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
1月5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北京市委三反斗争报告的批语，发出大规模惩治不法资本家犯罪行为的号令。批语要求各大中小城市一律仿照北京的做法，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罪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给以重大的打击。各级党委要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同时指出：在这个斗争中，对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应酌予照顾，注意组织三反斗争的统一战线。
这个批语节编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同日 周恩来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上发表讲话，介绍正在全国范围展开的三反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情况，提出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毒害，在中国的阶级社会中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的。要完全彻底地铲除这一积害，必须全社会都动员起来，展开三反斗争。讲话指出：我们号召全国工商界人士参加这一斗争，进行检举和坦白运动。这不仅在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和树立新的社会风气上将有所贡献，即在工商界人士的自我改造上也将有所收获，并利于他们与全国最大多数人民一道前进。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展开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
这篇讲话要点收入《周恩来选集》下卷。
1月6日 朱德致信毛泽东，报告中央各机关开展三反运动的情况，认为三反运动丰富了整党的内容。信中指出：党中央直属部委进行了整党，但没有把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整掉，这次运动把过去整不到、整不掉的问题都提出来了。经过这场运动，不仅要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刷洗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而且要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发扬民主作风，改善党群关系、上下关系，加强组织性、纪律性，以纯洁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政治思想水平，保持和提高党的战斗力。
1月26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指示指出：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作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
此后，五反斗争首先在各大城市展开，并很快形成高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时指导着两个战线上的斗争，一个是在党政军民（群众团体）内部开展的三反斗争，一个是在外部开展的惩治不法资本家犯罪行为的五反斗争。
这个指示节编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1月28日 周恩来签署《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加强老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必须从政治上经济上十分重视加强老根据地的工作，大力领导与扶植老根据地人民恢复与发展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其中加强经济建设，是加强老根据地工作的中心环节。同时还要加强老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与优抚工作。指示强调，老根据地的工作是一件光荣的任务，应作为有关省、专署考绩中的一项。
这个指示收入《周恩来选集》下卷。
2月15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五反中对各类资本家处理意见的指示，提出要“注意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及其对策。指示指出：（一）各城市市委、市政府均应于开展三反和五反斗争的同时，注意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二）为着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除对没有问题的守法的工商户，应鼓励他们照常营业外，对于问题不大的半违法半守法的工商户，应于五反斗争开展后分作几批做出结论，安定他们。（三）上述两部分资本家，即守法和半守法半违法资本家，占着全体资本家的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只有把他们争取过来，才能使占百分之五左右的反动资本家完全陷于孤立。（四）剩下大约占百分之五左右的资本家，又可分为两部分：（甲）严重违法但不是完全违法的资本家，这类人约占百分之四左右，我们的政策是进行检查、补税、退财、罚款，但不捉人。（乙）完全违法的资本家，这类人约占百分之一左右。又分三类。第一类，补税、退财、罚款、捉人，但不判徒刑。这类人约占百分之点五左右。第二类，补税、退财、罚款、捉人、判徒刑，直至没收其财产。这类人亦约占百分之点五左右。第三类，判死刑，没收财产。这类人要极少。（五）捉资本家一般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第一，完全违法；第二，抗拒运动；第三，在资本家中人缘不好。
这个指示节编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2月22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北京市委处理不法工商户报告的批语，赞成扩大守法工商户的做法。批语指出：北京市委将守法工商户由一万户扩大为一万四千户左右，这样处理，使守法面大一点，对我们有利。城市中在处理了占百分之九十五左右的守法和半守法两大类资本家以后，人心就大定了，暂时停顿或半停顿或不活跃的经济活动就可恢复了，占百分之五左右的反动资本家就完全陷于孤立了。
