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活体器官移植整体上仍应秉持保守立场

所谓秉持保守立场，是对活体器官移植采取不鼓励，也不过分宣扬的态度。有学者认为应当建立人体器官捐献激励法律制度，对器官捐献者予以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诸如合理补偿，社会尊重等，具体有“为捐献者建立纪念册”“升学求职可以加分”“评选先进模范优先”等。[24]显然，这些激励措施是针对活体器官移植而言的，其妥当性值得商榷。

对活体器官移植和遗体器官移植两种类型应区分讨论，不能笼统地谈确立器官捐献激励制度。激励活体器官移植忽略了各国立法包括和我国法律规范中关于活体器官移植仅限于特定关系范围的一般规定。配偶之间捐献移植肾脏，父母捐献肾脏给患病子女，这些在一定亲属关系范围内发生的器官捐献移植本身就有情感、家庭共同体利益、法定义务等作为最充分最强大的激励因素，无需法律额外设立激励机制。可以设立补偿制度，但是补偿（compensate）也不同于激励（incentives）。

此外，尽管理论和定义上，活体器官移植是在不损害捐献者健康的前提下进行的，但是基于科学不确定性这一科学研究中的一般原理和普遍特征，[25]不损害具有相对性，活体器官移植总是或多或少会对捐献者日后的健康、生活造成现实或潜在的不利影响，且捐献者还需承担移植手术中风险。[26]一旦发生现实损害，对于捐献者以及捐献者的家庭都是损失巨大。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分析，只有发生在亲属间或特定亲密关系间的活体器官移植才可在整体上保持成本与收益的平衡或收益大于成本。在亲缘关系间的移植中，捐献者可获得亲情的维系、家庭共同体利益的维持和促进等收益，与健康受损和手术失败的风险成本可大体上抵消或弥补。而在非亲缘关系的活体器官移植中，对于捐献者个体而言成本都是大于收益的。基于此理由，即便活体器官移植可以发生在非亲缘关系中，法律对此也不应当予以激励或宣扬。(https://www.daowen.com)

遗体器官移植是捐献捐赠者去世后的遗体器官以供移植，所以不存在前述对于捐赠者生命健康之风险和损害，并且遗体器官捐献移植不限于特定关系范围内，且捐赠的遗体器官是进入器官库按规则统一分配，不能预先设定特定的接受对象，更加体现“利他主义的礼物”属性。“从伦理上来说，遗体器官捐献具有远较活体器官捐献的优越性，它应当成为今后器官捐献发展的主导方向。”[27]遗体器官捐献应是器官移植的主要供体来源也应是器官移植的主流趋势。遗体器官移植主要阻碍之一是传统观念作用下的捐献意识较弱，公民尸体器官捐献率处于世界倒数位，[28]器官来源短缺的问题严重，建立遗体器官捐献激励制度是必要和妥当的。因此，立法不应当激励活体器官移植，而应确立遗体器官捐献激励制度，主要依靠遗体器官捐献解决器官捐献移植领域内的供给严重不足、供求失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