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的故事

“外婆”的故事

仁济医院 季陈凤

上海好些个有名的医院都集中在市中心,尤其是今黄浦、徐汇一带。究其原委,当年外国人在租界建了教会医院,也办了医学院,来医院看病的有外国人,也有本地的名流、富商,等等;医学院招收品学兼优的中国学生,培养了不少名医师。解放后,这些教会医院、医学院经过整合,成了今天闻名遐迩的几所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我有幸在其中一所医学院度过了七年的大学时光。

在我读书的时候,医学院创立已约百年,但依旧保留了一些传统,比如全外语授课。在医院见习时,能有幸听到当年从教会医学院毕业的老主任为我们讲课,年近九旬,穿着白衣白帽,虽略微驼背,但讲起曾经念书、应付外国考官的事情时,十分风趣幽默;说到专业问题,专业词汇的外语发音字正腔圆,引得在场学生无不羡慕。

然而,今天我要讲的,和上面这些故事不一样,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老病人,医院里的医生护士们都叫她“外婆”。

“外婆”曾是旧上海的豪门千金,其身价跟今天的王某聪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约莫18岁的花样年华,得了胆囊炎,在当时上海某著名医院接受手术治疗。在没有镇痛泵的年代,肌肉注射杜冷丁成了常规镇痛手段,直到现代,这种方法仍被广泛使用。千金小姐也是人,术后伤口疼痛难忍,医生给予杜冷丁止痛。只是,千金小姐的家人太疼惜她,反正医药费不是问题,于是为了尽可能减轻疼痛,给她多打了几针杜冷丁。

就是因为比普通人多打了几针,千金小姐从药物滥用,渐渐变成了药物依赖,俗称“成瘾”。每当药瘾发作时,她会重复体验到手术后伤口疼痛的感觉,为此不得不定期注射杜冷丁来缓解疼痛。随着时间推移,药量慢慢加大,注射频率渐渐增加。

解放后,“外婆”全家迁往香港定居,但“外婆”因身体原因,留在上海,仅有一保姆陪伴。“外婆”一直未婚,深居简出,按时到这家医院注射杜冷丁。就这样,过了几十年,从花季少女变成了耄耋老人,从旧上海到了新中国,医院从教会医院变成公立医院,给她配药的医生换了一批又一批。后来,医院里的医生护士都亲切地叫她“外婆”。(https://www.daowen.com)

我在这家医院实习的时候,“外婆”已年近八旬,跟我交班的实习医生按惯例讲了这个故事。那时,“外婆”每天都来急诊外科配药,除了她身体不适、无法外出时由保姆代配。因为曾经见过医源性物质依赖的病人,我猜想身心饱受折磨的千金小姐变老了,多半脾气差难相处,但对方却说:“‘外婆’人可好了,急诊外科医生的饭都是外婆定的,连我们实习医生都有份呢!”可别小看这顿盒饭,在急诊工作的医生往往忙得没时间买饭,送到诊室的盒饭恰似雪中送炭。

到急诊上班后见到了“外婆”本尊。她坐在轮椅上,由保姆陪伴进入诊室,银白色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外婆”没有化妆,面带微笑,露出洁白的牙齿,透过岁月留在脸上的纹路,依稀可辨精致的五官。她朴素的衣装干净整洁,整个人端端正正地坐在轮椅上,好像随时准备站起来一样。事实上,由于长期肌肉注射,她的下肢神经受损,近几年已不能行走,双腿肌肉也已萎缩。但是,她仍旧穿着双黑色系带皮鞋,鞋带系得工整,全然看不出长期坐轮椅的样子。

每次见到她,总是带着微笑。她讲话柔声细语,总是说麻烦我们了,工作那么忙还要帮她开药。开杜冷丁有一套固定的流程,每次实习生先登记、开单,然后给上级医生审核签字盖章,之后交给保姆去交费取药。“外婆”在诊室等候时,会跟我们聊聊天,依然是和蔼的笑容,言谈间充满了关切,但又不会让你不舒服,感觉好像在跟一个优雅的、慈祥的长辈聊家常,难怪大家都叫她“外婆”。

急诊室的医生护士们也相当善解人意,大家都默契地维护着这样一种微妙的关系,亲切地叫她“外婆”,自愿做她的外孙、外孙女。每天“外婆”来到急诊大厅,预检台的护士们纷纷跟她打招呼,“外婆来啦”“近来身体好吗”“最近天冷了要多穿一点哦”。偶尔一天保姆独自前来,大家都担心“外婆”的状况,凑上前去询问原委。每次人员更替交接班,除了介绍诊疗常规,“外婆”的事必须交代周全,生怕不知情者无意的询问,会勾起“外婆”的伤心往事。在这里,“外婆”被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医务人员像爱护自己的长辈那样爱护着她。

一个月后我离开了急诊外科,照例在交班时把“外婆”的故事告诉下一个实习医生。从“外婆”身上,我看到了生命最顽强、最美好的样子;从急诊科前辈们身上,我看到了希波克拉底誓言最生动的诠释。

毕业后我去了其他医院工作,见过很多看似不幸的人和事,恰逢医患关系最紧张的年月,像大多数医生一样,对眼下的种种矛盾束手无策。然而,“外婆”的故事我一直记在心上,她教会我如何善待那些最容易被忽视的病人,可能他们的病情已无回转余地,可能他的家人甚至他本人已经放弃,但他们依然值得被温柔地对待,值得拥有“生”的尊严,这是一个医者在万般无奈之后所能给予的最后的疗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