3月2日 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上海市委关于“打虎”第三战役情况及今后部署的报告时，首次明确提出把工商户分为五类，即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五类。
同日 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解除小贪污分子的顾虑及处分问题的指示》。这个指示根据毛泽东多次批示的精神，作出如下规定：（一）凡贪污在一百万元以下者，只要情节不严重恶劣，彻底承认贪污的错误，保证不再重犯，可一律不以贪污分子看待，并免除其行政处分；（二）凡贪污在一千万元以下一百万元以上，其表现同前述者，可一律不给刑事处分，而按其情节轻重，给以不同程度的行政处分，党团员并应给以党内团内的纪律处分；（三）上述两类中极少数情节严重的贪污分子，得加重一级处理；（四）贪污在一千万元以下一百万元以上，如系自动坦白，年岁较轻者，得减轻一级处理，即不以贪污分子看待并免于行政处分；（五）在对以上四类人员处理时，均应尽可能退还贪污款物。
3月5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在五反中对工商户处理的标准和办法的指示，进一步明确了工商户的五种类型，并提出在五反中要掌握几条原则：过去从宽，将来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指示要求检查违法工商户必须由市委市政府予以严密控制，各机关不得自由派人检查，更不得随便捉资本家到机关来审讯。指示强调：无论三反五反，均不得采用肉刑逼供方法，严防自杀现象发生，务使三反五反均按正轨健全发展，争取完满胜利。
这个批示节编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3月8日 周恩来在政务院第一百二十七次政务会议上讲话，提出五反运动是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讲话指出：这是资产阶级向我们发动的进攻，是一场阶级斗争，但性质属于经济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我们开展这一斗争，是为了团结资产阶级，使它去掉“五毒”，是为了保证《共同纲领》的实施和国家经济的社会主义前途，而不是消灭资产阶级。斗争虽然激烈，但通过斗争，统一战线内部是更加强了。讲话还提出，三反五反运动的任务是：改造私人工商业，改造国家工作人员，树立社会新风气，建立健全国家制度。
3月15日 毛泽东同黄炎培谈话，提出他对民主建国会工作的几点意见：（一）私人资本在新中国建设上是有贡献的；只不要让它向坏的方面发展。（二）不能让资本家光是图私人的利，必须兼顾国家的利、工人的利。（三）很好地团结他们，教育他们，改造他们，先学习并实行《共同纲领》。
3月23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指示，提出在五反斗争中必须达到八个目的：（一）彻底查明私人工商业的情况，以利团结和控制资产阶级，进行国家的计划经济。（二）明确划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肃清工会中的贪污现象和官僚主义现象。（三）改组同业公会和工商联合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及其他业已完全丧失威信的人们出这些团体的领导机关，吸引那些在五反中表现较好的人们进来。除完全违法者外，各类工商业者均应有代表。（四）帮助民主建国会的负责人整顿民主建国会，使之成为一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主要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并以《共同纲领》和五反的原则教育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五）清除“五毒”，消灭投机商业，使整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经营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尽量发展私人工业，逐步缩小私人商业；国家逐年增加对私营产品的包销订货计划，逐年增加对私营工商业的计划性；重新划定私资利润额，既要使私资感觉有利可图，又要使私资无法夺取暴利。（六）废除后账，经济公开，逐步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经营的制度。（七）从补、退、罚、没中追回国家及人民的大部分经济损失。（八）在一切大的和中等的私营企业中建立党支部，加强党的工作。上述八条，概括了五反运动的基本方针，使五反同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
这个指示节编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3月27日 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各民主党派三反运动结束时几项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指示稿，改写了一段话，指出：有的党派曾计划用思想检查的办法，即针对个人思想进行整风式的检讨与批判，并令其本人表示态度。这种办法，我们认为是不适当的，已建议他们不要采用。因为民主党派内部本来是包括各部分资产阶级、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以及一部分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分子，他们和共产党比较起来本来就具有不同的阶级立场与思想，只要他们不违反《共同纲领》，就不能拿共产党的尺度去要求他们。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即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如果要求他们合乎工人阶级的立场与思想，取消他们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其结果不是造成混乱，就会逼出伪装，这是对统一战线不利的，也是不合逻辑的。他还在指示稿中加写一段话，重申：在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存在的时期内，不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有自己的立场和思想，这种想法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思想。在三反和五反中，我党已有些党员产生了这种错误思想，应予纠正。
