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氏伤寒学传承对当今的启示
从《伤寒辨类》看江南何氏伤寒家学传承
苏 姗 李兆健
《礼记·曲礼下》曰：“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在中国传统医学史上，历来有不少医生是子承父业，幼承家训，家族世代从事医药事业的。这种传承方式为我国古代医学发展所推崇，形成了不少世泽绵长的医学世家。清代医家、文人陆以湉在《冷庐医话》中提及“五世之医，北齐有徐之才，元有危亦林，国朝有陈治（华亭人）。三世之医，宋张杲、陈自明、倪维德、陆上龙为著。近代亦多世其业者。青浦北簳山何，自元至今已二十四世矣”[1]。何氏源出汴梁（今河南开封），随宋室南渡，迁到秀州青龙镇（今上海青浦）居住，至今已有800余年。
一、何氏世医伤寒传承历史脉络钩沉
何氏儒医肇始于南宋何柟、何彦猷兄弟，其二人自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行医于镇江京口十字街。南宋理宗绍定年间（1228—1233），何氏第四世何侃承袭家业，专事医学，行医于松江。元代至正年间（1341—1367），原在青龙镇的一支迁居云间（今上海松江）郡城之东，建府邸曰“济世堂”，悬壶济世。明万历年间（1573—1620），有一支从松江来到奉贤（当时仍属松江府华亭县）占籍，形成了奉贤何氏支系，而庄行镇成为奉贤何氏的主要居住地。到清康熙年间（1662—1722），有一支复从奉贤迁至青浦北簳山。而青浦这支后来又再分为簳山和重固二支[2]。因此，何氏迁居江南后有镇江和松江两大分支，松江分支又分出为奉贤、青浦簳山和青浦重固三支。
何氏医学至今已传29世，历经870余年，编著医论、医案、方药等130余部，现存88部，真正留下的相关医学资料集中于明清。何氏第二十八代传人何时希先生11岁时祖父逝世，其于后园发现有一棕箱，祖母言内层为破烂之物，不让开启。一日大胆打开，赫然见到何氏世代医学著作，以及众多诗稿、诗笺、信札、文物之类，箱底还有不少“纸饼”，乃书籍因遭水渍而粘成[3]。时希先生识其尽是宝物，乃妥善珍藏之，此即为现存的《何氏历代医学丛书》之主要资料，亦本文所提及《伤寒辨类》之主要来源。
值得注意的是，身为世医，传承的特点在于学术有渊源，经验有真授。相对明清时游走于乡野的散医而言，医学世家更注重理论功底的培养，并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古代先贤的理论与实际临证的结合。医家会积极地对《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古代典籍进行钻研，结合实践著书立说，切实将行医实践与理论学习融会贯通，并以“家族内传”的形式教诲子孙，形成所谓“不传之秘”，即“枕中秘方”“青囊妙术”。何氏的医论、医案、医著等医学著作，有的只见书名，不见书本，见书本的，有的在特殊年代被毁了。其中与伤寒学有关的主要有何氏第六代世医何渊著《伤寒海底眼》、第十二代世医何爌著《伤寒全生集》《伤寒全身论》、第十四代世医何镇著《伤寒或问》、第十七代世医何汝阈著《何氏伤寒纂要》《何氏伤寒家课》、第十九代世医何炫著《伤寒本义》、第十九代世医何燧著《伤寒大白集》、第二十二代世医何元长著《伤寒辨类》、第二十七代世医何承志著《何氏伤寒纂要》[4]。纵观何氏历代伤寒学著作可以发现，何氏注重张仲景的伤寒学理论和六经辨证论治，但并不拘泥，善于在此基础上秉承家传临证经验，结合具体地理环境和气候环境推陈出新。何渊著《伤寒海底眼》对经方的加减颇有建树，譬如补中益气汤加减有32法，二陈汤加减有24法，小柴胡汤加减有56法等等。何汝阈在《何氏伤寒纂要》中明确区分了伤寒与温病的概念，后世有将《何氏伤寒纂要》与差不多同时代的《温疫论》相提并论，认为都是脱出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框框，开了清代温热病学说的先河[5]。清末文人刘铁冷极赞何元长所著《伤寒辨类》：“重固何氏，松之世医也……辛亥余馆汇西见方子策卿珍藏鸿方，爱逾垂璧，并要仪
