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
2月16日 毛泽东在湖北武昌将一月四日至二月四日到湖南五县考察农民运动的情况写报告给中共中央，批评中央与农民的革命情绪不相称，主张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的路线。他指出：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现从前我们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党对农运的政策，应注意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的“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议论；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今后问题，不在责备谁人破坏联合战线，而在共同负责建设起一个联合战线。当前农民问题只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的问题有两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了。贫农的革命情绪依然非常之高，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长久抑制得下的。现在是群众向左，我们党在许多地方都是表示不与群众的革命情绪相称，国民党更不消说，这是一件非常可注意的事。因此无论为应付目前的环境或准备不久要来的革命，我们党都需要一个大大的发展，这样才有办法。
3月5日 毛泽东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本日起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周报连载。
报告回答党内外对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明确指出革命党人要极端重视农民斗争，支持农民的革命举动，特别提出贫农大群众是革命的先锋、中坚和元勋，肯定湖南农民所做的十四件大事都是革命的行动和完成民主革命的措施。报告指出：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在革命时期农民的一些所谓“过分”举动，正是革命的需要。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地主政权既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报告还指出：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同时对农村革命后的建设也提出了一些积极的主张。
这篇报告先后在一些刊物转载，并出版单行本。瞿秋白为单行本作序指出：“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布哈林看了俄文版的报告评价说：“文字精炼，耐人寻味”。
这篇考察报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4月19日 毛泽东在汉口出席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时提出：解决土地问题应有一个纲领，内容包括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土地没收的标准和分配的方法；农民以什么政权机关来没收和分配土地等。关于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他指出：（一）解放农民，废除地主及一切压迫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此为本题的主要意义；（二）增加生产，解决农民的生活痛苦和改良土地；（三）保护革命，解决土地问题后即能够解决财政问题及士兵问题，因农民要保护他们的土地，必勇敢作战；（四）废除封建制；（五）发展中国工业；（六）提高文化。关于农民政权问题，他指出：有两个阶段：一是革命时期，农民政权集中在农民协会；二是革命过后，农民政权在国民政府系统之下，颁布区乡自治条例。现在我们须要承认农民的政权，并且促进农民的政权。
这篇发言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4月 由毛泽东任书记的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作出三项决议案。关于政权问题的决议案指出：农民运动现在已经到了为确定农民政权而斗争的时期。农民政权应当由贫农与中农掌握，但贫农是这个政权的领导者。农民不但要取得乡村政权，而且要参加县政治、省政治、全国政治。农民协会是创造农民政权的机关。关于武装问题决议案指出：各省一致努力建设农民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解散一切地主阶级武装团体，将其武装交与农民自卫军；中央及各省的军委应充分注意农民自卫军问题。关于协作社的决议案指出：假使中国的革命结果胜利，并且能成为一个真正民权方式的，那么中国农民的合作社在经济方面须与革命的政府与城市发生密切的关系，在政治方面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如此方法，才能帮助农民消灭在农业中所发生的资本主义倾向，同时，可以使农民于乡村阶级分化时减少压迫。
4月27日—5月9日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确定党在紧急时期的任务。会议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大会通过《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等项决议，强调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但是对于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未能提出有效措施。相反，对汪精卫、唐生智控制的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抱有很大的幻想。
6月24日 根据长沙发生反革命政变（即马日事变），中共湖南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中共中央任命毛泽东为湖南省委书记，去长沙组织新的湖南省委。毛泽东到湖南后指出：马日事变是上海事件的继续，随着而来的将有无数个马日事变在全国发生，对不能合作已经反动的国民党分子要严加处置。各县工农武装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徘徊观望。
8月1日 在周恩来等领导下的南昌起义爆发，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8月7日 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讨论党的工作任务，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实现了中国革命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论断。毛泽东的发言共讲四个问题：第一，国民党问题，直到现在还未解决。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它是一架空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始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我认为这是一大错误。第二，农民问题。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于是党的意见跟着许克祥走了。总之，过去群众对于党的领导的影响太少。第三，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第四，组织问题。以后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然后才能由不革命的转入革命的。
会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分工之前，瞿秋白提出毛泽东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意见。毛泽东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https://www.daowen.com)
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8月18日 毛泽东在长沙市郊出席中共湖南省委会议。在讨论秋收暴动问题时指出：湖南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但要来制造这个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否则终归于失败。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他在讨论中还提出要制定一个土地政纲，必须没收整个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这些思想，实际上是对他在八七会议上发言的丰富和补充。
8月20日 毛泽东以中共湖南省委名义写信给中央，表示拥护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的意见。信中提出：在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的时候，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国民党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
9月19日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在浏阳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会议，主张放弃攻打长沙，把工农革命军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转移，寻求落脚点，以保存实力，再图发展。会议经过激烈讨论，通过了毛泽东的主张。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此前，本年六月中旬，毛泽东针对湖南的共产党员等来武汉向国民政府请愿惩办许克祥的情况，要大家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他提出：长沙站不住，城市站不住，就到农村去，山区的人上山，滨湖的人上船，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七月四日，毛泽东在武汉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时，提出上山的思想。他指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八月九日，毛泽东在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发言指出：“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
9月29日 毛泽东在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进驻江西永新三湾村后，于当晚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一、整顿组织，将原有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二、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部队由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三、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连、营、团三级建立士兵委员会。这次改编被称为“三湾改编”，奠定了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
10月3日 毛泽东在宁冈古城文昌宫主持召开有部队营以上干部和宁冈县党的负责人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即古城会议）。会议历时两天，初步总结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着重讨论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落脚点和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认为在井冈山落脚是理想的场所，对原在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要进行团结和改编。
10月中旬 毛泽东在湖南酃县（今炎陵）水口开展社会调查，了解罗霄山脉中段周围各县的敌情、阶级状况、土地占有情况、地理环境、物产资源等。从报纸上看到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潮汕地区失败的消息后，放弃了准备退往湘南的想法，坚定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
10月24日 毛泽东在荆竹山向工农革命军作动员讲话指出：上井冈山要建立根据地，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及王佐部队搞好关系，做好群众工作。为此，他宣布了工农革命军三项纪律：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三、打土豪要归公。
11月上旬 毛泽东在茅坪象山庵主持召开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党组织负责人会议，针对当地党的组织全部被敌人破坏的情况，提出重新建党和发展党组织的任务。
11月9日、10日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举行扩大会议，强调中国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中国革命性质是“不断革命”，在中央领导机关形成了“左”倾盲动主义。会后下发的《政治纪律决议案》，错误地批评湖南省委在秋收起义指导上“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毛泽东应负严重的责任，决定撤销其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
11月下旬 工农革命军攻占湖南茶陵县后，毛泽东提出：要打碎旧的县政权机构，充分发动群众，建立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工农兵政权。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同时还建立县赤卫大队、县工会、县农会等组织。
12月下旬 毛泽东在江西宁冈砻市召集的工农革命军全体指战员大会上，明确提出革命军队应当担负起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