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叙事模式与文学进程
——关于《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及其他

2001年11月，我应邀在日本东方学会第51届年会上做《鲁迅的述学文体》的专题讲演，自由发言时，曾撰写书评高度评价我的叙事学研究的中里见敬教授^[1]，询问我为何不再接再厉，而是停止了叙事学的探索。我当时的回应，见于邵迎建的相关报道：“陈先生回答，仅靠单一的叙事学框架，继续做小说方面的研究，其成果只会有量的增加，很难再有质的突破。这里有个人趣味的转移，也有叙事学理论设计自身的局限。因此，希望在叙事学之外，加上文体学、类型学等方面的思考，以求更好地把握文学发展的全貌。”^[2]这并不意味着我对叙事学研究前景失去信心，而只是个人的学术选择——相对于借鉴西方理论，我更侧重“活生生的文学历史”。至于“希望在叙事学之外，加上文体学、类型学等方面的思考”，主要体现在我进入学界前十年的探索^[3]。

一、十年辛苦不寻常

读过曹雪芹的《自题红楼梦》，大概都记得这“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因为，谁的“十年辛苦”都“不寻常”，只是难得有丰硕成果。从第一次到北大寻梦，到1993年秋东渡访学，刚好十年。人生能有几个“十年”？更何况适逢从“而立”走向“不惑”！感慨之余，我撰写了一则随笔，结尾处：“人生在世，大概总不免了有‘十年一觉’的感叹；我能把这声‘感叹’埋在未名湖边，也算是一种幸运。”^[4]

从1984年秋到北大念博士，到1996年春完成《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的撰写，这头尾十二年，我主要从事中国小说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五书^[5]：

1．《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台北）久大文化，199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010/2017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7年；韩文译本，拯救出版社，1994年；英文译本，Springer，2020年。

2．《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1997年；改题《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010年；日文译本，东方书店，2020年。

3．《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台北）麦田出版公司，1995年；［插图珍藏本］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插图本］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俄文译本，东方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英文译本，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6年；白俄语译本，俄罗斯尚斯国际出版社，2018年。

4．《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999/2005/2010年；（台北）淑馨出版社，1998年；韩文译本，Erum Publishing Co.，2003年。

5．《中华文化通志·散文小说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改题《中国散文小说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2014年；（台北）二鱼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改版为《中国小说小史》及《中国散文小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

顺便说一句，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刊行三卷本《陈平原小说史论集》，收录了上述五书（减去散文部分），外加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当初颇为自得，以为起点不低，很容易更上一层楼；没想到随着学术兴趣转移，我关于中国小说的专业论文，竟基本上到此为止。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中华文化通志》共一百零一卷，曾荣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如此印制精美的大型丛书，自有其特定用途，比如作为外交场合的礼品，或入藏国内外各大图书馆。作为这套大书百分之一的“散文小说志”，2004年终于有了单刊的机会，为此我撰写了题为《生命中必须承受的“重”》的后记，其中提及：“对悠久而瑰丽的中国文学略有了解者，大概都明白，用三十多万字的篇幅，描述两千年来‘散文’‘小说’两大文类在中国的演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初不自量力，迎接此等‘挑战’；以致好几回梦中惊醒，担心无法完成任务。幸亏夏君不断晓之以大义，方才挺了过来。因此，旁人评说的是作品的优劣，我则更看重写作的过程——此书的撰写，不仅促成我学术视野、趣味及笔调的转化，更让我深刻体会生命中必须承受的‘重’。”具体到此书的特点，我掰着手指算：第一，贯通古今，以古代小说为主，但将晚清及“五四”的小说转型纳入视野；第二，借助笔记，沟通散文、小说两大文类；第三，提要钩玄，兼及文白雅俗，认真经营自家的述学文体^[6]。

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中国散文小说史》的序言中，我再次强调“写大书难，写高度浓缩的小书也不容易”，还是放不下那个自我尊贵的架子。到了2019年的《〈中国小说小史〉序》，我方才坦承：“之所以写成这个样子，很大程度还是取决于丛书体例——用三四十万字的篇幅，描述这两大文类的古今演变，篇幅决定笔墨，你只能这么写。也就是说，本书之所以‘粗枝大叶’，一半是自家学识限制，一半是丛书体例使然。在学术高度专业化的今天，本书的任何一小节，都足以展开成为一本大书。如此要言不烦，体现的只是作者的基本立场以及大思路；若放开来讲，则是另一番景象。”^[7]

