到鼓励中资“投资世界”的过程中形成新的增长点，拓展了“一带一路”战略路线，获得了各种紧缺的或稀缺的战略性资源，创造了“无限大”的发展空间，创新了中国独特的“共赢主义”（即和平发展互利共赢）。诚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实质上指明了全面对外开放的基本方向，中国将与世界各国形成更加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
全面参与全球治理。这既是建立更加民主、公平和均衡的国际经济政治治理结构及机制的重要途径，更是中国发挥全球领导者作用的必然选择。多极化的世界需要多元化的声音，全球化发展需要融合世界各国的先进发展经验。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无论是世界经济增长，还是建立开放型世界经济，都需要改革现有的国际治理体制，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使其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协商性，这就需要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发言权，使得国际经济治理及机构真正能够有效及时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如全球宏观经济稳定、全球金融安全、全球能源安全、全球粮食食品安全、全球网络安全、全球生态安全等。同时，也主动参与国际社会2015年之后全球减贫与可持续发展、提出远近兼顾的战略目标和路线图，为促进全球消除绝对贫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提出中国倡议、中国方案。
全面贡献人类发展。这既是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也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具体体现；既是符合世界各国共同的长远的根本利益，也是符合中国自己的长远的根本利益。为此，中国的发展可以并且越来越能够对人类发展作出重大贡献，这包括四个主要方面：作为世界第一大发动机，对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服务便利化的进程，对促进世界贸易增长的贡献；推动全球绿色能源革命、绿色工业革命、绿色交通革命、绿色建筑革命等，对促进全球节能减排的贡献；推动全球公平发展，为欠发达国家积极提供发展援助和发展经验，促进南方国家崛起，进一步缩小南北发展差距，对全人类平等发展、公平发展、包容性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13.1.5.2 新常态是中国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制胜法宝
当前，我国经济已经跨入新常态。新常态着眼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双目标”，坚持稳政策稳预期和促改革调结构“双结合”，以实现中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同时，未来居民收入增长和城镇化将推动消费持续平稳增长，而中西部地区发展和广大城市公共设施建设意味着投资仍然存在较大的拓展空间。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必将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明显提升。潜在增长能力和充裕的财政金融政策资源，无疑有助于我经济在未来较长一个时期运行在中高速的增长轨道上。相比较而言，实现迈向中高端水平的目标更加需要促改革和调结构的稳步推进。其中，深化金融改革尤为重要。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金融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利率市场化、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持续积极稳妥地向前推进。而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和金融机构混合所有制改革亦已破题。金融领域深化改革，在促进金融机构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同时，必将有助于实现我国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的目标。
利率市场化是一场重大的金融改革，是国民增加值在金融领域与实体经济之间的重新分配。通过利率水平、信贷可持续和融资结构变化等途径，利率市场化将对企业和居民的行为产生深远影响。利率市场化将使资金价格能更准确地反映市场的实际需求和供给，有助于提高资金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从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换代。
当利率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时，资金配置效率将会提高，资金会流向收益率较高、有发展前景的行业。当前，我国已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尤其是与信息、消费等相关的、有政策支持和引导的新兴服务业发展前景广阔。资金配置效率的提高在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同时，有助于企业加快创新和技术进步，促进我国经济从简单粗放型增长模式转向内涵集约式的增长模式，推进中国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
开放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是近年来呼声强烈的一项改革。目前，坚冰已经打破。作为我国主要的融资中介机构，银行业大机构多、国有机构多是两个重要特征。小微企业融资难其实是民营企业融资难，本质上是制度缺失问题。解决之道应该是持续地发展民营金融。让市场化导向和商业意识较强的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以改善市场金融资源配置机制，促进金融资源更加顺畅地进入民营企业，改变长期以来存在的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民营银行的主要历史使命应该是改善银行业结构，促进资金更多地支持小微企业。未来一个时期，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主要不应该是建更多的大中型银行，而是建立一大批小型商业银行，以“门当户对”地为小型民营企业服务。监管审批应确立和坚持这一导向。开放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促进小型商业银行发展，必将有助于改善小微企业的融资环境；尤其是可以为“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提供更好的金融支持。
涉外金融方面的各项改革和开放，有助于我国更好地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更为广阔的市场、配置各类资源，以及更为有效地控制风险，从而促进我国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
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是经济国际化的必然结果。当前我国已迈入资本输出加快的发展阶段，企业和居民对外投资的需求不断扩大。基本管制的资本项目显然不利于上述发展趋势。随着国民财富的大幅增长，企业和居民必然会产生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和有效规避风险的需求。加快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则可以满足这一不断增大的需求，便利企业拓展市场、获取资源、降低成本和控制经营风险。
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流动汇率制度是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目标。在我国对外贸易、投资和金融往来不断扩大并达到较高水平的大背景下，形成合理的汇率机制至关重要。合理的汇率机制将有助于人民币汇率运行在可接受的区间，从而有助于我国经济平稳运行和良性发展。合理的汇率水平有助于推动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促进沿海地区产业升级、加快企业技术进步的速度。合理的汇率形成机制还有助于企业规避国际市场风险，抵御开放条件下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冲击。
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获得国际市场的广泛认可和接受，并发挥计价单位、交换媒介和价值储藏的功能，最后成为国际计价、结算、交易和储备货币的过程。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我国企业和公民在国际经济活动中降低交易成本，控制汇率风险，合理配置资源和增加操作便利，从而有助于企业更好地“走出去”；尤其是有利于中资商业银行在海外拓展业务，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经济的国际化。
诚然，改革开放也伴随着风险，但不改革开放却会有更大的风险。不能一厢情愿地希冀改革开放有一马平川的前景，但更不能因为有风险而在改革开放上裹足不前、犹豫彷徨。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改革开放是新常态下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的制胜法宝。未来应重点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在牵动全局的金融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
13.1.5.3 经济新常态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强劲动力
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新常态，表现是经济发展正在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其次是我国经济增长将真正实现结构转型；另外，经济增长将更加看重创新。根据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可以判断，我国的工业化高潮已经基本结束，创新和转型升级将成为我国新常态阶段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互联网是我国最具创新能力的行业，也是我国最具潜力赶超美国的行业。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壮大无疑给各行各业带来了无数的机遇。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目标是实现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这为我国的产业和技术升级指明了方向；中国经济的基础仍然是制造业，我们应该把互联网带来的新思维和新方法融入制造业，为制造业增加新的活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比较战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地区）和那些至今还陷入其中的国家（地区），我们可以发现同样的情况。战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13个国家（地区）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高储蓄、高投资、较高的教育和健康水平、有利的人口结构、较为平等的收入分配、稳定的宏观经济、稳定的政治环境。关键是，它们都重视制造业的发展，制造业产品占出口的比例很高。相反，那些失败的经济体更多是因为过早地发生去工业化，制造业没有在世界上建立竞争优势。
图13.1显示了成功经济体和失败经济体之间的对比。可以看到，在失败经济体当中，制造业比重在刚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就开始下降了，之后虽然略有回升，但始终没有超过20%；成功的经济体表现刚好相反，它们的制造业比重持续上升，直到进入中等收入20年之后才开始下降，但即使是到30年之后，它们的制造业比重也没有低于25%。
由此反观我国，我们应该为我国重视制造业而庆贺。我国的第二产业（包括制造业、建筑业和运输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长期维持在40%以上，到2001—2010年间更是接近50%。由此可见，制造业所带来的经济繁荣是不可否定的。
因而，我们的产业和技术升级要以加强制造业为核心。在这方面，韩国和德国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榜样。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韩国都是战后发展中国家中的优等生。它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工业化进程，今天，它的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仍然保持在30%以上。德国是发达国家当中最勤劳的，它的制造业至今仍然雇用了全国四分之一的劳动力；德国企业不追求从0到1的创新，而是执着于对现有产品和技术的改进，由此牢固地占领了机械制造、汽车和化工等传统领域的高地。
图13.1 成功跨越与跨越失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地区）制造业比重情况
资料来源：宾州世界表9.0（PWT 9.0）。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为我国的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强劲的推动力。一方面，企业已经意识到，靠廉价劳动力和外延式扩张不仅不可能再获得丰厚的报酬，而且可能导致企业的被淘汰；另一方面，快速工业化为我国积累大量的资金，为企业的创新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事实上，许多制造业企业已经开始寻求技术和产品上的更新。
在新常态下，互联网焦虑可以转化为企业转型升级的动力。德国再一次为我国做出了榜样。为了应对互联网的冲击，德国提出了工业4.0的概念，其核心是用互联网改造传统产业，让传统产业实现灵活生产、零库存和互联网营销，一句话，就是实现“云端制造”。目前，我们拥有坚实的工业基础，互联网已经开始尝试探索把互联网和传统产业结合起来，为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腾飞插上了翅膀，我国的制造和运输等传统产业一定能飞上云端。
13.2 经济新常态的机遇、挑战与问题
13.2.1 机遇
进入新常态，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凸显，但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面临着转型发展的重大机遇。
改革发展共识已经形成。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深刻暴露了世界经济存在的重大结构性问题，也宣告了我国以高投资为主要特征的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近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重，一些企业经营效益恶化，经济运行潜在风险加大，都不同程度反映了以往中国经济增长所依赖的“全球化红利”“工业化红利”“人口红利”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新常态下，依靠全面深化改革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既是重塑中国经济动力的关键所在，也是从上到下最广泛的发展共识。这就为我们主动适应并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提供了认识基础。
大国经济效应正在凸显。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速虽在放缓，但经济运行更加稳健。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需求已经成为世界需求最为重要的因素，大国经济效应全面显现。一是规模效应正在显现，尽管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但由于生产效率持续提升，中国在世界市场的份额保持稳定。二是消费结构正在升级，近年来中国消费规模以年均13%的速度增长，需求扩张使中国采购成为世界经济稳定的核心因素。三是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中国的“世界工厂”与中国的“世界市场”正在对接，使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和抵抗世界经济波动的能力大幅增强。
中国经济升级版正在孕育之中。进入新常态，在市场、技术、人力等多因素约束下，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雏形开始显现。从产业看，随着收入增加，我国消费结构出现显著变化，正在由过去以吃穿住行为主向以高端制成品和服务消费为主转变。与此相适应，产业结构重心开始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过去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降低，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迅速增长。从区域看，中西部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不仅为东部产业升级提供了腾挪空间，也为加快自身发展提供了契机。中国经济发展仍具有巨大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
人口和技术新红利蓄势待发。近年来，我国老龄化趋势明显加快，意味着传统的人口红利开始消退，一些地方“招工难”“用工贵”现象频现。与此同时，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凸显。这一方面给社会造成了压力，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储备丰富，正在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此外，从衡量一个国家技术创新的各项指标看，2013年中国科研经费投入进入高速增长阶段，专利申请达到82万多件，居世界第一；技术市场活跃程度大幅度提升；高技术产品出口大幅增加，总额达到6 603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比重接近30%。这充分说明，“中国制造”正在加速向“中国创造”转变，以人才和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新红利正在形成。
世界发展格局正在加速重构。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全面提升，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格局新变化给中国对外开放和全球布局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一是“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2014年对外投资突破1 000亿美元；二是加快建设区域性自由贸易区，中国扩大开放产生的板块效应进一步强化；三是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空间战略与开放战略全面对接，新的国际合作格局正在形成；四是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银行、丝路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启动，正在打破欧美一统的国际金融格局，中国资源配置的空间大大拓展。
