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结语
大何庄遗址是一处面积较大，保存较好的齐家文化村落遗址。发掘面积不算很大，但获得了一些新的重要的资料。特别是继武威皇娘娘台遗址之后，这里也发现了红铜器，由此进一步证明齐家文化已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
村落的布局，目前还了解得很少。发现的建筑遗存有房屋，居住面和储存东西的窖穴等。白灰面的房屋（即所谓“石灰住室”），过去在临洮瓦家坪[91]、秦安寺咀坪[92]武威皇娘娘台[93]和永靖姬家川[94]等地都有发现。但是，大何庄的这座房屋在某些结构上具有自己的特点，例如：（1）竖穴很浅，四隅有四根相当粗的主柱支撑着屋顶，而在穴壁上没有像寺咀坪第2号住室那样的小柱洞（后者竖穴很深，穴壁的上部略向内收）。（2）竖穴周围还有排列整齐的柱洞，而这样的柱洞寺咀坪第2号住室则没有发现。由于竖穴本身很浅，屋顶又依靠竖穴四隅的四根主柱支撑，可以推想，这座房屋的地面建筑是比较高的。另外，竖穴的四壁与周围墙壁之间有1～1.4米的距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扩大了屋内面积。居住面遗迹可能是属于平顶小屋之类的一种建筑。从下层的堆积关系表明，这种居住面遗迹与白灰面房屋是同时存在的两种不同结构的建筑。窖穴一般都不大，有大口（圜底或平底）、小口（袋形）和直壁的三种类型。其中有一部分大口窖穴的结构较为特殊，它可能是专门为了某种用途而建的。
生产工具以石制为主，骨制次之。其中大型带手窝的敲砸器是齐家文化具有特征性的器物。石刀发现相当多，打制的一种除了少数作椭圆形外，绝大部分是两侧带缺口的。磨制的都有穿孔，有的还兼带缺口。骨刀仅有个别的发现，形状与打制两侧带缺口的石刀相同，可能也是用来收割粟、麻等农作物的。石斧以磨制居多，但一般只在刃部磨光，通体细磨的很少。石铲和骨铲是当时的主要挖土工具。石铲发现较少。骨铲数量较多，都是利用动物的下颌骨和肩胛骨制成的，其中有的还带弯曲的柄，以便于握持。
粟大概是当时的一种主要粮食，在房屋、窖穴和墓葬中都有发现。石杵可能是用来加工去壳的。兽骨出土相当多，其中以猪的数量最多，羊次之，牛、马和狗比较少见。大量猪骨的存在，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是相当发达的。骨镞和鹿角都很少发现，则说明狩猎在这里的生产活动中并不占重要的地位。
陶器都是手制，以泥条盘筑法为主，小件的器物则用手捏。泥质红陶一般打磨不甚精细，表面缺乏光泽；纹饰主要是篮纹，但素面的也相当多。夹砂粗红褐陶几乎都饰绳纹。器形有方形、圆形和带耳的杯，浅腹盘，深腹盆，平底或带圈足的碗，小口、侈口、矮颈、高领以及带耳的各种罐，镂孔或带流的豆，以及甑、鬲、鼎和器盖等。其中以双大耳罐（即所谓“安佛拉”罐）和高领双耳罐最有代表性。夹砂陶的甑、鬲和鼎，都非常罕见，但侈口罐却相当多，而且腹部常有烟熏的痕迹，说明除了作为容器外，还兼作炊器使用。
生活用具除陶器外，还有骨匕和铜匕。Ⅷ、Ⅸ式骨匕，可能是仿铜器制造的。从骨匕上都有穿孔，以及出土于死者腰部推测，齐家文化的居民可能有随身携带骨匕的习惯。
纺织业生产已有较高的水平，这不仅从出土的石、陶纺轮和骨针等方面可以得到说明，更重要的是在墓葬里发现了布纹的痕迹。布似麻织，有粗细两种，粗的一种（出M75的双大耳罐上），一平方厘米有经纬线各11根。细的一种（出M34的双大耳罐上），其细密程度几乎可以与现代的细麻布相比。
装饰品和陶塑的种类很多，制作也很精巧，说明齐家文化的居民爱好装饰又富于艺术创造。
氏族的墓地与住地相毗连。墓葬一般都有固定的方向，排列也较整齐。墓坑是长方形的竖穴，没有发现葬具的痕迹。从坑壁上遗留的工具痕迹观察，墓坑很像是用骨铲挖成的。
这里的墓葬，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小孩墓的比例都较大，说明当时小孩的死亡率较高。
葬俗方面，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1）绝大部分的墓葬，死者的头向都朝西北（主要是仰身直肢葬）。这说明当时对于这一方向已经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信念，或者具有某种宗教上的意义。（2）屈肢葬的存在（虽然数量很少），可能反映齐家文化的居民在葬俗上已受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的一定影响。（3）小孩的葬法和成人一样，也是埋在长方形的竖穴土坑里；其中有的是集中葬在遗址的西南部（多压在F7的上面）。有的则与成人墓错杂地葬在一起。至于那些三座或五座并列的幼儿墓，可能意味着便于亲人们的照顾。（4）部分骨架上发现有布纹的痕迹，说明死者是穿着衣服埋葬的，有的头部还要用布遮盖。放在墓口的陶罐用布封口（罐口有布纹的痕迹），显然埋葬时罐内是放有东西的。把陶罐放在墓口的做法，可能是意味着以后举行祭祀时便于再给死者送食物，在人体和随葬陶罐上有的撒赭石粉末，大概是出于某种宗教上的信念。（5）用猪下颌骨随葬的习俗，不仅带有宗教上的意义[95]，更重要的是反映他们对牲畜的占有情况，显示死者的社会地位和拥有的财富[96]。从而说明齐家文化的氏族内部已经出现了贫富分化。（6）墓地上的“石圆圈”遗迹，从旁边发现有卜骨或牛、羊的骨架等关系看来，可能当时在埋葬死人或进行其他的宗教性活动时（如杀牲祭祀、占卜问事等），曾经在这里举行过什么仪式。
此外，卜骨的发现，说明了齐家文化的居民也存在着占卜的习俗。但所用的骨料都是羊的肩胛骨，由于骨料很薄，因此在占卜之前无须先加以钻或凿。
