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社会概观与小说艺术
——关于《晚清小说史》及其他

因疫情缘故，原定2020年3月20日在美国波士顿召开的瓦格纳教授（1941—2019）纪念会延期。我在准备请人代读的发言稿中提及：“作为汉学家的瓦格纳，学识极为渊博，研究领域兼及中古哲学、当代戏剧，但最能体现其跨文化研究的贡献，包括世界视野、理论意识以及学术组织能力的，是成就卓著的晚清媒体及思想文化研究——他与中国学界的密切联系及深远影响，也主要集中在这方面。可以这么说，最近二十年晚清研究之成为显学，其眼界、方法及资料运用明显上了一个台阶，与瓦格纳教授的提倡与引领有直接关系。”^[1]在国外汉学界，关注晚清文学及文化且成绩卓著的，我比较熟悉的还有米列娜（1932—2012）、韩南（1927—2014）、樽本照雄（1948—　）等。

当然，说到晚清文学及文化研究，最值得推崇的前辈学者，还属左翼文人阿英（1900—1977）。阿英原名钱德富，安徽芜湖人，主要笔名除阿英外，还有钱谦吾﹑张若英﹑阮无名﹑鹰隼﹑魏如晦等。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与蒋光慈等人组织太阳社、1930年参与筹组“左联”而后长期从事左翼文化运动的阿英，1941年冬转移到苏北敌后根据地，曾在新四军军部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出任若干文艺管理要职，但仍读书著述不辍。原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为1981年版《阿英文集》撰序，称他是“一个个人的百花齐放”：“就是在文艺范围内，既搞中国文学，也搞外国文学；既搞古典文学，也搞通俗文学；既搞戏剧，也搞小说；既搞文学史，也搞文艺批评；既搞木刻，也搞版本。”^[2]作家柯灵为2003年版《阿英全集》写序，也有类似评价：“他对文艺活动范围的广泛，是屈指可数的一人。诗、小说、散文、评论、戏剧、电影，十八般武艺他都使用过。”^[3]可在我看来，阿英的文学创作成就不高，主要贡献在晚清文学及文化史料的搜集、整理及研究。

一、文学与史学

阿英勤快且多产，平生编著共一百六十余种。柯灵称阿英开始搞创作，“后来兴趣渐渐转移”：“先是矢志于现代文学作品的研究，史料的钩稽索引；接着又惨淡经营，致力于近代文学史材料的发掘搜罗，整理研究。”^[4]这说法不太准确，阿英一直都是两条腿走路，既当作家，也做学者，只不过显晦不同而已。正式登上文坛的1928年，阿英在上海出版了诗集、小说集、日记、批评、编选，最有名的当属上海泰东图书局刊行的《现代中国文学作家》第一卷。此书有一宏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的大都知道，那就是初刊《太阳月刊》3月号（1928年3月1日）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无论鲁迅著作的量增加到任何的地步，无论一部分读者对鲁迅是怎样的崇拜，无论《阿Q正传》中的造句是如何的俏皮刻毒，在事实看来，鲁迅终究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他的著作内含的思想，也不足以代表十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前面是开篇，口气已经很严厉了；接下来引结尾，那更是严正警告：“虽然有了各方面对他的忠告，他是不肯接受的。他总要保持着他已有的小资产阶级的不认错的面孔。……果真再不觉悟，鲁迅也只有‘没落’到底。”^[5]阿英很得意，在该书自序中称：“就已发表的一部分说，‘鲁迅’的一篇最引起讨论，成为今年文坛上的一大问题，差不多每一个杂志都要论及。”^[6]自以为代表时代精神，新一代青年站位高，口气大，可惜对鲁迅及其作品的理解相当偏颇。激进且敏感的阿英，准确捕捉到时代风气的变化，此文于是被看作从“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转移的标志。随着阅历加深，日后阿英写了好些表彰鲁迅的文章，那是另一回事。

阿英的诗歌、小说等都不太入流，唯一能进入文学史的，是抗战期间所撰历史剧，比如“南明三部曲”之《碧血花》（1939）、《海国英雄》（1940）、《杨娥传》（1941），还有歌颂太平天国运动的《洪宣娇》（1941），以及根据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创作的《李闯王》（1945）。1980年中国戏剧出版社曾刊行《阿英剧作选》，收录了《碧血花》《杨娥传》《洪宣娇》《李闯王》四部历史剧，书前有夏衍、于伶的序。不过，那很大程度是在纪念一个逝去了的时代。阿英戏剧创作的成绩，远不及同时代的田汉、曹禺、夏衍等。