当前的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长进入了可控、相对平衡的运行区间。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即使是7%左右的增长，无论是速度还是体量，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的。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以确定的战略和所拥有的政策储备，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我们正在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这有利于化解各种“成长的烦恼”。中国经济更多依赖国内消费需求拉动，避免依赖出口的外部风险。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以前三季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投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超过第二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高于工业平均增速、单位GDP能耗下降等数据指出，中国经济结构“质量更好，结构更优”。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习近平举例说，由于改革了企业登记制度，前三季度新增企业数量较2013年增长60%以上。
在外需疲软、内需回落、房地产调整及深层次结构变动的力量综合作用下，经济下行压力有所加剧。然而，“新常态”并不是只有困难、挑战和风险，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因此，中国经济“新常态”孕育着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拥抱新经济体系的宏大发展机遇。
13.2.1.1 大改革与大调整的机遇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暴露了世界经济面临巨大的结构性问题，同时也宣告了镶嵌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中国传统增长模式走到了尽头。高投资带来的高能耗与高污染、收入分配差距带来的社会经济冲突以及过度管制带来的创新不足已经成为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足和民族复兴的绊脚石。人民深深地认识到，大改革和大调整是重构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基石的唯一选择。这种“大改革”与“大调整”共识的形成是“新常态”带给中国经济下一轮发展的最大礼物，在世界性结构改革的大浪潮中给予了中国良好的机遇期。
13.2.1.2 大消费、大市场与构建“大国经济效应”的机遇
世界各国惊奇地发现，中国在GDP稳居世界第二位的同时，其市场份额和消费规模也大幅度提升，中国需求成为世界需求最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大国经济效应”开始全面显现：一是在市场上出现全面的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生产效率的提升有效对冲着各种成本的上升，使中国在世界市场的份额并没有下降；二是消费开始上台阶，中国消费规模依然每年按照平均13%的速度增长，中国需求的扩张使中国采购成为世界经济稳定的核心因素，中国开始从“世界工厂”转向“世界市场”；三是中国的“世界工厂”开始与中国的“世界市场”相对接，在内外贸一体化的作用下使中国经济的稳定性和抵抗世界经济波动的能力大幅度上扬。
13.2.1.3 “大纵深”与构建多元增长极的机遇
虽然到2014年底，中国各类产业结构的指标已经标志着中国经济开始向后工业化阶段转化，工业化红利开始衰竭。但是，一定要看到中国经济纵深的厚度和宽度，即“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地区”虽然开始全面转向服务业驱动，但广大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人均GDP依然不足5 000美元，工业化依然处于高速发展的中期阶段。这不仅为东部产业升级提供有效的腾挪空间，也为中西部加速发展提供了契机。因此，中国产业的梯度大转移不仅大大延缓了中国工业化红利消退的速度，同时通过构建多元化的增长极使中国空间布局更加科学。
13.2.1.4 “大人才”与构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机遇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和老龄社会的逼近意味着中国传统的人口红利开始消退。但必须注意的是，目前“招工难”和“用工贵”问题主要凸显在农民工领域。中国的就业格局是“大学生就业难”与“民工荒”相并存。每年高达700多万大学生毕业压力已经使大学生就业起薪与农民工平均工资开始拉平。而这恰恰是中国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的关键，这说明大规模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已经为中国产业升级准备了大规模高素质、低成本的产业后备大军。以大学生和人力资源为核心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开始替代以农民工和低端劳动力为核心的传统人口红利。
13.2.1.5 “大创新”与构建技术红利的机遇
仔细梳理中国技术创新发展的各类指标，我们会发现，在粗放式发展模式走到尽头的同时，中国创新发展模式已经崭露头角：一是专利申请大幅度提升，于2013年达到257.7万，增速为15.9%，占世界总数的32.1%，居世界第一；二是R＆D经费支出突破低水平阀值，于2014年达到GDP的2.09%，增速达12.4%，进入高速度、中等强度阶段；三是技术市场活跃程度大幅度提升，2013年技术市场交易额达到7 469亿元，增速达到16%；四是高技术产品出口大幅增长，总额达到6 603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30%；五是国外发表的科技论文在2013年已接近30万篇，迈入世界科技论文大国的行列；六是中国拥有世界最庞大的科学技术研究人员。上述这些参数说明，只要进一步进行科技体制改革和鼓励各类创新创业活动，中国技术创新红利必将逐步实现。“中国制造”开始向“中国创新”转型，从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向知识密集产业过渡。
13.2.1.6 大升级与构建升级版中国经济的机遇
在市场、技术、人力等多方面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开始出现全面升级的势头：一是在人均GDP接近8 000美元时，消费开始出现大幅度升级，开始从过去30年的以吃穿住行为主体的工业化消费转向以高端制成品和服务消费为主的后工业化消费；二是产业在需求拉动下，开始大幅度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国升级版经济的雏形开始显现。
13.2.1.7 大开放与中国经济全球布局的机遇
中国经济实力的全面提升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给予了中国前所未有的进行大开放和全球布局的机遇：一是中国开始从“商品输出时代”转向更为高级的“资本输出时代”，对外的FDI高速增长，海外并购突飞猛进，其平均增速超过30%，对外投资总量2014年已突破1 000亿美元；二是以区域性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全面强化中国开放的板块效应；三是以“一带一路”为核心展开中国空间战略与开放战略全面对接，并通过互联互通打造中国新的国际合作格局；四是以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构建，打破欧美一统国际金融的格局。这些拓展有效扩张了中国资源配置的空间以及盈利模式，必将把中国发展带入新阶段。
13.2.1.8 收入分配改革与实现社会公平的机遇
随着经济增长将从超高速转向中高速，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了新常态。经济结构将会得到优化调整，以制度和技术创新为主体的经济增长的动力将会更加持久，社会民生将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将得到有效治理。同时，经济新常态会带来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也会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出新要求。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既有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提高居民的消费支出比例，减少过剩生产能力，又能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带来经济增长的活力。因此，在经济新常态下加快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过去几年中，我国的收入分配格局出现了一些新变化。首先，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得到了初步遏制。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估算，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从2008年的0.491下降到2014年的0.469；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也有所缩小，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比例从2008年的3.3倍下降到2014年的2.9倍。改革发展的成果会更多向低收入人群和贫困人口倾斜。中央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与改善收入分配相配套的强化民生的政策措施，低收入人群和贫困人口的收入明显增加。这方面最好的例证是农村“新农合”实现了全覆盖和保障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以及“新农保”的快速推进。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程中，我们不能不考虑到经济新常态所带来的影响。经济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增长率会下移一个台阶，居民收入也会相应地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在经济新常态下，居民收入差距会出现什么变化呢？是会扩大还是缩小呢？大量的最新国际研究文献表明，经济增长速度与一个国家收入差距变化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引起收入差距变动的不是经济增长速度，而是增长方式，即是包容性增长还是非包容性增长。即使在低速增长时期，如果贫困和低收入人群能够参加经济增长过程，更多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收入差距仍会缩小。因此，在经济新常态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仍需要全面推进，加大力度，因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任务仍很艰巨。虽然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得到了初步遏制，但是收入差距仍处在高位水平上；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有所缓解，但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亟待建立全社会的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我们更应该认识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助于经济新常态的稳定性。通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收入差距，让低收入群体有更多的收入，无疑会有助于社会消费倾向的上升，从而实现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有效解决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会带动社会公众的公平感的上升，会有助于社会稳定，为经济新常态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因此，在经济新常态下，不能以保持经济增长为借口，延缓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步伐，减轻改革的力度。
在经济新常态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需要稳定的宏观经济态势。首先，稳定就业应该是重中之重。其次，政府财政支出中用于民生支出的部分要保持稳定增长。在经济增长减速时期，政府财政收入必然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我们始终坚持不挤压民生支出的原则。正如李克强总理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言，2014年“尽管财政收入增速放缓、支出压力加大，但财政用于民生的比例达到70%以上”，这为我们的收入分配改革奠定了一个坚实基础。
总之，经济新常态对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既是挑战，更是机遇。未来我国收入差距的走势和收入分配公平性的进度主要取决于两个“力度”：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力度和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力度。中央已经下了决心，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到2020年建立起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的目标是可以完全实现的。
当然，要很好把握上述八大机遇，将各种战略机遇转化为真正的增长和发展，这不仅需要我们有效解决“新常态”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同时还需要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础上构建出适合下一轮经济发展的制度体系。
新常态下的中国仍然处在极为珍贵的战略机遇期。下一个30年，仍然属于中国黄金发展的30年，中国的增长方式将更加合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将大幅提升，经济发展带来的幸福感将更加包容，中国经济对全球的影响将更为深刻和全面。但是，这种机遇能否兑现取决于我们能否深刻认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对经济减速保持宽容，对调整中的风险不再回避和拖延。
13.2.2 挑战
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也让中国的经济改革面临新的挑战。概括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3.2.2.1 经济增量依然可观，但稳定经济增长任务繁重
经过30多年高速增长，中国经济体量已今非昔比。2013年一年中国经济的增量就相当于1994年全年经济总量，可在全世界排到第十七位。从经济总量看，我国目前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从发展速度看，30多年来，中国经济以世界少有的年均接近两位数的增长速度高速发展，创造了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
在经济新常态下，依靠依然可观的实际增长能够有效保障国家财政实力不断增强，而财力的增加能够对促进经济发展、加强经济和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切实改善民生、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和自然灾害的冲击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从我国的发展实际看，依靠依然可观的实际增长，党的十八大确定的“两个百年”奋斗目标是能够实现的，也将为中国经济带来更多“大国红利”。
但客观讲，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下行的挑战亦十分明显，需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采取各种措施综合施策，使经济增长运行在合理区间。
13.2.2.2 经济增长动力更为多元，但核心动力源正在培育中
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从城镇化角度看，我国正在经历世界上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城镇化过程，城镇化伴随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将推动消费持续增长，这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2014年我国的名义城镇化率仅为54.77%，户籍城镇化率则低得多，仅为36%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从工业化角度看，我国工业化的任务远没有完成，除东部部分省市基本完成工业化外，中部、西部等省区工业化的发展还不是很充分，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机遇。
但也应当看到，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创新能力提升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面临的创新挑战和技术瓶颈依然存在，离依靠“技术红利”创造经济增长核心动力源还有较远的距离。
13.2.2.3 发展前景更加稳定，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还有很大空间
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的统计公报显示，这一比例攀升至48.2%，这是非常好的经济结构优化迹象。在支撑我国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内需结构中投资占比相对较高，但2010年消费率和投资率达到各占50%之后，消费率出现较快增长趋势，在经济结构中占比再次超过投资率，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的关键性作用逐步得到体现。
由于地理条件、发展基础、历史文化等因素，我国区域经济结构中，东中西部发展差距较大，随着“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区域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区域结构亦在逐步得到优化，将为中国经济带来更多“发展红利”。
但同时应看到，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还面临着诸多挑战，产业结构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显得较为落后，需求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还有很大的调整空间，这些因素在制约着中国经济质量的整体提高。