大何庄遗址的上下两层堆积，从出土的陶器（包括住地及随葬陶器）来看，基本上是相同的，器形都比较简单。因时间上的早晚差别，反映在某些器物的比例上就有增多或减少的趋势，个别器物则只见于上层。如双大耳罐和豆把的数量，上层比下层多[97]；圜底缽形的器盖（粗陶Ⅲ式），上层比下层减少[98]。折腹罐和Ⅷ、Ⅸ式的骨匕只见于上层。上下两层的墓葬，从随葬品看，也有些变化。例如：（1）上层墓有碗和豆随葬的比下层墓要多些（单耳罐和高领双耳罐也有同样情况）。（2）上层墓中较多用2件双大耳罐和夹砂侈口罐随葬，下层墓则较少见。（3）上层墓在墓口放陶罐的情况比下层墓为多见。（4）上层墓随葬有生产工具的较多，而有装饰品的较少，下层墓的情况则相反。（5）上层墓有猪下颌骨随葬的比下层墓多些，而两层墓中用羊下颌骨随葬的都只是个别现象。
最后，关于遗址的年代问题，认第7号房屋的2号柱洞内出土的2件木炭标本，经放射性碳素测定，分别为距今3690±95年（公元前1725±95年）和距今3660±95年（公元前1695±95年[99]），其年代和商代早期相接近。
附：
附表一大何庄齐家文化墓葬登记表
续附表一
续附表一
续附表一
续附表一
附表二大何庄齐家文化人骨性别、年龄鉴定表
（本文原载于《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29-62页）
【注释】
[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74年2期。
[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秦魏家文化墓地》，载《考古学报》1975年2期。
[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43-44页，图25，图版壹玖。
[4]兰州小坪子（1.A.30）、王保保城遗址均属于马家窑类型葬地。
[5]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一）》，载《考古》1972年1期，55页；安志敏：《关于我国若干原始文化年代的讨论》，载《考古》1972年1期，58-59页。
[6]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的位置，详见《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4年2期29页，图一。
[7]分别见《考古》1960年3期和1964年6期。当时秦魏家归临夏市管辖。
[8]谢端琚：《论大何庄与秦魏家齐家文化的分期》，载《考古》1980年第3期。
[9]谢端琚：《试论齐家文化》，载《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
[10]谢端琚：《试论齐家文化》，载《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
[11]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渭河支流南河、榜沙河、漳河考古调查》，载《考古》1959年第7期。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甘肃天水师赵村史前文化遗址发掘》，载《考古》1990年第7期。
[13]谢瑞琚：《中国原始卜骨》，载《文物天地》1993年第6期。
[14]裴文中：《甘肃史前考古报告》，载《裴文中史前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15]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甘肃黄河上游渭源、陇西、武山三县考古调査》，载《考古通讯》1958年第7期。
[16]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渭河支流南河、榜沙河、漳河考古调査》，载《考古》1959年第7期。
[17]程：《六盘山以西发现早期人类化石》，载《光明日报》1986年10月31日。
[18]董玉祥、臧志军：《甘肃武山水帘洞石窟群》，载《文物》1985年第5期。
[19]赵信：《武山傅家门发掘获新成果》，载《中国文物报》1993年3月28日。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工作队：《甘肃武山傅家门史前文化遗址发掘筒报》，载《考古》1995年第4期。
[21]赵信：《武山傅家门新石器时代遗址》，载《中国考古学年鉴·1993》，文物出版社，1995年。
[22]谢端琚：《中国原始卜骨》，载《文物天地》1993年第6期。
[23]袁靖：《关于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载《考古》1994年第10期。
[24]赵信、陈建平：《石岭下类型文化与傅家门遗址发掘成果》，载《陇右文博》1996年第1期。
[25]谢端琚：《论中国史前卜骨》，载《史前研究——西安半坡博物馆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文集（1958—1998）》，三秦出版社，1998年。
[26]袁靖：《关于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载《考古》1994年第10期。
[27]半坡博物馆等：《姜寨一新石器时代逋址发掘报告》（上）附录三：《姜褰新石器时代遗址动物群的分析》，文物出版社，1988年。
[28]裴文中：《甘肃史前考古报告》，载《裴文中史前考古论文集》第237页，文物出版社，1987年。
