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革命想象与历史论述
——关于《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及其他

事情还得从2006年北大中文系的一场对话说起——那年的10月29日下午，在北京大学五院中文系演讲厅里，举行了一场题为“海外中国学的视野”的对话，参加者有王德威、刘东、吴晓东和我，还有近百位对此话题感兴趣的研究生。此次对话有个副题“以普实克、夏志清为中心”，那是我拟的。为什么？因为2006年是普实克先生（Jaroslav Průšek，1906—1980）一百周年诞辰，国内外举行过三次纪念活动；而当年9月，夏志清先生（1921—2013）荣膺台湾“中研院”院士，用他本人的话说，这不叫实至名归，而是迟到的公正。对话结束后，我请研究生整理成《海外中国学的视野》，初刊《现代中国》第九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后收入我编的《文学史的书写与教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重读The Lyrical and the Epic：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0）的两个中译本，即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李燕乔等译），以及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抒情与史诗——现代中国文学论集》（普实克著，李欧梵编，郭建玲译），再加这篇对话整理稿，真是感慨万千。当初的若干话题得到很好展开，但也有引而未发的，比如“革命想象与历史论述”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便亟待深入开掘。为了让讨论得以聚焦，我还是从半个多世纪前海外学界那场沸沸扬扬的普、夏之争说起。

一、“普夏论战”

为什么是“普夏论战”，而不是“夏普之争”呢？因论战的发起者是普实克，夏志清属于被动应战。另外，两人年龄及地位颇有差距——论战那年，普实克乃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创办人、社会主义阵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权威，而夏志清则是刚入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日文系的年轻教授。考虑到这篇口气严厉的书评可能中断他的学术前途，夏志清奋起反击。多年后，对于自己当初如何绝境求生，夏志清仍耿耿于怀：“他读到我书中一些言论，气急之下便在欧洲知名学报《通报》上发文，把我这本书批得体无完肤。我迫得奋起作辩，不然我在批评界、学术界的声誉恐怕就要毁于一旦。”^[1]论战中双方虽各有立场及意气，主要还是自坚其说。多年后回看，当初颇有硝烟味的争论，也就化成了学界的“美谈”。

曾在哈佛受教于普实克的李欧梵，1979年为其所编The Lyrical and the Epic撰写序言，总结了普实克此书特点：强调新文学与中国古典传统之间的紧密联系；主张晚清文学出现了新趋势，即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表彰茅盾小说的史诗性；凸显中国抒情与史诗两大传统与欧洲文学的联系。最后，李欧梵专门提及“普夏论战”，称夏志清对中国现代文学评价苛刻，“反而是普实克这位欧洲学者对中国作家有更多的同情，对他们的成就也有更多的肯定”。这一点其实很好理解，冷战背景下，两大阵营的学者，政治立场自然迥异。反而是后面这句话，值得认真琢磨：“他们在‘科学’方法上的分歧，某种程度上缘于对文学史家应有的作用看法不同。”^[2]

同样是根据李编The Lyrical and the Epic翻译，1987年版《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不像2010年版《抒情与史诗——现代中国文学论集》那样，附录夏志清的反驳文章，以致2006年北京外国语大学纪念普实克会议上，某著名学者坚称，当初普实克把夏志清批得“哑口无言”。其实是不对的。双方都将各自立场阐发得比较充分，至于谁胜谁负，取决于阅读者的立场及趣味。冷战大背景显而易见，可以暂时搁置；不妨较多关注各自的学术资源。王德威2006年为上海三联书店“海外中国现代文学译丛”撰写《总序》，此文以《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为题，刊《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4期，其中对论战双方学术背景有如下清理：“夏志清承袭了英美人文主义的‘大传统’（Great Tradition），以新批评（New Criticism）的方法细读文本，强调文学的审美意识和人生观照，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1961）堪称是欧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开山之作，至今仍为典范。普实克则取法欧洲自由派马克思主义和布拉格形式主义（Prague Formalism），以革命历史动力和‘形式’的实践作为研究重点。一九六三年，夏志清和普实克在法国汉学杂志《通报》（T'ungpao）展开笔战，就文学史意识，文学创作的现代性意义，文学批评的功能各抒己见。这次论战虽不乏火药味，但两者择善固执的立场和条理分明的论证，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树立了良好典范。”^[3]

