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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文化传播研究的学科边界已经被打破，它涉及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政治学、人类学、新闻学、心理学等多门学科。因此，它既带有相关学科的“遗传因子”，反映各种知识交叉、融会、整合的轨迹，又饱含着强烈的“后来居上”的冲动，表现出作为新领域所特有的开拓创新精神和超越意识。

我们的文化传播研究应以马克思主义的交往理论为指导，运用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和实践反思法，批判地继承西方文化传播研究的理论成果，探寻文化传播与“人—媒介—社会”三个核心要素的内在关联，力图从传播的角度来解读文化，理解文化与传播的一致性，通过对传播的理解达到对文化理解的跨越和文化研究的深化，以揭示人类文化传播的现象、机制和规律。立足于对中国文化传播境况的阐述和分析，从哲学和人类学视域梳理文化传播的历史图景，追问文化传播的历史动因，考察文化传播的性质与特征、功能与结构、途径与模式，厘清文化传播与符号、文化传播与人类文明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对媒介文化进行审视，对大众传媒进行批判，对跨文化传播进行反思，从时代性和前瞻性的视角阐释网络传媒在文化传播中的地位、作用和缺失，探讨全球化时代如何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等理论与现实问题是本文的主要任务。本文共分五章进行阐述。

第一章考察和审视文化传播的历史图景。首先，从社会历史观的角度对文化传播的历史进程进行梳理和辨析，认为人类发展的历史既是文化传播的历史，也是媒介发展的创造史和变迁史。文化传播既改变了人们对外在世界的理解认知系统，也改变了人们价值意识建构的内容和方式。文化传播手段和文化传播媒介的进步不仅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而且与人类社会文化的积累和变化密切关联。文化发展和创新的速度越快，规模越大，对文化传播的速度和规模的要求也就越高，文化传播的过程与结构也就变得更加复杂。媒介制约着人们对于外在世界的认知和想象。在很大程度上，文化的进步是通过其物化形态和传播方式实现的。一个时代的文化传播的性质和水平，不在于传播什么，而在于怎样传播，用什么媒介手段进行传播。文化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受到特定媒介的支配，而每一种新的传播方式和技术的兴起都毫无例外地引起文化的变革。其次，本章通过对文化与传播及其相互关系进行考察和论证，指出文化的传播功能是文化的首要的和基本的功能，文化的其他功能都是在这一功能的基础上展开的。此外，本章还对文化传播的基因、途径和模式进行了阐述和分析，以深化文化传播理论的研究。

第二章从人类学和哲学视域对文化传播进行讨论。在人类学视域，文化传播理论是作为进化论的对立物而产生的，曾在欧美学界产生过很大影响。虽然在进化论和传播论之间经常发生争论，但两者实际上是相互补充的理论。在人类进化的早期，由于传播手段的落后，进化的机制更显重要。随着社会发展特别是现代交通工具和传播工具的出现，传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由此可见，进化论和传播论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不可偏废，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在哲学视域，文化传播表现为对人类交往领域的关注和人的反思性实践。文化传播涉及主体际的交流。个体话语何以可能成为共同主体或一般主体的话语？人的意向如何才能超越自我而达及他人？个体的反思性何以可能成为社会的反思性？这个问题对于文化传播理论来说，是最根本的问题，而它又是同20世纪哲学的最大难题即“主体际的困境”联系在一起的。本文认为，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文化传播所追求的最终目标，马克思主义的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理论是我们研究文化传播理论与实际问题的指导思想。

第三章分析文化传播与媒介文化。首先阐述马歇尔·麦克卢汉和斯图亚特·霍尔的媒介观，然后对“媒介帝国主义”的理论渊源和发展趋势进行考察和审视，指出“媒介帝国主义”有三个特点：一是以强大的经济和资本实力为后盾，主要通过文化市场进行的全球文化扩张；二是通过含有文化价值的产品或商品的销售来实现全球性的文化支配；三是这种文化支配和扩张是通过传播媒介来实现的。这样，人们更为关注两个极为现实的问题：一是跨国传媒的高度垄断和集中；二是由这种垄断体制所造成的跨文化传播“不对称”性所产生的文化后果。文化的媒介化或媒介文化是文化传播研究特别需要关注的问题。因为文化的生产、消费和发展都离不开传播，而文化传播是依靠媒介来进行的。现代传播媒介作为一个社会辐射力很强的文化装置，具有极强的“聚合力”和“扩张性”，不仅影响到文化传播的范围、内容及速度，成为文化传播的强大推动力，而且现代传播媒介的诸多特点已进入文化的深层结构，使当代文化呈现出媒介化的特征。同时，现代传播媒介经文化传播的积淀又逐渐成为独特的媒介文化，成为当代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并对整个社会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正在面对一个日益媒介化的文化大系统。媒介文化把传播和文化凝聚成一个“动力学”过程，将每个人裹挟于其中。文化的媒介化，表现为社会的技术层对文化层的深远影响。这是一个国际性的文化现象，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显著的文化特征，是当代日常生活的仪式和景观，也是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本章最后对媒介文化与“文化工业”进行分析和透视，阐述渗透于文化之中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