13.2.2.4 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但转变政府职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在经济新常态下，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新一届政府将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和“当头炮”，目的就是要从体制机制上给各类市场主体松绑，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2013年以来，国家先后取消和下放了共700余项行政审批等事项，涉及将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等一系列具体举措。2014年前三个季度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920万户，新增企业数量较2013年增长60%以上。
这些举措既对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将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机遇之一。同时我们也要承认，当前地方一些职能部门过度干预企业经营管理，吃拿卡要、“红顶中介”、寻租腐败等现象依然存在，建立法治政府、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也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挑战之一。
13.2.3 面临的问题
13.2.3.1 投资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无论如何绕不过投资。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主要取决于投资。但是，投资又带来了产能过剩、增长水分等很多问题，所以出现了“投资—增长—过剩”的悖论，在新常态下需要进一步解决好这个悖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用改革的方式，对投资进行一些新的处理。
13.2.3.2 债务率上升和杠杆率飙升问题
这次全球经济危机是因为发达经济体杠杆率上升、债务上升导致的债务危机。在危机发生时，我国的杠杆率和负债率都不算高，但这几年都飙升了。我国的实体经济总负债杠杆率的占比目前还不高，但是企业的负债非常高，实际上与国际比较都是这样。
自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负债率持续上升，成为经济的最大隐患，尤其以企业和金融部门为最，其中2014年企业部门负债／GDP约125%，金融部门非信贷负债／GDP约104%，均已超过100%，导致产能过剩以及金融风险的累积。相比之下居民负债／GDP相对较低，在40%以内。但中国负债本质是国企和地方政府占高比例，如至三季度末国企总负债余额为77万亿元。
直至2014年9月末，国企总负债余额为77.68万亿元，资产负债率为66%。人民日报权威人士称：2014年中国企业部门的总负债／GDP为125%，到2015年据推算仅国有企业负债／GDP将达到118%，如假定非国企的债务额是国企的一半，则我国企业债务占GDP为177%。全球第一！具体可见图13.2。
图13.2 我国企业部门（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负债及其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海通证券研究所研究资料。
13.2.3.3 城镇化问题
原来城镇化是开发计划，即买地、卖地、招商，现在需要从城乡一体化的角度重新看城镇化，要从土地市场一体化的角度看城镇化。城镇化是为了提高效率，城镇化的社会含义意味着公共服务均等化。
13.2.3.4 房地产市场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从体制上削弱了房地产价格上涨的经济社会基础。另外，城镇化战略的转型，终止了住房市场发展的传统动力。未来城镇化将不再主要体现为开发区化的城市规模扩张，所谓10—20年的刚性需求是否还存在，需要认真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当城乡土地一体化时，房价上不去了。再加上房地产市场供应量绝对大于需求量，居民的购房意愿急剧下降。
13.2.3.5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地方政府债务可能长期化，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总体可控，理由有三点：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占GDP的比重仍控制在40%以内，处于国际通行的60%债务率控制标准范围内，但是如果不加以处置，长此以往就会成为大问题；二是中国整体的资产负债表仍然健康，我们可在不对经济健康造成较大损失和对经济增长速度造成较大不利冲击的条件下处理地方政府债务，单一制的政体，使得我们也有此能力；三是中国可供选择的去杠杆空间仍然很大，包括政府资产的转卖、债转股，长、短期债务重组转换，拉长负债周期，降低期限错配风险等。以上使得地方政府债务总体可控，其实也是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方案。
13.2.3.6 金融问题
量宽、价高是金融的主要问题。量宽是中国的流动性过剩，但利率很高，这是现在金融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这一问题经常发生并且长期持续，导致我国金融结构中存在种种障碍。理论上说，这一现象阻碍了货币向信用的转移，货币向信用转移过程中，每转移一步就加一下价，最后转到实体经济手中利息便居高不下。
13.3 对策与建议
13.3.1 科学解读统计数据，全面深刻认识理解新常态
2014年的中国经济，已经充分展示出新常态的多方面特征。这些特征通过三个维度展现在我们面前：一是数量、规模维度，诸如经济增长速度、物价水平、财政收支、货币供求、国际收支等等，这一维度展示的是经济运行的数量侧面；二是经济运行结构、效益和质量的维度，诸如三次产业结构、劳动生产率、各种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数据的变化等，这一维度展示的是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侧面；三是改革的进展和增长动力的转换维度，诸如商事制度、财税体制、金融制度、国企国资、民营经济、投资融资等，这一维度展示的是经济运行体制机制的变化，它揭示的是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可持续性。上述三个维度对应着新常态下经济运行“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的三大特征，只有从这三个维度综合观察，我们才能对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及未来发展趋势有清晰的认识。
一些分析者仅仅关注速度的变化，并据此得出对中国经济悲观的结论，少数人甚至将之与经济衰退等量齐观。这些看法肯定是片面的。这是因为，这些看法仅仅注意到我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的一面，但却未注意到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和可持续性均稳步提高的一面。2014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较2013年提高7%，显示出效率对速度的良性替代。
从经济结构看，2014年，我国第三产业增长8.1%，超过了第二产业增速0.8个百分点。这一变化，使得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48.2%，高出第二产业5.6个百分点。这正是我们多年来孜孜以求的变化。从增长结构看，2014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达到51.2%，比上年提高1.3%，超过投资对GDP增长率的贡献4个百分点。自20世纪以来，我们就一直希望经济增长机制从投资增长型、外需引导型转变为内需引导型，这个希望在2014年开始实现。长期以来，我们希望经济发展能够在较低能耗、较低水耗和较少排放的基础上进行，但一直未能如愿，在2014年，这些目标中的大部分已开始实现。就对外经济关系而言，2014年，我国国际收支差额继续保持着占GDP之比低于4%的态势，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继续下降。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经济增长速度虽有下降，但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率依然保持着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农民纯收入增长率高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双超”良好态势，并导致中国城乡收入比于2014年首次降到3倍以下，迈开了缩小城乡差别的坚实步伐。如此等等，都表明我国经济进入了速度略有下降但质量效益稳步提高的新状态。
就第三个分析维度即改革而论，2014年的进展更十分显著。仅就经济与生态文明建设领域而言，就有近40项改革措施推出或开始实施。行政审批制改革令世人瞩目。2014年，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总方向，行政审批制度再度减少300项。在商事制度上，简化手续，放宽准入是一大亮点。2014年，近1 300万家新企业建立起来，其中大部分是中小型企业，而且80%以上集中于服务业。这一变化，有效地在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环境下支撑了就业的增长。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全面推出。预算的规范、完整、公开、透明，以“营改增”为代表的税制结构的全面调整，全面推行中期财政规划，编制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等等，开始为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铸就坚实的国家治理基础和支柱。支撑新常态的社会安全网已经有了相当的密度。社会保障制度的并轨、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进一步完善了“宏观稳定、微观搞活、社会制度托底”的新宏观政策的架构，基本保证了我们能够承受较大的增长率减速的冲击，进而从容地进行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换。外向型经济体制建设取得新进展。上海自由贸易区建设在扎实推进，形成了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新鲜经验，并于2014年底开始在天津、福建和广东推广。
综上可见，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已开始脱离投资驱动和出口驱动的传统增长方式，正逐渐向更强调质量、效益、创新，更关注生态文明建设，更重视民生改善、更具可持续性的轨道过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熟知的数量型指标正发生着向下的变化，而我们过去比较陌生且重视不够的质量、效益型指标正发生着向上的变化，与此同时，改革不断在稳步推进。
2015年的中国经济将继续沿着“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的格局前行。在增长的速度维度，我们将秉承“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的理念，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持续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牢牢把握稳增长的主动权。(https://www.daowen.com)
在结构调整方面，我们将进一步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发挥政府和民间投资的作用，引导经济结构优化。我们将通过实施“中国制造2025”，加快从制造业大国成长为制造业强国。我们将通过发展新兴产业和新兴业态，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主导产业。我们将通过体制创新推动科技创新，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造良好的社会经济条件。
在改革方面，简政放权的力度将继续加大，财税体制、国企国资体制改革将进一步推进，开放型经济体建设将迈开新步伐，自不待言，同时，金融改革、“三农”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价格改革，以及多双边和区域开放合作等等也将启动。
总之，在新常态看下应该综合以上三个维度来看待中国经济发展。经济质量不断提高，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改革动力持续增强，中国经济已迈入一个新的阶段。
13.3.1.1 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速换挡不改经济向好基本面
初步核算，201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4%。跟过去的高速增长相比，尽管增速略有放缓，但既没有“掉挡失速”，又蕴含着更高的含金量。就业在经济放缓情况下不减反增，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 322万人，农民工总量比上年增长1.9%。物价水平较为稳定，全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0%，低于年初预期目标。进出口平稳增长，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264 334亿元，比上年增长2.3%，贸易顺差23 489亿元。粮食生产喜获“十一”连增。这些情况足以表明，我国经济总体向好、稳中有进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经济发展的柔韧性得以增强。
“事非经过不知难”。2014年，世界经济复苏疲弱的“亚健康”状态依然持续，经济金融风险上升，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低。国内经济仍处在“三期”叠加的阵痛期，产能过剩矛盾突出，工业生产价格持续下降，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等问题比较严峻。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国从容应对各种挑战，顶住巨大的下行压力，保持中高速增长，成就来之十分不易。从世界范围看，7.4%的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仍然是高的。更应该看到，7.4%增速所对应的经济增量已经达到8 000亿美元左右，相当于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13.3.1.2 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产业结构优化，转型升级态势明显。工业向高端化转型演变。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12.3%、10.5%，增速分别比规模以上工业快4.0和2.2个百分点。在工业化、信息化以及居民消费升级的多重因素推动下，服务业增长强劲。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1%，增速比第二产业高0.8个百分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比第二产业高5.6个百分点。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表明，我国经济正处在向中高端演化的过程，并将持续这一过程。
增长动力从投资出口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变。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受国内资源环境以及外部压力影响，投资和出口的拉动作用渐显乏力，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则逐渐增强。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2.0%。居民消费结构持续改善，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占比提高。在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交通通信和医疗保健支出占比分别比上年提高0.6和0.3个百分点。旅游消费增长较快，全年国内游客人次比上年增长10.7%，国内居民出境人次增长18.7%。初步测算，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比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高2.6个百分点，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消费驱动型经济模式初步显现，表明我国经济增长需求结构趋于优化。
13.3.1.3 经济运行质量效益不断提升
在市场倒逼和政府引导下，质量型、差异化竞争逐步代替过去的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资源配置效率显著提升。2014年，我国国家全员劳动生产率为72 313元／人（以2010年不变价计算），比上年提高7.0%，这是劳动力素质提高、科技进步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4.8%，降幅比上年扩大1.1个百分点。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比上年下降6.3%，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5.6%。铜、钢、烧碱、水泥等产品的单位生产综合能耗持续下降。我国经济正逐步告别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式增长模式，向高技术、低消耗的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
13.3.1.4 改革开放激发活力
古今中外，在经济下行时，改革创新是治本之良药。为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政府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行“先照后证”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的商事制度，启动铁路运输、邮政业、电信业“营改增”改革试点，放开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这些改革举措点燃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激情，激发了市场活力。自3月份商事制度改革实施以来，到年底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1 146.7万户，增长16.8%，注册资本（金）增长85.8%。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18.1%，增速比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快2.4个百分点，占全部投资的比重比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尤其是铁路、教育、医疗等传统行业的行政壁垒被打破后，民间资本大量涌入，为这些行业注入新的生机。
市场环境的改善和对外开放力度加大吸引了更多的外资。全年非金融领域新设立外商直接投资企业23 778家，比上年增长4.4%，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1 196亿美元，增长1.7%。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经验多点推广，服务业市场准入进一步扩大，全年服务进出口总额6 04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2.6%。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引领下，我国企业积极“走出去”参与全球化竞争，积极拓展外部市场。全年非金融领域对外直接投资额1 02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4.1%。企业海外并购取得突破，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投资效率不断提高。
