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齐家文化出土的玉石器情况，我们只能够粗略地做上述介绍。显然，目前的资料报道极不完全，已报道者有的也不详细；而且绝大多数玉石器资料都缺乏进一步的科学鉴定，这些不能不说是很大的缺憾。对于齐家文化的玉石器，我们试做初步的估价，同时就其中某些现象和反映的问题，试探地加以讨论，提出粗浅的认识。
齐家文化所发现的玉石器，总的说数量有限，尤其是礼玉类器物更少，远不能和东部地区堪称玉器发达的有关文化相提并论。在齐家文化分布的黄河上游地区，与之相当和更早的其他文化中，除了普通装饰品相沿有传承关系外，玉器在本地区没有渊源。齐家文化几乎是突然就出现了质量较高的玉石器。从现象看，只能认为齐家文化的玉石器是受东部地区玉器文化强烈影响而产生的。这一方面是时代潮流，齐家文化与东部中原文化有亲密联系，另一方面，齐家文化也有着一定的社会基础。
齐家文化玉石器主要有以下一些特征。
几乎都素面无纹，制作一般不十分精致，有的甚至比较粗糙，但也有的工艺比较成熟。如师赵村玉璧、定西玉璧，都可见锯切痕迹，反映出有较先进的制玉工具的应用；同时熟练运用了传统的打琢磨等加工石器的工艺，如D型石璧所保留的痕迹可知。海藏公园玉石器作坊遗址的发现，说明齐家文化玉石器制造已开始具有一定的规模，其中所见锯切一半的大型玉板，表明制玉能力的提高。
玉石礼器有琮、璧、瑗、环、璜等，不见玦、璋、圭等。已知的齐家文化玉石礼器，从形态看已比较成熟。如玉璜基本上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璧（瑗、环）制作，这似乎是商周玉璜的规范。类似扇面形的璜，大概陕西客省庄所见较早[308]，但都是残件。齐家文化玉琮，发现极少，均小型，扁矮型，较简化，这也是中原黄河流域琮的特征。
玉石璧的形制较多样，以圆形为主，同时存在椭圆形、圆角方形，还有保留打琢加工痕迹的弧面形的半成品。其中圆角方形的C型璧，在齐家文化中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若干地点都有发现，代表了齐家文化的特色。方形璧较早见于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早期的个别墓葬中，在莒县杭头和临沂湖台的3座墓葬中，均套于墓主右腕上[309]。齐家文化的方形璧还没有见过这种现象，而出土的数量更多。东周时期南越地区出现过圆角方形的玉石玦[310]，不过还难以说明与齐家文化C型璧之间有什么关系。
玉石工具中，有的虽为玉质，但仍是实用生产工具，从形制和出土情况可以看出，后面将要提到。而其中薄条形的B型斧，或称铲，形态上特殊，实用功能不强，而且颇近似后来的平首圭的形制，因此可能是非实用的有象征性的礼器，但目前从出土情况上获得的证据还不足，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来证实。
绿松石饰比较突出，成为一大特点，这也是本地区的具有广泛性的艺术传统和文化传统。这和黄河下游地区绿松石饰盛行形成对应[311]，这也许不是简单的巧合，可能反映某种联系。齐家文化装饰品除偏爱和崇尚绿松石外，对白石也同样表现出喜好，相当多的玉石制品采用了白色大理石。崇尚白石的风气，在本地区大概也是积习长久，在一定范围内有着悠久的传统。相反，齐家文化装饰品少见软玉、玛瑙，也罕见其他玉石和宝石的质料。
齐家文化玉器原料的来源问题，由于缺乏进一步的科学鉴定，目前还难于探讨。除了软玉外，齐家文化玉石器大量使用大理岩，同时还有其他多种石料。现有资料表明，齐家文化中既存在玉质原料做的实用生产工具，又广泛存在非玉质石料加工的玉石礼器和装饰品，说明玉的概念并不严格，有时还使用比较易于加工的不很优良的石料。这种迹象表明，齐家文化玉石器原料应主要是当地所产，包括一部分玉料很可能出自本地，那种玉质的实用生产工具或许就是选取的石器原料中有少量玉料，因而加工成了石器工具。但同时，不能排除齐家文化有从外地采运玉料（如新疆玉）的可能，相对说齐家文化较之中原有更近便的条件。我们期待着今后对齐家文化玉器的鉴定结果。
图二 皇娘娘台M48平面图
齐家文化玉石器是受到东部地区玉器文化的强烈影响而出现的，目前还缺乏更直接的更具体的可对比材料。总的看来，史前时期东部地区玉器文化主要分布在滨海地区[312]，尤以良渚文化玉器最为发达，最具明显的礼器性质。但齐家文化并不是直接受其影响，而是通过中原黄河流域间接获得的，换言之，它是直接主要来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即龙山时期和二里头时期的某些文化的影响。齐家文化和龙山文化晚期及二里头文化的年代相当，有理由相信，齐家文化与之有密切的联系。从考古学上揭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https://www.daowen.com)
从齐家文化玉石器的发现看，以天水、定西—临夏、武威三个区域尤为重要，这也是齐家文化分布中占主流的三个较重点的地区。天水师赵村的齐家文化遗存，表现出较具特点的面貌[313]，这与它所处的年代较早和所处的位置较东有关。如果说齐家文化玉石礼器受东部中原文化强烈影响，那么师赵村可能是最先受到影响的地点之一，因而师赵村出土的玉石器颇为重要，实际上师赵村的玉石器也更接近中原文化，无论品种形式规格都很典型。武威皇娘娘台的玉石器突出的现象是玉石璧特别多，用大量玉石璧随葬，与此同时还流行用玉石废料、粗玉石片等随葬。皇娘娘台玉石器数量那么多，却没有发现琮，是值得思考的现象。甘肃中部地区为齐家文化典型遗存的聚集地，已知另两件玉琮都出自齐家坪，据悉齐家坪还有多人殉葬的墓被发现[314]，说明这一带应该引起重视。从玉器的角度观察，齐家文化不同区域之间发展并不平衡。