第四章认为文化传播在当今最突出的表现形态就是网络传播。网络不仅表征着我们时代的发展前沿，而且还为我们设计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环境。它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我们周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网络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的文化传播媒介，它使人类文化的交流真正突破了时空的边界，标志着文化“后传播”时代的到来。在文化的“后传播”时代，网络在技术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十分理想的文化交往和沟通的平台，它像一个巨大的“信息超市”，成为人类大众聚会的“广场”即“公共领域”，使人类的精神家园又有了一个新的“栖息之地”。网络媒介的发展正在改变着人们的交流习惯，并对人们的身份进行深层的定位。网络传播是人类精神交往的第二世界，是现实世界的延伸和扩展。网络传播对于现代社会的作用，已经超出了纯技术、纯经济学和纯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它对文化的传播方式、文化的生产与消费、文化资源的配置与重组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网络传播建构了一种全新的文化范式，是一种全新的文化传播形态，具有全新的社会文化价值。判断网络的文化价值的基本立足点有两个：一是网络传播是否有利于人类交往方式的提升；二是网络传播是否有利于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本章认为，网络为人类建构了一个全新的文化传播载体；网络促进了全球文化的传播以及文化资源在全球的流动与重组；网络丰富了文化传播的语言符号世界。当然，应该清醒地看到，进入网络时代，不同形态的文化在通过网络得以更加广泛传播与交流的同时，交织在其中的不同价值观和不同文化理念的冲突，并没有因此而得以缓和和消除，相反，由于网络传播的缺失，不同文化在碰撞与交汇中常常潜伏着危机。当前，认真探讨网络传播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以及网络传播潜伏着的危机并进行规则重建，显得尤为重要。(https://www.daowen.com)

第五章阐述跨文化传播的现实关切。主要讨论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世界性和民族性的关系，以及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的关系。本章选取跨文化传播的特殊视角，试图对跨文化传播中的“杂交”“混血”和“不对称”现象，以及在跨文化传播境况中如何发展民族文化等问题进行审视和反思。跨文化传播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传播全球化体系中，存在着严重的文化传播生态的危机。这里着重分析了跨文化传播中的“不对称”现象，认为跨文化传播的“不对称”对文化传播弱国的文化传播主权和文化传播资源构成威胁，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了“文化紧张”，给弱势文化造成了价值体系的混乱和价值观的冲突，有可能使弱势文化被同化或文化殖民的危险。本章对“西方文化中心论”和“东方文化中心论”的错误予以批驳，不赞成“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种僵化对立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指出全球化的确带来了文化冲突，跨文化传播也存在着“不对称”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必然造成一种文化吃掉另一种文化的结果，而是应当达到“和而不同”，是“一个世界，多种声音”，而不是“多个世界，一种声音”。跨文化传播不仅不会导致文化的“一体化”和“同质化”，相反，跨文化传播促进了多元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本章最后提出了民族文化发展的战略构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民族文化的批判继承和综合创新。中华民族利益与全球化进程的良性互动，是我们思考民族文化发展的基本点。我们一方面要保持自身主体性的“不同”，完善自己的民族性；另一方面，又要同其他“异质文化”和谐共处，“并育而不相害”，“并行而不相悖”，对外来文化进行重塑和“整合”，使我们的民族文化更具时代性和世界性。此外，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建构民族文化的安全机制，是实现民族文化创新与发展的重要保证。

论文的“结语”对在中国开展文化传播研究的意义进行阐述。指出应大力推进文化传播研究的本土化、中国化，在此基础上逐步建构起中国文化传播研究的话语体系、逻辑范畴和哲学理念，以引导中国文化传播实践的健康发展。

【注释】

[1]［美］W.施拉姆：《传播学概论》，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39页。

[2]［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27页。

[3]转引自周晓明《人类交流与传播》，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