13.3.1.5 科技创新注入新动力
科技创新是国家发展的核心。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带动下，我国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步伐，改善金融支持，强化激励机制，不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比上年增长12.4%，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09%。在市场化创新机制引领下，创新成果加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全年国家新兴产业创投计划累计支持设立213家创业投资企业，资金总规模574亿元，投资了创业企业739家。全年共签订技术合同29.7万项，技术合同成交金额8 577亿元，比上年增长14.8%。
创新带来新的增长点，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不断涌现，尤其在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催化融合下，传统行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不断涌现，焕发出勃勃生机。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在线医疗、网络教育等蓬勃发展快速壮大，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日益增强。信息消费发展迅速。在电子商务高速发展的推动下，全年邮政业务比上年增长35.6%，其中快递业务量比上年增长51.9%，快递业务收入增长41.9%。“宽带中国”战略实施进程加快，2014年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7.9%。2014年，全国网上零售额27 898亿元，增长49.7%，增速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快37.7个百分点，相当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0.6%。这些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新模式尽管规模数量还不足够大，但代表着新兴的增长动力，是中国经济未来的希望。
13.3.1.6 民生得到进一步改善
改善民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党中央国务院坚持底线思维，更加注重保障基本民生，更加关注低收入群众生活，不断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收入分配继续优化。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名义增长10.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0%，比人均GDP增速高1.2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快于城镇居民2.4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倍差比上年缩小0.06。启动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并轨”，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全年资助1 310.9万城市困难群众参加医疗保险，资助4 118.9万农村困难群众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年末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比上年末增加1 897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增加357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增加2 702万人，农村贫困人口比上年减少1 232万人。
卫生和社会服务事业不断改善。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卫生技术人员有较快增长，特别是养老服务能力增强，年末养老床位达到551.4万张。群众健身活动广泛开展，体育基础设施不断增加。
为了“蓝天净水”的期待，我国不断加大生态环境保治理保护力度。全年完成造林面积603万公顷，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5.4万平方千米，新增实施水土流失地区封育保护面积2.0万平方千米。年末城市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比上年末增长3.5%，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90.2%，城市建成区绿地率达到35.9%。能源消费结构不断优化，水电、风电、核电、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16.9%，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2014年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是一份凝聚着无数努力的成绩单，充分证明“向改革要动力、向市场要活力”的决断和举措是正确有效的，尤其是改革开放、科技创新所形成的诸多亮点，将会汇聚成发展的新动能，令人振奋。
新的一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尽管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仍然不少，但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只要我们锐意改革，积极创新，不断推进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努力培育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动力、新模式、新结构，中国经济必将行稳致远，托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13.3.2 正确处理各种关系，把握经济新常态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是我们认识、探究和谋划经济发展的总依据和“金钥匙”。如何正确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避免出现片面性、简单化的误读和理解以及借“新常态”为“不作为、懒作为”做“挡箭牌”等不良倾向，我们认为应该处理好以下六大关系。
13.3.2.1 要处理好忧患意识与坚定信念的关系
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以来，恰逢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下滑，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对此，有人认为问题很大，担心经济和社会矛盾并发，似有悲观情绪。首先应该肯定，认识和分析经济发展形势，一定要有忧患意识，居安思危，防微杜渐；但另一方面，一定要看到经济下行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我国面临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并不可怕，也是可控，是“新常态”的表现，不是“新常态”所致。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一定要对我国经济发展充满信心，坚定的信念是成功的一半。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第一次提出“新常态”时，就是从“增强信心”说起的，他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因此，审时度势，既要有忧患意识，更要有平常心态，抓住实质，讲求实际，保持坚定的信念。
13.3.2.2 要处理好增速趋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征之一就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增速趋缓。对此，有一种误解，认为增长速度无关紧要了，经济发展也没有原来那么重要了，从而自觉不自觉地轻视了经济发展，淡化了“第一要务”。实际上，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增速趋缓的同时，伴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艰难转变和经济结构的大幅调整，经济发展发展所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更为复杂和严峻，经济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不但不能弱化，而且更为重要和紧迫。2015年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基本面没有改变，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切实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
13.3.2.3 要处理好市场决定与担当作为的关系
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需要重视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市场为导向，主要靠市场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对此，有人误读为新常态下政府可以不管或少管，放松、懈怠，甚至于以新常态作为不担当、不作为、懒作为的“挡箭牌”。实际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市场决定和政府作用是统一的、辩证的，不可偏废。对于各级领导干部而言，在新常态下，更要振奋精神，勇于担当，大胆作为，特别是要从我国后发国家现代化的特殊背景出发，积极探索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最佳组合，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努力推进经济发展。
13.3.2.4 要处理好不唯GDP与稳增长的关系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必须抛弃过分追求GDP、唯GDP的做法，更加注重建设生态文明，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也就是不唯GDP。与此同时，还要看到，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倘若经济增长没有一定的速度，各类隐性风险更易逐步显现，改善民生、生态环保等也可能无力保障。也就是说，不唯GDP并不等于不要GDP，而是要正确处理不唯GDP和稳增长的关系，客观、科学地对待GDP指标，努力实现稳增长目标。因此，在2015年经济工作的五大任务中，稳增长排在第一位。当然，我们讲的稳增长，不能再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不能再走粗放型增长道路，而是要追求更有质量、更有效益、更利于就业、生态友好型的增长。
13.3.2.5 处理好速度、结构与动力转换的关系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基本特征是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深入认识这三者的内涵及相互关系，是我们全面理解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基础，也是我们主动适应新常态的基本要求。一般来说，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相互影响。经济增速的变化是主要动因，能够直接影响到结构、动力的改变，如果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结构优化升级、新的动力机制重塑都要受到制约。同时，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也会反作用于经济增速，决定着经济能否保持中高速增长，并向中高端发展。
从速度看，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是进入新常态的起点和动因。短短几年时间，我国经济增速由10%以上回落到7.5%左右，既有国际环境的影响，也有国内发展阶段转变的因素，是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经济发展条件变化的结果，符合多数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情况看，中高速增长的范围大概为6%—8%。但对于我国经济增速变化，人们认识存在着较大分歧。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大多数国家或地区在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后，经济增速的降幅平均达到50%，中国经济未来几年的增速要下降到5%左右。而5%左右已不是中高速增长，显然也不是我们期望的新常态。如果速度不断下滑或降幅过大，经济社会运行会出现剧烈波动，结构调整优化、增长动力转换的过程将受到明显影响。事实上，我国作为一个人均收入仍较低的发展中大国，发展上具有较大的特殊性，消费释放不足，发展差距较大，体制因素对经济活力的制约仍较多，这些既是压力又是动力，是可以拓展的增长空间，能增加未来发展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当前，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城乡、区域、国际国内协调发展，发现和培育形成一批新的增长点和增长带，完全有可能助推中长期经济增长率提高。
从结构看，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是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基础。经济增速下行会引起结构的变化，同时通过需求导向进一步加大对结构调整的压力。结构的有效调整既需要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也需要比较完善的市场机制。如果市场作用受到体制因素的制约，结构优化升级的进展将比较缓慢。在这种情况下，因资源配置格局和效率没有明显改善，就会导致供给被动地适应需求，经济增速则可能持续下滑。因此，结构调整优化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能单兵突进，必须通过深化改革真正加强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近两年来，在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下，我国居民消费潜力不断释放，消费需求拉动力明显增强；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加速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大幅提升；新的科技成果、商业模式得到广泛应用，新兴产业、新兴业态持续增长，传统产业、传统工艺改造升级加快，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不断提高、品种不断丰富。这些将使新的生产能力大范围、多层次替代旧的生产能力，使新的增长机制逐渐替代旧的增长格局，使供给发挥引导、激发、带动需求的作用，从而使资源配置效率得到较大改进，促进经济增速稳定和回升。
从动力看，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是进入新常态的必要条件。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最主要原因就是资本、劳动、土地等要素投入的驱动作用下降，资源环境的约束增强。因此，在这个阶段，如果创新驱动的作用不能较快提升，经济增速将面临持续下滑的风险。创新驱动是广义和综合的，从理论上讲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上升，减弱要素投入增速下降的影响。因此，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主要路径是：通过深化改革和体制机制创新，拓展市场配置资源的广度和深度，促进企业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市场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可以预见，在创新驱动下，我国经济会在更高层次上平稳较快发展。
13.3.2.6 要处理好“内”与“外”的关系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同世界经济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济发展的“内”“外”关系日趋重要。就我国经济增长转入中高速而言，最决定性的因素当然是内在的发展阶段所致，但也与世界经济状况密不可分。在经历了金融危机后的“大衰退”后，全球经济正步入“新平庸”时代：较低的经济增长率伴随较高的失业率。IMF在最新报告中预测，2015年和2016年全球经济将分别增长3.5%和3.7%，比2014年10月的上一次预测均下调了0.3个百分点。就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地位而言，2014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10万亿美元，成为全球除美国之外第二个经济规模超10万亿美元门槛的国家。同时，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依然高居第一。据IMF测算，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7.8%，美国则为15.3%。就中国经济同全球经济的关系而言，在“新常态”之下，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互动方式正在重构，全球经济再平衡进程提速。由于消费超过投资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大引擎，出现“中国制造”让位于“中国需求”和“中国市场”的趋势，中国正在从“世界工厂”向投资输出国转变。2014年全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12%，市场规模居全球第二。因此，无论是看待经济增长速度，分析经济形势，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我们都必须重视处理好“内”“外”关系。就当前来说，积极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积极发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银行、丝路基金、欧亚高速运输走廊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13.3.3 坚持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及包容性发展，适应经济新常态
2014年7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了遵循“三个规律”来推动“三种发展”的新命题，即“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形势需要提出的重要观点，并赋予新时代的内涵和特点，这也将成为判断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质量、成效的基本标准。