4月1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问题的复电稿中加写一段话，指出：拉萨等地物价高涨，康藏公路短期难通，军队生产今年尚难自给，我们对西藏人民的物质福利一时尚难有所改进。总之我们在西藏的基础在目前和今后一年至两年内还是不稳固的。因此我们在政治上必须采取极端谨慎的态度，稳步前进，以待公路修通、生产自给并对藏民物质利益有所改善之后，方能谈得上某些较大的改革。
4月5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薄一波关于上海工商业户的具体分析报告的批语，强调在五反运动中要重视有关大资本家的工作。批语指出：大资产阶级所有的企业，因其技术进步，工人众多，产品量大，不论在经济上政治上都较中小私人企业为重要。过去有些同志重视中小，轻视大的。在民建会和工商联的组织问题上亦认为重点宜放在中小。这种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中小应予组织起来，这是完全必要的。但大资产阶级除掉少数有害无益的投机分子以外，我们必须用大力向他们的企业中进行工作，加强工会工作和党的组织工作，在五反中照天津和上海的办法，按其情况有分别地适当地对待各类大资本家。
4月6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电。电报指出：西藏至少在两三年内不能实行减租，不能实行土改。唯靠两条基本政策，争取群众：第一条是精打细算，生产自给，并以此影响群众。我们要用一切努力和适当办法，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孤立少数坏分子，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步地改革西藏经济政治的目的；但也要准备对付坏分子可能率领藏军举行叛变，向我袭击，在这种时候我军仍能在西藏活下去和坚持下去。凡此均须依靠精打细算，生产自给。第二条是同印度和内地打通贸易关系，使西藏出入口趋于平衡，不因我军入藏而使藏民生活水平稍有下降，并争取使他们在生活上有所改善。
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同日 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各城市在五反运动后处理劳资关系的指示。指示指出：为了在五反后新的条件下建立今后相对安定的正确的劳资关系，以利生产和经营的发展，除开工人监督生产问题应即加以研究和试验外，关于工人的生活以及其他的关系问题，应用劳资合同的形式加以规定。签订劳资合同，是使劳资关系趋于正常和相当安定的一种基本方式。否则，劳资关系总是动荡不定的。
4月10日 由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于本日起发行。
4月16日、17日 毛泽东审阅修改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草案的说明稿。经毛泽东、刘少奇等修改的说明稿指出：三反和五反运动，是为着清洗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除了对于国家工作人员中一部分完全违法乱纪的大贪污犯和工商界中一部分完全违法的大盗窃犯以外，这种斗争仍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采取群众运动和批评自我批评的方式，用《共同纲领》的原则改造社会上和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坏作风的斗争。经过三反和五反运动，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专政是极大地巩固了，财政和经济两方面的情况是极大地改善了，知识分子的不利于人民事业的旧思想也获得改造了，或者正在改造中。
4月30日 周恩来在第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作《我们的外交方针和任务》的总结。总结指出：外交工作要分清敌我友，区别的主要关键是对战争与和平的态度。世界格局并不是简单的两大阵营对立，没有什么工作可做。因此，对帝国主义阵营也要有分析，资本主义世界并不是铁板一块，我们要依靠进步，争取中间，分化顽固。这样可以使我们的外交工作更灵活一些。总结强调外交工作的指导思想是：要坚持国际主义，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坚持爱国主义，反对世界主义；坚持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坚持纪律性，反对自由主义。
这篇总结收入《周恩来选集》下卷。
5月9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的指示，为结束五反运动，提出一系列从宽处理的政策规定。指示指出：在五反斗争中，工作组和工人对资本家违法所得数一般都算得很高，在定案时必须合理地降下来，使合乎经济情况的实际，必须使一般资本家在补退之后还有盈余。退补的比例，我们认为以照三分之一略多一点为适宜。这样就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取得主动，而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使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恢复经营积极性，使工人不致失业。数大者可分多年补退，一部分还可作为公股不要交出现金。这样于活跃市场、防止失业是完全必要的。罚款可只施行于极少数人，判刑尤其要少。应说服干部和工人，同时即向一切违法资本家宣示我们的宽大和认真的态度，显示我们的五反斗争主要不是为了搞几个钱，而是为了改造社会。此外调整城市交流，在付工缴费方面不应当采取苛刻政策，应当说服干部积极从事经济工作，不要采取消极态度等项都是很重要的。指示强调：现当三反五反最后定案之际，我们必须本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应当严者严之应当宽者宽之的原则，好好结束这场斗争。
