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在构思和撰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心中颇为困惑的是撰写方式及其背后隐含的思维方式。
按照我的理解，一本书的写法既可以模仿一棵树的成长，也可以模仿一只土豆的成长。前者将一本书比喻为一棵树：树有树根、树干和大大小小的枝杈，与此对应，树根就是一本书的核心问题，树干是主体思路，枝杈是具体问题——这样的结构方式条理清晰，各个章节之间具有明确的逻辑关系；后者则将一本书比喻为一只土豆：各个章节之间并没有非常明确的内在逻辑，因而好像是并列关系。根据我的印象，第一个比喻来自笛卡儿的启发，他曾经把科学比喻为一棵大树，其中，形而上学是树根，物理学是树干，以此为基础产生出各门级别不同的学科；第二个比喻则来自德勒兹的块茎隐喻，他用之形容一种四处伸展的、无等级制关系的模型，其目的是反对根—树模型和胚—根模型。
对照上述两个比喻，本书的结构方式更接近块茎而不是树干。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有两个：第一，生态美学尚未成熟，其建构过程刚刚全面展开，其最终的成熟形态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现在很难断言。因此，每个从业的学者只能根据自己对于生态美学的理解，来设计相关的“问题域”并进行回答。比如，国际学术界一般都注意到了生态美学与生态学的关系，也注意到了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关系，但是，西方学者通常都不会考虑生态美学与生态文明的关系，更不会考虑生态美学与生态智慧的关系。我之所以会考虑前者，是因为我国大力倡导生态文明建设；之所以会考虑后者，是因为我本人与国内外生态规划设计界的朋友交流颇多，2013年以来一直与象伟宁教授一起探索生态智慧。但是，生态美学与生态文明、生态智慧之间必然的逻辑关系到底是什么？本书对此尚未展开透彻的论述，这无疑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第二，从来源上来说，本书各章的内容都是此前已经独立发表的文章，在决定编订这本书之后，我根据自己目前对于生态美学的整体思考，按照目前的逻辑构想，将2013年以来探讨生态美学的文章进行了重新编排——2013年前的论文都大部分都收入了笔者的第一部论文集《生生美学论集——从文艺美学到生态美学》（人民出版社，2012年）。所以，按照这个序列，这本书的名称应该叫做《生生美学再论集——生态美学引论》。但是，为了打破论文集这样的印象，在编订本书的过程中，我特别注意照顾各个章节之间的文脉，尽量做了一定的衔接工作，尽可能使之气脉贯通，因而修改了一些措辞或表达方式。坦诚地说，过去几年中写的这些生态美学文章，并不是严格按照一个系统的科研计划或明确的项目逐步展开的，而是根据偶然想到的题目而随机撰写的，它们之间的逻辑关联最初并没有确定下来。而今这些文章被冠以“生态美学引论”之名、被按照一定的逻辑脉络整合到一本书之中了。读者诸君最好将这本书当作一只名曰“生态美学”的“土豆”，暂时淡忘一下笛卡儿式的“树干”吧。这种做法其实也是一种国际学术惯例，我所熟悉的几位国际朋友的著作通常也是这样做的。比如，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学》和《哲学走向荒野》，伯林特的《环境美学》和《和生活在景观中——走向环境美学》，卡尔森的《美学与环境——对自然、艺术和建筑的欣赏》等，都是将相关的论文合成为一部著作。这样做的好处是，每一部分内容都是作为文章而写并单独发表的，都算得上是“干货”，因而有效地避免了学术著作的“注水”劣习。
为了表示对于发表拙文的期刊和报纸的尊重与感谢，这里按照文章发表的时间先后，将编入本书的文章清单罗列如下，这也算是对于国际学术惯例的尊重吧：
程相占：《论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联系与区别》，《学术研究》2013年第1期。
程相占：《论生态审美的四个要点》，《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程相占：《生态文明理念与生态美学的发展方向》，《百家评论》2014年第2期。
程相占：《生态美学的时代关怀》，《中国绿色时报》2015年10月9日第4版。
程相占：《生态美学构建与学术自信之建立》，《文艺理论研究》2015年第1期。
程相占：《论生态美学的美学观与研究对象》，《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程相占：《雾霾天气的生态美学思考——兼论“自然的自然化”命题与生生美学的要义》，《中州学刊》2015年第1期。
程相占：《中国生态美学发展方向展望》，《求是学刊》2015年第1期。
程相占：《从“文弊”概念看“生态文明”的理论内涵》，《南京林业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程相占：《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6年第3期。
程相占：《生态美学：生态学与美学的合法联结——兼答伯林特先生》，《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2期。
Cheng，Xiangzhan.“Ecosophy and Ecoaesthetics:A Chinese Perspective，”in Hubert Zapf，ed.Handbook of Ecocriticism and Cultural Ecology.Berlin/Boston:de Gruyter，2016:481-493.