在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进程中，玉器被学术界公认为一项重要因素和指示物。齐家文化的玉石器是接受来自东部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的影响产生的，它在齐家文化社会生活中也占据着较重要的地位。但表现上自有特点。
皇娘娘台墓地第四次发掘62座墓葬，随葬玉石璧有24座，共计208件，最多的M48随葬达83件。这是一座很特殊的墓葬（图二），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圹略大略深。为三人合葬，居中为成年男性，仰身直肢，两旁为侧身屈肢的成年女性。经鉴定，右侧的女性比较年轻。报告称骨架上身已被扰乱。骨架上均撒有红色颜料。随葬的83件玉石璧和1件玉璜均置于男性身上。随葬的10件陶器排列于墓坑足端一侧，304块小石子堆放在墓坑东南角陶器旁边。据观察，墓内骨架的扰乱，也有可能是属于二次葬，尤其居中的男性骨架二次葬的可能性更大。如果观察判断不错，该墓有可能不是殉葬，而是先后死亡的合葬。据对已发表的其他合葬墓的观察，似可发现合葬墓中至少有一具骨架是不完整的，这或许可以说明其中都可能有一具是二次葬，那么假如其他未发表资料的合葬墓都有这种现象的话，是否可以说皇娘娘台这里没有殉葬。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其他齐家文化墓地都没有殉葬现象。
已有学者倾向于认为皇娘娘台随葬玉石璧是财富的象征[315]。原报告认为很可能是货币，另有学者推测是类似权衡而演化为代表财富的象征[316]。总之，象征财富的解释有一定道理。从皇娘娘台墓地的全面分析，玉石璧在这里墓中看来不是礼器，也不是实用的装饰品，当然更不是如良渚文化的玉殓葬，而应该是财富的象征。我们认为皇娘娘台的玉石璧可能是批量生产的商品，用于与外界的交换，因而拥有它可以显示财富。这样才好理解皇娘娘台的玉石璧如此多，附近海藏公园玉石器作坊遗址的发现可以佐证。
皇娘娘台的贫富分化显著，父权和夫权有强化的表现，但氏族社会仍然严格保存。男女合葬墓可能反映夫妻妾同穴入葬的父系家长制现象，但不一定是妻妾殉葬。其中M48从妻妾同葬、撒红色颜料、大量拥有玉石璧等现象综合分析，墓主人可能有一定的地位，但没有超越氏族成员的特权。M85随葬玉斧（铲）和10件玉石璧，却没有更多的随葬品，也没有撒红颜料的现象。M66夫妻妾同葬，撒红色颜料，但只有15件玉石璧随葬。M40撒红颜料，随葬6件陶器和小石子55枚，还有2件猪下颌骨，但玉石璧仅1件。M52夫妻同葬，撒红色颜料，随葬品较丰富，包括9件陶器、290枚小石子、7件猪下颌骨、20件玉石璧。综合来看，这些墓主可能显示了一定的地位，但都没有特权在握。
师赵村的一琮一璧，为墓葬同出，系二次葬，不见其他随葬品。但该墓显示的身份和地位可能不同一般，按照琮璧玉器是宗教法器的一种意见，该墓主生前应是掌握宗教权的人物。可以看出，当时神权和军权是分开的，而且这位神权人物除拥有法器外，别无其他财产。同样的，秦魏家M23、皇娘娘台M8都随葬卜骨，墓主可能是掌占卜的宗教权威人物，但都没有更丰富的随葬品。他们也都看不出有超越氏族成员的更大特权。
在柳湾墓地中，M1325随葬玉锛，M1108随葬玉凿，M1128随葬玉斧，以及随葬玉纺轮的三座墓，从发现的情况分析，这些玉质工具本身和这些墓葬，都看不出有特殊的含义。有的在出土位置上显得要略受重视一点，可能是因为质地美观而要珍爱一些。菜园村罐嘴M34随葬的玉斧和玉锛，就是同其他石器放置在一起的。可见这些玉工具都是单纯生产工具，不过是比其他器物更精美些而已。
而薄条形的B型玉斧（铲），已有特殊的含义，推测属于礼器性质，但目前还缺乏充足的考古资料印证。皇娘娘台M85随葬1件，尚看不出特殊所在。不过总寨M7的玉斧位置突出，连同其他随葬品反映出该墓比较特殊，墓主有一定的地位。但也有些此型玉斧是在遗址里出土和采集的。
目前见报告的考古资料表明，齐家文化似乎还没有发现凌驾于氏族社会之上的特权阶级，还没有发现王权的踪影。齐家文化的玉石器表明，还应该从其他文明因素去探讨齐家文化的发展。齐家文化的社会性质，有学者认为是父权奴隶制的初期[317]，这个判断还是比较切合实际的。但是齐家文化地区间和早晚间的发展不一致，同时它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形态的发展变化，对社会发展起着影响和制约的作用。
研究者都已经看到，齐家文化的制铜业和农业经济对它的发展是起促进作用。而齐家文化不断增长的畜牧业经济，又对其发展可能起着制约的作用。因而齐家文化文明发展的模式很可能有其自身的特点，对此看来很有必要做深入研究。
（本文原载于《考古求知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51-2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