《中国散文小说史》的写作步履维艰，虽十分努力，但不算成功——其中谈小说甚至不及谈散文更有自家面目。至于1993年版《小说史：理论与实践》，那是我从事小说史研究中的理论思考：“不追求体系化，也没能给出理想的答案；只是追询那些现有理论无法涵盖的‘变异’，描述研究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陷阱’，甚至表白史家的‘迷茫’与‘困惑’。也就是说，此书既非思辨程度很高的理论陈述，也非实证色彩浓厚的史学专著，而是介于两者之间——一个力图认真思考的文学史家的工作笔记。”^[8]那十年，我专注小说史研究，撰史的同时，自觉反思理论框架和操作规则，老想往前挪个一步半步。《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着眼于引进叙事学理论和突出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即日后的《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力图全方位综合把握一段文学进程并创建新的小说史体例；《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则希望沟通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并提供一个小说类型分析的范例。那些撰史过程中点点滴滴的酸甜苦辣，留在了这册颇多体味但稍显芜杂的《小说史：理论与实践》中^[9]。下面不专门评论此书，但在讲述如何从叙事学、文学史、类型学三个不同角度，从事小说史写作实验时，会不断作为旁证材料引入。

二、两种移动与内外合力

1987年夏天定稿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脱胎于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关于这篇博士论文的立意及写作过程，我曾在一篇流传很广的专访中如实交代^[10]。全书共八章，除“导言”及“结语”外，二至四章为上编，讨论西方小说的启迪；五至七章为下编，研究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另有附录两篇。“导言”主要介绍该书的理论设计，即如何改造西方叙事学理论以适应中国小说发展的实际。抽样分析20世纪初期（1902—1927）八百部小说的叙事时间、叙事角度与叙事结构，以界定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的上、下限。最后解释何以一反常规，将晚清和“五四”两代小说家放在一起论述。上编三章分别讨论“中国小说叙事时间的转变”、“中国小说叙事角度的转变”和“中国小说叙事结构的转变”，好处是步步为营，细针密缝，把这原本云山雾罩的“故事”讲得很具体，也很圆满。参照西方理论但又拒绝生搬硬套，而是努力建立起适应于自己研究对象的理论框架，这在当年确实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好多书评也都从这个角度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此书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而我本人以及指导教师王瑶先生，则更看重该书的下编；以致当学校规定博士论文只能打印十万字时，我们师徒意见一致——就选下编^[11]。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刚出版时，确有不少读者被上编若干新奇的概念术语及研究方法所吸引，但日后证明，下编的很多论述更有生命力。尤其是“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基于两种移位的合力”这一假说，立论大胆，辨析精微，更具理论阐发空间。“如果说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叙事结构三分法的叙事学框架带有很大的假定性，只是整个研究的前提；那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基于两种移位的合力’的理论构想，才是本书的真正核心，也是借以展开论述的基本理论角度。不是西方小说送来样板中国小说亦步亦趋的‘影响说’，也不是中国小说主要受社会环境和文学传统的驱逼而发生嬗变的‘自力说’，甚至也不是绝对正确但过于朦胧以至于说了等于没说的‘综合说’。而是强调由于西洋小说输入，中国小说受其影响而发生变化，与中国小说从文学结构的边缘向中心移动，在移动过程中汲取整个传统文学养分而发生变化这两种移位的合力的共同作用。承认西方小说的输入是第一动力，但中国小说的移位的影响照样十分深刻。”^[12]描述后一种移位，如第六章之考察笑话、轶闻、游记、答问、日记、书信等六种传统文体的渗透如何制约着中国小说转型，以及第七章讨论“史传传统与诗骚传统”对中国小说转型的决定性影响，因其兼及古今，纵横捭阖，而又能脚踏实地，得到国内外学界的一致好评。

至于两篇附录，也并非可有可无。尤其是第一篇《小说的书面化倾向与叙事模式的转变》，描述近代报刊出现对小说叙事方式的决定性影响，强调报刊连载使得晚清长篇小说变成短篇故事集锦^[13]，小说的迅速刊行打破了作家置身说书场的幻想，从“说—听”改为“写—读”乃是叙事模式转变的关键，更是颇具理论创新。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日后多次获奖，如1995年获教育部颁发的全国高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二等奖（虽然先后五次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其中两次还是一等奖，但我对“首届”奖格外珍惜，因获奖者大都为各学科的老前辈）、2008年获改革开放三十年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百项精品成果奖”等。更重要的是，此书在出版三十年后，获第四届思勉原创奖第一名：“评审专家认为，该著作的原创性在于：将侧重形式的叙事学研究与注意文化背景的小说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以1898—1927年的中国小说为重点，阐述了相关作品在西方小说启迪下所发生的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和叙事结构的转变，分析了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推进了我国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形式的融合。”^[14]

