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评论三奇书
20世纪30年代迄今，文化界作《水浒传》文章者，夥矣。70年代甚至出现评《水浒》运动。批评赞弹方面，有三本奇书值得一谈。这三本书是：张恨水《水浒人物论赞》（1948年，万象周刊社初版），孟超《水泊梁山英雄谱》（1949年初版，1985年三联书店新版），牧惠《歪批水浒》（1997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同为评论水浒人物，孟超冲动激烈，张恨水哀伤沉郁，牧惠痛愤深远。前二者成书于40年代，后者写于八九十年代，而其对社会的批评，对人生的感慨则一。
孟超哀于国事及世运的衰微，在水浒英雄谱中纳入的是一种抗拒、破坏、挑战的神思，以其愤世嫉俗达于极点，一心期望唤起国人的新生，打破社会现状重新结构。故对水浒人物评价，也完全突破寻常认识，但这样的后果，一则偏离原著精神，二则矫枉过正，由一端滑向另一端，其真正要阐发的衷曲，反而失去依托。张恨水的水浒人物论排列顺序严格按照原著座次排列，而孟超笔下，人物排列顺序则大显其个人好恶，至于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的境地。白日鼠白胜是一个无事东游西逛的闲汉，孟超却以之居第三位，白胜武艺稀松平常，更无冲锋陷阵的勇猛，孟先生看上他的擅用药酒麻人，在将倒的一刹那，惯说“倒也倒也”，甚至白胜的游手好闲，孟先生也为之回护，认为是皇帝“领导”不好造成的。而那句“倒也倒也”最符合孟超痛苦的心态，倒也，等于是40年代社会最底层的小知识分子给当局的咒语，好比老舍笔下晚清的老头在茶馆说“大清朝快完了”，是一样的心曲。这也难怪，孟超心灵极度痛苦而无出路，不难理解。但就文章境界来说，不免大受影响。诗中高境首在沉郁，其次才是直截痛快，评论也如此。直截了当乃至跳踉博跃，往往影响到文章的深度、力度。孟超对宋江的评论也跟历代文论家不同，跟同时文家也大异其趣，他居然认为宋江是同劳动者穷人打成一片的，这就太抬举宋某人了。孟先生的一厢情愿，竟说出令人吃惊的话来：“宋江作乱造反的胚苗慢慢发展下去，便与梁山弟兄的胸襟得到了契合，这胚苗不是别的，就是他的作为和别人称赞的那个义字。”
这真是井水河水全不搭界的事都给扯到一块来了。其实金圣叹早就断言宋江“定考下下人物”，为什么呢？以其“奸猾”“无真”“纯用术数笼人”（见总评及各回评）。张恨水论宋江说得明白：“观其人无文章经世之才，亦无拔木扛鼎之勇，而仅仅以小仁小惠施于杀人越货、江湖亡命之徒，以博得仗义疏财及时雨之名而已。何足道哉！”又说，“实欲反赵，犹口言忠义，以待招安欺众兄为己用，其罪不可胜诛矣。”
这种有如点穴般的文学评论才真正使人物面目原形毕露，无所遁逸。
牧惠先生则攫住宋江的真真假假，褫其画皮，直达内核，而牧老文心之细，细于毫发。既在前人基础上发挥，更敏锐抓住为人所忽略的细节，层层剥笋，多边荡开，创获颇多。他由宋江言行的真真假假，半真半假，亦真亦假，多处横起一峰竖起一峰，文情跌宕，由宋江的假与伪发挥道：“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说，他是被部下硬把龙袍披在身上，不得不当皇帝的，谁信谁是白痴。”说得斩截亦甚精确。牧惠一支老辣灵惠之笔更由此上溯金圣叹所揭宋江之假，几十年前“评水浒”的学者之假，由小巫托出大巫，令人心惊。又由生辰纲案发一节带出宋江的公关费这个定义，且举重若轻，随笔写出历史上到今天的贿赂种类、形式，乃至以今日社会的荒唐现象，接洽宋江走皇帝姘头李师师后门。设若孟超、恨水先生有所闻，其颌之乎？
武松在小说中，在后世论师笔下，都是一个焦点人物。此三家所论，亦各见匠心。金圣叹对他极为崇拜，说是“一百八人中，定考武松上上。”“鲁达自然是上上人物，写得心地厚实、体格阔大，想鲁达已是人中绝顶，若武松直是天神，有大段及不得处”（《读第五才子书法》）。金氏整部点评以武松为最高，已达极端尊崇拜倒地步。孟超《水泊梁山英雄谱》从天罡地煞一百零八人中，选评三十二人，以武松殿后，视之为土芥。孟超激于社会现实黑暗，又拿阶级分析的观点来契入，兜头就是一盆凉水，把一顶封建卫道士的帽子给武松戴上，认为他终究只是为封建势力做保卫工作，他身上所赋有的士大夫思想更为孟超先生蔑视，“因此伦理观念，奴才道德种种的邪恶，皆在武松身上表现了个周全”。