跋其后，始知何以伤寒名于世，究不知伤寒之心传何在。越十年，余设肆沪渎，虚白女嗣持《伤寒辨类》二卷……乃恍然于何氏伤寒之学，燥湿阴阳，辨尽毫芒，迥非世比。”[6]从何氏伤寒医学著作中可以看出何氏治疗伤寒的历史由来已久，是其专长。1994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何氏历代医学丛书》续编之五《何氏伤寒二种》，所选二种其一为《何氏伤寒家课》，是何氏第十七代世医何汝阈所著，主要为教子课徒而设，阐述了何氏伤寒之学的要旨；其二为《伤寒辨类》，是何氏第二十二代世医何元长所著，主要介绍了何氏伤寒之学在临床运用的经验和许多有效良方。《何氏伤寒二种》认为何氏世医对伤寒之学，颇多发挥，别树一帜，指导临床，效验甚佳[7]。
在中国历史上，大量的医生行医于民间，他们大多清贫、仁善、精诚、不执着于名利，随朝代动荡而经历生离死别，但他们的坚守值得敬佩，《伤寒辨类》之作者何元长先生即是其中一位。何元长（1752—1806），何氏医学第二十二代传人，青浦县（今属上海青浦）名医，名世仁，字元长，号澹安，自号福泉山人。何氏自元长始迁至青浦县重固镇，祖父何王模、父亲何云翔均为名医。元长早年习儒，初嗜书画篆刻，后精医，曾候选布政司理问，以儒医名世，与当地多位名人交好，生性豪迈慷慨，常著义举，有贫穷患者来就诊，恐其不能自给，赠钱施药；遇到不治之症，“必婉言以慰之，俟其出，密告其从者以不治状，而反其币”。元长热心地方公益，曾独立出资白银八百两以助刊行《陈忠裕公全集》［陈忠裕即明末抗清名士、几社成员陈子龙，清兵攻陷南京之时，他组织民众积极抵抗，后投水而亡。其著作被清王朝禁毁，颇多散佚。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颁布《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后才被开禁］，这笔花费对当时的医学家庭并不是个小数目。元长行医足迹到达过江浙一带的苏州、松江、嘉兴、湖州等处，医著有《伤寒辨类》《治病要言》《何元长医案》，以及陆晋笙收辑《重固三何医案》中的上卷部分。《簳山何氏族谱》中有秦瀛所写《何君墓表》云：“方余之识君也，余权臬事于浙，而前按察陆君璞堂病剧未归，璞堂与君同里，延君治之。余问曰：‘璞堂病如何？’君曰：‘无妨，但气已索，尚可活四五年耳。’时余患肝疾气逆，内自危，属其诊视，则曰：‘公命脉甚长，非陆公比。’璞堂归，果逾四年而没，而余至今无恙。其后余里居，闻君名益噪，有族母病，请他医治不效，君为处方，辄效，余以是益服君术之神。”[8]何元长判断陆君尚可活四五年，果然四年后去世，可见元长医术之高明。