近日读田余庆女儿所撰回忆文章，提及“在前后获得的多个奖项中，父亲最看重‘思勉原创奖’，因为没有官方色彩，完全是同行推荐同行评议。据说，在第一届‘思勉原创奖’评选中，《东晋门阀政治》得票第一。”^[15]我对此颇有同感。从改革开放以来无数文史哲书籍中，每两年评选四五种优秀著作，这比教育部人文社科著作奖每届颁发八九百项，要稀缺珍贵多了。更何况，“思勉原创奖的最大特点是，整个操作过程与被提名者无关，只是在最后阶段征询参选意愿。决定你是否获奖的是全国众多专家以及决审现场的二十一名评委。作为被提名者，你既不必打听，也无从拜托，一切顺其自然。这对净化学界空气，保持士人气节，是极大的利好”^[16]。

在颁奖典礼上，我做了题为《在范式转移与常规研究之间》的专题发言，大意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大潮涌起，大量西方新旧学说被译介进来，一时颇有“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感觉，这需要一个辨析、沉淀、转化、接纳的过程。到了80年代中后期，随着“文革”后培养的本科生研究生逐渐登上舞台，一个生机勃勃、激情洋溢的文化热及学术变革时代开始了。我不是弄潮儿，只是这个大潮的追随者与获益者。谈论中国小说而从“叙事模式”入手，若非这个大潮，我不会这么提问题，也没有相关的理论准备。在中国，将小说作为一个学术课题来从事研究，是20世纪初才开始的。鲁迅、胡适、郑振铎等“五四”先驱借助于19世纪西方文学观念以及清儒家法，一举奠定了中国小说史学的根基。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小说史家越来越注重小说的社会内涵。50年代起，所谓“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更成了小说研究的中心课题乃至“指导思想”。80年代学术范式的转移，落实在小说研究中便是将重心从“写什么”转为“怎么写”。不再借小说研究构建社会史，而是努力围绕小说形式各个层面（如文体、结构、风格、视角等）来展开论述。正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我选择“叙事模式的转变”作为古代小说向现代小说过渡的关键来辨析，且在具体论述中，努力把纯形式的叙事学研究与注意文化背景的小说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借以沟通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不是长期积累，水到渠成（如上面提及的《东晋门阀政治》）；而是机缘凑合，得益于80年代的文化氛围与博士培养制度的建立^[17]。

三、“注重进程”与“消解大家”

1995年10月，我在香港科技大学主办的“中国文学史再思”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了个发言，其中提及：“‘文学史’的写作与教学，从一个特定角度，凸显了中国人对西方教育体制和研究范式的接纳，以及对固有学术传统的改造。”^[18]大约以此为界，此前，我主要关注文学史书写；此后，则更多“在思想史、学术史与教育史的夹缝中，认真思考文学史的生存处境及发展前景”^[19]。如今因课程需要，我试图以学术史眼光，审视自己三十年前的一部旧作，希望兼及体贴、冷静与温情——这里指的是《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可具体论述时，我还是选择改订本《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清末民初小说研究》，因为后者包含“新版序言”、参考文献、索引，以及《〈20世纪中国小说史〉讨论纪要》（以下简称《纪要》），可以为读者进入规定情境提供很大方便。

从1989年12月此书出版，第二年4月课题组召开座谈会，8月北大举办“20世纪中国小说史国际学术研讨会”（那年头北大很穷，筹办一次国际会议是天大的事，好在有严家炎先生把舵，会议开得很成功），到十五年后因课题组同人各有各的学术兴奋点，始终无法集中精力完成拟想中的这套大书，只好让第一卷单飞。又过了十五年，我为研究生讲述专题课，讨论“小说”如何“史学”，第一次将其作为麻雀来解剖——希望通过反省此书之得失成败，探寻“文学进程”该如何呈现。

此书刚出版时，国内外学界颇为关注，日本大阪经济大学樽本照雄教授专门制作了《〈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索引》，刊于1991年3月出版的《大阪经大论集》第200号（第385—430页）；另有钱理群、吴方、李庆西、解志熙、刘纳等人的书评，给予此书很高评价，但也提出不少批评与建议。不过，相对而言，还是课题组内部的讨论更为深入剀切。这则《纪要》由我根据录音整理，请参与者审读修订^[20]。在《纪要》中，我着重谈了小说史体例、小说史写作重心、小说史研究方法等三个问题，而严家炎、钱理群、洪子诚、吴福辉等课题组同人（黄子平因人在国外，没有参加）各抒己见，其中的缝隙很值得玩味。

六位北大学者携手合作，编撰“20世纪中国小说史”，这自然是跟此前钱理群、黄子平和我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密切相关。多年后，我在《小书背后的大时代》中称：“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引用的很多，批评也不少，但作为一种问题意识与论述框架，已被学院派广泛接纳——或课程，或教材，或著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俨然已经深入人心。毫无疑问，这个概念的产生带有清晰的时代印记，如现代性如何阐释，改造国民性怎样落实，纯文学是否合理，世界文学的可能性，左翼文学思潮的功过得失，以及‘悲凉’是否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特征等，所有重要话题，当初都是一笔带过，没有得到认真且充分的论述，也就难怪日后多有争议。”^[21]拟议中的“20世纪中国小说史”，是否能在其展开过程中多少弥补“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本身的缺失，因工作半途而废，只能存而不论。