文学原型留给后人解说的余地至为广阔，不同的角度得出的观察真是其妙万有，各各异趣。但将原型一把扯住，来个首尾颠倒，到底也容易流于简单化。甚至武松打虎，孟先生也认为那“不过是为了滋味罢了，又何尝真能意识到为一方除害呢？”这实在就是站不住脚的求全责备了。这好比我们今天拿野生动物保护法来衡量武松或者以佛家舍身饲虎的标准来要求他，一样是责任太过，难以成立的。在孟超先生的眼里，武松一落千丈，只是“囿于奴才道德的斗宵之士而已”。
道德规范，抗争的手段及方法，都有时代性，任何时代的伟人，都不可能跳出其时代环境而生活在别处。立言之顷，空诸依傍，而能眼光辩证博大者，十不一二，甚矣著述之难也。
实际上，就算从激烈前卫的批判现实观点来评价水浒人物，也不必拿武松来做牺牲开刀。张恨水先生认为，超人之志，过人之才，惊人之事，一般人只有获取其中一种，而武松则兼此三者，可谓了无遗憾。真正与武松互为知己者，又不止感动于此三点——
“只觉得是一片血诚，一片天真，一片大义，唯其如此，则不知人间有猛虎，不知人间有劲敌，不知人间有奸夫淫妇，不知人间有杀人无血之权势，义所当为，即赴汤蹈火，有所不辞。天下有此等人，不仅在家能为孝子，在国能为良民，使读书必为真儒，使做官必为纯吏，嗟夫，奈之何！世不容此人，而驱之于水泊为盗也。”恨水先生为武松长叹，而惜之、爱之、敬之。
这样看来，武松不但不是斗宵之士，反而是一个光辉万古不灭的汉子。假如我们不愿尊他为天神，照着他闪光的凛然大义换算下来，可以在后世找到他的影子：在明末名臣中，他是义薄云天的史可法；在清末他很像敢作敢为的谭嗣同；在孙中山先生周围的党人领袖，他是立身周正的宋教仁；在现代知识分子中，他很像士大夫气质浓厚的傅雷，狷介自守，士可杀不可辱……
三家评水浒，在认识武松这个人方面，最可看出其着眼点，孟超有激使然，固如上述；张恨水先生也甚奇僻鲜明，他对武松推崇备至，其论述尤见匠心；孟超论武松，采用倒两分法，流于简单化，难以服人；张恨水一往情深，读之催人泪下。牧惠论武松则较客观，设身处地，体贴入微。若武松在张都监家大开杀戒，他定之为正当防卫，牧老由此提出恕道的辩证关系。“不少人总是提倡让愚民讲恕道，宽恕那些曾经压榨过、迫害过、诬陷过小民百姓的统治阶级帮凶，自己却不独一个也不饶恕，往往一桩冤案就杀害比武松在鸳鸯楼杀的多百倍千倍的反革命……”牧老这篇《武松的合理防卫》结尾就实例“费厄泼赖”，谓那十数年前重提此观念的人，时至今日不知何感？映照水浒原著，令人思致勃勃，其开人智识有如此。
张恨水先生在《水浒人物论赞》之外，尚有小品《一个无情的故事》，载1939年9月26日《新民报》副刊，以水浒人物组成内阁讽喻当时社情：
内阁总理：铁扇子宋清（标准饭桶）(https://www.daowen.com)
内阁总长：潘金莲
外交总长：三寸钉武大
工商总长：西门庆
财政总长：鼓上蚤时迁（善走黑市）
教育总长：黑旋风李逵
陆军总长：小霸王周通（善挨揍）
海军总长：白日鼠白胜（耗子浮水是新闻）
……
此外别无议论，真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有羚羊挂角之妙。恨水先生不愧为文章巨子，叫人油然忆及鲁迅的讽刺诗“何键将军操刀管教育”，及日军侵华时中国军阀的“长腿”，善逃跑善挨揍的将军们。他对白胜的认识显然比孟超一味的歌颂棋高一着，而影响社会的力量也更远甚之。此文发表不久，张恨水办公室军统特务悄然而至，似乎很客气地问他是否有兴趣到息烽集中营休息休息，即可侧面证明文章的打击力度。牧惠《鼓上蚤另有任用》和张恨水有类同的笔致，只是更为恣肆罢了。