13.3.3.1 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
经济规律是经济运行过程中最本质、最核心、最基础的基本规律。遵循经济规律，实现科学发展，就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实现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
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理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出发点。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发挥市场经济机制是主要内容。市场机制包括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和供需机制三大机制。其一，价格机制。遵循价格机制就应该进一步缩减政府的定价范围、扩大市场定价范围，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其二，竞争机制。竞争机制有赖于政府加强和完善公共服务能力，保障公平竞争秩序。但是，在经济市场中政府应把握好尺度，避免自己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反而干扰了市场秩序。其三，供求机制。遵循供求机制，就要求政府在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之间寻求平衡点，着力在供给端发力，以实现长期发展、科学发展。
由“全面漫灌”到“精准滴灌”是政府遵循科学发展的重要转变。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实体经济不景气加剧等诸多风险，政府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在宏观调控过程中保持定力、精准发力，尝试减少“大一统”的市场调控，转而投向重点关键领域发力，显示出政府更高超的宏观调控水平。政府调控政策从“全面漫灌”式的总量调控向“精准滴灌”式的结构调控转变，显现出政府遵循经济规律实现科学发展的良好姿态。
适应“经济新常态”是中央遵循经济规律的深远认识和科学论断。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要更深刻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把“经济新常态”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不仅体现了政府科学谋策，更表现了政府的自信。
13.3.3.2 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
进入21世纪以后，人民群众对绿水青山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可持续发展被提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特别是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迫使所有人必须重新审视经济发展与自然规律的关系，重新认识生态文明建设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建设中的重要性，唯有如此才会实现新常态下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
认识经济发展和自然规律的关系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从传统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是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选择。只有将遵循自然规律置于发展的重要位置，围绕绿色发展和产业转型、生态修复与环境治理，才能够实现从传统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从我国具体国情来说，就是要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各个方面，摈弃经济粗放增长、改革政绩考核体系、提高低碳环保意识、凝聚社会力量，多方位全过程遵循自然规律、融入生态理念，实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遵循自然规律的生态文明建设将成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高度，生态文明建设不再局限于生态维度本身，已经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其他方面建设当中。因此，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契机，就能够深层次梳理各项改革过程中的不利因素，能够为各项改革提供一套较为统一的标准，因此可能成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
“可持续发展”这个词大家都不陌生，其实早在1995年党的十五大就把这个可持续发展战略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的战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30多年，现在已经全面进入了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也就是说，我们经济由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档次要进入中高端，这种形势下，在发展的整个系列谱上，对应着一些非常显著的特点，这个特点围绕着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表达出来。这两大关系都进入了一个值得我们十分关注的时期，表现为四句话：一是经济容易失调；二是社会容易失序，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三是心理容易失衡，容易产生各种易冲动的因素；四是效率与公平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同时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也必须转入到以提升质量和效益、以转型升级和全面创新为基本标志的轨道上。
讲到可持续发展，我们可以从下面三组数据认识其必要性和重要性：第一组数据是1987年7月11日是世界50亿人口日，到了1999年的10月12日是世界60亿人口日，又到了2011年10月31日是世界的70亿人口日，平均不到10年左右，世界就要增加10亿人口，到2050年大家都估计差不多90亿人口也打不住。根据一些资料统计，每年全世界平均新增人口8 500万左右，这8 500万左右的人出生起来，必须保证生存和发展基础条件，别的我们先不说，就说这每年新增的8 500万人要生存和发展需要什么？大概要新增消耗碳水化合物1.7亿吨，耕地要新增0.8亿亩，能源要新增1 500亿度，水资源要新增24亿立方米，要多排出二氧化碳1.2亿吨。人口每年的这种增长量，对资源、对能源的消耗，以及对于气候变化，二氧化碳的排放都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这是第一组数据。第二组数据：在20世纪所经过的100年，整个世界发展状况下消耗了多少东西呢？世界银行曾经有一个统计，它认为大概是消耗了2 650亿吨石油和天然气，1 420亿吨煤炭，380亿吨钢，7.6亿吨的铝和4亿吨的铜，当然这个单子还很长。我们现在的新世纪，就是21世纪这100年，如果还用20世纪这种方式来换取我们增长的财富，那至少需要3—4个地球才能供应得了，地球当然承载不了，这是第二组数据。第三组数据，世界自然基金会的一份研究报告里描述了现在全世界的“生态足迹”，“生态足迹”是个名词，大致代表了每个人在他一生当中需要消耗的资源和能源以及供应资源和能源总量的代价，一般我们叫“生态足迹”，但是这个“生态足迹”已经超出了地球本身承载的20%，人类在加速耗竭自然资源的存量。
以上这三组数据从不同的方面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需要不断消耗各种资源能源，假如过量，那地球就承载不了，承载不了就会造成很大的灾害和后果。所以，可持续发展为什么在全世界得到迅速而普遍的响应，它是有非常深刻的道理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根本原因。
所以，可持续发展本身的任务对于中国应当说既是一个必须要走的，同时也是比较坚定的任务。如果再这么任性地消耗资源和破坏环境，那么，我们靠什么来维持可持续发展，怎么能保持可持续发展？
13.3.3.3 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摸索尝试中积累着对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认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自十八大以来多次强调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的重要性。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当前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差异越来越显著，矛盾开始凸显。此次中央提出“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正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本质的强烈回应，也是对“民富国强”的发展目标的再次强调。因此，遵循社会规律是遵循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的升华，包容性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二者与“以人为本”全面结合的体现。
“包容性发展”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特征。第一，公平的环境和平等竞争的机会是包容性发展的实质和关键；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应注重培养公平竞争的环境，让各个阶层的人们凭借自身努力能够平等获取致富的机会，让民营经济进入大量原先不该垄断的部门和行业，让所有人共享发展的成果。第二，保障人民的基本民生需求是包容性发展的落脚点；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还应守住民生底线，保障“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基本民生需求。第三，合理发挥政府职能是包容性发展的关键。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发挥更好的作用是抓手，合理发挥政府的职能是关键。
“三种发展”形成了全面发展的“一体三面”。“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以及“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的这“三个规律三种发展”并不是不同规律下三种独立的发展形势，也并非全面发展的三个独立侧面。这三个规律彼此发生作用，三种发展密不可分、相辅相成，形成了全面发展的“一体三面”。在“三种发展”中，可持续发展决定了全面发展的长度、持久度，包容性发展决定了全面发展的广度、普惠度，而科学发展则为发展的方式提供了最优化的选择，是全面发展的方法论。
可持续发展是全面发展的目标和要求，是科学发展和包容性发展的资源约束，代表了发展必须遵循自然规律的普遍考察；科学发展是全面发展的思想和方法，是可持续发展与包容性发展的最优路径研判和选择，代表了发展必须遵循经济规律的“理性”考量；包容性发展是全面发展的成效和质量，是全面发展的最高标准。
13.3.4 尊重经济规律，树立发展新理念，积极引领经济新常态
13.3.4.1 尊重经济规律，引领经济新常态
习近平总书记从战略的高度，及时准确地做出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战略判断，这既是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新特征的科学概括，也是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战略起点，是尊重经济发展规律的具体体现。经济发展犹如滚雪球一样，当雪球小的时候，可以很快翻一番，随着雪球体积的增大，必然要减速。世界各大经济体在经济增长中都出现过这种趋势。当然，速度降低并不影响总量继续增大，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率每提高1%带来的增量比10年前增加10%还要大。因而，经济新常态不是不要速度，而是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要没水分、可持续的增长。新常态，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极限，而是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开辟了新机遇、新天地。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客观的。经济发展同样有其自身运动发展的规律。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观念、体制、方式方法也要与时俱进。要积极引领新常态，关键是要尊重经济规律。第一，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每一个国家有每一个国家的实际，每一个地区有每一个地区的实际，每一个部门有每一个部门的实际。从世界和我国经济发展史不难看出，什么时候从实际出发，国民经济就能够健康发展。改革开放后，之所以我国国民经济能够取得巨大成就，根本的一条就是没有照抄照搬别国模式，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第二，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现代社会，不论社会制度如何，不论处在什么发展阶段都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欠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差距，表面看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实质是有没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么政府软弱涣散，要么政府包办一切。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改革开放之前，属于政府代替市场。改革开放，说白了就是要放，把不需要政府干预的放归市场。因此，引领新常态，就要为政府列出必要的“正面清单”，实现法无授权不可为，为企业列出“负面清单”，实现法无禁止即可为。第三，要全面理解经济运行具有周期性。一年有四季，经济有周期。农耕社会受自然影响较大，经济运行与气候等自然因素直接，风调雨顺农业就丰收，遇到洪旱灾害，收成就减少。工业革命以来，经济运行受自然条件影响越来越小，经济运行的周期性变化愈益明显。宏观调控可以起到削峰填壑，减少波动幅度，但不能保证经济运行呈现直线式上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运行呈现直线式上升。我们不能只看到经济下行，更需要看到其对促进企业加快技术进步和结构优化的作用。在日子好过的时候，谁都不愿意优化结构，运用新技术。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引领新常态，就是通过市场手段淘汰落后产能。第四，要认识到经济改革是有规律的。中国的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外国没有为我们提供可供照搬的模式，老祖宗没有给我们提供现成的答案，唯有在探索中总结经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必须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特别是要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担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同时，改革中要寻求最大公约数、坚持正确的思想方法、坚持辩证法等都是改革规律。
13.3.4.2 树立发展新理念，引领经济新常态
首先，理念转变才能推动行动变革。
我国将要制定的“十三五”规划不仅是我国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的收官规划，而且是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为以后的发展开启航程的规划。“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决胜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国既定的、不能变的、没有退路的目标。虽然目标没变，但与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相比，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十三五”规划必须回答如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理念是行动的先导，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用新的理念去寻找新的思路，去走新的路径。同时，“十三五”时期也是中国转方式、调结构的窗口期。最近两年经济运行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旧常态下的发展路径、发展方式确实已经很难走下去了，调结构也没有退路了，只有做优存量、做强增量才能找到出路。这不仅关系着未来五年我们能不能顺利地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而且还关系着后小康时代发展后劲是不是可持续。
在新常态下，仍要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但发展的内涵要扩展，重点要改变，要的是那种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具体说是产品要有市场，投资要有回报，员工要有收入，企业要有利润，政府要有税收，资源环境要可承载。总之，我们应在发展导向上要GDP，而不应唯GDP。
其次，五大理念决定未来发展路径。五大理念的树立决定了中国未来发展的五大路径。
创新发展作为五大理念之首，它针对的问题是我们不能再靠要素驱动来实现发展。过去各级政府都把控制或扩大投资作为主要手段调控经济增长，新常态下，投资作为增长动力仍会发挥关键作用，但作为最大动力的时代基本过去了，必须把驱动力转到创新上来，把投资与创新结合起来，投资是必要的，但要推动有效投资。新常态的一个特征是新旧增长动力青黄不接，要把创新作为驱动发展的持久动力，而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就经济增长的动力而言，重要的是科技创新，促进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商业化，形成一些新的增长点；既要注意培育新的动力，同时还要激发老的动力，只有落后的技术，没有落后的产业，不断推动传统产业的再创新。
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协调发展并不是要求不同地区的GDP增速和收入水平一样，也不是鼓励地方不管经济发展和财力水平，一味提高福利待遇。杨伟民强调要正确理解和看待区域与城乡协调发展，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对于稳定房地产市场和降低用工成本等都有深远意义。
绿色发展提倡环保低碳，绿色先行。过去我们提民富国强，现在不仅民要富，国要强，而且中国要美，这就要绿色发展。绿色发展从内涵看，是在传统发展基础上的一种模式创新，是建立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的约束条件下，将环境保护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重要支柱的一种新型发展模式。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三个要点：一是要将环境资源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二是要把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绿色发展的目标；三是要把经济活动过程和结果的“绿色化”“生态化”作为绿色发展的主要内容和途径。其本质上是要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近期不仅可以培育很多新的增长点，在长远上关系着中国的发展是否可持续，中华民族的发展是否能够永续的问题。
