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国巫事活动的重构
熊绎被封于楚蛮之地，楚国获得周王室的官方认可。
作为被封之国的楚国在国家巫事活动中最初遵循着周礼。《楚居》记 载：“至酓绎与屈紃，使鄀嗌卜徙于夷屯，为楩室，室既成，无以纳之，乃窃鄀人之犝以祭。”[12]刚在周王朝获得合法身份的熊绎，决定将楚国都城从京宗迁移到夷屯，并在迁徙前特地对迁徙的事情举行了巫事活动——占卜，而“卜徙”都邑正是周人的传统，太王迁岐、武王迁镐、成王宅洛邑均实行过占卜。[13]《周礼·春官·大卜》中也曾有记载：“国大迁、大师，则贞龟。”[14]楚国迁都夷屯后，在这一新的核心区设立了宗庙，并偷窃鄀国的小牛进行祭祀。宗庙是重要的祭祀场所，周王朝对于祭祀这一巫事活动甚为重视，“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15]且祭祀总是与巫歌巫舞相伴，周公便曾制礼作乐。制礼作乐是将虽有久远历史却未有定型规范的原始歌舞即巫术活动，通过以祭礼为中心，结合日常生活习俗，蔓延发展，最终造成的井然有序的非成文的法规准则。[16]楚国也重视祭祀，并将宗庙看作是十分神圣而重要的地方。
在楚王熊绎的带领下，楚国始终遵守着对周王室朝贡的义务，供纳给周王室“桃弧棘矢”与“苞茅”。“桃弧棘矢”是禳灾驱邪的祭祀工具，“苞茅”则是为了祭神之用。在熊绎时期，楚国将祭祀看作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周王朝使用楚国的进贡物品来进行巫事活动。而在这一时期周王室所举行的岐阳之会中，熊绎并没有获得参与盟会的资格，而是负责“置苞茅，设望表，与鲜牟守燎”[17]之事，凡此种种表明，“熊绎这位楚国的始封之君虽号为子男，而实为大酋兼大巫”[18]。这一系列的巫事活动均与周王朝紧密相关，也应该是各诸侯国共知的，岐阳之会一事即出于晋国大夫羊舌肸之口，楚国的第一国际印象或定格于此。和参与盟会的大国相比，楚国被置于和鲜卑同等的地位，换言之，在周王室的眼中，楚国是被视为异族的。显然，楚国的发展并没有因为获得周王室的认可而一帆风顺，在熊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后，因楚国建立于南土之上，周王室对楚国态度鄙夷，才有《史记·楚世家》中所记载的“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以及熊渠与熊通“我蛮夷也”的自称。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中则直接称“楚国是苗族的楚国”[19]。楚国巫事活动的发展，也与楚国的这一认识紧密相连。
在《同舟共济创造美好未来》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创新导向，开辟增长源泉。变革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只有勇于变革、敢于创新，才能突破发展瓶颈，闯出一片光明前景。这似乎也正适用于处于不被周王室认可的楚国的境遇。
《左传》桓公六年记载，公元前706年，熊通要挟随侯向周王为自己请求封号，因为周天子对熊通的爵位不进行加封，熊通遂以“蛮夷”自称，并自立为楚王，后灭权国改权为县，得志汉东。楚庄王则“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20]。《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公元前597年，楚国取得晋楚邲之战的胜利，潘党提出在衡雍建造“京观”的请求，楚庄王对这一观点予以否认，并“祀于河，作先君宫”，对河神进行祭祀以夸耀战功、感谢先王护佑，并修筑了进行祭祀等巫事活动的楚国先君的宗庙，突破了周礼的束缚。这是楚国巫事活动方面的创新，也应得益于楚庄王开放的胸襟，他并未故步自封，沉浸在已有的国土范围之中，而是勇于突破眼前局限，宣扬武功，以开放的胸襟去接纳其他国家的祭祀之神。对当时的社会状况而言，这似乎不合规范，但在春秋大势之下，这种不合规范更多的是对已经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现有制度的挑战。同时，楚庄王的这一行为，甚至对后世打破国家界限限制的大统一思想下秦汉巫事活动的重构起到了基础性的推动作用。(https://www.daowen.com)
公元前656年，齐桓公以楚国三年没有进贡苞茅为缘由，以辅佐周王室为借口，向楚国发动战争。对于齐桓公的这一说辞，楚成王并未否认。从楚国刚建立时熊绎的顺从于周，到楚成王光明正大地承认没有贡纳苞茅这一祭祀之物，这一变化正是楚国国力增强的展现。楚国最初在待遇上虽与其他诸侯国差距甚大，被视为“蛮夷”。但楚国并未屈服于此，从不受重视、自称“蛮夷”开始奋发自强，以开放的心态去接纳外界的事物，通过一系列内政外交等活动，不断扩大自身疆域，其文化自信也得到提升，转变对于周礼的遵循，并逐渐掌握了东周舞台上的话语权，塑造了大国形象。
此外，作为楚国巫事活动之一的祭祀圈范围的扩大也值得关注。
战国时期的楚巫活动，随着楚国疆域的扩张而向外辐射。楚威王时，楚国达到极盛，疆域囊括了长江中下游以及淮水流域地区，成为“地方五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21]的第一大诸侯国。
楚国的成就离不开作为楚巫的楚王的开放精神，他勇于创新，才使得楚国的文化充满内聚力，文化自信在逐步提升，出土器物也逐渐显示出自身独有的特点。如楚灵王曾自言“左执鬼中，右执殇宫”[22]，“鬼中”即录鬼簿，“殇宫”即殇者的灵魂，也就是说，楚灵王执掌着鬼的名录与殇者的灵魂。《吕氏春秋·仲夏纪》记载：“楚之衰也，作为巫音”[23]。楚灵王将村野的巫音引入宫廷后，打破了楚国原本对周礼遵循的祭祀体系，并扩大祭祀范围，从而带给以楚王为代表的楚国核心区以“淫祀”的名号。楚王的喜好就像是这个国家人们审美取向的风向标。正如当时楚灵王好细腰男子，莫敖子华曾对楚怀王说：“昔者先君灵王好小腰，楚士约食，冯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恶，然而不避。”[24]为了迎合楚灵王的审美需求，楚国士人不惜节食到病态的地步。也正得益于楚灵王将“村野的巫音引进宫廷”[25]。经过楚灵王等人的重构之后，方形成如今我们熟知的《九歌》中的祭祀体系。可谓融合了“虞族《韶》乐、夏族《九（虬）歌》、中原各族大小《司命》，以及楚族《山鬼》《湘君》《湘夫人》《国殇》在内的时代不同、地域不同、内容不同的祭祀颂诗。”[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