要说阿英的文学才华，主要体现在散文写作。他的作家论，选题很好（如《现代中国女作家》），但立场稍嫌僵硬，体味不够深入。反而是那些随笔集，兼及学识、视野及趣味，值得流传。比如《夜航集》（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和《海市集》（北新书局，1936年），谈山人、说隐逸、忆书市、考小说，还有关于明清文学的随笔、谈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文谈”，都很值得玩味。

说实话，相对于作家阿英，我更喜欢学者阿英。作为读书人、爱书人以及文化人，阿英将买书、藏书、编书、写书四合一，做到无缝对接，实在精彩。从《中国新文坛秘录》（南强书局，1934年）、《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光明书局，1934年）、《现代十六家小品》（光明书局，1935年）到《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良友图书公司，1936年），阿英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建设的贡献有目共睹。对于《中国新文学大系》这套大书来说，阿英所编《史料·索引》卷至关重要，且工作量最大。另外，还得补上一句：这是个左翼文人，文学资料搜集整理背后，有自己的政治关怀。最典型的，是在“作家小传”中，专门介绍了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还有流亡海外的郭沫若，以及被政府枪杀的胡也频^[7]。

可我更想强调，阿英很早就对晚清以降的文艺报刊抱有浓厚兴趣，并将其落实到学术研究中。这点殊为难得，有先见之明。须知中国第一部报刊史——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26年6月完稿于上海，1927年商务印书馆刊行；阿英第一时间进入此领域，且将其引入文学研究中。《晚清小说史》特别强调晚清小说与传播媒介的关联，在首章即指出，晚清小说的繁荣缘于新闻事业的发达：“所以在当时，不仅新闻纸竞载小说，专刊小说的杂志，也就应运而生。”^[8]在此后各章中，阿英不时穿插晚清小说特征与报刊媒介之间关系的分析，如作品质量欠佳与报刊出版时限、小说未能完稿与报纸杂志停刊等。80年代中期我做博士论文，谈论“小说的书面化倾向与叙事模式的转变”时，对半个世纪前阿英的编著多有借鉴^[9]。

谈及学者阿英，一般都会关注其丰富藏书以及各种文学史料编撰，比如《晚清戏曲小说目》（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晚清文艺报刊述略》（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以及《晚清文学丛钞》的小说戏曲研究卷、小说卷、说唱文学卷、域外文学译文卷、俄罗斯文学译文卷、传奇杂剧卷等（中华书局，1960—1961年），还有，同样由中华书局刊行的“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之《鸦片战争文学集》（1957）、《中法战争文学集》（1957）、《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1958）、《庚子事变文学集》（1959）、《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1960）等，这些都极为难得。可以这么说，阿英是中国近代文学这一学术领域最重要的开拓者，没有“之一”。而所有这些编著，都不是短期内能完成的，需长期积累，方能有此业绩。阿英在《晚清戏曲小说目》的《叙记》称，从1934—1941年，他总共编了十多种书录，而后逐渐完善。而关于中法、中日两部文学集，初稿成于1937年，1948年曾以《中法战争文学编》《中日战争文学编》为题，作为“近百年来国难文学大系”之一、之二，由北新书局初版。

考虑到五六十年代特殊的政治环境，很多人言不由衷，时过境迁，其著述大都作废。阿英很幸运，有“反侵略”大旗遮风挡雨，加上做的是资料整理，只要耕耘，必有收获。回过头看，众多资料集的整理出版，留下了宝贵遗产，阿英所下“笨功夫”，比很多聪明人洋洋洒洒的“大著作”更有意义。

二、小说史的写作及修订

1935年，阿英在上海各文学杂志上刊文，分别谈论《六月霜》《文明小史》《上海游骖录》《市声》《宪之魂》等晚清小说^[10]。那时候，踌躇满志的批评家阿英，正着手撰写一部厚重的史著，那就是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晚清小说史》。为“晚清小说”撰史，左翼文人阿英为何成竹在胸？第一，清朝覆灭二十多年，距离已经拉开，可以写史了。这就好像今人热衷于谈论80年代的文学与文化，同样是因为有一道壕沟，可以隔岸观火、冷静思考、准确描述了。第二，当年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八篇“清末之谴责小说”，以及胡适写《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九节，不仅距离太近，且只读到若干名著，明显不周全。第三，阿英喜欢买书藏书，关注文学杂志，比鲁迅、胡适占有更多原始资料。第四，也是最为重要的，作为左翼文学批评家，阿英熟悉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有能力给小说史建构理论框架。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认识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文学创作也不例外；以此类推，很容易将文学史与社会史直接挂钩。从社会结构与经济生活入手，讨论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潮及创作，今天看来平淡无奇，当初却因大刀阔斧，轮廓极为鲜明，让人耳目一新。