改题《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除了补上参考文献，还对若干不规范的注释做了调整；“至于正文，则不做任何改动，以存那个时代的学术风貌”。说到底，这部妍媸都很明显的著作，折射的是80年代文学研究的某一侧面。当初我为这卷小说史写作定了十六字方针：“承上启下，中西合璧，注重进程，消解大家。”^[22]“承上启下，中西合璧”没有问题，那本来就是晚清小说的最大特色，无论谁来写史，都会这么说的。“注重进程”也被大致认可，具体怎么处理，以及做得到做不到，那是另一回事。关键在于“消解大家”——不是不考虑作家的特征及贡献，而是将其分散在文学进程中呈现，具体说来，就是不再为某某作家设立专章或专节。

此前的文学史/小说史写作，最重要的是“梁山泊英雄排座次”——大作家一章，中作家一节，小作家综合论述。如此分割排列，必定以作家作品为主，文学史/小说史的发展线索相对薄弱。我想象中的小说史，论述重点在小说形式演进及发展线索，主要工作是准确定位，描述其前后左右关系，而不是具体作家作品的得失。换句话说，不再是“儒林传”或“文苑传”的变体，而是注重发展进程，突出演变脉络。

考虑到学界对晚清这一段文学研究很不充分，我借“作家小传”和“小说年表”两个附录，一经一纬展示了阅读这卷小说史时必须掌握的基本史料。也就是说，把通常文学史写作中必不可少的人物介绍和史料考辨，放到附录中去解决，以便在正文中突出研究者对这一段文学历史的理解和阐释。反对把小说史写成“史事编年”或“资料长编”，这一点学界不会有争议；问题在于，像我这样真的把“史料”当“附录”，以“史识”为“正文”，读者能接受吗？

作为一套大书，“20世纪中国小说史”到底该怎么写，我们以前开过好几次讨论会。北大老师大多性格独立，因此也就倾向于尊重同事，我汇报写作大纲时，大家都说很好很好。可书正式出版后，其体例之特异，还是让他们大吃一惊。严家炎老师说得很客气：“我觉得平原写的这卷小说史，学术水平很高。我读的时候很兴奋，有些地方超出我意料的好。他对这一段小说发展的独特理解，写出史家的‘史识’。他抓住了小说现象以及这些现象的背后隐藏的整个文学思潮的变化，这点很好。”钱理群称“这本书的第一个特点是突出文体史的特殊性”；洪子诚说“陈平原善于抓类型，很精彩”；吴福辉则是讲：“这本小说史可以说是真正体现回到文学本体的学术思潮，谈小说结构、小说文体、主题模式、叙事观点和审美风格，都谈得很好。”^[23]表扬的话说过了，该轮到批评及质疑上场了。以下四段话，也都见于那次座谈会上的发言——

严家炎：“这本小说史力图把论的展开和史的叙述融合在一起，这是优点；可缺点是这么一来，基本的史实不大容易谈清楚。如果我仅读这小说史，对戊戌变法到‘五四’文学革命这一段小说发展概貌，有哪些重要作家作品，达到什么样的艺术水平，不大清楚。比如小说界革命有关史料，你是在第三页用注释的办法标出。很多必须介绍的史料，都放在注释里，粗心的读者不管注释，那么就很可能无法了解来龙去脉。”^[24]

钱理群：“平原的小说史把好多东西模式化了，这相对于过去的简单描述是个很大的进展。尤其是对于清末民初这一段小说，你这种方法很适应。但越到后面文学现象越复杂，好多恐怕是模式所容纳不了的。文学史当然需要概括，可又要努力保留文学原生形态的丰富性。你这本书给人印象有点‘枯’，太强调概括，就难免把有些东西简化了。”^[25]

洪子诚：“文学现象有许多例外，有其丰富性和生动性。文学作为一种人的精神现象，有时候不能完全用类型来归纳把握。当然，每种文学史都有其局限性，都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有些大作家的独特创造，可能会被消解在这种类型分析中，这未免可惜。”^[26]

吴福辉：“这卷小说史，一上来就论，很少事件介绍和故事叙述，许多读者会不习惯。你尽管假定读者为专家，但实际上还是有许多一般读者也感兴趣。平原这小说史写得很干净，太精练了，有过于浓缩之嫌。读起来挺吃力，水分太少了。”^[27]

