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化传播的实践活动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但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是19世纪末才由西方学者发起的。在人类学视域，文化传播经历了从进化论到传播论的论争和演变，曾在欧美学界产生过很大影响。人类学的进化论包括人类生物进化论和人类文化进化论，前者以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阿尔多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为代表，其主要贡献是指出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后者以斯宾塞（Herber Spencer）、泰勒（Edward Tylor）和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为代表，直接影响到人类学后来发展的一些理论。人类学的传播学派可分为德奥传播论派和英国传播论派。德奥传播论派以弗里德里西·拉策尔（Friedrich Ratzel）、弗罗贝纽斯（Leo Frobenius）、格雷布内尔（Fritz Graebner）和施密特（Wilhelm Schmidt）为代表，其主要贡献是“文化圈层”理论的提出。英国的传播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威廉·里弗斯（Willian.H.Rivers）、埃里奥特·史密斯（Elliot Smith）和威廉·詹姆斯·佩里（Willian James Perry），他们是“极端传播论”的倡导者。

20世纪40年代以后，文化传播研究的视角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时的文化传播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关心文化对社会影响的过程、机制、效果以及传播对文化发展的作用。其代表人物有：美国的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维尔（Harold Lasswell）、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莱温（Kurt Lewin）和卡尔·霍夫兰（Carl Hovland）。进入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传播学大师W.施拉姆创建了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标志着传播学作为学科正式出现。他们在文化传播领域反对从观念到观念地对社会文化现象做纯主观抽象的说明，强调切实可靠的经验材料或客观数据的重要性，主张从外部环境或外部条件的变量出发来揭示社会文化现象的原因和客观规律。由于他们重实证和重实践效果的研究而在历史上被称为经验学派（Empirical School）。

20世纪60—70年代，文化传播研究视野发生了根本的转换。在欧洲开始出现以社会文化的批判性而备受人们关注的批判学派（Critical School）。批判学派的理论渊源有两个：一是法兰克福学派。这个学派是指以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为主的一个学术派别。该所成立于1923年。这一学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从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和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文化危机和现代西方文明。其主要代表人物有M.霍克海默、H.马尔库塞、T.W.阿多诺等人。在德国法西斯势力上台后，“社会学研究所”于1933年迁到日内瓦，第二年又迁到美国。战后于1949年重新迁回法兰克福，成为欧洲新马克思主义和新左翼运动的研究据点。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该派学者主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文化意识形态等领域进行分析和批判，并于20世纪60年代在欧洲流行开来，英国的传播学者进行的文化研究就是这一思潮在传播学中的体现。批判学派中的主要流派有：（一）政治经济学派。其代表人物是英国累斯特大众研究中心的G.默多克和P.格尔丁等。该派关心的焦点问题是现代媒介高度集中和垄断的趋势及其带来的社会后果。（二）伯明翰学派，亦称“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学派。该派以英国伯明翰大学“现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而得名，主要代表人物有R.威廉斯（R.Williams）和S.霍尔（S.Hall）。该派反对简单的“经济基础还原”论，主张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出发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传播。（三）意识形态“霸权理论”。该派学者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不再主要依靠国家、军队、法院等“强制装置”，而主要是通过意识形态“霸权装置”来维护自身的利益。该派对此现象予以揭露，并唤起民众觉醒，推动社会变革。（四）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J.哈贝马斯（Juergrn Habermas）是德国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旗手。其代表作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2）和《交往行动理论》（1968）。在这两部著作中，哈贝马斯提出通过改善“交往的合理性”来实现社会变革的观点。哈贝马斯反对导致人的异化的片面追求“工具合理性”的立场，提倡“综合的合理性”，即主张通过扩展“没有支配和强制的交往关系”来改革社会，建立基于“理性合理”的新型社会关系。(https://www.daowen.com)

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批判学派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成熟起来，成为备受人们青睐、理论内涵丰富的社会思潮。近年来，其中的文化研究在历史、文化、政治和媒介等不同层次与当下炙手可热的后现代主义的争辩，不仅紧扣社会现实的脉动，而且介入社会的变动之中，因而其影响已经波及许多领域，其学术地位和实践价值日渐提高。

进入21世纪，文化传播研究又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当今世界正朝着全球化、信息化和生态化的方向发展。当代文化传播的媒介化趋势日益凸现出来，网络传播已成为文化传播在当今的主要形态，各种各样的文化冲突奔涌而来，引起了人们的焦虑和关注。如何适应当代社会和现代传媒的巨大转变，调整自己以应对挑战并谋求进一步的发展，已成为全球文化传播学者共同关心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