[2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师赵村与西山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30]李水城：《三下河西——河西史前考古调査发掘记》，载《文物天地》1990年第6期。
[31]谢端琚：《论中国史前卜骨》，载《史前研究——西安半坡博物馆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文集（1958—1998）》，三秦出版社，1998年。
[3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64年第1期。
[3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文物出版社，1992年。
[34]于醒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载《文物》1973年第2期。
[35]徐锡台：《汉字探源》，三秦出版社，1994年。(https://www.daowen.com)
[36]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载《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
[3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师赵村与西山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38]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临夏回族自治州文化局、东乡族自治县文化馆：《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掘报告》，载《考古学辑刊》第4辑，1984年。
[3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师赵村与西山坪》附录二《师赵村与西山坪遗址的动物遗存》，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40]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临夏回族自治州文化局、东乡族自治县文化馆：《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掘报告》，载《考古学辑刊》第4辑，1984年。
[4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师赵村与西山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42]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临夏回族自治州文化局、东乡族自治县文化馆：《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掘报告》，载《考古学辑刊》第4辑，1984年。
[4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师赵村与西山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44]郎树德：《大地湾考古与甘肃新石器时代研究》，载《陇右文博》2002年第2期。
[45]甘肃省博物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运城考古发掘队：《从马家窑类型驳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化西来说”》，载《文物》1976年第3期。
[46]严文明：《甘肃彩陶的源流》，载《文物》1978年第10期。
[47]张强禄：《马家窑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关系》，载《考古》2002年第1期。
[48]郎树德：《大地湾考古与甘肃新石器时代研究》，载《陇右文博》2002年第2期。
[49]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芮城东庄村和西王村遗址的发掘》，载《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
[50]谢端琚：《甘青地区史前考古》，载《20世纪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文物出版社，2002年。
[5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师赵村与西山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5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师赵村与西山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53]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西走廊史前考古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1年。
[54]甘肃省博物馆、吉林大学考古系：《民乐东灰山考古——四坝文化目的的揭示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年。
