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洋文化哺育着妈祖文化的繁荣
1.航海技术的革新发展,促进了妈祖文化的广泛传播
自隋唐起,我国的航海技术取得长足的进步,海上贸易比陆上贸易更为有利,促进了中国与外国的交换关系,这是支持隋唐以来社会经济上升的主要条件之一。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海岸广阔,海岸线达18000多公里,而且众多沿海港口都是终年不冻,拥有天然的海运基础。东南沿海地区又历来盛产茶叶、陶瓷和丝绸制品,源源不断地提供了海上贸易中最重要的商品。为了扩大海上贸易的规模,人们建造了体形庞大的船舶,船大载量多,抵御风暴的能力强,但也有行驶不灵活,航行速度慢的缺陷。于是,人们在航海实践中适时对某些技术进行了更新改造,采用了多桅多帆、平衡舵、披水板、减摇龙骨等新技术,特别是宋代指南针的发明和应用于航海,使海上贸易的危险大大减少,效率大大提高。以研究中国科技史而闻名世界的英国学者李约瑟指出:“中国人是善于航海的民族。他们在航海技术上的发展,随处可见。”[13]
正由于航海技术的革新发展,妈祖文化在南宋时期,就由船工和商贾从莆田的湄洲岛向北带到宁波、杭州、上海、山东,向南带到了泉州和广东沿海一带的港口和渔村。到了元、明两代,妈祖文化继续向北面的辽宁和南面的广西两个沿海省份传播,同时还传播到北京和内地江西、湖南、安徽、湖北、四川、重庆、贵州、陕西等地。之后,又迅速广泛传播到整个台湾以及海外10多个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明初郑和率领庞大舰队七次下西洋的28年间,所到之处大力宣扬妈祖的海洋文化和平精神,沿途各国尤其是东南亚诸国无不留有大量的妈祖圣迹和文化遗产,进一步树立了中国爱好和平的形象,巩固和发展了中国与亚非30多个国家的友好关系,在世界文明交流的史册上,谱写了一曲曲利益互惠、人文交融、民族团结、友好往来的瑰丽诗篇,留下中国走向世界、经略海洋的光荣与梦想。
2.和合互利的航海精神,塑造了妈祖文化的东方特色
从唐宋开始,中国人便远航东西洋,进行和合互利的海上贸易,不论是在东洋的日本、朝鲜、菲律宾,还是在西洋的东南亚国家,中国商人都是受欢迎的客人。中国商人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和宗教文化,遵守当地的交易传统和规则,从不强买强卖,欺行霸市。许多国家都为中国商人的和合精神和诚信行为所感动,盼望之间的贸易关系能得以保留和延续。从海上贸易史上看,自从妈祖文化广为传播以来,中国一直与世界各国和平相处。中国远赴海外的客商一向是以经商为主要目的,善良的中国商人不论到什么地方都不会把麻烦和掠夺带到那里,给东道国带来难堪和威胁。中国海商只是从平等交换中得到利益,除了和合互利,没有别的企求。(https://www.daowen.com)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在宋朝以后不是有元朝的海上远征和明初郑和七下西洋的两次海争吗?应当说,元朝的远征是违背沿海人民意志的。当忽必烈劳民伤财大建船队时,闽粤沿海地区的群众就怨声载道,一直持抵制态度。闽粤人民的传统和利益在于诉求和平贸易,而忽必烈的远征只能使他们结怨于海外诸国,这是只看眼前不顾长远的短视行为,所以,以泉州港蒲寿庚为首的一批海商,极力反对元世祖的海外冒险;至于郑和下西洋与西方人的海上冒险行为也有本质的区别。西方人远航的初衷就是为了掠夺财富,以武力作为实现其目的的主要手段。而郑和下西洋两次使用武力都是属于无奈的自卫。一次是针对海盗陈祖义,另一次是针对企图抢劫使团财宝的匪徒。郑和并没有选择武力殖民之路,而是力争与沿途各国的人民和平相处,平等互利,共存共荣。这种和合互利的航海精神,塑造了妈祖文化的东方特色,诠释了郑和及亿万信众崇拜妈祖的虔诚境界和文化自觉。
3.海洋文化的民俗意涵,夯实了妈祖文化的民众基础
民间信仰习俗文化是源于人们对各类被奉为神明或历史偶像人物的景仰,而逐渐形成的一种常态化的行为习惯和相应的仪式制度。它世代相传,与百姓日常生活水乳交融,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中国,海洋文化历来被界定为下层的民俗文化。这里,主要有两个层面的意涵:从生活实践层面看,自唐宋以来中国的士大夫都推崇“学而优则仕”、高官厚禄、锦衣玉食、成为人上人,极少有人从事危险系数高、获利微薄的航海活动。航海行为主要是沿海那些生活贫困、缺衣少食、温饱尚未解决但不乏拼搏精神的下层穷苦民众,因而自明清政府颁布禁海政策后,士大夫涉足海洋的事例和记载寥若晨星就不足为奇了;从理论研究层面看,中国历来缺乏权威而详尽的关于海洋文化方面的文献和资料,但却有着十分丰富且别具特色的民间信仰习俗文化。中外人类学者都重视各民族的民俗文化研究,而在海洋文化方面,他们的兴趣和关注点往往都聚焦在沿海渔民和航海人群的信仰和崇拜上,其中核心又是民众对海洋之神的崇拜,在中国则主要是对最高海神妈祖的崇拜。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妈祖信仰及其形成的文化是中国古代海洋文化的象征。
海洋文化的民俗意涵,之所以能够使妈祖文化从莆田湄洲屿深入内地、遍及五洲,主要是因为海神妈祖有着众多的神明业绩。神明通过神绩拓展信众使其信仰更加深入人心。其中广为人知的有明朝时期协助郑成功登陆鹿耳门;施琅将军攻台时涌泉济师、助战破敌、预告捷期、海岛涌淡水、助官兵平乱、剿灭海盗;保护郑和顺利七下西洋等。而这些乐善好施、救苦救难、无私奉献的神绩又具有厚重的文化根植性,能与中国的传统主流文化——儒释道互动,蕴含了中国人最普遍的社会伦理憧憬、人格品质理想以及实现这种追求的勇气、智慧、胸怀和胆识,因而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文化认同,为世界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广大人民群众所传颂和接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