程相占：《中国美学与生态智慧》，《光明日报》2017年1月16日第15版。(https://www.daowen.com)
Cheng，Xiangzhan.“Some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Berleantian Critique of Kantian Aesthe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aesthetics，”Espes，vol.6，issue 2，December 2017.
程相占：《从生态美学角度反思伯林特对康德美学的批判》，《文艺争鸣》2019年第3期。
程相占：《生态美学的八种立场及其生态实在论整合》，《社会科学辑刊》2019年第1期。
程相占：《走向身—心—境三元论美学范式》，《美与时代》2019年第4期下。
程相占：《生态美学：迈向生态文明的美学转型》，《光明日报》2019年7月15日。
程相占，尹梦洁：《生态美学建构如何融合东西方资源？——以高主锡为讨论中心》，《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
程相占：《作为关怀美学的生态美学》，《社会科学家》2019年第10期。
周思钊，程相占：《论肯定美学的生态美学意蕴》，《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11期。
程相占，周品洁：《美学何以是生态的？——以米克的生态美学为讨论中心》，《山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
程相占：《中国生态美学的创新性建构过程及其生态人文主义思想立场——敬答李泽厚先生》，《东南学术》2020年第1期。
尽管我以“块茎”式撰写方式为本书做了辩护，但坦诚地说，这并非我内心深处最理想的写作方式。从2018年秋季开始，我就一直在构思一部“树干”式的《生态美学原理》，目前已经初步完成了该书的绪论和框架设计。希望各方面机缘都能凑巧，让我尽早、尽好地写出来，作为现在这本书的姊妹篇。
这本书得以出版，首先要郑重感谢曾繁仁教授。我清楚地记得，2001年金秋与曾老师一起在西安参加全国首届生态美学研讨会，我们的生态美学研究之旅正式起航。从那以后，我的生态美学研究可以说都是在曾老师的关心、鼓励、促动和指导下展开的。比如，曾老师经常将自己刚刚写好的生态美学文章发给我看，使我成为他很多文章的第一个读者；又如，在曾老师的指导下，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多次主办了大型的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国际会议，曾老师的大会致辞总是对我的研究发挥着引领作用；再如，曾老师才思敏捷又非常勤奋，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出版了好几部生态美学著作，本书参考文献中所列的他的六部著作都是我的案头书，经常给我提供理论滋养和学术灵感。坦诚地说，生态美学建构是一个“无中生有、从无到有”的过程，需要很大的理论勇气和很强的理论创造力；每当我感到困惑、苦恼甚至沮丧的时候，曾老师的学术人生都会给我极大的鼓舞，使我振奋精神投入到阅读、思考和写作之中：曾老师从六十岁开始研究生态美学，年近八十的时候每年还发表多篇论文；我作为一个后生晚辈，在惭愧之余，又有什么理由不奋发用功呢？！
我还要真诚地感谢美国学者阿诺德·伯林特教授。早在1993年，伯林特先生就应邀访问山东大学中文系，给研究生做了一场题为《解构迪斯尼公园》的学术报告，还与研究生做了一次学术座谈，同宿舍的牛宏宝同学担任翻译。我当时是个二年级的博士生，不但聆听了讲座，而且还参加了座谈，这是我与伯林特最初的相识。但坦诚地说，我那个时候英语水平较差，更缺乏学术敏感性，压根没有意识到伯林特教授讲的就是环境美学。现在想来后悔不迭：如果那个时候就意识到环境美学这个新兴领域及其重要性，那就可能少走一些学术弯路呢。真正与伯林特先生展开学术交流始于2006年，那一年我作为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学者到了美国，就想到跟伯林特取得联系。老先生很快就给我回复了邮件，还推荐我参加了2007年5月在巴黎举办的“景观中的议题：环境、审美参与和公共空间”国际讨论，并且认真地帮我修改会议论文。