开放发展拓宽发展新视野。在新常态下，对外开放不再是简单的招商引资、扩大出口，而是要以全球视野和更加开放的胸怀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要实现内外需的协调，进出口的平衡，引进来和走出去要并重，引资、引技、引智要并举，迈向更为开放、互利共赢的发展之路。
共享发展提供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我们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共享发展既是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集中体现，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的必然要求。共享发展解决了“为了谁、依靠谁”这一深刻命题，也指明了实现推动持续发展的动力所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要求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使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要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就必须紧紧围绕改善民生、争取人心来推动经济发展。“效率优先”发展理念深度激发了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社会的活力和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使生产效率获得极大提高，逐渐形成了先富阶层和先富群体。共享发展是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冲刺阶段，对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发展理念的完善和升级。发展决定民生，离开了发展，无法改善民生；民生影响发展，民生问题解决好了，发展才会有力量、有后劲。坚持共享发展，就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注重机会公平、保障基本民生，实现全体人民最后共同迈向小康社会。只有保证人人享有发展机遇、享有发展成果，全体人民推动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充分调动起来，13亿多中国人才能朝着共同富裕目标一步一步地前进。
13.3.5 深化教育改革与构建人才高地，助力经济新常态
中国经济新常态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适应经济新常态，需要推动发展动力转换，需要更加注重创新，经济增长向更具可持续性的轨道过渡。这些，都要求重视教育，大力培育人才。中国要成为一个创新大国，首先必须成为一个人才大国，进而成为一个人才强国，而要成为一个人才大国和人才强国，首先必须成为一个教育大国和教育强国。教育和人才将使中国后发高点起步。
13.3.5.1 适应经济新常态必须加快创新
中国适应经济新常态必须关注全球范围内正在进行的产业革命。眼下，世界正在步入新的产业革命时代。3D打印、新材料、新能源、互联网等都构成了这次产业的基本内容。适应经济新常态不能无视这场全球范围内的产业变革。
从全球范围看居民消费指数，2012年世界平均水平是4 578美元，占其人均GDP的43.55%，中国为1 307美元，占其GDP的19.2%。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大力发展医疗保健业、社会工作、娱乐业以及旅游业是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内容。适应这种新趋势，中国相应的人才结构必须变革，教育体制必须改革。
中国从现在开始就需要考虑新的产业革命对于教育和人才需求问题，并将其视为经济新常态的重要内容。事实上，数据显示，中国就业人口中的大专、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学历人口的40%是在非经济部门就业。从国际经验出发，必须加强对我国失业人群的教育构成的检测，以便获得有关我国人口和劳动力教育状况的数据，从而实现对我国教育和就业现状的把握，绘制中国教育改革的“路线图”和“施工图”。
借鉴国际经验，未来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等一揽子的就业发展战略。国家要加强对科技人才的培养，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同时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强职业培训。
13.3.5.2 适应经济新常态加快教育体制改革
适应经济新常态必须加快教育体制改革。中国的就业分布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一是工作在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中的受过专业训练的人群，这些人群中又可以分解出管理人才、研究人才和技术人才；二是农村流动人口，流动人口大约在2.4亿人至2.69亿人之间；三是农村人口，这个群体的文化水平也不高。
中国在过去30多年享受了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力结构带来的劳动密集型发展的红利，那么今后几十年，必须通过加强教育来使受教育程度高的劳动力的比重在整个劳动力中的比重加速提高，从而实现由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根本转变，这是中国这个大国在新的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
2014年，全国中等职业教育学校中，成人中专、技工学校毕业生共577.7万人，就业人数达到558.54万人，就业率达到96%。上一轮的经济发展是以制造业为主的，但是中国技工教育远远落后于大学专科和本科教育。适应经济新常态，与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教育也将经历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
13.3.5.3 实施创新驱动必须依靠人才
中国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必须依靠人才，关键也在人才。中央要求兴起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还是离不开人才。国家在产业政策上一方面鼓励和支持创新驱动，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另一方面，要鼓励和支持发展各类制造业，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制造业，使大量劳动力能够被制造业和服务业吸纳。这种发展战略对教育体制的要求是，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精英教育，为创新提供支持；另一方面，要鼓励和支持职业教育的发展，为制造业培养大量实用技术人才。还有一个重要问题不能忽视：在高新技术产业中就业的人群与制造业中就业的人群的收入差距不能太大，这需要通过税收政策实现收入再分配。换句话说，创新驱动和协调发展有三个关键因素必须考虑，一是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二是制造业的繁荣；三是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从这样的视角看，这10年中国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就比较清楚了，改革的“路线图”会更加清晰，“施工图”会更具实操性。
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过程也是一个从教育大国走向教育强国的过程，对于科技领域的发展和科技人才培养也是这样。2012年，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知识经济指数排名，中国为第84名，反映了国家经济激励机制、创新、教育和信息通信技术的水平。2012年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全球创新指数，中国排第35名，创新投入分指数第46名。这些都显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教育改革和科技创新中需要加大努力的迫切性。
13.3.6 打造中国版工业4.0升级版，促进经济新常态
“工业4.0”是德国联邦教研部与联邦经济技术部在2013年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提出的概念。它描绘了制造业的未来愿景，提出人类将迎来以信息物理融合系统为基础，以生产高度数字化、网络化、机器自组织为标志的工业革命。他们认为，这场变革是继机械化、电气化和信息技术之后，制造业迎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因此将之命名为“工业4.0”。“工业4.0”分为两大主题：一是“智能工厂”，重点研究智能化生产系统及过程，以及网络化分布式生产设施的实现；二是“智能生产”，主要涉及整个企业的生产物流管理、人机互动以及3D技术在工业生产过程中的应用等。在这些过程中，软件是重中之重，可以说起到赋予智慧工厂“灵魂”的中心作用，包括设备制造、物联网、数据网等都需要通过软件将这几大板块联结起来。
13.3.6.1 工业4.0是新时代变局的开始
德国政府早在2010年的《高技术战略2020》十大未来项目中，就有过对未来的发展设想；希望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与信息物理系统相结合的手段，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使德国在关键工业技术上继续保持国际领先地位和在全球的竞争优势。
目前“工业4.0”在德国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得到德国科研机构和产业界的广泛认同。其中，有的协会将其下属的6—7个生产领域的研究所引入“工业4.0”概念，有不少领先企业已将“智能工厂”在“工业4.0”的主题下规划了技术演进的发展计划，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系统和理念。西门子公司已经开始将这一概念引入其工业软件开发和生产，许多企业客户个性化的定制需求得到了满足；不少企业工人从单调、程序化的工作中解脱出来，把精力集中用在创新和增值业务上；许多老工人也延长了职业生涯，使企业保持了长久的生产力。企业在制造生产中，第一次将资源、信息、物品和人进行互联，取得了初步成果，使许多初创公司和小企业受益。据德国电子电气工业协会估计，“工业4.0”可使该行业生产效率提高30%。拥有120多年历史的德国机械设备制造业联合会，已成为实施德国“工业4.0”战略重要的牵头组织和实施者。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掀起了“去工业化”的浪潮，许多制造业外迁，重点发展金融、房地产和服务业，使得虚拟经济迅速膨胀，结构性矛盾凸显，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欧美国家虚拟经济的脆弱性暴露无遗。为了解决金融危机和产业“空心化”、失业率高等问题，欧美国家相继开始加速“再工业化”，推动制造业“回归”。德国“工业4.0”以信息网络技术、数字化制造技术应用为重点，旨在依靠科技创新，抢占制造业新的制高点。
我们看到，“工业4.0”不是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简单回归，而是一个新时代变局的开始，这是继工业1.0机器代替人工时代、工业2.0的流水线时代，到工业3.0高度自动化时代后又一个新纪元的开始。从互联网发展的角度看，是互联网从“虚”的服务业大规模进入“实”的制造业的开始，也即CPS体系的实现。今后的制造业，将与服务产业一样，建立在互联网这一“共同的底盘”之上，人与人、人与机器、机器与机器之间将对话协同，工厂生产由“高度自动化”转向“智能”生产。比如，我们个人只需用手机下单，网络就会自动将订单和个性化要求发送给智能工厂，由其采购原料、设计并生产，再通过网络配送直接交付给消费者。
所以，在实施“工业4.0”之后，整个社会都将变得智能，工厂变成智能工厂，家居变成智能家居。智能物流、智能电网、智能穿戴、智能城市、智能汽车、智能医疗将成为我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形势下，机械制造领域的全球竞争正在日趋激烈。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不甘寂寞，也在采取措施，通过一系列方案对抗工业化退化，大力推进“先进制造业”。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也纷纷提出以重振制造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
13.3.6.2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工业4.0”概念的提出，毕竟是德国为自身工业发展量身定制的，或许有不少专家认为，“工业4.0”不过是德国的一项高科技领域的国家战略，主要是在高端制造技术上对抗美国，跟主要以低端制造为主的中国没有多大关系。因此，中国没有必要对“工业4.0”采取应对策略。我们认为这种看法值得商榷和探讨。
目前有数据显示，在全球机械出口份额中，德国以16%的份额占据2013年首位，中国以11%份额，略低于美国，位于全球第三。同时，在全球设备制造业的32个子行业中，中国仅在7个子行业中取得了领先地位。我们是一个发展中的制造业大国，还不是制造强国，我们应该充分考虑到德国“工业4.0”带来的冲击和潜在竞争因素。“工业4.0”的到来，将用物联网、服务互联网取代传统封闭性的生产制造系统，可以为未来工业发展打下坚实的根基。在物联网、服务互联网等信息产业领域我们又相对落后，如果我们现在不迎头赶上和超越，未来我们将没有成为制造强国的机会。
所以，中国如何学习、借鉴“工业4.0”的成功经验，挖掘自身优势，助推我国工业现代化的转型升级，并在新一轮国际经济变革中赢得先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准确研判未来走势，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提出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的新引擎；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逐步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的支撑作用，着力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迈进。
目前，在“十八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指引下，我国政府和行业部门对工业升级给予了高度重视。从《装备制造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到《“十二五”工业转型升级规划》《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以及《中国制造2025》，我国已经在谋划工业发展的顶层设计。
13.3.6.3 借势借力提前迈向智能化
根据当前国内外工业化发展形势，许多权威专家和有识之士看到，我国已经进入了科技创新活动的活跃期，到了由技术模仿、跟踪，转向主要依靠自主创新求发展，进而向产业发展制高点进军的阶段。因此，中国的工业升级之路任重道远。中国的工业升级之路不仅需要突破核心技术和核心零部件，使众多企业增加创新动力，还应在借鉴“工业4.0”的基础上，走分行业、分区域的渐进式的工业升级之路，发展中国版的“工业4.0”。
一方面，对于德国“工业4.0”我们应该深入研究，参考借鉴，搭乘这辆便车，借势借力，通过学会生产制造过程与业务管理系统的深度集成，实现对生产要素的高度灵活配置，实现大规模生产高度定制化产品，从而让制造业紧跟时代趋势，提前迈向智能化，以适应未来的国际竞争；另一方面，在《中国制造2025》中应涵盖应对策略。
目前中国已进入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增长速度将从过去的10%左右下降为7%左右。实现中国“工业4.0”并不是短期内可以一蹴而就的，这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
中国的制造业规模已经比肩于美国，两者分别占世界制造业规模的20%左右，中国正在通过对外投资将部分产业向周边国家转移。按目前的发展态势，中国极有可能取代日本成为地区生产网络分工的领导者。
但是，中国制造业在发展的同时，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受到高端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低端制造业向低成本国家转移的双重挤压，因此，学习和借鉴“工业4.0”的理念，建设智能工厂，发展中国工业版4.0，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是推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剂良方。2013年9月，工信部针对当前制约工业转型升级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制定了《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专项行动计划（2013—2018年）》，主要内容体现了两化的深度融合，包括：（1）工业技术和信息技术的整合；（2）产品整合；（3）业务集成；（4）促进新兴产业。
在讨论未来行动计划中，专家对未来发展道路持有各种不同意见。一种是强调更迅速、灵活地适应市场，用“贸工技”的方法跟上时代，还有一种则是“技工贸”的方法。比如，同样是家用电器，海尔走的是“贸工技”的路子，格力则是“技工贸”，格力强调核心技术在创新中所发挥的作用。
2014年1月，中国工程院启动并开展了《制造强国战略研究》重大咨询项目，提出在2020年进入制造强国行业的指导方针和优先行动。
13.3.6.4 多方面提高基础性竞争优势
2014年11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问德国，中德双方发表了《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共塑创新》，宣布两国将开展“工业4.0”合作，该领域合作有望成为中德未来产业合作发展的新方向。因此，学习借鉴德国经验，加强双方创新合作，通过互学互鉴，在合作的基础上发挥自身优势，为两国的经济发展和繁荣创造条件。
当前，全球已进入空前的创新密集和产业变革时代。为此，作为拥有中国绝大多数高端核心科技的中央企业更应快马加鞭，夯实基础性竞争优势，为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作出贡献。
提高基础性竞争优势，应包括如下四个内容。第一，中高端人力资源优势。今后企业发展，知识型员工需求会大幅上升，中高端人才能对工业智能化起到支撑作用，而中国正是中高端人力资源的“富矿”。第二，完整齐全的工业体系。中国工业如今在竞争中的优势已更多地体现在拥有完整的供应链条方面。比如，经过多年的国家建设，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的国家，形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小到螺丝钉等基础零件，大至通讯、航天、高铁，完整的产业链能够确保中国在世界工业市场中不可替代的地位。第三，全球最大的需求市场。中国在拥有完整、灵活高效产业链“世界工厂”的同时，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这将为工业升级提供强有力的市场支撑。第四，大规模生产的组织能力。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工厂”，中国在制造领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中国经济需要转型升级的时刻，中国的制造业正在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