《伤寒辨类》共二卷，目前所存版本主要有三：一为1926年中原书局石印本，藏于首都图书馆、河南省图书馆、辽宁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等处；二为手抄本，藏于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和上海市中医文献馆；三为1981年上海古籍书店据何时希藏本影印本。除此以外，此书还被《何氏伤寒二种》《中国传世医学医药史料汇编》等书收录，所收录版本皆为手抄本或石印本影印，目前尚无简体横排校注通行本。是书上卷以“伤寒统辨”为总论，有“治伤寒勿拘日数”“治伤寒要识先后”“阴阳”“表里”“内伤外感辨”等九十九分目，附“中风、真中风、类中风、预防中风”四目。下卷以具体病证和伤寒类症分目八十九，如“发热”“头痛”“盗汗”“咳嗽”“发黄”“便脓血”“呕吐”“厥逆”等。全书不完全从六经立论，而是按病机治法，以症循经，特别是以阴阳、虚实、表里、寒热的对举、对比来辨别论证，分类详明，条目清晰。每一类症，引证经文和各家学说，合以何氏深湛的临床经验，对可治不可治、生死危绝、预后转归都有明确的诊断论述。不仅以经方论治，更在仲景方外增补了明人陶节庵及明清常用的方法，在仲景113方之外，增补了两倍半方剂。全书约400方，可谓集何氏伤寒家学之大成，值得后世深入研究。
二、从《伤寒辨类》管窥何氏伤寒家学要义
（一）伤寒学与温病学的融合
何氏虽有多个分支向外流动发展，但其所处地域皆为江南水乡。江南水乡气候多湿热，与张仲景所处的地理气候截然不同，因此何世之伤寒家学，已经融合伤寒和温病的相关理论而自成一体。《伤寒辨类》虽以伤寒为题，但辨证论治、遣方用药皆不完全从六经立论，而是以阴阳、虚实、表里、寒热的对举、对比来辨别论证，也可以说是伤寒和温病的结合运用。譬如元长在《伤寒辨类》中区分伤寒、温病及杂病发热的相关论述：“凡霜降后、春分前，天令严寒，人感之即时病者，为正伤寒。若不即病，至春而始发者，为温病。至夏而始发者，为热病。若冬月有非时温暖，人感之而病者为冬温。若春、夏、秋有非时暴寒，人感之而病者，为感冒伤寒。若四时天令不正，人感之而互相传染，长幼率皆相似者，为时气，亦为时疫……又有痰症、食积、虚烦、脚气、类伤寒诸症，发热虽与伤寒相似，不可概作伤寒治也。”[9]从何氏伤寒家学传承来说，何元长继承了何汝阈所提伤寒与温病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明清温病学说提出“伤寒、温病、热病、冬温、感冒伤寒、时疫”同为发热，治法应有不同，充分体现了世医家族在临证与继承之间的融汇变通。又有“温病者，冬月伏寒之所变也。冬月伏阳在内，感寒不即病，伏藏于肌肤间，至春时，因温气将发，又受暴寒，故春变为温病。既变之后，不得复言为寒矣”[10]。提出了温病的病机为冬月伏寒至春受暴寒而成，不得复称之为伤寒。又有“阳脉濡弱，阴脉弦紧者，更遇温气，变为温疫，治法与瘟病同。温疟、风温、温毒、温疫四症，皆伤寒坏病，前热未除，更感异气而变焉者也”。[11]提出“温疟、风温、温毒、温疫”皆为伤寒坏病变证的理论。除了祖传的医技之外，何元长的学术思想受到其祖父好友薛生白的影响，对叶天士的学说也颇有研究[12]。元长认为：“温病传进于阴，治法与伤寒同，唯发表不与伤寒同者，盖因春时温气而发，非寒初伤于表也。故宜辛凉之剂解之。”[13]温病初期不宜发表，应用辛凉之剂解之，这种治病思路与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中治疗风温卫分证所用辛凉轻剂思路基本相同。
温病学说起于明代末年，在明清之际达到鼎盛，明清大部分医论、医著中均可见其端倪。因明清时期，江浙一带瘟疫流行肆虐，这一方面是由于城市的发展和人口的集中，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南方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温病学家有着强烈的创新精神，初步建立了中国传染病学。据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的不完全统计，清代共发生疫灾74次。