对比阅读双方论战文字，即普实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与夏志清的《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答普实克教授》，不难看出二人的立场差异，以及思想交锋背后的学术资源与文化关怀。

第一点最为表面，且胜负立见。普实克称：“夏志清的书中同样地缺乏对新派作家与不同的欧洲作家之间关系的系统研究”；“尽管他频繁地将中国作家同某些欧洲作家相比较，这些比较却具有一种偶然性而非出自对这些作家之间异同的系统研究。”^[4]这与后面批评夏志清“对现存文献资料缺乏了解和运用不足”，算是同类项。面对如此批评，夏志清的辩解不太有力：“既然我把读者设定为是那些对现代中国知之甚少而又对其文学感兴趣的人，那么，我在著作中将西方文学与现代小说做那样一番对比就完全是合理的。”^[5]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夏志清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如此读者设定，与其说立足于当年美国汉学界的实际水平，还不如说与课堂教学效果相关。作为耶鲁大学英国文学博士，讲授中国现代文学时，来点即兴发挥，现场效果很好。只是恰好撞上了正力图将中国现代文学与“一战”后欧洲文学相勾连的欧洲学者，那些即兴发挥就显得太业余了。

接下来的论争，涉及冷战的大背景以及各自的政治立场，可就比较复杂了。普实克引述夏志清关于文学史写作“不是一个为满足外在政治或宗教标准而进行的带偏见的概述”，然后用一系列例子，证明“夏志清此书的绝大部分内容恰恰是在满足外在政治标准”^[6]。比如，对左翼及共产党作家的热讽冷嘲，对“彻头彻尾的汉奸行为”（指周作人）异常迁就，嘲笑陈独秀关于文学革命的论述是“一篇既反映文学上的无知又严重不负责任的夸夸其谈”，还有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做了完全歪曲的描述”，尤其不能容忍的是，谈及丁玲时，“他竟然使用了最低级的词句来描写这位女作家的私生活”^[7]。在普实克看来，最能代表夏志清囿于政治立场而评价失当的，莫过于不能理解鲁迅之选择杂文且“成为一位不妥协的战士”，以及批评离开北京后的鲁迅创作能力衰退，“把艺术当作政治的祭献品”^[8]。

夏志清从不讳言自己的政治立场，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作者中译本序》坦承：“我自己一向也是反共的。”^[9]这本主要完成于1955年，经修订后于1961年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刊行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最初的缘起是博士阶段最后一年参与美国政府资助的中国研究计划，撰写供美军军官参阅的《中国手册》（China：An Area Manual），负责其中“文学”“思想”“大众传播”三大章^[10]。此前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结论”部分，夏志清坚称：“衡量一种文学，并不根据它的意图，而是在于它的实际表现，它的思想、智慧、感性和风格。”^[11]而在这篇反驳文章中，夏志清除了进一步澄清自己对鲁迅、茅盾等作家的评价，强调自己“全以作品的文学价值为原则”，且反唇相讥：“我怀疑恰恰是普实克自己犯有‘教条的褊狭’的错误，因而对中国现代文学提不出除共产党官方观点以外的任何观点”；“由于执迷于文学的历史使命和文学的社会功能，所以一点儿也不奇怪的是，普实克让人看起来像是一个特别说教的批评家”。^[12]

除了因政治立场导致双方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天差地别，还有就是对文学批评与文学史功能的理解大相径庭。普实克批评夏志清：“他没有采用一种真正科学的文学方法，而是满足于运用文学批评家的做法，而且是一种极为主观的做法。”^[13]问题在于，夏志清并不认可“科学的文学方法”：“我怀疑除了记录简单而毫无疑问的事实以外，文学研究真能达到‘科学’的严格和准确，我也同样怀疑我们可以依据一套从此不必加以更动的方法论来处理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14]一方认为文学史的目标是对“整体复杂过程”作“系统的”探究；另一方则坚称不存在所谓“客观评价”，“文学史家”不仅可以而且应该就是“批评家”。