这个指示节编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5月10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转发重工业部关于三反追赃定案经验报告的批语，对纠正三反中的错案提出明确要求。批语指出：现当三反运动进至法庭审判、追赃定案的阶段，必须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不怕麻烦，坚持到底，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理，总之，必须做到如实地解决问题，主观主义的思想和怕麻烦的情绪，必须克服。这是共产党人统治国家的一次很好的学习，对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具有很大的意义。
这个批语节编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5月17日 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对新疆若干工作方针的指示》。指示指出：在新疆农业地区，今年实行土地改革、消灭地主阶级，这是一个坚决的革命的进攻，不容动摇。但在实行这个进攻的具体步骤上，必须十分慎重，切戒急躁，必须准备充足的力量，一步一步地去实行进攻，以便获得全胜。在新疆实行社会改革，充分地估计到民族和宗教的特点，有意识地在民族和宗教的问题上作一些让步，以换取整个社会改革的胜利，是完全必要的。
5月21日—6月5日 中财委召开全国财政会议，主要讨论一九五二年财政概算、三反五反运动中的市场问题和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会议指出，我们的财政收支方针是“边打、边稳、边建”，由于朝鲜战场形势的变化，财政工作要放在和谈有可能拖延并能继续应付战争的基点上，编制今年概算要以建设第一，军事第二，行政第三。此后，“边打、边稳、边建”的财经工作方针，同“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战略设想有机衔接起来，从中央到省市县各级有步骤地建立起完整统一的财政体制。
5月27日 刘少奇致电中共新疆分局书记王震、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电报提出：在你们的土改法令上应明白规定保留清真寺、拱北和喇嘛寺的土地。在土改进行中，所有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及土改工作队均应向群众明白宣布这条法律，不许含糊或不予宣布，更不许宣布其他办法。电报还指出：因为今年要集中最大的力量去进行土地改革，在牧区和半农半牧区就不要同时进行改革。在土地法令上也应有一条规定：土改法令不适用于牧区或畜牧经济，并应在牧区和半农半牧区广泛宣传这条法令，以稳定牧区。
6月6日 毛泽东在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时，把决定稿中关于“中间阶级、中间阶层”的提法，改为“资产阶级、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即雇有少数几个工人或店员的小资本家）、一部分从地主阶级分化出来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分子以及和这些阶级、阶层相联系的知识分子”，并批示指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https://www.daowen.com)
这个批语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6月10日 毛泽东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6月19日 周恩来在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上作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既是我们的朋友，又是要被消灭的阶级。一方面，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投机取巧，是资产阶级的本质，他们是要按照这个方向发展的，因此必须进行长期的斗争，斗争就是改造。所谓改造，在经济上，就是要使他们的经济发展受到限制，但又要使他们有利可图，有适当的发展；在政治上，要吸收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并使他们在政治上受到影响。另一方面，资产阶级还有积极的进步的一面，要发挥资产阶级的积极性，让它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经济事业，使我们的经济能更快地发展。所以我们和资产阶级的联合，不仅政治上有可能，经济上也有需要。我们一定要非常坚决又非常稳当地掌握方针政策，既要注意防止急躁地把前途当作今天要实行的政策，超越现阶段的政策的“左”倾冒险情绪；又要注意防止忘掉前途，忘掉坚定的方针，盲目地只顾眼前的利益，同化于人家，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下，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这篇报告节编收入《周恩来选集》下卷。
6月21日 毛泽东在听取陈赓关于朝鲜战场情况汇报时谈到：为了彻底打败美帝国主义，我们必须抓紧培养现代化军事人才，下决心解决技术装备的落后问题。朝鲜战争爆发后，斯大林在援助我们部分技术装备时，就提出建设现代化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必要组建一所高等军事技术院校。我们接受了这个建议。
7月10日 毛泽东发布对军事学院第一期毕业学员的训词。训词指出：自从中国人民获得了全国范围的胜利之后，我们已经进到了建军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进到掌握现代技术的阶段。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就是要求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为此，就需要克服在过去时期曾经是正确的，而现在则是不正确的那种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简单现象和游击习气等，而必须加强整个工作上、指挥上，而首先又应该是从教育训练上来培养的那种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这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之一。
