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人类对文化传播活动的关注与思考由来已久。历史上，人们很早就对文化传播的研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大都是从文化传播起步的。2000多年前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修辞学》中就留下了许多有关文化传播的著名论断，被后人誉为文化传播研究的始祖。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孔夫子周游列国传播文化的壮举，迄今仍为世人所称道。孔夫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终日思之，不如学之”，“朝闻道，夕死可矣”，都是我们应该继承的文化遗产。
然而，近年来，我国在介绍、研究文化传播方面的有分量的著述却非常稀少，国内的传播研究大多属于新闻传播领域，缺少批判精神和形而上的哲学关怀，从哲学和文化视域对其进行系统的有创新性的研究依然还是一个有待开拓的学术“疆域”。可以说，当代中国文化传播的理论严重滞后于中国文化传播的实践，这就导致无论在理论层还是实践层都碰到了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因此，文化传播研究的本土化与中国化就显得越加紧迫和重要。
其一，全球化的进程影响着中国文化传播的消长。当代中国文化的每个进步，都是不断反对来自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潮干扰的结果。全球化和随之而来的西方文化影响，对中国文化来说是一柄双刃剑。我们要用其利，避其害，激浊扬清；要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影响，以理性科学的精神积极参与全球文化的交流；要研究中国文化传播的历史、理论与现实境况，凸显出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内在活力和人文价值。尤其是在多元文化的格局中，弘扬中华文化自身的开放性、包容性和整合与重构的强势，吸收、借鉴和融合外来优秀文化的因素，并与之形成互动、互渗和互补的文化传播态势，对赶超世界文明发展的步伐，使中国融入世界文明主潮，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人类文明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其二，理论的开放性和思想的灵活性是文化传播理论创新的前提。在文化传播研究中，我们既要批判地继承西方文化传播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又不能简单机械地移植西方文化传播理论的话语体系。应立足于中国文化传播的历史与现状进行审视和分析，坚持“上下联通，古今并用”的原则，在研究中大胆探索和创新。在社会发展形态和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中，通过对文化传播现象、机制和规律的系统考察，大力推进文化传播研究的本土化与中国化，充分展现出一个泱泱大国应有的理论思维高度，在此基础上逐步建构起中国文化传播研究的话语体系、逻辑范畴和哲学理念，以引导中国文化传播实践的健康发展。
其三，中国的文化传播研究应借鉴和发挥其“边界不清”“多元共生”的特点以及诸多学科知识和方法融会的优势，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掌握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后现代哲学、文本分析、意识形态分析以及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不同层面和角度推动中国文化传播研究本土化与中国化的拓展和深化。西方文化传播研究的活力与创造性完全在于它的实践品格与语境取向，在于它始终根据特定的社会文化条件与历史发展阶段构成自己的批判对象、批判话语与分析范式。任何理论范式、分析视角与价值取向的选择都取决于特定的语境。在不同的语境中必然存在不同的社会关系、文化关系与权力结构。值得指出的是，文化传播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是系统论。系统论以及与它相关的控制论和信息论，为观察世界和中国的文化传播现象提供了广阔的视角。
其四，传媒的世界化和世界的传媒化是当今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一个国家的传媒如果没有走向世界，它的民族文化取向就有了局限，它所传播的文化就不可能具备世界性的意义。因此，在传播全球化时代，我们必须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牢固树立“传播就是力量，传播就是生产力”的观点，充分运用资本、科学和技术等现代手段增强我国传媒的竞争实力，变文化传播“弱势”为文化传播“强势”，在国际文化传播中争取主动，适时地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介绍给世界，努力改变跨文化传播中的“不对称”不平等和“单向度”境况，为华夏文明向世界的传播和“输出”提供坚实的科学技术平台。
其五，学术关怀总是基于现实关怀，文化传播研究也是如此。在研究中，往往不是形而上的那些“玄思妙想”挑战人们的智力，而恰恰是各种紧迫的社会实践问题要求人们进行反思。文化传播研究不是参照文本的内在结构或永恒的价值，而是参照社会关系的总体图景来阐释其中的差异与实践活动。从西方到东方，从外国到中国，从近代到现代，文化传播从来都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动态的开放的概念。从本质上讲，文化传播涉及文化资源的扩散、配置与重组，文化的生产与消费、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以及文化的可持续发展等许多深层次的现实问题。文化传播理论一方面追求对人类文化传播经验有更加客观的丰富的科学的认识，另一方面也追求在批判质疑中对于文化传播环境有更深的洞见，以便能更自觉、更有勇气地利用、矫正和发展它来拓展人类的自由。为了弘扬人本关怀、社会正义与理性精神，必须持久地揭露和反抗来自物质的、权力的和迷信的精神奴役。现代文化传播技术的进步并不等于文化传播体制、文化传播秩序和文化传播实践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拥有五千年文明史、而今又以改革开放的崭新姿态进入21世纪的中国，为文化传播理论的生成和繁荣积蓄了丰厚的文化资源、深邃的传播智慧和广阔的发展空间。(https://www.daowen.com)
其六、从传播的角度来解读中国文化，是探索中国文化流变、重组和演进的重要途径。文化传播大家W.施拉姆20世纪80年代在访问中国时曾深情而又精辟地说：“我们在西方文化背景中学习科学研究方法与理论的人，看见中国长春的文化，和她悠久的传（播）的艺术传统，总免不了会肃然起敬。我们常想，中国人那种深邃的智慧与洞达，要是有一天能用来帮助西方人了解自己的工艺智识，增加我们在实验方面的体会，该是多么好的事。许多人已注意到现代中国人在传（播）的学问上认识的深刻与精到，不但反映了悠长的历史传统，且常能推陈出新。”[1]可以断言，中国人对文化传播的研究在世界上也许是最早和最深刻的。
在新世纪，透过传播认知文化、认知社会和人类自身，将成为人类认识史上的一场变革。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文化研究所受到的传媒影响越来越明显。“我们已经习惯于生活在传播的汪洋大海中，以至于很难设想要是没有传播，我们将怎样生活。”[2]文化需要传播得以延续和发展，而传播也需要文化得以丰富和生动。审视中国和世界文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面对沧桑的历史和未定的将来，思考文化传播，不仅是思考现在，也是思考历史，思考未来。
我们的思考刚刚开始，我们的探寻永无尽期。
【注释】
[1]转引自孙旭培《华夏传播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2]［美］W.施拉姆：《传播学概论》，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