这里的主要症结在于，怎么看待文学史撰述中的系统与印象、整体与局部、客观与主观。到底是专注于整体文学现象的辨析，还是重视具体作家作品的评骘，不同学术立场的文学史家，在这个问题上分歧明显。二十多年前，我在谈论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学史时提及：“60年代海外关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争论，除了政治倾向和文学观念的差异外，还有一点就是双方对小说史体例的看法相去甚远。夏志清受新批评派影响，更注重作品的本文阅读，以为‘身为文学史家，我的首要工作是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故在体例设计中更多考虑‘哪几位作家值得专章讨论’。而普实克则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背景，倾向于把文学本文置于它们所产生的时代，将‘文学现象正确地同当时的历史客观相联系’，以便在更为广泛的文化氛围中来理解文学的变迁。因此，他批评夏志清的小说史缺乏‘系统和科学的研究’，‘满足于运用文学批评家的做法’，也就是说，是作品论而非文学史。”^[15]

其实，更为关键的，是如何看待“科学的文学方法”。这一点，陈国球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科学”——夏志清与普实克的“文学史”辩论》有比我更精细的论述。据他介绍，普实克曾积极参加国际著名的“布拉格语言学会”的活动，和捷克结构主义的核心成员穆卡若夫斯基、伏迪契卡等有着共同的理论思想。对于他们来说，文学研究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可以且应该是“科学的”：“布拉格学派以为文学科学的目标是掀起文学的神秘面纱，尤其从文学的语言基础切入，理解语言的‘文学性’。……观此，可知英美传统与欧陆传统对‘文学科学’概念的不同感受。”^[16]如此说来，普实克对夏志清的批评，撇开意识形态部分，确实是布拉格结构主义方法的应用。陈国球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念书时的导师卢布米尔·德勒泽尔（Lubomír Doležel），正是布拉格学派代表人物，“布拉格之春”后流亡海外，学术立场与被捷克当局软禁在家的普实克很接近。因此，陈国球对普实克的学术立场有较为贴切的理解，可参阅他的《“抒情精神”与中国文学传统——普实克论中国文学》以及《如何了解汉学家——以普实克为例》^[17]。

二、抒情与史诗

人们常说，吵架没好话，学者也不例外。还是得回到各自的专业著作，才能真正体会这两位大学者自身的业绩及在学术史上的贡献。另外，即便追踪到各自的理论背景，也必须记得，对于史家来说，所背靠的大树之荣枯，与其论述是否精彩有关系，但不能完全等同。对于今人来说，无论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还是新批评，全都是过时的老古董，只有在上“20世纪西方文论史”课程时才会阅读。可文学史家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读与阐发，不会因理论资源的相对过时而完全丧失意义。就好像普实克谈论“抒情与史诗”，至今仍有其特殊魅力。

三十多年前，我因在撰写博士论文时不断与普实克对话，自以为颇有心得，于是撰写了初刊1988年2月16日《人民日报》，后收入我的《小说史：理论与实践》的《传统与现代——评〈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80年代的《人民日报》，除关注国内外大事，也希望介入当代文学批评及学术研究，这才有我那篇书生气十足的文章。

这篇书评从《鲁迅的〈怀旧〉——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说起，因其曾被乐黛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收入，广受中国学者赞许。从单篇文章传入到论文集出版，这回引起学界关注的，主要不在关于鲁迅、郁达夫、茅盾、叶圣陶等作家的精彩论述，而是普实克以“抒情与史诗”的交汇构成文学发展的动力这一大胆假设，另外就是强调“五四”新文学和中国古典传统之间的历史联系。书评对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性主义”这一中心论题特别欣赏，称其“不是从比较表面的主题、题材、人物形象的演变论证传统与现代的区别，而是从比较深层的审美趣味和形式感来把握传统和现代的联系，实在棋高一着”。另外，对普实克受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的影响，多次引用施克洛夫斯基和穆卡罗夫斯基的理论，也给予正面评价；指出因作者“对艺术形式的发展有惊人的敏感”，谈论中国作家时特别能发掘“以新的形式准确表达革命时代的激情”。也就是说，鲁迅、茅盾、郁达夫等人的历史贡献，主要不在于表达深邃的思想，而是创造了更恰当地表现现代社会生活和现代人感情思绪的新的艺术形式。