这四位都是我的师长，学术资历及写作经验都比我丰富，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后，我做了若干回应。但说实话，真正深入体会，还有待随后几年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小说史：理论与实践》所收各文，多有对此话题的进一步思考。最初的尝试，有的决意放弃，有的则仍然坚持——只是抱怨自己才学不足，没能把“好想法”真正落实。

《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给人的突出印象，是体例上很特别；至于怎么看待作者的锐意创新，则见仁见智。其实，文学史本就该有多副面孔，定位不同，功能不同，读者不同，写法自然也就不同。问题在于，即便在我预设的写作框架中，也是自家有病自家知。多年来，我一直在反省，此书的真正缺失到底在哪里？

小说史不一定以选拔经典作家作品为目标（比如座谈会上谈及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更何况晚清小说的“经典性”本就不太充分。可我还是得承认，当初确实有点看低“晚清小说”，以为其艺术水平不高，只适合于做综合论述。有此预设，对具体作家作品的阅读，自然也就浮光掠影。加上课题组希望在“20世纪中国小说史”国际会议之前赶出第一卷，留给我的写作时间只有两年。写史不同于撰论，方方面面必须照应到，不能有太大遗漏，因此也就很难偷工减料，研究者若火候不够，很容易露怯。我的小说史之所以显得“简化”“浓缩”，除了体例限制，更与个案研究不足，手中猛料有限，不敢随便铺展有关。

另外，就是自身技术能力的限制。比如第二章《域外小说的刺激与启迪》立意很好，但论及林纾《巴黎茶花女遗事》，称其“除个别误译和增饰外，删节之处也颇多”^[28]，下面举了好多例子，可我不懂法语，只是用日后比较权威的汉译本做比勘。不同译本对读，确实可看出初期译本如何增删，但作为学术论断，这么做毕竟不规范。

根据课题组的规划，我先完成了《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尔后才真正进入小说史写作^[29]。也就是说，我对晚清小说的整体判断（所谓“史识”），在搜集整理晚清小说理论资料时，已逐步形成。换句话说，大量阅读小说作品时，早先的理论资料整理使得我太“胸有成竹”。好处是很快就能看出制约着众多作品的风气与潮流，缺点则是对具体作家作品体贴不够，忽略了文学本身的“丰富性和生动性”。

不过，在《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卷后语”中，我提及：“选择工作范式实际上也就选择了研究范围——承认有所不能，有所不为，破除那种‘全面’、‘稳妥’的教科书心态，根据自己的理论设计，长驱直入，变平面的罗列为纵深的开掘。”^[30]这当然是一种自我辩解，但也可以看出，当初的写作是冲着此前几十年“教科书的文学史一统天下之势”，力图写一部“以专家学者为拟想读者的专深的文学史”。与此相适应，那就是，努力做到“决断去取，各自成家”。

“卷后语”所说的“抓住影响文学形式发生发展的独特文化现象切入”，其实是在模仿鲁迅的抓住主要文学现象来展开论述的文学史（比如用“药、酒、女、佛”来概括六朝文学）。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始终着力于考察这一时期小说演变的主要特征，以及影响这一演变的主要文化因素。我以为，只要抓住主要文学现象，也就抓住了这一时期文学的“魂”；“魂”抓住了，事情就好办，即使有所遗漏，也都问题不大。如果说我的努力跟鲁迅的文学史写作有什么差异的话，那就是更加强调文学形式。当初设想，小说史作为一种体裁史，应该不同于文学史中论述小说部分的集合。从文学思潮演变的角度来谈小说，与从小说艺术发展的角度来谈小说，是两回事。正因为认定小说史的写作应以“小说形式”为重心，故此书从第五章开始，专门讨论形式问题，谈结构、谈文体、谈叙事观点、谈主题模式、谈审美特征等。而第二、三、四章讨论域外小说的启迪、小说的商品化与书面化倾向以及雅俗等问题，也都是描述小说艺术得以形成的文化氛围，为下面形式问题的专论作铺垫。这样的写作方式，确实很难兼顾大作家的阐释或经典作品的发掘。

首先是这一时期小说最主要的形式特征，其次是影响这些主要形式特征的最主要的文化因素，其他一概不谈。抓得准不准是一回事，这路子我以为是可行的。第三章《商品化倾向与书面化倾向》、第四章《由俗入雅与回雅向俗》、第五章《集锦化与片断化》、第八章《旅行者的叙事功能》，自认为都新意迭出，比起鲁迅、胡适、阿英等对于晚清小说的概括，有较大提升。日后的研究者，很多在此基础上往前推进。