何元长行医年间就有“乾隆五十年（1785）冬，青浦大疫（《清史稿》）”的记载。《伤寒辨类》中相关此类“时疫”的阐释有：“时行者，春应暖而反大热，夏应热而反大凉，秋应凉而反热，冬应寒而反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即时行之气也。”[14]提出时疫的气候条件为非其时而有其气，时疫的发病特点为长幼之病多相似。何氏伤寒临证从不忘辨别时疫，关于时疫的具体治疗，元长提出：“春感寒邪在肝，升麻葛根汤，升、葛、芍、甘；夏感凉邪在心，调中汤，大黄、芩、葛、芍、桔、茯、藁本、白术；秋感热邪在肺，苍术白虎汤，苍、膏、知、草、梗；冬感温邪在肾，名曰冬温，萎蕤汤。温疫通用人参败毒散，加升、芍、葛根。从春分至秋分，天有暴寒，皆为时行寒疫，宜用辛温药发散，表症人参败毒散，里症大柴胡，半表里者小柴胡。”[15]这种论述已与狭义伤寒六经辨证不甚相关，类似脏腑辨证而更贴近后世“大伤寒”之治法。除此以外，何氏针对非时之疫气，就具体情况增补可选方药。治疗时疫常用临证方剂如：藿香正气散、十味芎苏散、羌活冲和汤治疗寒疫；升麻葛根汤、调中汤、苍术白虎汤、葳蕤汤治疗四时时行疫气；人参败毒散、大柴胡汤、小柴胡汤治疗温疫等。《何元长先生医案》载：“身热不得汗解，舌色黄中带黑，并有芒刺，脉象模糊，神色时清时浊，昏昏欲睡。此伏邪郁滞少阳，不能宣达于外，恐传变阴经，勿可轻视，暂用解肌达表以望转关，柴胡、葛根、郁金、省头草、杏仁、淡豆豉、赤苓、姜皮、半夏、广皮。复诊，得汗后，遍体复热，心烦膈闷，谅表邪已泄，少阳热结未舒，宜育阴兼苦泄，以能开里结，标本兼治，川连、花粉、鲜斛、大麦芽、麦冬、川贝、苏子、生甘草。又诊，神色较前稍安，而热势犹然，舌苔干燥，脉象软数。总由阴分亏，而温邪伏郁三焦，以致缠绵不退，仍用济阴清热法，鲜斛、麦冬、郁金、青蒿、川贝、连翘、花粉、灯心。”[16]此案中何氏认为身热不得汗解，昏昏欲睡，为伏邪郁滞少阳，需防其传变阴分，当用解肌达表法；汗出后遍体复热，应育阴苦泄、标本兼治；后期热势犹然，舌干燥、脉软数仍用济阴清热法。温病易销烁阴液，叶天士在《温热论》中提出“救阴不在血，而在津与汗”。何氏临证不离伤寒六经辨证，用药思路又与温病学派较为相似，清热不忘育阴，可见其理论与实践的整体性。
（二）按病机治法，参合诸家之大成
《伤寒论》以六经辨证为纲，对伤寒传变日数记载较为详尽，如“伤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烦者，小建中汤主之”“伤寒十三日，过经谵语者，调胃承气汤主之”[17]。明代陶节庵在《伤寒六书》中提出伤寒不当拘于日数，唯当以证脉是从。何氏继承了陶节庵的理论，认为：“治伤寒者，辄谓一二日发表，三四日和解，五六日议下。嗟乎！此亦陈其大概云耳，岂谓伤寒必拘日数哉？盖伤寒之中人无常，或入于阴，或入于阳，皆无定体……若拘定日数，则桂、麻、承气不尽为杀人之物哉。是故仲景治伤寒，日数虽多，但见表症而脉浮者，犹宜汗之。日数虽少，但见里症而脉沉者，亦宜下之。至其处方立论，曰可温，曰可下，曰急温，曰急下，曰少与。与夫先温其里，乃攻其表，先解其表，乃攻其里，皆活法也。日数多少，可勿拘也。”[18]主张治伤寒要活法参变，切忌拘泥，当以脉证为本。