最后，在发挥基础性竞争优势中，通过发展技术创新、技术转型和绿色制造，创造出以服务为基础的制造业。走高技术含量、优异的质量、低能耗以及高效率和充分发挥人才优势的工业化道路是可行的。同时，提高生产力、加快产品上市、提高灵活的生产模式以及提高资源效率，将制造企业逐步转向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打造出中国版“工业4.0”，并“引领制造业未来”，也是完全可能的。
13.3.7 寻找新动力，稳步进入新常态
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新常态。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必须深入讨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论述中国经济怎样稳步进入新常态。
新常态不完全是速度换挡，更主要的是经济要转型。经济转型主要是发展方式的转变及经济结构的优化，同时，居民收入水平也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得到同步提升。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回调是为了恢复经济的平衡，实现再平衡，使经济可持续发展。
13.3.7.1 中国经济正在稳步进入新常态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1月9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演讲时说的，“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我们认为，这三点中第一、二点同三期叠加中前两期是基本相同的，而第三点则表明中国进入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时期，这是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决定新常态能不能真正摆脱旧的已经走到尽头的发展方式的关键所在。坚持这三个特点走下去，中国经济就必定具有光明的前景。
中国经济正在稳步进入新常态。首先，经济已从21世纪头十年的超高速增长（年均增速达10.48%）后逐步放缓。2011年经济增速为9.3%，2012年和2013年为7.7%，2014年为7.4%，仍保持中高速增长，一般认为7%左右能大体稳定下来，这也是我们工作争取的目标。其次，经济结构正在不断优化。2013年起，第三产业增加值已经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超过投资4个百分点。再次，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已经有成效，未来还需长时间稳步推进。因此，新常态不是指短期的状态，但也不是管几十年的长期阶段，而是指大致十年或者再多一点时间的中长期状态。
现在看来，我们如果能够严格按照习总书记关于新常态三个特点的要求办事，就能比较顺利地实现稳增长促转型，经济会在转型升级中实现7%左右的稳定增长，并做到增长的质量较高效益较好，从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并逐步迈向现代化。
13.3.7.2 寻找新的动力
经济新常态下稳增长促转型，要求我们必须努力寻找增长新的动力实现稳增长。
首先，我国经济要稳步进入新常态，必须更加重视创新驱动发展，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按照经济学原理，在投资增速放缓和效率有所下降，加上人口红利逐步消失情况下，必须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即主要靠技术进步和创新，才能使经济增长找到新的源泉，才能稳增长。创新能力的大小，决定产品、企业、地方和国家竞争力的高低。因此，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强化创新驱动，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增加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我国研发投入占GDP比重2013年首次突破2%，达到2.09%，2014年也是2.09%，今后要进一步提高。支持科技进步已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列为国有资本投向五个重点之一，应认真落实，特别是中央企业，实力雄厚，应在这方面起带头作用，改变过去投入不足状态。要大力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包括高新技术产业。要加快完善创新机制，鼓励创新人才向企业集聚等。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要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加快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促进制造业向产业的中高端延伸，向两头延伸，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市场竞争力，使我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
其次，我国经济要很好进入新常态，稳定经济增长，实现经济转型，关键是深化改革，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不竭的动力。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很大，完全可以通过改革释放出来。比如，我们如果能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通过政府改革，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落实工商注册登记制度便利化、建立政府“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和做好公共服务等，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就能做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大提高我国的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效益。又如，我们如果能根据三中全会决定要求推进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改革，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就能进一步提高国有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同时更好发挥各种所有制经济的优势，共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再如，深化财税改革，可以为不同市场主体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开展公平竞争。营改增的税制改革，正在有力地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对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正在促进大众创业。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所得税制，对调节个人收入差距很重要。还有，推进金融改革，能够使资源真正流向效益好的部门和区域，使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如此等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通过后，在被视为“全面深化改革元年”的2014年，改革呈现明显加快之势，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确定的80个重点改革任务（其中经济和生态文明领域就有近50个）基本完成，中央有关部门还完成了108个改革任务，共出台370条改革举措等，数量之多、频率之高、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我们相信，今后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强有力的领导和推动下，经济改革和其他改革将加速推进，从而不断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使我国经济在新常态下持续健康运行。
13.3.8 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为经济新常态提供外部支撑
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近年来放慢了脚步，显示出稳定的趋势性，这表明中国经济在超高速运行数十年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增长轨迹。这就需要我们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适应经济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既要坚定信心，又要调整策略。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够在新常态的条件下，继续保持健康、持续和稳定的增长。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表现是中国经济结构的整体性变迁。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1月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阐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三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些因素的趋势性变化表明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必须制定新的经济发展战略，以适应和引领新常态。
对外开放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同样面临着重大的趋势调整。一方面，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过去出口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但当前全球总需求不振，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2014年我国出口总额增长4.9%，低于GDP的增速，而这种出口低速增长很可能将成为下一时期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另一方面，随着我国资本、技术、企业能力的积累，我国已经形成许多新的出口竞争优势，特别是在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比较密集的土木、高铁、机械、电子、造船等领域。同时，我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能力和资本优势逐步增强，企业走出去已经成为企业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此外，对外开放的国际制度环境也在发生重大变化，2001年加入WTO为我国过去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内部激励和外部保障。但是，国际经济治理结构的重大变化，使得WTO失去了多边谈判的优势，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WTO之外，并且力图排除我国等新兴发展中大国，发起了TPP、TTIP、TISA等谈判，重点围绕21世纪新的贸易和投资议题，试图重新掌握全球贸易治理的主导权。
面临宏观经济和对外开放两个层面的新常态，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必须及时做出积极回应和适度调整，以化解风险和挑战，寻找新的发展机遇和突破。
13.3.8.1 积极推进对外开放，获得新的发展能量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起步较晚，在对外开放中往往处于较为被动的地位。在经济新常态下，由于我国出口结构升级和对外投资扩张，加之国际上贸易伙伴之间的竞争会更加激烈，我们必须更加主动地争取我们的发展利益，推动贸易伙伴降低贸易和投资壁垒，为我国企业在世界上寻求更大的发展利益创造条件。另一方面，在自身开放上，“以开放促改革”和“以开放换开放”同时要求我们继续加大开放力度和加快开放步伐，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第三大对外投资国，我们已经不可能搭便车，而必须以自身的开放、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赢得我们自己的发展空间。
13.3.8.2 以服务业开放为重点，着力改善外商投资环境
服务业发展在经济新常态下对吸收就业、节能减排、提升经济竞争力都具有关键性意义，而对外开放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当前服务业的对外开放水平仍然较低，加快开放是破解这些问题的最佳方式。同时，我们应该对中国企业有更大的自信，对外资企业有更大的包容，进一步放开外资进入的领域。这不仅可以促进国内市场的竞争和效率，同时也是使外国企业能够更开放地接纳中国投资的必要条件。正在稳步推进中的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即BIT谈判），将为我国在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基础上，建立全新的外资管理体制指明方向。
13.3.8.3 参与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为新常态的稳定运行提供外部支撑
良好的外部环境是我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快速增长的重要条件，也是下一阶段经济新常态能够稳定运行所必不可少的外部支撑。不同的是，我国过去作为一个后来者，基本上是接受已有的国际治理体系，而在新常态下，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我们必须成为积极的改革参与者和治理体系的设计者。在现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方面，我国仍应高度重视WTO、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作用。作为拥有全球性利益的全球性大国，我们必须在国际组织中拥有发言权，并主动争取掌握话语权。同时，这并不排除我国寻求增量改革的空间，亚洲基础设施银行、金砖银行等机制的设立或倡议，可以对现有机制产生良好的补充和促进作用。我国积极推进的自贸区战略，特别是“一带一路”的建设倡议，同样是对现行国际贸易体制的增量改进，也为经济新常态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我们也不必排斥发达国家所引领的制度创新，在条件适当的情况下还可以积极参与，包括参加《服务贸易协定》《环境产品协定》谈判等，只要这些新的机制有助于我国赢得更有利的外部环境，同时可以促进新常态下的国内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全球利益最大化的国际经济新环境。
13.3.9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应主动适应市场化
未来五年，中国将不再纠结于GDP增长，而是尊重经济规律，注重GDP的科技含量、民生福祉。这是刚刚结束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传来的消息。在整个全球经济放缓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如何适应新常态？金融如何适应新常态？国外学者又如何看待全球经济放缓和中国经济新常态？
厉以宁称：“中国要适应经济新常态，就必须适应市场化。中国目前由工业化阶段向后工业化阶段过渡，经济增速下降到7%，下一步到6.5%，再到6%，这是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过程中增速算高的了，如果能长期保持在5%，那也不错。”在殷勇看来：“中国经济放缓的外溢效应可能被夸大了。而且中国的货币政策没有进行量化宽松，也就是所谓的QE。”斯宾塞则称：“全球经济放缓和经济构成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在整个全球的经济体当中，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经济发展得如此好。”
13.3.9.1 适应新常态必须适应市场化
“我们过去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而适应新常态必须适应市场化，新常态对于企业来说，就是要自己找销路，自己筹资金。如何适应新常态？就要适应第三产业占主导地位。”厉以宁说，在发达的西方国家中，第三产业产值的比重占GDP的60%至70%，其经济增长率一般在3%，顶多4%。中国统计局今年三季报显示，第三产业的产值超过了51%，三产将继续发展。
在谈到金融如何适应新常态时，厉以宁谈到最重要的是农村改革问题。中国农村改革现在主要是农村土地的确权，土地确权以后才有农村的各种新迹象。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调研组在浙江杭嘉湖三个市对土地确权后的农村进行调查，平湖几个村庄、小镇地下全是红的，放炮仗庆祝土地确权验收。嘉兴市在土地确权以前，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之比是3.1∶1，土地确权后短期就变成1.9∶1了，主要是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因为土地确权以后农民就安心了，到外面去做生意，土地就流转了。农民确权以后要抵押贷款，房子权证可以抵押，承包地可以抵押，宅基地可以抵押，房子也可以抵押，金融的压力就增大了。针对当前中国农村的变化，金融一定要适应新常态。
厉以宁建议，应大力建设公共投资基金。公共投资基金是混合所有制的，城市建设用公共投资基金的方式，而公用事业、公共建设的资金需求量大。“我们考察了澳大利亚、新西兰都这样做，城市依靠公共投资基金筹集的资金，项目公布、账目公开，供民众多投资审查，这样就会越滚越大，不仅解决城镇化的质量，还提高城镇化的建设速度。金融还可以帮助创新，比如把民营企业、小微企业送到资本市场里去。”与此同时，他还鼓励国有大企业改革，国有大企业改革之路就是混合所有制的路，混合所有制就一定有银行参加，有民营企业参加，它才是混合所有制企业。金融最后走到混业经营是必然的，商业银行也是走混业经营的道路。
“为了适应新常态，地下金融应该趁早把它放到地面上来，变成阳光下的金融。”他说，金融深化理论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把金融的主动性、积极性发挥出来，为金融进一步发挥作用，应该做到金融的优化管理。金融的优化管理即能够防止风险，防止各个金融领域之间相互传递的影响，还有重要的一点，实际上是真正把金融作为企业来看待。
13.3.9.2 不宜夸大中国经济对全球的外溢效应
新常态下经济增速必然会放缓。2015年上半年我国GDP的实际增速是7%，三季度进一步下降到6.9%，在由高增长向新常态转变的过程中，经济的放缓引起很多关注。甚至有人把新兴市场的经济放缓、发达国家的复苏缓慢，以及国际金融市场的剧烈调整都归为中国经济放缓所造成。
“中国经济放缓的外溢效应可能被夸大了。”殷勇对此表示，中国经济体量在不断增大，按购买力评价来衡量，我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大概在16.6%；如果按当前汇率来衡量，我国GDP占全球GDP的比重为13.4%。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总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例达到10.8%，经济速度放缓对其他经济体产生影响，这是自然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放缓影响的程度可能不像外界人说得那么大。全球经济放缓和资产价格调整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不能全部归为中国因素的影响。