这就回到颇受质疑的“忽略重要作家作品”，到底是无法弥补的缺憾，还是一种“必要的丧失”。在《小说史：理论与实践》中，有一则《独上高楼》，初刊《读书》1992年第11期。此文区分研究型、普及型及教科书三种不同类型的文学史著述，某种意义上是在给自己立标杆：“研究型文学史乃‘专家之学’，故‘未有不孤行其意，虽使同侪争之而不疑，举世非之而不顾’^[31]。著述目标是‘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故业贵乎专精，学求其自得，对独创性要求很高，切忌一味介绍、转述他人意见，更不要说‘炒冷饭’或抄袭。而论证时则只求自坚门户，自圆其说，不必面面俱到。也就是说，允许其轻装上阵。这就要求学者独断于一心，能详人之所略，重人之所轻；尤其是善取不如善舍，避其所短，删其枝蔓，方才谈得上孤军深入有所突破。”^[32]与此相关的，还有研究型文学史必定重分析而轻叙述、小题大做而非大题小做、不追求“雅俗共赏”等。一句话，不仅可以而且应该“千里走单骑”。如此精英姿态，放在今天，很可能备受非议。可当初我非常真诚地认定，若想从事专深探索，非走这么一条寂寞的路不可。当初的想法是，一般人看不懂没有关系，专家能欣赏就行了。借助金字塔式的“传道授业解惑”，层层推进，总有一天，你的观点会被学界乃至大众接纳——前提当然是你的论述站得住脚且很有力量。万万没想到，进入互联网时代，传播方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知识传递迅疾且平面化，一竿子到底，专家直接面对普通民众发言，至于准确性、系统化与深度感，实在顾不及了。(https://www.daowen.com)

我的小说史撰述，最容易引起争议及误解的是“消解大家”一说。好心的辩解是，那是因为晚清小说特殊，“五四”以后就不行了，因为有鲁迅，你总不能不为鲁迅设专章吧？我不敢明说，但心里确实这么想——假如我写这一段文学史，照样不准备为鲁迅设专章。我设想的小说史，主要功能是勾勒主线，凸显时代风貌；至于精彩的“作家论”，应该由另外的著作来承担。

在《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第二章《知识、技能与情怀》中，我曾引1918年北大发布的《文科国文学门文学教授案》，其中明确规定：“文科国文学门设有文学史及文学两科，其目的本截然不同，故教授方法不能不有所区别。”前者的目的是“使学者知各代文学之变迁及其派别”，后者的功用则为“使学者研寻作文之妙用，有以窥见作者之用心，俾增进其文学之技术”。所谓的“中国文学”，分文、诗赋、词曲三类教授（小说课程必须等1920年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起，才正式成型）。按照该“教授案”的规定：“第一第二两学年各类文（文、诗赋、词曲）皆当教授。第三学年用选科制，使学生就文、诗赋、词曲三类中，各以性之所近选择一类或二类精心研习。一类中又可分时代家数，或专习一代，或专习一家。”^[33]1925年和1934年，北大中文系的课程有过两次较大规模的调整，专业分工日见细密，选修课越开越多，但文学类的必修课包括“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学史”两者，这点没有变化^[34]。

一讲历史演变，一重艺术分析，不仅如此安排课程，而且可落实为著作体例。那样的话，二者各司其职，也各得其所。既然我心目中的小说史应该“以形式演变为中心”，那么，过多的作家作品欣赏/论述，确实会成为累赘。记得那时学界不断呼唤个人化、多样性的文学史，我自然希望著述有自家面目。先说该不该如此，再谈能不能做到。若认准了方向，不妨一意孤行，尽可能往远处、深处探索，至于中间留下的空当，自有后人或自己日后再来填补。如此大胆假设，勇猛精进，必然有得也有失。进入90年代以后，学界风气变了，论证越来越细密，每句话都必须有出处，严谨著述的同时，丧失了80年代“百无禁忌”“横冲直撞”的勇气。当初的粗疏与专横，确实必须反省；但那种“大刀阔斧”的气魄与担当，还是很让人怀念。

四、雅俗文化与类型研究

《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第四章《由俗入雅与回雅向俗》，自认为写得不错；《小说史：理论与实践》第二辑中，有一节“雅俗对峙”，可与之对读。此外，还有两篇专论涉及此话题，一是《通俗小说的三次崛起》，一是《武侠小说、大众潜意识及其他》^[35]，同样收入《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后者带有驳论意味，针对的是郑树森先生发表在香港《二十一世纪》第四期上的《大众文学·叙事·文类——武侠小说札记三则》，重读旧文，基本立场没有问题，只是口气过于凌厉，对对方观点缺少体贴与同情。因那时刚完成《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研究》，自认为对这个问题很有发言权。90年代初，我对大传统/小传统、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文人文学/通俗文学等概念及立场感兴趣，这背后有社会转型与学术遽变的投射，比如借武侠小说谈文化精神，便是有感而发：“武侠小说像其他大众文学形式一样，除了体现流行的审美趣味，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大众的潜在欲望，故特别适合于从思想文化史角度进行透视。这种透视，必须考虑到各种文类自身的特殊性，既注意那些已经直接呈现的思想观念，也注意那些作家尚未意识到或意识到而刻意掩饰的情绪和感觉。而后者，可能更有利于我们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的理解和把握。”^[36]