这篇训词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7月25日 周恩来在政务院第一百四十六次政务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我们应该有气魄全部解决失业问题。讲话指出：解决失业问题，任何部门都有责任，应该统筹分担。办法是：全部进行登记；举办训练班，实行有计划训练；逐步分期解决。他强调：我国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一方面是经济建设，另一方面是文化建设。而文化建设，又是教育、卫生当先。教育方面的问题，一是普及，一是提高。在提高方面，一是培养大批的新知识分子，一是提高现有知识分子。在普及方面，一是学龄儿童的教育，一是成年人的扫盲工作。今后教育事业要有很大的发展，国家对教育事业的投资要超过任何一个工业部门。
8月3日 毛泽东审阅财政部长薄一波关于一九五一年度国家预算的执行情况及一九五二年度国家预算草案编成的报告（修正草案），加写一段话，指出：在实施增产节约的同时，必须注意职工的安全、健康和必不可少的福利。如果只注意前一方面，忘记后一方面，那是不对的。
8月4日 毛泽东在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三十八次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谈到朝鲜停战谈判时，讲话指出：谈还是要谈，打还是要打，和还是要和。为什么和还是要和呢？三十年战争、百年战争是不会有的，因为长期打下去对美国很不利。一、要死人；二、要用钱；三、他们国际国内都有难以克服的矛盾；四、还有一个战略问题，它的重点是欧洲。总之，对美国来说，大势所趋，不和不利。说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我们要争取十年功夫建设工业，打下强固的基础。谈到统一战线问题时，讲话指出：统一战线是否到了有一天要解散？我是不主张取消的。党外一个部长他当得很好，有什么理由撤消？能不能当部长，不是以党籍来作保证，而是以工作和为人民服务的成绩大小而定。一个国家只能以此为标准。
8月6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十六次会议，听取和批准薄一波关于一九五一年度国家预算的执行情况及一九五二年度国家预算草案编成的报告，通过一九五二年度国家财政收支预算。会议宣布：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在三年左右时间内争取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任务，已经提前完成。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谈到国家预算问题时，指出：整个预算，去年有很大进步，财政收支更加集中统一了。现在已经建立了三级（中央、大行政区、省）财政制度，将来要建立四级财政制度，县也设一级。现在中央管到县，将来要管到区，管到乡。
8月11日 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指出，今后五年是中国长期建设的第一个阶段，其基本任务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以巩固国防、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并保证中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前进。五年建设的中心环节是重工业，以改造中国经济面貌和国防面貌，并为农业集体化打下物质基础。在不妨碍重工业发展的范围内，按人力、物力的可能来发展其他的经济部门。我们要扩大人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经济比重，保证长期建设在计划经济轨道上前进，进一步巩固国营经济的领导。全党的领导和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方面，特别是工业建设方面。
9月5日 毛泽东针对黄炎培在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会员大会上的讲话稿，复信指出：“讲稿用意甚好，唯觉太激进了一点，资产阶级多数人恐受不了。”信中写道：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例如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灭个人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或者如先生所说“没有劳动，没有生活，不从劳动以外求生活，不从自力以外求生活”，这就是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这些对于少数进步分子说来是可能的，当作一个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至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宣传。当作一个阶级，在现阶段，我们只应当责成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亦即接受《共同纲领》，而不宜过此限度。
信中强调：在现阶段，允许资产阶级存在，但须经营有益于国家人民的事业，不犯“五毒”，这就是工人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领导，也就是《共同纲领》所规定的。超过这个限度，而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或者说，不许资产阶级想剥削赚钱的事情，只许他们和工人一样想“没有劳动，没有生活”的事情，只想社会主义，不想资本主义，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今年上半年北京的《学习》杂志上有些写文章的同志曾经提出了这样的意见，我们已叫他们作了更正。对于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我同意先生的意见，可以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使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我想这是可行的，也是有益的。
这封信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9月9日 毛泽东审阅习仲勋在新疆第二届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加写一段话，指出：宗教在阶级社会更加发展，并为剥削阶级所利用。因之，宗教的消灭，只有在人类消灭了阶级并大大发展了控制自然和社会的能力的时候，才有可能。