对于普实克把中国古典文学分成高雅精致、注重抒情的文人文学和粗俗清新、长于叙事的民间文学两大传统，而中国现代文学之所以顺利展开，很大原因是继续了中国古典小说家综合文人文学、民间文学两大传统的努力，我当初不无担忧：“这个发人深思的理论构想，也有成为‘陷阱’的危险——由此推出‘五四’新文学只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必然产物这一显然不正确的结论。实际上普实克一开始确实有这么一种偏向。”比如文集中写作时间最早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性主义》（1957），在追溯新文学跟传统文学的关系时，就强调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始于明代，即使没有任何外力作用也能达到目的。1964年以后写作的那几篇主要论文明显修正了这一说法，承认西方文学的刺激与启迪是晚清及“五四”文学革命的关键^[18]。

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80年代后期，美国学界对“冲击-反应”模式的反省，已经传到国内^[19]。对此潮流，我有赞许也有质疑。1991年香港中文大学访学期间，我撰写了《新文学：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谈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寻找剧情主线；第二，重要的是“过程”；第三，转化的具体途径。文中有这样一段：“在国外汉学家中，普实克是最为注重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内在联系的，他关于古代中国文学的主观抒情传统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趋向这一论述，至今仍是这一学科最为精彩的论断之一。……可缺了晚清这一代作家的努力，传统文学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如何影响（制约）新文学的形成与发展，这么一个极为复杂而又极为有趣的‘过程’，就可能被几句不着边际而又简单枯燥的‘结论’所取代了。”^[20]我主张把晚清和“五四”两代作家放在一起论述，强调他们共同完成了中国文学整体格局的转变，这本身没有问题；强调“创造性转化”的必要与艰难，也有一定道理。可在具体论述时，抓住普实克个别偏颇的判断，忽视其晚清小说研究的提倡之功，今天看来明显不妥。据李欧梵回忆，普实克当年在哈佛讲课，给本科生讲20世纪中国文学，给研究生讲的正是晚清小说研究，而“我对于晚清文学和鲁迅的兴趣，大部分也是由他激发的”^[21]。

重读《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有几处引起我的兴趣。首先，1961年撰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引言》时，普实克主要引用老大哥苏联学界的看法，但也提及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和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22]。在1940年版《中国——我的姐妹》中^[23]，普实克称：“胡适1916年10月写给陈独秀的一封信成为创立新的语言文字和为文学而战斗的号角。”^[24]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引言》，则变成“右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采取了过于谨慎的态度，满足于形式上的温和的改良”；而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陈独秀“同胡适的这种态度相反”，“发表了中国文学革命的激进纲领”^[25]。这明显是受时代潮流影响，经过50年代轰轰烈烈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中国学者谈及文学革命时，全都转向了褒陈而贬胡。同属社会主义阵营，不管真实感受如何，身在欧洲的普实克也必须及时调整立场。

论及中国现代文学与欧洲文学的关系时，普实克强调“当时的中国所兴起的文学在本质上是更接近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文学而不是19世纪的欧洲文学”^[26]。这个重要判断，普实克在好多地方提及。谈激情，谈抒情性，谈主观主义，更谈政治革命与艺术革新的关系，这背后与其说是舍克洛夫斯基等形式主义理论的支持，不如说是作者的艺术直觉，以及其深厚的欧洲文学修养。同样引进西方文学，留学美国且科班出身的胡适、吴宓、梁实秋等，倾向于19世纪文学（不管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而留学日本且半路出家的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则选择了“一战”后的现代主义。这是个有趣的现象，值得深究。