从巴黎会议见面以来，我们一直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他对我有问必答，使我得以较快地把握到环境美学的理论思路与核心问题。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的生态美学建构过程就是一个向伯林特环境美学学习，进而与之对话的过程。伯林特一直不太赞同我在环境美学之外另起炉灶去做生态美学，我们为此进行了多次讨论，本书第二、九两章，就是我们学术论争的成果。让我最为感佩的是，多次论争不但没有伤害我们的感情，反而极大地增进了我们之间的学术理解，而且极大地增进了我们之间的人生情义，让我切身体会到学术探讨的真谛，感受到学术探索的无比愉悦。
还应当郑重感谢的是著名环境美学家、加拿大学者艾伦·卡尔森教授，他不但将我与伯林特等三位美国学者合作的《生态美学与生态评估及规划》（中英对照版，河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等八部文献写入他为美国《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撰写的“环境美学”词条，而且在国际英文期刊《东西方哲学》（Philosophy East and West）正式发表长篇论文《中国生态美学与西方环境美学》（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stern Ecoaesthetics and Western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在我所概括的“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之关系”五种立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二者关系的第六种立场，即“借鉴生态美学发展环境美学”，表达了他对于我的生态美学研究的高度肯定。更为让我激动的是，卡尔森还在美国《美学与艺术批评杂志》（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2018年秋季卷发表了长篇论文《环境美学、伦理学与生态美学》（Environmental Aesthetics，Ethics and Ecoaesthetics），第九节主要根据我的英文论著介绍了中国生态美学研究的概况，表明我国生态美学研究初步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这对我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鼓励。
特别感谢尹梦洁、周品洁和周思钊三位同学。征得他们的同意，我也将与他们分别合作的三篇论文整合到了这本书中。还要感谢我所指导的2015级硕士研究生牛爽、孟令恺、詹一帆三位同学。两年前，我给他们讲授“中国美学专题研究”课程，为了让他们初步感受如何使用英语表达中国传统美学术语，我请他们帮我翻译了论文《生态智慧与生态美学的中国视角》。编入本书的时候，我又重写了一遍。同时，我还要感谢2018级博士生滕冬同学，她帮我翻译了另外一篇论文《从生态美学角度反思伯林特对康德美学的批判》，该文被修改为本书的第九章。他们的帮助，使得这两篇英语论文回到了母语的故乡，得以直接面对国内汉语学术界。书稿合成后，我分别发给了周维山、周思钊、周品洁、黄炜和其他一些学生，他们都帮我做了一些打磨工作。感谢他们的付出！
本书的欠缺也是比较明显的，比如，由于是多篇单篇论文的整合，不但造成了一些重复，而且导致全书的有机整体性不足；再如，尽管笔者清晰地认识到，建构成熟形态的生态美学的正途应该是“综合创新”，即综合古今中外的生态美学、环境美学、生态批评与生态哲学的理论资源而创造新说，但谁都知道，“综合”需要深厚的学术功力，“创新”则需要强大的创造力，笔者在这两方面都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也是希望读者诸君能够谅解的。
程相占，2019年2月19日初稿，12月16日定稿于千佛山脚下寓所望岳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