[55]1976年玉门火烧墓地发掘出土有石质权杖首现藏于甘前文物考古研究所标本号为76YHM64：14。
[56]孙淑云、韩汝玢：《甘肃早期铜器的发现与冶在河西走廊地区炼、制造技术的研究》，载《文物》1997年第7期。
[57]甘肃省博物馆、吉林大学考古系：《民乐东灰山考古——四坝文化目的的揭示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年。
[58]《甘肃卓尼县纳浪乡考古调查简报》（特刊）；《甘肃临潭县陈旗乡考古调查简报》（初稿）。
[59]青海省文物管理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文物出版社，1984年；夏鼐：《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载《中国考古学报》第3册。
[60]《甘肃卓尼县纳浪乡考古调查简报》（待刊）；《甘肃临潭县陈旗乡考古调查简报》（初稿）。
[61]甘肃岷县文化馆：《甘肃岷县杏林齐家文化遗址调查》，载《考古》1985年11期。
[62]水涛：《关于寺洼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载《西北史地》1989年第4期；赵化成：《甘肃东部秦和羌戎文化的考古探索》，载《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文物出版社，1989年。
[63]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渭河支流南河、榜沙河、漳河考古调查》，载《考古》1959年第7期；南玉泉等：《寺洼——安国系统陶鬲的序列》，载《文物》1987年第2期；俞伟超：《先秦西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
[64]谢端琚：《论大何庄与秦魏家齐家文化的分期》，载《考古》1980年第3期。
[65]张忠培：《齐家文化研究》（上），载《考古学报》1987年第1期；《齐家文化研究》（下），载《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
[66]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湾》，文物出版社，1984年。
[67]胡谦盈：《试论寺洼文化》，《文物集刊》第3辑，文物出版社，1980年。
[68]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甘肃临潭磨沟齐家文化墓地发掘简报》，载《文物》2009年第10期。
[69]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甘肃临潭磨沟齐家文化墓地发掘简报》，载《文物》2009年第10期。
[70]李学来：《“第八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08年中国考古新发现”纪要》，载《考古》2009年第7期。
[71]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甘肃临潭磨沟齐家文化墓地发掘纪要》，载《考古》2009年第7期。
[72]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甘肃临潭磨沟齐家文化墓地发掘纪要》，载《考古》2009年第7期。
[73]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甘肃临潭磨沟齐家文化墓地发掘纪要》，载《考古》2009年第10期。
[74]“过渡类型”遗存是李水城先生1986年在河西史前考古调查中识别的一种新的文化遗存，既区别于马厂，也不同于齐家和四坝文化，可又与这三种文化（类型）有某种联系，鉴于它所具有的中介性质，称之为过渡类型遗存。其相对年代介于马厂类型与四坝文化之间。具体见李水城：《四坝文化研究》，载《考古学文化论集（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80-121页。
[75]王辉、陈国科：《甘肃张掖黑水国遗址》，载《中国文物报》2012年4月27日。
[76]李水城：《河西地区新见马家窑文化遗存及其相关问题》，载《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
[77]李水城：《四坝文化研究》，载《考古学文化论集（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93年。
[78]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西县博物馆：《甘肃安西潘家庄遗址调查试掘》，载《文物》2003年第1期。
[79]王辉、陈国科：《甘肃张掖黑水国遗址》，载《中国文物报》2012年4月27日。
[80]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考古队：《甘肃永靖大何主城遗址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
[81]这种居住面是一种红褐色的硬面，上面不涂白灰，其结构与过去齐家文化中常见的涂有白灰的居住面完全不同。
[82]大何庄遗址共发掘墓葬九十一座（M1～M91），其中齐家文化墓葬82座，汉墓九座（M2、M3、M25、M26、M29、M31、M33、M64、M80）。汉墓已发表，见《考古》1961年3期，172～174页.