9月10日 毛泽东向黄炎培询问三反五反运动以后各地工商业情况，在了解到中小工商业确有特殊困难，必须找出解决办法时，谈了几点意见：（一）中小工商业可以走向“联营”的道路。（二）经过这次三反五反运动，政府贷款和加工订货，不可能直接及于小工厂。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可以指定某家小工厂，责成一大工厂去扶助，政府向这一大工厂进行贷款，加工订货，附带一个条件，要求它负责扶助这些小工厂。小商店则由大商店尤其是公营百货公司之类，将货品依照合理的价格，批发给它们经售。这是“大带小”方式，也许是中小工商业今后的一条道路。（三）在条件具备之下，中小工商业改变为合作社，当然也是一条道路。这几条道路，究竟哪一条适宜，也许此外还有适宜的道路，都要看实际情况来斟酌采用。
9月24日 毛泽东在听取周恩来关于“一五”计划轮廓问题同苏联商谈情况的汇报时讲话，首次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讲话指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工业中，私营占百分之三十二点七，国营占百分之六十七点三，是三七开；商业零售是倒四六开。再发展五年，私营比例会更小，但绝对数字仍会有些发展，这还不是社会主义。五年以后如此，十年以后会怎么样，十五年以后会怎么样，要想一想。到那时私营工商业的性质也变了，是新式的资本主义，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技术公开、财务公开，他们已经挂在共产党的车头上，离不开共产党了。他们的子女们也将接近共产党了。农村也要向合作互助发展，前五年不准地主、富农参加，后五年可以让他们参加。
9月25日 毛泽东审阅邓拓送审的《人民日报》国庆社论提纲草稿，将文中“这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敌力量”一语中的“毛泽东思想”删去；将“毛泽东思想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一语，改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使中国人民充满着无限胜利的信心”。并写批语指出：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
10月8日 毛泽东在接受西藏致敬团和昌都地区僧俗人民代表的献旗、献礼时，谈到西藏的宗教政策和发展等问题。谈话指出：（一）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二）少数民族地区分不分土地，由少数民族自己决定。（三）成立军政委员会和改编藏军是协议上规定了的，但你们害怕，只好慢点执行。（四）西藏地方大、人口少，人口需要发展。还有经济和文化也需要发展。文化包括学校、报纸、电影等，宗教也在内。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不要压迫、剥削你们，而是要帮助你们，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就是要执行帮助你们的政策。如果不能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那共产党就没有什么用处。
这篇谈话要点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10月15日 毛泽东阅陈云报送的一份关于上海青浦县小蒸乡农民状况的材料，批转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并要求就浙江、苏南两区去年征粮太重问题，召集两区负责人及两区若干典型县的县委书记到华东局开一次专门会议，加以讨论解决。批语强调：过去因负担太重无以为生的农民，必须切实解决救济问题；今年征粮必须不超过中央规定的比率，大大减轻民负。
这个批语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10月20日 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参加苏共十九大的刘少奇，受毛泽东的委托给斯大林写信，通报中共中央关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些设想。
对于工商业，信中提出：我们估计，在十年以后，中国工业将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国有的，私人工业不到百分之十，而这些私人工业又大体都要依赖国家供给原料、收购和推销它们的成品及银行贷款等，并纳入国家计划之内，而不能独立经营。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将这一部分私人工业不费力地收归国家经营。在征收资本家的工厂归国家所有时，我们设想在多数的情形下可能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即劝告资本家把工厂献给国家，国家保留资本家消费的财产，分配能工作的资本家以工作，保障他们的生活，有特殊情形者，国家还可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
对于农业，信中提出：在土地改革后，我们已在农民中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现在全国参加这个运动的农民已有百分之四十，在老解放区则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并已有几千个组织得较好的以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几个集体农场。我们准备在今后大力地稳步地发展这个运动，准备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将中国多数农民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内，基本上实现中国农业经济集体化。互助合作运动是今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在完成农村经济集体化的最后时期，应该采取怎样的办法来消灭虽然不很多的富农，则要看那时的情形来决定。
对于手工业，信中指出：我们准备用力帮助小手工业者组织生产合作社，并鼓励手工作坊主联合起来采用机器生产。