阿英撰写《晚清小说史》时，直接对标的，是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1956年第20号《文艺报》刊有阿英的《关于〈中国小说史略〉》，开篇很有力：“中国小说之有专史，始于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接下来的论述，则显得没什么神采，只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即鲁迅“不但把晚清以来的研究发展到了顶点，也替以后用新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小说的人，准备了宽广的道路”^[11]。比起二十年前撰《晚清小说史》时，阿英的立场大踏步后退，将自家锋芒完全磨去，实在可惜。1936年11月25日出版的《光明》半月刊第1卷12号上，刊有张若英（阿英）《作为小说学者的鲁迅》，也提及“中国的小说，是因他而才有完整的史书”，但主要表扬鲁迅的古小说钩沉。此文的写作动机及主要篇幅，是谈论鲁迅小说史著的不足，尤其是晚清小说部分：“第一，就是在每一蜕变期间，社会经济背景叙述的不足”；“其次，是对作者以及思想考察部分的缺乏”；“再其次，是由于当时的未见，许多重要的书，无从得其概略”；“最后，即鲁迅先生写作态度虽说是‘谨严’，由于延误以及未见，著者时代的不能断定，卷帙的误记，作家假定的非是，亦偶一有之。”^[12]这才是年轻一辈奋起挑战权威应有的姿态，而指出鲁迅史著的四个缺憾，正是自家所长及突进的方向。

因缩小范围，仅限晚清小说，阿英阅读多且考辨精，这没什么好吹的；关键在第一点，即如何处理“社会经济背景叙述”，那涉及整个小说史的立意及论述策略。阿英承认“至定晚清小说为‘谴责’，以别于‘讽刺’的《儒林外史》，自然是由于其论断的一贯谨严的标准而来”；可所谓“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这种风格学的描述，不是他所关心的。阿英批评鲁迅谈论“谴责小说”时仅涉及晚清政治腐败，而没有追溯其“社会经济背景”：“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是经济的原因，义和团的反洋也有手工业开始崩溃的经济背景，其他很多现象，根底的原因，也都是由于经济组织变动的原因而来。”^[13]这种今天看来简单粗暴的将近现代中国文学及文化完全归之于“经济组织变动”的论述，在30年代左翼文人及学者那里非常流行。

这就能理解为何阿英那么自信，《晚清小说史》不同于鲁迅、胡适的作品之处，主要不在具体作品分析，而是这个建立在反映论基础上的注重“经济组织变动”的整体框架。《晚清小说史》除了首尾，中间各章题目连缀起来，就是一部“晚清社会史”——先以“晚清社会概观”打头，接下来就是“庚子事变的反映”“反华工禁约运动”“工商业战争与反买办阶级”“立宪运动面面观”“种族革命运动”“妇女解放问题”“反迷信运动”“官僚生活的暴露”等，如此强烈地以题材分类、以小说证史，目的是更好地呈现晚清以降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所谓左翼立场，在这里主要不体现在对于革命的提倡——《晚清小说史》第八章开篇就是“晚清小说活动中之最激急最进步的洪流，为伴着民族革命运动而起的‘种族革命小说’”；可对于这批“往往说教多于描写”的作品，阿英评价并不高^[14]。你可以说阿英的现代文学批评与晚清小说研究中，全都寄寓着某种“革命想象”；可在具体处理时，二者明显还是有很大差异。在《晚清小说史》这里，关键在小说反映社会的广度与深度，而不是政治立场如何激进。借助唯物主义反映论、现实主义文学趣味、加上社会科学的方法，力图全面、广阔且科学地表现整个时代，这方面的努力，文学创作可以茅盾小说为代表，文学史则不妨举出阿英的《晚清小说史》。