普实克多次提及文人集团的文学与说书人叙事作品之间的对峙与融合，并以《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为例，称“18世纪中国小说中的最伟大作品已经达到了这种综合性”，而鲁迅、老舍、赵树理都是走在这条大路上^[27]。这也是个很有意思的假设，需要进一步论证。关于“抒情”和“史诗”的交汇融合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主要动力，这一构想实际上也贯穿于普实克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如《中国中世纪故事中写实和抒情的因素》）。可惜懂捷克语的学者太少，他的《话本的起源和作用》《中国的历史和文学》等著作至今没有中译本，我不好判断与发挥。

三、学问与友情

在《我的哈佛岁月》中，李欧梵回忆1967年在哈佛大学听普实克讲课的情景：“普氏在课堂上介绍了点‘布拉格学派’的结构主义”，私下聊天时，“说他如何崇拜毕加索的画，我听后大吃一惊，一位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化语境中出来的学者竟然会崇拜西方现代派艺术。”^[28]其实，普实克崇拜西方现代派艺术，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因在其成长岁月，捷克是中欧最有文化艺术及学术氛围的国家。

“一战”后奥匈帝国解体，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二战”结束，新成立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民主共和国从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并加入1955年成立的华沙条约组织。1989年11月捷克政局发生剧变，那已经是普实克去世多年后的事了，可以不论。从“一战”结束到冷战开始，正是普实克的青壮年时期，整个思想立场及文学艺术趣味已经成型。那个时代的捷克文化，毫无疑问属于欧洲，我们熟悉的捷克新艺术运动倡导者穆夏（1860—1939）、《好兵帅克》的作者亚·哈谢克（1883—1923）、《绞刑架下的报告》的作者尤·伏契克（1903—1943），尤其是那位毕业于布拉格查理大学的卡夫卡（1883—1924），更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前驱。今天世界各国文学爱好者游览布拉格，大都会去拜访布拉格城堡附近小巷深处的卡夫卡故居。

普实克1928年毕业于布拉格查理大学，这是神圣罗马帝国境内成立的第一所大学，创建于1348年，比维也纳大学（1365）和海德堡大学（1386）都早。大学毕业后，普实克去德国、瑞典留学，在汉学名家高本汉门下进修，1932年来中国考察两年，又在日本逗留两年半，1937年赴美国加州大学暑期班讲中国文学史，而后回国任教。1953年普实克创立了捷克科学院东方研究所，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被开除党籍，无法发表文章，直至1980年去世。哈佛教书时，虽来自“东欧阵营”，普实克思想一点都不封闭，要说学术视野及艺术趣味，比绝大多数美国教授都好。

2009年5月，在原“东欧阵营”的匈牙利，由罗兰大学主办“中国与中东欧文章因缘”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不做这方面的研究，但作为特邀代表，提交了《在“学问”与“友情”之间——普实克的意义及边界》。文章中，我主要讨论普实克作为“中国学家”、作为“东欧学者”以及作为“中国人朋友”三者之间的缝隙，还有这些裂缝对于今人的启示。回国后，我撰写了《三读普实克》，提及我1988年的书评、1998年参加布拉格查理大学为纪念建校六百五十周年而举办的汉学会议，还有2006年布拉格查理大学的“现代性之路——纪念普实克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29]。2006年的布拉格之行，一路上我读《中国——我的姐妹》中译本，很是感动。记得米列娜教授提及，对于他们那一代汉学家来说，此书是他们喜欢中国、学习中文的关键。而我则从里面读出了“不一样”的中国，作者对广州、澳门、北平、西安、洛阳等城市生活的描述，对学汉语的困难、中国人的饮食与文化、街头艺人及寺庙僧侣的介绍，让人大开眼界。另外，普实克与诸多中国文人有直接接触，比如拜访胡适、了解创造社作家、结识郑振铎、受邀去冰心家吃饭、在齐白石家做客等。当然，普实克最得意的还是跟鲁迅通信（书中影印了鲁迅手迹），请教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以及回国后翻译出版了捷克语版《呐喊》。