何氏辨证用药，不但与仲景之法相合，还积极参合诸家之成。譬如《伤寒辨类》有：“气高而喘，身热而烦，气短上逆，鼻息不调，偷（懒）惰嗜卧，四肢困倦不收，无气以言动，或大热，闷乱心烦，或渴，若病久则必不渴……或表虚而恶风寒，慎不可投以凉药，唯补中益气，补其元气而泻其火邪。东垣曰：火与元气不两立，脾胃气虚则流于肾阴，火得以乘其土位，故脾症始得气高而喘，身热而烦，其脉洪大而头痛……此皆脾胃不足所致，与外感风寒似同而实异。”[19]继承李东垣脾胃学说，认为脾胃不足所致表虚证，虽有发热，当用“补中益气汤”治疗。又有“内伤痰郁又兼外感寒邪，身热恶寒，隐隐头痛，喘咳烦闷，胸胁体痛，脉左手紧盛，右关洪滑或寸脉沉伏，治以痰药兼发散寒邪，金沸草散……有憎寒壮热，头痛昏沉迷闷，上气喘急，口吐涎沫，此内伤七情以致痰迷心窍，神不守舍，神出舍空，空则痰生，名挟痰，如见祟，与痰症同治法，加味导痰汤。”[20]以金沸草散治疗内伤痰郁复感外寒发热，以加味导痰汤化痰消郁，明显是参合丹溪之术。又有“预防中风”一目中，以杨士瀛《仁斋直指方论》所论为主：“凡中风者，先觉大指、次指麻木不仁，或手足少力，或肌肉微掣者，三年内必有大风之至。宜调其营卫，先服八风散、愈风汤、天麻汤各一料为效，又宜常服加减通圣散预防其风。”[21]而在“中风”一目中，采缪仲淳之长曰：“西北高寒，风气刚烈，真气空虚之人，猝为所中，中脏者死，中腑者成废人，中经络者可调理而瘳。治法先以解散风邪为急，次则补养气血，其药以小续命汤……若大江以南，天之风气固殊，人之所禀亦异，其地绝无刚猛之风，而多湿热之气，其人柔脆，往往多热多痰，真气既亏，内热殊甚，煎熬津液，凝而为痰，壅塞气道，不得通利，热极生风，亦致猝然僵仆……不可误用治真中风药，如前辛热风燥之剂。”[22]提倡临证因时、因人、因地制宜，而非死板僵硬，一病投一方。
具体临证之时，何氏以丰富的临床经验，对伤寒辨证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从辨识阴阳来说，何氏认为：“大抵阳症，面唇红活光彩，口舌干燥，能饮水浆。其人身轻，易以转动，常欲开目见人，喜言语而声响亮。口鼻之气往来自温，手足温暖，爪甲红活，小便或赤或黄，大便或秘或硬。若阴症，面色青黑，或有虚阳泛上，面虽赤色而不红活光彩，唇口或青或紫或白，苔铺满而滑，不见红色。或时燥渴，不能饮水。其人身重，难以转侧，或向壁卧，或踡卧欲寐，或闭目不欲见人，懒言语而声不响亮，或气少而难以布息。口鼻之气往来自冷，手足厥冷，爪甲青紫，小便青白或淡黄，大便不实或泻痢。或热在肌表，以手按之，殊无大热，阴盛者，则冷透手也。”[23]从辨识标本来说，“六气为本，三阴三阳经为标。病气为本，脏腑经络受病为标。先受病为本，次受病为标。又脉之标本，假如浮沉为本，虚实为标，此脉之标本也。凡治病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24]。从辨识表里来说，“太阳阳症之表阳明，阳症之里少阳，二阳、三阴之间，太阴、少阴，厥阴又居于里，总谓之阴症”[25]。所论归纳言简意赅，循览易明。
（三）增补明清常用药方
何氏《伤寒辨类》不限经方，常引明人陶节庵及明清名医常用的方法，每方主药及加减法的提出，使后世子弟于仲景法外有可学、可选的余地。偶附方论，大都以《内经》气味配合为主，颇可启发。如“凡恶寒发热，头痛项背强，恶心，四肢拘急，腰痛骨节疼，此是太阳表症标病也。不拘日数多少，便宜发散，冬月无汗，用麻黄汤，节庵加升、芎、羌、芷、防。《内经》曰：寒淫于内，治以甘热，佐以苦辛。麻黄、甘草开肌发汗，桂枝、杏仁散风下气。有汗用桂枝汤，节庵加羌、芎、防、术。《内经》曰：辛甘发散为阳。桂枝汤，辛甘之剂也，所以发散。用芍药者，恐其走泄阴气，故用酸味以收之。三时无汗，芎苏散，芎、苏、柴、葛、枳、桔、二陈、姜、枣；冲和汤，羌、防、陈、苍、芎、芷、甘、辛、生地。夏月加知母、石膏、名神术。三时有汗，加减冲和汤，冲和汤去苍，加白术。汗多不止加黄芪，再不止加芍药、桂枝、人参败毒散。”[26]何氏治疗太阳表实证，用经方麻黄汤，参考陶节庵之法加升麻、川芎、羌活、白芷、防风；治疗太阳表虚证，用经方桂枝汤，参考陶节庵加羌活、川芎、防风、白术。