学术研究除了个人才华，还受制于社会思潮以及政治环境。阿英的这个小说史框架，当初别开生面，日后修订却步履艰难。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晚清小说史》后面，附录吴泰昌《校勘后记》：“1955年和1960年前后，阿英曾两度着手修改此书，并已改出部分章节，但因体力不支和其他客观原因，未能终结，诚为憾事。”^[15]收录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小说三谈》中的那组关于晚清小说的文章，让我们明白五六十年代阿英的努力，以及为何没能成功。撰于1955年的《晚清小说史》改稿三节，谈《老残游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两文当初公开发表，谈《官场现形记》的则未刊出；同样属于未刊稿的，还有1963年所作《关于晚清小说》。不妨就以后两文为例（因未经编辑删改），看看阿英的写作困境。

《关于〈官场现形记〉——〈晚清小说史〉改稿的一节》先引鲁迅如何谈论“谴责小说”，以确定标准；再花全文五分之一篇幅，批判胡适《〈官场现形记〉叙》的“唯心观点”、“对文学的无知”以及“帝国主义奴才的真面目”^[16]。在批胡大潮中，阿英小心翼翼地划清界限；至于早年发挥自家特长，挑战鲁迅权威的勇气，则荡然无存了。到了1963年撰写《关于晚清小说》，阿英进一步强化政治立场，表扬晚清作家“对小说认识的提高——战斗武器”，称谴责小说“最主要的缺点，就是徒有愤慨，而无解决，不能指点出路”^[17]，这与早年凸显“晚清社会概观”的努力相比，趣味何其狭隘。

三、《文明小史》三说

最能体现阿英学术趣味的，莫过于对李伯元《文明小史》的阐释与捍卫。光绪癸卯（1903）五月初一，晚清四大小说杂志之一《绣像小说》横空出世。这本由著名小说家李伯元主编的半月刊，打头的正是“南亭亭长新著”《文明小史》。此小说连载至第五十六期，1906年由老东家商务印书馆推出单行本，但未署作者姓名，且删去了插图及自在山民的评语。与李伯元另一部代表作《官场现形记》之备受宠爱故刊本繁多不同，《文明小史》的重刊一波三折。1955年7月，北京的通俗文艺出版社终于重排此书，但也未收插图及评语，并删去了书中那些“污蔑”义和团及革命党的部分。这个好不容易面世的重刊本，书前有阿英推荐性质的《叙引》。这里就以二十年间阿英之三谈《文明小史》，探究这位小说史家学术立场的演变。

不管是1955年的《〈文明小史〉叙引》，还是1937年版《晚清小说史》第二章涉及《文明小史》部分，其实都是根据《新小说》第1卷第5期（1935年6月15日）上寒峰（阿英）的论文《〈文明小史〉——名著研究之一》改写的。可惜的是，越改越差。有文体及篇幅限制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1935年的论文立意在挑战权威，一开始就亮出底牌“《文明小史》绝版了，大概也因为难于访求的原因罢”，故鲁迅、胡适的论述明显缺失。经过一番铺陈，阿英认定：“一般人谈起李伯元来，总会强调他的《官场现形记》，而我却不作如此想。《官场现形记》诚然是一部杰作，但就整然的反映一个变动的时代说，《文明小史》是应该给予更高的估计的。”^[18]

在《晚清小说史》第二章《晚清社会概观（上）》，阿英着重讨论《文明小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和《老残游记》，而把李伯元最负盛名的《官场现形记》搁到了第十一章《官僚生活的暴露》。若一定要排列晚清小说“四大名著”，阿英首选《文明小史》：“这部书应该和《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同时被忆起，而格外的加以强调的。”^[19]二十年后，阿英再次强调：“总之，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与《文明小史》，虽同为暴露晚清官场黑暗之书，但各有目的，各有所长，实为姐妹篇章。读此两书，再益以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曾朴《孽海花》，则晚清数十年的社会情况，也大体可以知道一些。”^[20]为了不拉下名气极大的《官场现形记》，阿英排列晚清小说四大名著，早年抹杀《孽海花》，二十年后则委屈《老残游记》。其实，为什么一定要“四大”，若认定《文明小史》非进入不可，“五大”又有何妨？

