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识别风险因素？

我们已经了解到，风险感知对于自发的自我保护行为非常重要，但它往往是有偏差的。^[9]如同上述事件和现象一样，人们会产生不切实际的乐观（unrealistic optimism），这会导致人们缺乏自我保护措施，并形成虚假的安全感。但过度的风险感知同样不可取，悲观偏差（pessimistic bias）会引发群体恐慌以及对特定风险群体的污名化，例如在中国疫情最不乐观的时候，湖北籍人遭受了很多过度恐慌的民众的歧视与偏见。这提示我们，我们需要的不是提高民众的风险感知，而是让民众正确识别环境中的风险因素，既不过于乐观，也不过于悲观。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有效的风险沟通至关重要，尤其在还没有疫苗可以接种的阶段，有效地管理新的流行病风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众自发的预防行为，而自发的预防行为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效的风险沟通，这种沟通能产生现实的、实事求是的风险感知。^[10]在有效的风险沟通中，需要注意两点：一是要以受众的接受能力和需求为导向，切记不能用受众难以理解的术语和统计方式沟通，要传达真实、精准、民众迫切想了解的信息，不夸大事实，也不刻意隐瞒；二是要注意考虑受众原本的文化价值观和预先形成的风险感知，这两者都会筛选和过滤新的与疫情相关的信息，影响风险沟通的效果，因而应循序渐进，仔细斟酌传达信息的方式。(https://www.daowen.com)

还可以考虑将霍克巴姆（Godfrey Hochbaum）的健康信念模型（health belief model）融入风险沟通中。健康信念模型由五个因素构成，包括感知到的严重性、感知到的患病可能性、感知到的成效、感知到的障碍和自我效能感。已有一些研究将健康信念模型用于传染病的相关研究中，如一项对泰国登革热的研究^[11]以及一项对旅行者风险感知的研究^[12]都采用了健康信念模型测量受众的风险感知。这提示我们，可以采用健康信念模型来测量沟通效果，以便得到及时的反馈，调整沟通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