至于“研究作为一种小说类型的武侠小说，必须努力找到其隐藏在纷纭复杂的故事情节背后的基本叙事语法，并描述其发展趋势”^[37]，这一构想，在《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那里得到很好的落实。全书共九章，一至四章为历史描述，五至八章为形态分析，第九章《作为一种小说类型的武侠小说》，提纲挈领，带理论总结的意味。相对于要言不烦的历史描述，此书的形态分析更能体现作者的眼光与趣味，也更为中外学界所称道：“将武侠小说作为一个逐渐成熟的独立的小说类型来考察；把武侠小说的基本叙事语法概括为‘仗剑行侠’、‘快意恩仇’、‘笑傲江湖’和‘浪迹天涯’；强调这四个陈述句在武侠小说中各有其特殊功能：‘仗剑行侠’指向侠客的行侠手段，‘快意恩仇’指向侠客的行侠主题，‘笑傲江湖’指向侠客的行侠背景，‘浪迹天涯’指向侠客的行侠过程；着力于开掘每一种基本叙事语法蕴含的文化及文学意义，也就是说，兼及武侠小说的‘内容’及‘形式’层面；注重各种基本叙事形式（结构意识、表现手法等）在演进过程中的变形，亦借此理解和描述武侠小说作为一种小说类型的发展——所有这些，构成了我研究武侠小说的理论框架和操作程序。”^[38]在众多书评中，我最看重的是李零的《侠与武士遗风》和吴晓东的《文化视野中的小说类型学》。前者断言通俗文学“里面毕竟有人类的基本兴奋点”，“也照样埋着人类的‘永恒主题’”，可谓深得我心。后者欣赏此书“深广的文化史背景”的同时，更关注的是该书的理论设计，尤其是如何“开创了中国学术界的类型学研究的先例”^[39]。

在我所有著作中，《千古文人侠客梦》的传播面是最广的——国内国外均如此。欣赏者中，既有学富五车的专家，也有喜欢武侠小说的一般读者。当然，也有出版人感叹，这书本有成为畅销书的潜质，可惜作者太学究气了，谈武侠小说还引经据典！而我本人格外看重此书，除了学术上的自成体系，还有写作时的酣畅淋漓，学问与人生合一，此等境界极为难得。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及新世界出版社“典藏版”的“后记”中，我提及此书的写作状态：“借此获得一种澄明的心境”；“将其作为危机时刻自我拯救的有效手段”^[40]。另外，此书写作之所以比较顺畅，与此前此后我对于小说类型研究的考察与思考有关，这点可参见《小说史：理论与实践》收录的《小说类型研究概论》《中国古代小说类型观念》《“新小说”类型理论》《鲁迅的小说类型研究》等四文。

在《小说史：理论与实践》的“小引”中，我谈及《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和《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这三书的写作不是一条直线，明显各有理论视野与研究框架。为何如此多费周折，背后的缘故是：“一方面是自觉学术尚未成熟，总想多试试几套拳路几种枪法，不愿就此摆摊卖药；另一方面也因天性好强，老跟自己过不去，总觉得还能往前挪半步，不想就此打住。做学问有没有开拓性，除了社会评价外，学者自己心里应该有数：哪些是在平面展开，哪些是在冲击一个新的高度。”^[41]不愿重复劳动，希望每本书都有新面貌，体现新思路、新方法，达到新境界。当年确实是年少气盛，不知天高地厚。可这也是80年代可爱的地方，悬的过高，最终可能撞得头破血流，但人世间，梦想总是需要的。

在思勉原创奖颁奖典礼上，我谈及“回到80年代的语境，我们自信文学研究领域的‘革命’已经或即将发生，自己的工作目标，应该是努力促成这一范式转移，而不是修修补补”，于是发起一次次冲刺——不愿步前辈学者后尘，不屑于撰写一般的作家论或面面俱到的小说史，而是从叙事学、文学史、类型学角度寻求突破。如此好高骛远，得失兼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和《千古文人侠客梦》算是比较成功的著作，可惜没进一步深入拓展。90年代中期以后，我转向自认更具挑战性的学术史、教育史、图像研究等。当初这么选择，缘于一个简单且粗暴的判断：“文学研究已经进入常规建设，好长时间内只是学术积累，不会有革命性的变化。”^[42]但实际上，尽管此后我左冲右突、上下求索，在学科边缘或交叉处努力耕耘，出版了《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等颇有分量的著作，学界很多人对我的印象，还是早年的小说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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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中里见敬《中国文学研究里的叙事学——关于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集刊东洋学》第69号，1993年5月。