30年代中期的阿英，已从激进的文学批评家转为厚实的文学史家，只是仍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强调社会存在对于文学表现的决定性影响。在他看来，晚清小说最值得关注的，首先是“充分反映了当时政治社会情况，广泛的从各方面刻画出社会每一个角度”^[21]。基于此立场，阿英对“整然的反映一个变动的时代”的《文明小史》情有独钟。什么叫“整然的反映”，简单说来，就是小说描写的是“各阶层”以及“全中国”在维新运动期间的表现：“全般的反映了中国维新运动期的那个时代，从维新党一直到守旧党，从官宪一直到细民，从内政一直到外交。”^[22]我基本认同这一看法，在晚清小说中，《文明小史》所呈现的社会最为复杂，官场、学界、商场各种人物交叉出现，不像后来各种“现形记”和“怪现状”那样单打一。小说前十二回围绕“民俗浑噩，犹存上古朴陋之风”的湖南永顺的官场风波展开，可李伯元显然不满足于嘲笑“内地僻陋”，因教士的率领，刘伯骥等一干“有志之士”开始出门游历了。随着小说的逐步展开，读者不难发现，那极为“文明开化”的大上海，也好不到哪里去。如此一来，这部小说“所描写的地带，不是某一个省，或者某一个镇，而是可以代表中国的各个地方，从湖南写到湖北，从湖北写到吴江，从吴江到苏州，到上海，再由上海到浙江，到北京，到山东，由山东回到南京，更从南京发展到安徽，香港，日本，美洲，然后回到南北两京”^[23]。阿英上述这段话，日后常被史家引用或袭用。作为小说家，难道不能“深耕细作”，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非要如此“全面展示”不可吗？这样来追问阿英，明显不合适；因反映论观念及现实主义立场，使得阿英倾向于将小说当作社会史料阅读。至于《文明小史》是否真的“用笔谑而不虐，婉而多讽”^[24]，似乎不必用心辨析。

可以这么说，真正吸引阿英以及后世史家的，确实是那“整然的反映一个变动的时代”。李欧梵称“《文明小史》最足以概括当时中国现代文化方兴未艾而又错综复杂的面貌”，也是基于此立场。与阿英不同，李欧梵并不嘲讽李伯元政治立场的落后，因他接受卢卡奇（Georg Lukacs，1885—1971）的思路——巴尔扎克是保皇党，但是他的价值并不在此，作者个人的政治取向与小说所展示出的是两码事：“将这种眼花缭乱的世界勾勒出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工程。”^[25]我比李先生走得更远，认定正是因为李伯元的政治立场与艺术感觉存在巨大差异，使得《文明小史》充满内在的张力，避免了那个时代流行的“开口见喉咙”的写作风格，故时至今日还有欣赏价值^[26]。

四、与阿英先生结缘

1987年暑假，我刚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大热天南下访书，就因为看到了有关报道，安徽芜湖利用阿英家属的捐赠，设立了“阿英藏书陈列室”。在那里，我读到了创刊于1907年的《中外小说林》。此杂志在晚清很重要，我看过中山大学所藏十六册，阿英这里也有十一册，除去重复的，有六册此前未见。尤其是第一册的发现，解决了好多问题。这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在随笔中讲述过，当初还感慨这一万多册专业性很强的图书捐给了家乡小小图书馆，利用率不高，有点遗憾^[27]。2007年5月，我到芜湖的安徽师大讲学，在烟雨墩的阿英藏书室里，仍然有新发现，那就是找到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大略》——此书没有封面，也未署作者，是铅印的北大讲义，上面盖有“阿英藏书”章。大概是一时疏忽，否则，以阿英对史料的熟悉以及对鲁迅的热爱，非专门写文章介绍不可。(https://www.daowen.com)

早年对前辈学者的艰辛及贡献体贴不够，忙着赶超，偶尔提及时语气不够谦恭。比如，当年编小说理论资料及撰写小说史时，我注意到阿英整理及抄录资料时常删节，有的基于政治立场，有的则是不喜欢谈论文学形式。有感于此，我在《理论兴趣与整体意识》中称：“在新的理论视野中，旧有材料可能呈现新的意义，这没错；可问题是好多有用的材料在旧眼光下毫无价值，根本进不了‘资料选集’。何况还有许多前人没有涉足的新领域新课题。你只是依据人家的考证、依据人家编的‘资料选集’来花样翻新，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这两年发表了好些颇有新意的评价晚清小说的论文，所用以论证小说观念发展变化的材料都来自阿英编的《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而阿英编的资料集明显受制于其‘反映论’的文学史观，好多很能说明问题另一侧面的材料都弃而不取。这就使得这些表面新奇精彩的论文漏洞百出——研究者的推演过程没错，问题出在据以推演的原始资料上。”^[28]道理没错，只是口气过于严厉，没有考虑五六十年代阿英凭一己之力选编及抄录资料的艰难。