10月24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电报，对志愿军协同人民军开始对全线敌军进行战术性反击作战获得的重大胜利，表示祝贺。电报指出：此种作战，在若干个被选定的战术要点上，集中我军优势的兵力火力，采取突然动作，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以全部或大部歼灭的打击；在敌人向我军举行反击的时机，又在反复作战中给敌以大量的杀伤；然后依情况，对于被我攻克的据点，凡可以守住者固守之，不能守住者放弃之，保持自己的主动，准备以后的反击。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自从去年七月我军采取坚强的阵地作战以来，给予敌军损失的数量，远远地超过此前各次运动战中的数量，而我军的损失则大为减少。在九月十八日开始的这一段时期内，此种作战方法表现为更有组织性和更带全线性。
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六卷。
同日 周恩来在政务院第一百五十六次政务会议讨论《关于一九五二年几项文化教育工作的报告》时发表讲话，强调要加强文化建设。讲话指出：国家即将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阶段，不应该把文化建设看作是将来的事，现在就应着手。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好像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相辅而行。我们要建设，干部、人才就成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其他条件都具备，缺乏干部、人才也不行。而培养干部、人才，是文教部门最主要的任务。文教工作中，除了教育，还包括文化艺术、科学、卫生、新闻、出版等，这些都与经济建设有密切关系。所以要进行经济建设，文教工作就必须加强，决不能削弱。具体措施是：文委的领导要加强；教育部要分为高等教育和普通教育两个部，并单独成立扫盲的工作机构；科学院也要加强，要派干部进去。
10月25日 周恩来针对五反后资产阶级存在的思想顾虑和私营工商业存在的问题，邀请陈叔通、章乃器和各地来京参加全国工商联筹委会第二次常委会的资本家代表人物进行座谈，并回答了他们的问题。在谈到资产阶级的前途时，他指出：无论从历史或现实的情况来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既不同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也不同于东欧各国的资产阶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有一定的历史贡献和发展前途的。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可能要十年、二十年，因此私营工商业，一定会随着国家建设的发展而发展。在谈到实行和平转变问题时，他指出：将来用什么方法进入社会主义，现在还不能说得很完整，但总的来说，就是和平转变的道路。中国经过了反帝、反封建的流血革命后，不会再流第二次血。和平转变，是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而且要转变得很自然，“水到渠成”。如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将来要和平、愉快、健康地进入社会主义，使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我们要做很好的安排。
11月 毛泽东审阅萧劲光等报送的《一九五三年海军计划》，写下一段话，指出：为了肃清海匪的骚扰，保障海道运输的安全；为了准备力量于适当时机收复台湾，最后统一全部国土；为了准备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从海上来的向我国的侵略，我国必须在一个长时期内根据工业建设发展的情况和财政的情况，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
12月11日 周恩来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指出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有许多有利条件，也还存在一些不利的因素，在建设中，任何部门的计划都要有中心、有重点，就是说，目前国家建设不是百废俱兴。比如工业建设，总要以钢、煤炭和石油的生产、铁路的修建为主要关键。我们要站在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立场上，树立整体、重点、先后和全面的观念。报告强调：对于卫生工作，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必须把爱国卫生运动坚持下去，达到普遍深入和经常化。卫生工作必须与群众运动结合，才能将成绩巩固起来并向前发展。如果不与群众运动结合，卫生工作“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三大原则，就不可能很好地贯彻。建议卫生工作的方针增加一条，即“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12月28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关于加强防备、准备粉碎国民党军对福建沿海进攻的指示电。电报指出：（一）为了配合美军在朝鲜的作战，台湾、金门敌人有以一部兵力攻我福建岛屿并向福建大陆攻占我二、三个县的阴谋冒险计划。（二）福建军区有以现有兵力粉碎上述敌军进攻的任务。（三）为此必须：迅速地坚决地加强必守岛屿的防御工事，鼓励守军作长期坚守的准备。（四）从目前起两个月内是最关重要的时机，务必唤起福建全军及沿海要地党政及人民群众充分注意对敌斗争，不得疏忽大意，致遭不应有的损失。
这封电报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
12月 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关于改变管理干部的方法和建立财经工作部的决定草案，加写一段话，提出党中央及各级党委对政府、对财经工作、对工业建设的领导责任是：（一）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都必须统一由党中央规定，制定党的决议、指示，或对各有关机关负责同志及党组的建议予以审查批准；各中央代表机关及各级党委则应坚决保证党中央及中央人民政府一切决议、指示和法令的执行，并于不抵触中央决议、指示和法令的范围内，制定自己的决议或指示，保证中央和上级所给任务的完成。（二）检查党的决议和指示的执行情况。
这个决定草案后来经过修改，形成《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于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发。
毛泽东加写的这段话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