[83]见《考古》1960年3期，9～11页。
[84]西部发掘区发现的齐家文化遗迹，属于第二层的有F1、F4、F12，H1～H4和M1、M5、M7、M9、M13～M18、M30、M32、M34～M36、M46以及牛骨架（在F1的东边）；属于第三层的有F2、F3、F5、F9、F10、H5、H6、H11、H13、H14和M4、M6、M8、M10～M12、M19～M24、M27、M28、M56、M58、M63、M65、M91。
[85]图四 （西部发掘区）遗迹叠压和打破关系说明：M15（第二层）压在M20（第三层）的上面，M16压在M17的上面（均属第二层），M11、M12压在F9的上面，M20～M24、M91分别压在F2、F10的上面（以上均属第三层，），M9（第二层）压在H13（第三层）的上面，M56被压在F3的下面（均属第三层），M34～M36打破F4（均属第二层），M46（第二层）打破F5（第三层），F5的边沿压住H11的口部（均属第三层）。
[86]如果是尖锥式屋顶，其顶部面积比居住面大，倒塌下的堆积中间部分厚薄不可能相等，一般地说应该是相互叠压或者很厚。
[87]现今永靖、临洮、临夏一带的普通住屋都是完全平顶的，这可能与当地的气候、雨量有关。
[88]M15、M20、M43、M62、M71、M72、M77、M85因人骨架下肢残缺或已零乱，故葬式不明，但头向都朝西北。
[89]随葬的猪下颌骨都是一半的，左右边均有，因折断处的骨质一般都已损坏，无法进行核对。这里三十六块下颌骨究竟有多少个体不明。
[90]M34、M35、M36、M55、M57、M60、M90在墓口填土中放双大耳罐和夹砂侈口罐各一件（口、颈部均有布纹），M53、M54放双大耳罐两件，M63放双大耳罐一件（以上罐口均有赭石末）。
[91]裴文中：《史前时期之西北》40-43页，图21，1948年。
[92]任步云：《甘肃秦安县新石器时代居住遗址》，载《考古通讯》1958年第5期。
[93]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94]黄河水库考古队甘肃分队：《甘肃临夏姬家川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62年第2期。
[95]如世界上有些后进部族曾认为人死以后，灵魂要回到氏族原来或传说中的老家去（如苏丹东尼尔兰人、新几内亚士人），也有的认为要到另一个世界去生活（如印度尼西亚、婆罗洲、马来半岛的一些士人），因而在埋葬死人时便把死者的头向朝着他们认为所要去的地方。参看E.O.James，Prehistoric Re1igion.pp.133-135。
[96]这种做法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因为放陶罐处的墓口填土没有发现过二次扰乱的痕迹。
[97]海南岛黎族和云南永宁纳西族的人民过去都普遍流行用猪或牛的下颌骨祭奠死人，并随着埋入墓中的习俗（参看《考古》1958年第7期第57页和1964年第4期第201页），齐家文化的居民大概也是这样的意思。
[98]云南纳西族的人民过去有把猪下颌骨悬挂在屋墙上，作为他拥有财富多少的标志（参看《考古》1964年第4期第201页）这里齐家文化的居民用猪和羊的下颌骨随葬，可能也含有这个意思。
[99]根据两条探沟和三十一个探方的统计，双大耳罐上层占3/5，下层占2/5；豆把上层占2/3，下层占1/3。这种器盖多是残把，上层仅发现7件，下层出18件（包括复原的8件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