若三时无汗，则以陶节庵《伤寒全生集》之芎苏散、冲和汤为方，夏月加知母、石膏、苍术清暑化湿，汗多加黄芪、芍药、桂枝，甚则加《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之人参败毒散以扶正益气。立方不但凭医技，更引用《内经》之方论“寒淫于内，治以甘热，佐以苦辛”“辛甘发散为阳。桂枝汤，辛甘之剂也，所以发散。用芍药者，恐其走泄阴气，故用酸味以收之”。又如“盗汗者，睡着则汗出，觉则便不出也。杂病责诸阴虚，伤寒责在半表半里。故知胆有热也，小柴胡汤，柴胡桂枝汤；杂病阴虚，当归六黄汤。”[27]治疗盗汗证，何氏认为若属伤寒病在半表半里，则以仲景小柴胡汤、柴胡桂枝汤治之；若属杂病阴虚，则以李东垣之当归六黄汤治疗。再如：“下利脉大者虚也，以其强下故也。设脉浮革，因而肠鸣者，当归四逆汤主之。下利脉弱，口干发热者，人参白术散……肾泄者，肾火不升，水谷不化，黎明溏泄，用四神丸……肝泄者，肝经受寒而泄青，惨厥而泄利，用当归厚朴汤。”[28]何氏治疗泄泻，若属于血虚寒厥下利则用经方“当归四逆汤”；若属肾虚之五更泻，则用明代薛己《内科摘要》之四神丸；若属肝泄，则用杨士瀛《仁斋直指方论》之当归厚朴汤。诸如此类，针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患病人群的同一类病症，何氏积极探索经方应用，并在经方基础上增补明清常用方药，可谓推陈出新，泽被后世。
三、何氏伤寒学传承对当今的启示
（一）对中医学教育的启示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中国古代世医家族的衰落或许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有学者研究何氏家族的医学命运发现，何氏作为一个医官世家，在明代以后逐渐走向衰落[29]。但直至今日，我们再看何氏伤寒家学，仍然可以看到彼时的医者对于《伤寒论》经典的执着和信赖。何氏家族子弟世代习医，医学典籍都是最容易接触到的资源，加上家族内传，这使得他们普遍具有比较高的医学理论修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历史的发展包含了众多错综复杂的因果和细节，“医儒兼济”的文化社交圈、大环境氛围下的子弟医学专科选择、随时令节气和疫病时气引入的方剂调整等促进了传统医学的传承和进步，但世医家族从没有停止过对《内经》《伤寒论》《神农本草经》等医学经典的学习和研究。但在当前的医学教育中，哪怕是中医院校的医学教育中，经典教育逐渐被边缘化，越来越多的学者放弃对经典的研究，中医学生轻视典籍而只是依方治病、依成药治病的风气随处可见，长远来看，这种“重医技轻理论”的医学传承模式并不利于中医的传承和创新。
（二）对中医创新和发展的启示
张仲景在《伤寒论》序言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30]2002年“非典”事件引起全球恐慌，截至2003年8月，全球累计感染SARS病毒人数超过8 000人。及至今日，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的全球肆虐再次为人类敲响了警钟。人类文明史，是一部人与疾疫的博弈史，与人共生同行的疾疫，以复杂而微妙的方式影响了人类的生活。疾病的肆虐的确会让人类付出惨痛的代价，造成无可挽回的危害，但是疾病也促进人们开展对新治疗方法的探索和研究，伤寒学诞生于此，温病学亦诞生于此。对于各个历史时期医家留下的医著，我们不妨相互对照着看，把整个过程拉成一条线，然后分析各个时空位置上事物的异同[31]。