[2] 邵迎建：《二十世纪与鲁迅——小记日本“东方学会”第51届年会》，《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1期。

[3] 参见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新版后记》，《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第367—36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4] 陈平原：《十年一觉》，《十月》1995年第5期。

[5] 此外所撰谈论章太炎、胡适的若干文章，日后收入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

[6] 参见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第394—39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7] 陈平原：《〈中国小说小史〉序》，《中国小说小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

[8] 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小引》，《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9] 多年前我在《小说理论更新的先兆》（《读书》1988年第1期）中提及，国外许多优秀的文艺理论著作本身就是文学史著作，“而中国的小说史家大都缺乏理论兴趣，不习惯于在研究中发现并培养‘理论变异’，小说理论家则满足于预先构想一个黑格尔式的整齐完善的（当然也是大同小异的）理论框架，然后往里面塞古今中外的文学‘典故’”。

[10] 参见祝晓风、张涛《博士论文只是一张入场券——陈平原谈博士论文写作》，《中华读书报》2003年3月5日。这篇专访包含以下七小节：80年代的学术风尚和对小说史的探求、被否定的两个题目、问题意识比理论框架更重要、小题大做的好处、论文不是教科书、低调的写作姿态、博士论文只是一张入场券。大概因态度坦承，兼及经验与教训，可操作性强，很多博士生导师将其作为指定读物。

[11] 今天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查我的博士论文，会发现题目不是《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而是《论传统文学在小说叙事模式转变中的作用——从“新小说”到“现代小说”》。当然，这个荒唐的规定，第二年就修改了。

[12]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第241—24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13] 参见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第265—273页，日后研究者多有沿袭，如刘晓军《章回体例与连载方式：论清末民初章回小说文体的变革》，《文艺理论研究》2011年第4期，又见氏著《章回小说文体研究》第十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14] 2017年12月15日《光明日报》第12版刊登公告，正式公布第四届思勉原创奖获奖名单及评语，且说明“按得票多少为序”。

[15] 参见田立《回忆父亲田余庆先生》，“上海书评”2020年5月12日。

[16] 参见陈平原《这个奖不需要自吹自擂——第四届思勉原创奖获奖感言》，《北京青年报》2017年12月29日。

[17] 参见陈平原《在范式转移与常规研究之间》，《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5期。

[18] 陈平原：《“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中华读书报》1996年7月10日。

[19] 参见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之“增订版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20] 此文最初以《小说史体例与小说史研究——〈20世纪中国小说史〉讨论纪要》为题，刊《文学评论家》1990年第4期。因排印中出现不少错误，杂志社不好意思，改题《论小说史体例》，重刊于1991年第1期；如此难得的“校订本”，又为《新华文摘》1991年第5期转载。另外，日本《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动态》第4号（1990年10月）上也刊发了此文。

[21] 陈平原：《小书背后的大时代》，《读书》2016年第9期。

[22] 参见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之“卷后语”，《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第30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23] 参见《〈20世纪中国小说史〉讨论纪要》，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第318—32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24] 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第328页。

[25] 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第325页。

[26] 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第328页。

[27] 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第324—325页。

[28] 参见陈平原《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第46页。

[29] 陈平原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陈平原、夏晓虹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3月）撰写的长篇序言，曾以《清末民初小说理论概说》为题，初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年第3期，又见《小说史：理论与实践》，第227—242页。

[30] 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第300页。

[31] 章学诚：《文史通义·答客问中》，《章学诚遗书》，第38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32] 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第31页。

[33] 参见《文科国文学门文学教授案》，《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5月2日。

[34] 参见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第103页。

[35] 陈平原：《通俗小说的三次崛起》，《人民日报》1988年7月26日；《武侠小说、大众潜意识及其他：回应郑树森先生》，《二十一世纪》第5期，1991年。

[36] 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第280页。

[37] 参见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第284页。

[38]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增订本），第20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39] 参见李零《侠与武士遗风》，《读书》1993年第1期；吴晓东《文化视野中的小说类型学》，《文学遗产》1993年第6期。另外，李鹏飞在谈及“古代小说研究与原创性小说理论的探讨”时，称“在这一方面，陈平原先生的《千古文人侠客梦》提供了比较成功的经验：……这一理论框架和操作方式就有效避免了类型研究中所常见的简单的、浅层次的套用，从而增强了这一理论本身的生命力。”见刘勇强、潘建国、李鹏飞著《古代小说研究十大问题》，第2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40] 参见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增订本），第293、296页。

[41] 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小引》。

[42] 陈平原：《在范式转移与常规研究之间》，《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