普实克称自己不是在写游记：“我主要是谈知识阶层，作家，新文学，这是我最熟悉的，而大多数有关中国的书籍对此缄默不语。”^[30]对于那些被政府迫害的左翼作家，普实克充满同情，比如写“女作家丁玲”那一章篇幅最长，为什么？就因为“丁玲失踪了”^[31]。此书不是研究著作，但好多论断很有见地，可与他日后的专业著作相参照。如下面这一段：“鲁迅以其强劲有力而又简明扼要的笔锋创作了中国的第一部现代文学作品。他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从某些方面看，可与杜甫的诗相媲美。后者也同样是在自己的作品中，寥寥数笔便描绘出了社会的凄凉和悲惨景象。”^[32]远隔千载，不分古今，超越文类，将鲁迅与杜甫相提并论，这倒是挺有启发性的。

另外，普实克对中国很有感情，与一般游客走马观花、隔靴搔痒不同，《中国——我的姐妹》之“结束语”是这样的：“我热爱这个国家，她对我来说亲如姐妹。但即便如此，我对她也很严厉，我看到了她的贫困，知道她的缺点。我为她振奋过，失望过，伤心过，但是我从来不能无动于衷。人们不可能对自己的亲人无动于衷。”^[33]这种与研究对象感同身受，是普实克著作的魅力所在，也是日后引起巨大争议的地方。

在2006年布拉格会议上，我观察到：老学者对普实克很有感情，年轻一辈则对普实克的学术思路不太感兴趣，更愿意和研究对象“中国”保持一定距离。这不是一个特殊现象，我接触到的欧美以及日本年轻一代汉学家，大都有这种倾向。另外，90年代以后，苏联及东欧集团国家的年轻一辈学者，不愿直面其曾经有过的“社会主义遗产”。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如何与汉学家对话》中有进一步的阐发：“任何时代、任何国度的人文学者，多少都受特定时代意识形态的制约，对于前辈学者的局限性，当有‘理解之同情’。更何况，像普实克那样，将自家所从事的‘中国文学研究’，与如何看待中国革命的经验与教训这样的重大命题相衔接，不仅没必要讥笑，还值得尊崇。在我看来，优秀的汉学家/中国学家，并非只是‘外部观察’，他们也有自己的‘内在体验’与‘生命情怀’。这些，我们同样应该关注与体贴。”^[34](https://www.daowen.com)

四、多元化的中国学

在撰于1992年的《新文学：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中，我曾谈及：“国外汉学家反倒有注重传统文学内部的变革动力的，比如著《抒情的与叙事的》的普实克和著《鲁迅及其前驱者》（苏联科学院1967年版，有中英文译本）的B.谢曼诺夫。”^[35]这位谢曼诺夫先生，1957年留学北京大学，曾任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东方文学系主任，著作《鲁迅和他的前驱》由老同学李明滨译成中文，1987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刊行。我80年代读过此书，对其印象很好，曾向北大俄文系李明滨教授打听作者情况。据他称，转型期的俄国经济非常困难，教授们穷得叮当响，谢曼诺夫90年代访问北京，手头拮据，老同学轮流请吃饭。听闻此言，我将信将疑，前天读到也是北大校友的李福清（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专研中国古典小说、民俗学及民间文学等）的一封信，方才彻底坐实。1989年徐州召开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李福清给会议组织者之一吴敢来信，第一封抱怨会议规定代表“在华食宿一律自理”，他手头没有美金，而卢布和人民币又都不可兑换；第二封写于1989年5月9日，照样还是谈钱：“譬如4月我去美国，我科学院借给我三十美元，回国要还给我院。……有几天早晨没有人邀请我，那要等午饭，没有办法。同时来参加讨论会的中国代表每个人带八十美金，还可以过活。”^[36]如此窘迫的处境及心情，我深有体会。1993年我赴瑞典参加学术会议，除了机票和住宿，会议组织者还单独给王元化先生等中国代表发零用钱。这种“特殊优待”，实在让人难堪。