80年代中后期，我和夏晓虹合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很大程度得益于阿英先生的引领，可见《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开创之功不容抹杀。资料搜集工作譬如积薪，后来者居上。可惜当初我没有很好体会到这一点，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的《前言》以及《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的《卷后语》中，没有专门向先行者阿英致谢，实在不妥。这其中有整套书体例问题，但我未积极争取，也有责任。直到2005年北大出版社将《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改题《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刊行，我才得以在《新版序言》中，郑重其事地提及“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阿英的《晚清小说史》与《晚清文艺报刊述略》等，固然是常读常新”^[29]，另外还有若干著作也给我的研究提供很大帮助。

十多年前，我一时兴起，撰写“小说绣像阅读札记”^[30]，其中谈论《红楼梦》部分，明显得益于阿英编《红楼梦版画集》（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和《杨柳青红楼梦年画集》（天津美术出版社，1963年）。而在研究晚清画报的漫长岁月里，我更是从阿英的《中国年画发展史略》（朝花美术出版社，1954年）、《中国连环图画史话》（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7年）、《晚清文艺报刊述略》（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以及若干单篇论文，获得了写作灵感或资料支持。这一回，在《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的第一章、第五章等处，我多次正面引述阿英的观点，尤其是那篇1940年为《良友》画报第150期纪念号而作的《中国画报发展之经过》。到了开列参考书目，更是洋洋洒洒，一口气列了大小十种阿英著作（含全集）。

凡研究晚清社会及晚清小说者，没有不读阿英编写的书的。我因长期浸淫于此，自然结缘更深。早年没有认真致谢，除了年少气盛，大概也是一种“影响的焦虑”吧^[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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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平原：《瓦格纳：为学术的一生》，《文汇报》2020年3月13日。

[2] 李一氓：《〈阿英文集〉序》，《阿英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

[3] 柯灵：《〈阿英全集〉序》，《阿英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4] 柯灵：《〈阿英全集〉序》。

[5] 《死去了的阿Q时代》，《阿英全集》第二卷，第5、32—33页。

[6] 《〈现代文学作家（第一卷）〉自序》，《阿英全集》第二卷，第3页。

[7] 参见陈平原《在“文学史著”与“出版工程”之间——〈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导读》，《现代中国》第十五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7月。

[8] 阿英：《晚清小说史》，第1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

[9] 参见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化》，第254—28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10] 如《关于秋瑾的一部小说——〈六月霜〉》，《人间世》第27期，1935年5月5日；《〈文明小史〉——名著研究之一》，《新小说》第1卷第5期，1935年6月15日；《〈上海游骖录〉》，《人间世》第32期，1935年7月20日；《清末的商人小说》，1935年7月24日《申报》副刊《自由谈》；《中国维新运动期的一部鬼话小说》，1935年《文艺画报》第4期等。

[11] 《关于〈中国小说史略〉》，《阿英全集》第七卷，第703—708页。

[12] 《作为小说学者的鲁迅》，《阿英全集》第二卷，第789—797页。

[13] 《作为小说学者的鲁迅》，《阿英全集》第二卷，第795页。

[14] 《晚清小说史》第八章，《阿英全集》第八卷，第95页。

[15] 参见阿英著《晚清小说史》，第19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16] 《关于〈官场现形记〉——〈晚清小说史〉改稿的一节》，《阿英全集》第七卷，第675—685页。

[17] 《关于晚清小说》，《阿英全集》第七卷，第733页。

[18] 《〈文明小史〉——名著研究之一》，《阿英全集》第五卷，第389页。

[19] 《〈文明小史〉——名著研究之一》，《阿英全集》第五卷，第405页。

[20] 《〈文明小史〉叙引》，《阿英全集》第四卷，第460页。

[21] 《晚清小说史》第一章，《阿英全集》第八卷，第6页。

[22] 《〈文明小史〉——名著研究之一》，《阿英全集》第五卷，第389页。

[23] 《〈文明小史〉——名著研究之一》，《阿英全集》第五卷，第389—390页。

[24] 参见“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印《绣像小说》广告”，光绪二十九年（1903）五月初五日《新闻报》。

[25] 参见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第15—1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26] 参见陈平原《作为“绣像小说”的〈文明小史〉》，《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又见陈平原编《〈文明小史〉与“绣像小说”》，贵州教育出版社，2014年。

[27] 参见陈平原《书里书外》［增订版］，第33—3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

[28] 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第11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29] 参见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新版序言》，《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30] 参见陈平原《看图说书——小说绣像阅读札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31] 参见哈罗德·布鲁姆著、徐文博译《影响的焦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