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活体器官移植“供体—受体”关系限定需衡量生命健康保障、器官交易防范、合伦理性等因素，通过对我国现行法规范以及与域外法的比较、分析，本文认为对“供体—受体”关系应当以亲属关系为基础构建基本关系范围圈，并且预留关系范围圈的缺口——允许基本关系范围圈外的特殊情形存在，并通过建立人体器官移植委员会对器官移植进行技术、伦理审查，尤其是对特殊情形应当进行更为严格、审慎的审查、批准。
[2]参见刘长秋：《器官移植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3]黄丁全：《医疗法律与生命伦理》，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562页。
[4]参见解志勇主编：《卫生法学通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28页。
[5]参见王岳主编：《医事法》，人民卫生出版社2019年版，第307页。
[6]Gerald Dworkin，“The Law Relating to Organ Transplantation in England”，The Modern Review，Vol.33 No.4（July 1970），pp.354－355.
[7]参见吴宪明：“活体器官移植可以无条件施行吗？”，载《医事法学》2001年第9卷第2期。
[8]参见韩大元：《生命权的宪法逻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27页。
[9]杨立新、曹艳春：“脱离人体的器官或组织的法律属性及其支配规则”，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1期，第52页。
[10]参见刘家安：《物权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页。
[11]参见解志勇：“卫生法基本原则论要”，载《比较法研究》2019年第3期，第4页。
[12]Jinal Dadiya，“Mothers Who Donate And Mothers Who Sell—False Dichotomies In The Regulation Of Living Organ Transplantation”，Socio－Legal Review，Vol.13 No.1（2017），p.54.
[13]［德］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刑法总论教科书》，蔡桂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6页。
[14]解志勇主编的《卫生法学通论》将卫生法法律体系划分为五个子法律群，分别是医事法、药事法、公共卫生法、健康保障法和医疗伦理法，器官移植法是医疗伦理法的重要内容。
[15]婚姻家庭法设置有夫妻间的扶助义务、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抚养义务、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等。(https://www.daowen.com)
[16]刘炫麟：“非亲属活体器官交叉移植的法律与伦理问题研究”，载《中国医学伦理学》2017年第10期。
[17]参见王岳主编：《医事法》，人民卫生出版社2019年版，第309页。
[18]Allan M.Concejero and Chao－Long Chen，“Ethical Perspectives on Living Donor Organ Transplantation in Asia”，Liver transplantation：official publication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ver Diseas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Liver Transplantation Society，Vol.15 No.12（2009），p.1660.
[19]我国台湾地区“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8条规定：“肾脏之待移植者未能于第一项第四款规定范围内，觅得合适之捐赠者时，得于二组以上待移植者之配偶及该款所定血亲之亲等范围内，进行组间之器官互相配对、交换及捐赠，并施行移植手术，不受该款规定之限制。”
[20]Shunichi Kato，“Ethical guidelines of the Japan society for the transplantation”，Nippon rinsho.Japa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medicine，Vol.63 No.11（2005），p.1900.
[21]Kaori Muto，“Organ Transplantation as a Family Issue：Living Liver Donors in Japa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Japanese Sociology，Vol.19 No.1（2010），p.40.
[22]Jinal Dadiya，“Mothers Who Donate And Mothers Who Sell—False Dichotomies In The Regulation Of Living Organ Transplantation”，Socio－Legal Review，Vol.13 No.1（2017），pp.56－57.
[23]蔡昱：《器官移植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407页。
[24]倪正茂、李惠主编：《中国生命法学评论（第1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6页
[25]参见褚晓琳：“论海洋生物资源养护中的预警原则”，厦门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
[26]参见刘长秋：《器官移植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27]刘长秋：“我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修改完善”，载《四川警察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28]参见郑恒：“中国器官捐献激励机制研究”，浙江大学2017年博士学位论文。
[29]穆光宗：“独生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载《中国企业家》2014年第9期。
[30]参见李娜玲：“关于活体器官移植的立法思考”，载《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1年第12期。
[31]E.Toronyi，et al，“Attitudes of Donors towards Organ Transplantation in Living Related Kidney Transplantations ”，Transplant international：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for Organ Transplantation，Vol.11 Suppl.1，p.482.
[32]参见严佳垒、袁蕙芸：“我国活体器官捐献的伦理问题研究”，载《中国医学伦理学》201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