经济困顿之外，还有意识形态转型中，原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猜忌与隔阂。2009年那次匈牙利会议，因机票缘故，须在布达佩斯多待几天，我想去看看卢卡奇（1885—1971）故居。会议间隙，向匈牙利教授打听，都说不知道。一位50年代在北大留学的长者走近，悄悄对我说，别打听了，没人告诉你的，因为卢卡奇现在匈牙利名声很不好。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特别推崇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我关注的则是其早期著作《心灵与形式》（1910）、《小说理论》（1916）等。此君“二战”后回匈牙利，讲学兼议政，虽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及1968年“布拉格之春”前后受批评，但毫无疑问属于很有学问的马克思主义者。如今政权更迭，人们习惯性地把他跟已被推翻的旧制度联系在一起，让人感叹嘘唏。

苏联解体后，原苏东集团各国的中国研究陷入困境，除了经济危机，还有政治立场也需重新确立。不知道他们的中国学家是如何开展研究的——即便有好成果，也极少被介绍到中国来。正因此，我特别感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接触的海外汉学，比今天更多元。今天中国人所了解的海外汉学，几乎就是美国的中国学。至于俄国、日本、韩国乃至欧洲各国的中国学，其身影及声音都十分零落。中国日渐强大，也能出钱支持那些配合我们“讲好中国故事”的外国学者；但此类拿中国政府的钱，主要写给中国人看的中国学著作，在国际上不见得受欢迎。回想起来，我才特别关注兼及捷中两国立场，既有自家精神又能独立思考的普实克，且对其“革命想象与历史论述”充满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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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夏志清：《〈夏志清论中国文学〉序言》，《夏志清论中国文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

[2] 李欧梵：《〈抒情与史诗——现代中国文学论集〉序言》，见普实克著、李欧梵编、郭建玲译《抒情与史诗——现代中国文学论集》，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

[3] 王德威：《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4期。

[4] 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根本问题——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见普实克著、李燕乔等译《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第220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

[5] 夏志清：《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答普实克教授》，见普实克著、李欧梵编、郭建玲译《抒情与史诗——现代中国文学论集》，第231页。

[6] 《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第212页。

[7] 《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第212—222页。

[8] 《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第224—241页。

[9]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作者中译本序》，夏志清著、刘绍铭等译：《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

[10] 参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作者中译本序》。

[11] 夏志清著、刘绍铭等译：《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85页。

[12] 参见《抒情与史诗——现代中国文学论集》，第232、239页。

[13] 《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第220页。

[14] 《抒情与史诗——现代中国文学论集》，第230—231页。

[15] 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第98—9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16] 参见陈国球《“文学批评”与“文学科学”——夏志清与普实克的“文学史”辩论》，《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17] 二文均见陈国球《结构中国文学传统》，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18] 参见陈平原《传统与现代——评〈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人民日报》1988年2月16日。

[19] 参见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

[20] 参见陈平原《新文学：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二十一世纪》第10期，1992年。

[21] 李欧梵：《我的哈佛岁月》，第147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

[22] 《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第31页。

[23] 此书捷克文第一版：Průšek，Jaroslav. Sestra moje Čína. Praha：Vydavatelstvo Družstevní práce，1940；第二版：1947。英文版：My Sister China. Translation Ivan Vomáčka. Praha：Karolinum，2002。

[24] 普实克著、丛林等译：《中国——我的姐妹》，第157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

[25] 《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第41页。

[26] 《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第90页。

[27] 参见《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第106—111页。

[28] 参见李欧梵《我的哈佛岁月》，第145—150页。

[29] 参见陈平原《三读普实克》，此文初刊《欧洲语言文化研究》第四辑，时事出版社，2008年；后收入《花开叶落中文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30] 《中国——我的姐妹》，第425页。

[31] 参见《中国——我的姐妹》，第356—368页。

[32] 《中国——我的姐妹》，第370页。

[33] 《中国——我的姐妹》，第425页。

[34] 陈平原：《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如何与汉学家对话》，初刊《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后收入《读书的风景》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

[35] 陈平原：《新文学：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二十一世纪》第10期，1992年。

[36] 参见吴敢《我与苏俄学人》，载“古代小说网”，2020年4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