何氏伤寒家学自第六代何渊《伤寒海底眼》开始推陈出新，第十七代何汝阈《何氏伤寒纂要》明确区分了伤寒和温病的概念，第二十二代何世仁《伤寒辨类》结合时令与地域因素、参考诸家之长灵活参变。其实我们的医学研究和临床实践从古至今从来没有停止过创新和奋斗。思考何氏伤寒家学的传承发展，我们不仅要借鉴先贤理论，积极灵活处方以应对层出不穷的新型疾病，更要在此基础上建立有理有据的现代中医药疾病防治理论体系以传后人。无论疾病多么复杂，临床多么凶险，治疗总有规律，而这种对规律的把握，就是中医学发展的动力所在。
【注释】
[1]曹炳章：《清代名医医话精华》，农村读物出版社，2007年，第155页。
[2]杨杏林等：《上海地区何氏医家传承系谱调查》，《中医文献杂志》2012年第2期，第40-43页。
[3]刘立公：《源远流长，发扬光大——何氏医学与何时希教授》，《中医文献杂志》1994年第3期，第21-23页。
[4]上海市青浦区中医院等：《何承志口述何氏世医10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10-311页。(https://www.daowen.com)
[5]何时希：《何氏八百年医学》，学林出版社，1987年，第205-206页。
[6]刘铁冷：《伤寒辨类叙》，载何元长：《伤寒辨类》，学林出版社，1984年，序2。
[7]何汝阈、何世仁著，何时希编校《何氏伤寒二种》，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第1页。
[8]何廷璋重修《簳山何氏族谱》第一册，何绘书校，上海图书馆，1924年，第20页。
[9]何元长著，何时希编校《伤寒辨类》，学林出版社，1984年，第1-2页。
[10]同上书，第52页。
[11]何元长著，何时希编校《伤寒辨类》，第82页。
[12]金芷君：《以症分类，不囿六经——何世仁〈伤寒辨类〉学术思想梗概》，《上海中医药杂志》1992年第7期，第30页。
[13]何元长著，何时希编校《伤寒辨类》，第53-54页。
[14]同上书，第56页。
[15]同上。
[16]曹洪欣：《温病大成》第五部，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第192页。
[17]张仲景著，王叔和撰次，钱超尘、郝万山整理《伤寒论》，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年，第169页。
[18]何元长著，何时希编校《伤寒辨类》，学林出版社，1984年，第2-3页。
[19]同上书，第26页。
[20]何元长著，何时希编校《伤寒辨类》，第24页。
[21]同上书，第112-113页。
[22]同上书，第108-109页。
[23]同上书，第4-5页。
[24]同上书，第10页。
[25]何元长著，何时希编校《伤寒辨类》，第10页。
[26]同上书，第97页、第98页。
[27]同上书，第134-135页。
[28]同上书，第226-227页。
[29]王敏：《世医家族与民间医疗：江南何氏个案研究》，第63页。
[30]张仲景著，王叔和撰次，钱超尘、郝万山整理《伤寒论》，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年，第13页。
[31]张再良：《疫病临床与伤寒六经——兼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治疗中的六经辨证》，《上海中医药杂志》2020年第4期，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