聂绀弩先生回忆，孟超先生在1940年代，给人的印象是消瘦无比，但干劲十足；再者就是穷愁潦倒，一大家人常常无米下锅。不少下层知识分子遭际之惨，古今一律，至今谈者鼻酸。孟超为现实黑暗所激，日夜切齿腐心，痛恶不已。遂在《水泊梁山英雄谱》中，寄托他的忧愤，对政治不公，社会不合理，就连续发弹。但仿佛易怒之人易发抖一样，他压住扳机不停地横扫，往往弹多虚发，偏离把心不少。只是说，孟超有个基本立脚点，迫不及待改造社会，处处表现他的冲锋精神；发挥与原著错位，终究其论可商，其心可谅了。如谓“现实世界的靠背究竟比失时失色的铁券来得有势力得多”（论柴进），“七尺昂藏的林冲，莽莽天涯，孑然一身，有国难处，今去（发配）沧州，一语一泪，使人不堪卒听，更可见在高太尉集团的势力下，要想安居乐业，一起都不可能”（论林冲），都是毫不含糊、绝有眼光的拙见。至于白胜以一平凡老百姓而有反抗之心，他的游手好闲不但可以忽略不计，作者反而“我顶礼他，我向他祝福”，以及论花荣，“世代簪缨，自难与下层老百姓心意打成一片，也不会替他们说话”，俱似落入武断之障。洪秀全是个地道老百姓，他和他们打成一片了吗？为他们说话了吗？反而，晚清革命烈士的履历，“多数是留日学生和显贵世族的子弟”（《辛亥革命回忆录》136页，熊克武著，1961年中华书局版）。所以是否替老百姓说话，似应从人性人心观之，以阶级论反不中的。孟超先生长已矣，设若他地下有知，看到牧惠的《杀牛二是帮统治阶级的忙？》，不知他是懊悔还是痛切？或者再看《一九八四》那样的奇书，恐怕他的《英雄谱》一半要改写了。屠沽操刀以宰国政，衣冠涂炭，文物榛莽，其害难数，孟超并未看到这一点。
张恨水先生的文笔，低回缭绕，顿挫沉郁，千变万化之中，有忠厚，有沉痛，有感慨，而其意在笔先，颇多弦外之音，臻于沉郁之化境。诗之高格，亦在沉郁，恨水先生是以诗为文了。而他的分析，亦就人性复杂的广阔地带中展开，完全避免左翼作家人物论断二分法那种一览无余卡通化的毛病。全书用浅近文言写成，保持发扬了中文原有的特性与美质，雅洁精练，颇饶弹性。语言活跃正是思想活跃的表征，他凭着《水浒》文本，以其惊人观察，剖析出人性经验的真相。其所拈出官僚子弟堕落之由（《高衙内》），承认白胜“盗亦有道”（《白胜》），论李逵则许以天真烂漫四字，以为庶几无愧（《李逵》），论西门庆则侧笔写出《水浒传》之为愤书的实质，剖析宋朝廷的失败之症，谓在朝廷有蔡京、高俅之流作恶，在市井有郑屠、西门庆之徒横行，在农村有毛太公、殷天锡之类跋扈，“几何而不令人上梁山哉？”（《西门庆》）论潘金莲之淫恶，则认为一半由天性使然，亦承认一半由环境逼促，更论女色、婚姻、欲望对人心的傀儡般支配，直发人之所未发。思考随机融化古今人事，笔触有力而意象层现，字句间处处敲着响亮的警钟。文笔有举重若轻之美，却全无避重就轻之感，以其分析处处顾及人性震荡的自然法则。
牧惠先生是杂文大家，本来他的杂文写得开阖自如，娴熟已极，这本《歪批水浒》更是纵横妙境，游刃有余。其文章极尽曲折之妙，叫人确信，八股有法文章无法的铁则。他的《歪批水浒》一书，精力饱满，放出异彩，如满庭春花，奇花异卉，各不相模。牧老半生革命，在广东从事游击战；半生著述，力作迭出。其间受极“左”路线迫害，搁笔十数年。他多年精研古典小说艺术思想，有牵一发浑身皆动之妙。尤其关于被辱最甚的知识分子命运考索，更有自己的独立思想熔铸其间。而那些念念不忘给人洗脑的惯家，所深惧者，正是思想的伟力。他就阮小五的《打鱼》诗“酷吏赃官都杀尽”，拈出贪官污吏与皇帝的关系，澄清人们历来模糊的认识。根据水泊梁山一场游击战，引发强盗不可白做的讨论，得出官与贼、强盗三位一体的结论，看似在纠正金圣叹是书生之见，实则在给众生燃思想之灯。《斗虎易，斗人难》《王伦有王伦的理》《小心王婆洗脚水》……均正推反推，头绪多多而思绪纷纭，每每搔着社会人生的痒处，尤其对弥漫世间的荒谬症候，天罗地网的压力经验，随处有敏锐痛切的反弹。其标一义，创一例如，下笔放眼，渊然有若干观念现象流布眼前，宏识孤怀，饶有寄托。至如论王婆：“王婆不愧是位惯家，每逢读到她边用手把砒霜捻成细末，边教潘金莲有关下毒的种种知识时，直觉得她就站在书上，手中捻着砒霜。”其生动、有力，富于感性，在当世文艺评论中难得一见，《歪批水浒》中，却所在多有。至于他的笔法，可借国术醉拳之醉，谓之醉笔，来释歪批的“歪”字，烘云托月，精妙反讽，最能传神阿睹。总之，其运笔之奇，联想之丰，洵为评论文中能极其妙而神其技者。
三位作家各有所长，随手一挥，皆成妙谛。其中，牧惠之作晚出四十年以上，张恨水未及见，孟超所未尝言的社会情状，被他一一纳入笔端，从容迤逦写出。其作亦犀利，亦蕴藉，大有寄托，读之使人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