他以石油为例。“石油价格每桶曾跌破40美元，而同期中国石油的进口量几乎没减少过，2015年1—8月份我国石油进口同比增长9.8%，很难用中国经济放缓或需求放缓来解释石油价格的放缓。对其他自然资源商品价格的下降也是同样的道理。”殷勇说。
从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角度，殷勇进一步分析称，2010年全球GDP平均增速大概在5.4%左右，而同期中国对全球GDP增长的直接贡献大概是1.3个百分点，2010年中国的贡献率大概占1／4左右。2015年，预计全球GDP增速大概在3.1%左右，而中国对GDP的直接贡献可能达到1.1个百分点左右，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比例可能达到1／3，也就是说，今天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五年前的经济增长，不仅贡献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所以，不能夸大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的外溢效应，全球出现的问题可能还有其他更多非中国因素的深层次原因。
“中国的货币政策并没有进行量化宽松，也就是所谓的QE。”殷勇称，过去一段时间，央行主要靠外汇占款去投放基础货币，随着国际收支和人民币汇率不断趋向均衡，外汇储备大规模积累的时代可能基本结束，外汇占款作用在下降，在这个背景之下，央行推出降息、降准、短期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抵押补充贷款，还扩大了对信贷资产质押再贷款等政策措施。中国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不仅没有增加，还出现了下降。截至9月末，央行资产规模同比下降了3%，比央行的高点下降了5.6%。中国的利率水平仍处在正常区间，一年期的存贷款基准利率是1.35%，银行的七天回购利率大概在4%左右，这跟欧、美、日经济体接近0的名义利率水平是非常不同的。央行收缴的存款准备金率仍处在历史上较高的水平，所以中国利率还有较大的弹性和空间。央行实施货币政策的空间还较大，中央银行可以使用的工具还较多，中国的货币政策没有实施量化宽松。
而且，中国外汇储备具有充足的流动性，在2014年年中的时候最高接近4万亿美元，之后平稳下降，到2015年9月末大概在3.5万亿美元。殷勇说，中国外汇储备能为央行的外汇市场操作提供可靠的资金支持，流动性是外汇储备管理的目标之一，中国外汇储备的规模、质量和流动性安排能用于维护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安全。
13.3.9.3 实现平衡稳健的经济发展
在全球经济放缓的背景下，许多国家都受到极大的挑战，中国政府也制定了相关政策来应对，并且不再那么看重经济增速。
迈克尔·斯宾塞表示，中国政府现在提出新常态这个概念，它带来的信息是，中国对未来的展望以及经济发展会有一些调整。事实上，金融危机波及了很多国家，影响了很多经济体。在整个全球经济体中，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经济发展得如此好。
“美国在发生金融危机之前，经济增长率能达到10%；英国是3.5%—4%的增长率；当时欧元区有所放缓，是3%的增长率，日本增长率是2%的水平。相对于新兴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来说，它们是成熟的经济体，但在过去6年半没有任何增长。”斯宾塞称，按照外汇储备来衡量，也看到中国GDP增长了6.6%至6.7%，这对中国来说非常不易，尤其是在国内需求非常疲软的情形下。
他发现，货币调控政策不能真正缓解滞胀的现象，货币政策也不能支持经济增长。在发达国家的经济体中，不管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不管如何降低融资成本，投资确实没有任何增加。失业率在美国都非常高，现在达到5.1%。在日本、欧洲和一些新兴国家，都争相使用货币政策调控，但都没有进行去杠杆化的工作。
斯宾塞认为，目前最重要的是重视贫富差距的分化，应该把更多的收入从上层的收入群体中导引到底层。因为上层收入经济体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来推动经济的发展。如果我们想实现平衡稳健的经济发展，就必须关注贫富差异，并且缩小贫富差异。现在所面临的挑战是，不仅能支持增长，还能实现可持续的增长。中国在适应新常态的时候，在过去大规模依靠投资，今后需要进一步促进增长，在供应方也需要做出改变。
“在中国以外的国家过度依赖货币政策，而没有真正去寻求更加平衡的政策来应对财政和结构改革，这样的情形在不同国家之间各不相同，但很多国家都需要改革。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导致今天全球经济放缓和疲软。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新常态：有低的利率创造风险、杠杆的增加创造风险、利率也不会带来坚固的增长模式。”
什么是更加平衡的方法呢？斯宾塞说，首先在财政领域中，需要来区别长期的、生产性的投资和日常的政府支出，各国要区分开。我们需要用更平衡的方法在全球范围内来恢复需求。现在有大量资金，包括养老基金、主权基金、保险基金等，它们正在寻求有合理回报的投资，如果有社会效益的话，会有非常大的投资需求。在发达国家中，存在基础设施等领域不充足的投资，可以通过公私合营、国际金融机构的方式来弥合差距。亚投行成立了资金池，从而能进一步促进公共领域的投资，投资基础设施和促进更广泛的国家经济增长，通过“一带一路”的实施，这在某种程度上能进一步应对全球投资的挑战，相信能够真正发挥作用，不仅是在全球经济发展方面，而且能进一步改善邻国经济的发展。
13.4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与展望
在新常态经济发展模式下，针对经济增速趋缓，第一个基础性的要求就是要平稳。经济增速放缓要建立在平稳适度的基础之上。
经济增速换挡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规律性现象，但要避免断崖式回落，实现经济增长的软着陆。从国际经验看，在经历了一段时间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之后，各个国家经济增速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回落，且经济增速很难维持在5%以上的较高水平。
然而，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速虽然出现了回落，但由于宏观调控注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经济增速的换挡趋于稳定，并未出现一些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快速回落。日本在二战后经历了连续23年的高增长，年均增速9.7%，但其后增速出现了快速下滑，约下降一半。我国在经历了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之后，增速开始回落，但回落速度保持平稳，特别是自2012年持续稳定在7%—8%之间。
新常态经济发展模式下的第二个基本要求是，在经济增长保持平稳适度的基础上，要增强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处理好经济增长与价格、就业、区域发展和环境资源之间的关系。
从当前经济发展现状看，与经济增速放缓相伴随的是价格和就业的稳定、区域发展的融合，以及对资源消耗的改善，经济发展的协调性也有所提升。
基础设施建设的释放、消费升级的推进，以及“一带一路”开放策略的实施将成为2015年稳定经济增长的基础动力。但考虑到在新常态运行趋势下，政府调控的主要目标不再单纯追求速度的增长，政策力度仍会以微刺激和定向调控为主。宏观经济增速可能还会有所放缓，但将保持在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在能够实现就业增长和物价稳定的前提下，对经济运行的整体影响不会太大。
从未来几年发展趋势看，我国经济仍会处于增速趋缓的发展阶段。这主要是因为淘汰过剩产能尚处在关键时刻，而新的经济增长点也还在培育过程中。投资和出口对经济拉动作用的还将会有所减弱。从投资来看，过去粗放式发展模式积累了大量的过剩产能，相关行业的投资也处于过剩状态，对经济的支撑作用也在弱化，包括房地产调整对整体经济的影响也非常明显。
从出口看，虽然2015年出口增速呈现逐季趋好态势，但较2014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回调。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较大的结构性变化，一些主要经济体开始再工业化，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国际环境变得更为复杂。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也在逐步减弱。因此，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也会受到限制。
综上所述，未来三到五年，我国经济增速将呈现逐步放缓趋势。但考虑到随着第三产业比重的不断提升，服务业对经济的贡献度会有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有望持续趋稳，经济增速下滑的速度将渐趋平缓。缓中趋稳将是新常态下经济运行的基本趋势。
13.4.1 未来经济稳定增长的发展格局不会变
尽管2010年以来我国的增长率有所下降，未来经济增长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但总体来讲，经济稳定增长的发展格局不会发生重大改变。一是内需的拉动作用有所上升，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步趋于协调，经济运行的内生性和稳定性得到加强。二是国家的宏观调控基调发生调整。自2013年开始，国家开始调整宏观调控方向。面对经济下滑局面，中央明确表态不会采取大规模刺激经济的政策，坚持不扩大财政赤字，既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2014年宏观调控最大的亮点就是“精准的定向调控”，通过扩投资、稳外贸、定向降准、减税等举措精准调控经济薄弱环节，与此同时也兼顾调结构的目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继续实施定向调控、结构性调控”，因此定向调控会成为未来一段时期主要的宏观调控方式和政策基调，将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通过远近结合的调控，有效防范风险，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13.4.2 外部环境的影响机遇大于挑战
近几年我国开放型经济实际上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外部挑战，受欧债危机不断升级、美国经济复苏脚步迟缓、新兴经济体受到冲击、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震荡起伏、世界贸易形势不振等国际贸易环境影响，我国外贸出口增长缓慢。与此相对比，未来几年，主要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有望趋于稳定，发达经济体经济有望进一步好转，世界经济整体将处于平稳之中，国际市场需求将出现回升态势。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全球经济增速将在2015年回升至3.8%。尽管国际经济环境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但总体外部发展趋势是有利于我们的。
13.4.3 重点领域改革将激发内生增长动力
随着中央改革决策的确立，释放改革红利、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成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重心。经济的增长动力将通过多领域的制度建设加以激发：一是推进土地及户籍改革、加快新型城镇化步伐将为扩大内需提供基础；二是推进行政及财税改革，通过简政放权、调整各级财政关系、结构性减税等，将会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三是推进金融改革，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发展民营银行，促进金融市场的公平竞争，为企业融资提供便利平台；四是中央正在推进长江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等重大经济路（带）的建设，这些国家战略必将为我国经济增长带来持续动力。
13.4.4 民生经济将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闭幕会见记者时提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保障和改善社会成员的生存发展条件，贯穿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运行的全过程，着重提高劳动者的收入、福利水平，提高其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这意味着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贯穿于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从而形成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不竭动力。
总体来看，在未来的几年里甚至是在较长的一个时期内，虽然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面临的不确定因素与困难较多，但只要我们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的新变化，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在更加重要位置，着重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同时，要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创造更好的体制环境。另外，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经济在保持适度平稳增长的同时，发展的协调性有所增强，结构调整步伐也在加快。未来经济发展要想在现有基础上实现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宏观调控必须要牢牢把握新常态经济发展模式的内涵和着眼点。增速换挡仅仅是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模式的表现之一。在增速换挡的背后，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将进入结构调整的关键期、转型升级的攻坚期以及创新驱动的突破期。这种新三期叠加是经济新常态的典型标志和深层内涵。
结构调整的关键期旨在通过结构调整，重构经济发展新的平台与基础，以保证经济增长动力转换。新常态环境下，必须要做的事情，就是调结构。如果还是沿用过去那种增长模式，过度依赖已经过剩的第二产业，经济发展中凸显的矛盾就很难解决。需要充分调整经济结构，化解过剩产能所带来的就业与通胀压力。更为关键的是结构调整不仅仅局限于淘汰落后产能的减法，更要注重通过定向加法补齐诸如产业短板、投资短板、消费短板、区域短板等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短板，增强经济发展的平衡性，重构经济发展新的平台，打好稳增长的宏观基础，才能保证经济增长稳定在合理适度区间。
从未来几年发展趋势看，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大力发展服务业。随着政府对服务业扶植力度的不断加大，服务业发展速度会逐步加快，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预计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在未来几年年均增幅在1个百分点以上，2020年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会升至53%左右。服务业不断发展，不断扩大，为吸纳更多的社会就业提供了巨大空间。同时，服务业的不断升级也将释放更多的潜在需求空间，推动经济持续平稳发展。
转型升级的攻坚期旨在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速度型向质量型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新常态经济运行中的核心内涵，是实现经济发展由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的过程。在经济增速放缓、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传统的通过规模扩张获取效益的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常态”发展要求。随着经济增速放缓，成本高、效率低的问题也就水落石出。这就倒逼经济发展方式要转型升级，通过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来实现经济发展的效益。其最根本特征就是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
“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与过去增长模式最大的区别就是要建立在质量升级的基础之上的。新的发展模式要实现在生产、生活、流通、管理等诸多领域的全面升级，最终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在效率提高的基础上，降低成本，获取利润空间，实现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的共赢式增长。
创新驱动的突破期旨在通过创新驱动，逐步培育出新的发展动力和竞争力。与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相伴而行的是发展动力的转变，即由过去的要素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通常情况下，在经济发展初期，随着人力、自然资源和资本投入的增加，产出也会随之而增加，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上述三种要素的继续投入，带来的是收益的递减和诸如产能过剩、环境污染等不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负面因素。此时，就必须以创新和技术进步来减缓或阻止收益递减，使相同的投入获得更多的产出和财富。通过结构调整提升服务业对经济转型升级的贡献度，也应把握适度原则，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并不是越高越好。过高的比例会造成经济发展对服务业的过度依赖，容易形成实体经济增长的空心化、虚拟化和劳动生产率的降低。我们认为，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保持在60%的水平较为合理。因此，从当前全球市场格局看，我国经济在转型期间，我们向资本密集型市场转型的空间已经很小。经济增长要想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从单纯依靠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产业转型，实现增长方式的突破。特别是我国仍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制造业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基础性支撑作用仍不能忽略，创新驱动更要注重对制造业升级的支持。这就必须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因为科技发展的本质就是通过创新驱动提升各种要素的产出率，依靠科技创新创造出更多领域的有效需求，挖掘出更多地潜在财富。在此基础上，推动包括体制、结构、人力资源和分配机制等多方面的创新。这是我国由经济大国升级为经济强国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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