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想象中国与现代性的多副面孔
——关于《被压抑的现代性》及其他

2006年第4期《当代作家评论》刊发《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那是王德威为上海三联书店“海外中国现代文学译丛”撰写的总序。文章写得很好，大开大合，且兼收并蓄，保持作者一贯平和温润的风格。此文对于我们了解欧美汉学（中国研究）的发展脉络及现状非常有用，只是视野不包括日本与韩国，偶尔涉及俄苏及东欧，也是那些用英文发表的。其中提及自己著作，只有以下两处：“对写实现实主义的再批判（Marston Anderson，王德威）”“晚清文学现代性的省思（王德威，Theodore Huters）”。前者指的是Fictional Realis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Mao Dun，Lao She，Shen Congwe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2），后者则是Fin-de-Siècle Splendor：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1849-1911（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王德威之所以如此低调，我揣测：第一，作者谦虚，不想王婆卖瓜；第二，文章写于2006年，他的另外两本英文著作或刚出版（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History，Violence，and Fictional Writing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或尚未面世（The Lyrical in Epic Time：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Artists through the 1949 Crisi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5）；第三点最重要，此文分门别类介绍众多美国学者著作，大多取其旗帜鲜明，面目清晰，适合作为某理论或某方法的代表，而这标准不太适合王德威本人。文章最后谈及“值得有心学者，不论是海内或是海外，共同贯注心力”的三个方向，则隐约可见作者的追求：“第一，有关现代文学批评的批评”“第二，文学和历史的再次对话”“第三，打开地理视界，扩充中文文学的空间坐标”。

在大陆、香港和台湾的人文学界（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王德威的影响极大。除了双语写作，学问好，出版多，乐于助人，善于演说，还得算上哈佛大学讲座教授及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头衔的加持。我本人以及北大中文系曾得到他不少帮助，如出版著作、邀请讲学、合办会议等，因此，下面的讲述，兼及学术交流与学术史评价。

一、如何想象中国

我收藏王德威惠赠的近二十种中英文著作，最早的两册《从刘鹗到王祯和》（［台北］时报文化，1986年）和《阅读当代小说：台湾·大陆·香港》（［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书前均题签“陈平原教授指正，王德威敬赠，九二年九月”。第二年7月北大见面，又获赠《众声喧哗：三〇与八〇年代的中国小说》（［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8年）、《小说中国：晚清到当代的中文小说》（［台北］麦田出版公司，1993年）以及《知识的考掘》（米歇尔·福柯著，王德威译，［台北］麦田出版公司，1993年）。我则回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等，于是有了该书1995年的麦田繁体字版。

虽酝酿多时，王德威之引起大陆读者的普遍关注，只能从1998年算起。那年6月他应邀来北大中文系讲学，9月北京三联书店刊行《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10月台北麦田出版公司推出《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十九、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新论》，作为成熟的批评家及文学史家，王德威这才真正走到聚光灯下。

90年代中国，因办学经费及意识形态限制，邀请境外学者讲学，还是很不容易的事。1998年6月18—27日王德威应邀访问北大，我是具体操办者，有义务给北大外事处提交总结报告。前些天翻阅《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发现夹着三页手稿，题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主任王德威教授来访总结报告》，上有中文系办公室批注：“请将此总结用电脑打印出来，外事处要求的。”此报告因不符合学校要求被退回，当初或许啧有怨言，可没想到因祸得福，反而替我保留下一份难得的手稿。报告开头介绍王教授的学术经历及主要著作，结尾提及双方合作的意愿及可能性。中间三段描述其治学特点、讲学内容以及演讲风格，代表我二十多年前的看法，值得抄录：

在汉学界，王教授的研究起码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毕业于比较文学系，对西方文学理论较为熟悉，以巴赫金的“众声喧哗”理论和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来作为研究中国文学的参照，对中文学界影响甚大；（二）以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为观照对象，不再区分近、现、当代；（三）同时关注海峡两岸的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其主编的丛书（由麦田出版公司出版）及撰述的著作，有很高的声誉——大陆学者中没有此类人才，大都分而治之，或研究大陆文学或研究台湾文学。

王教授应北大之邀访问期间，曾假座三联书店与北京知识界座谈、在北大与研究生座谈。除此之外，有两次公开演讲：6月24日在中文系会议室做题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小说史学”、6月26日在文史楼做题为“晚清小说：被压抑的现代性”的演讲。后者乃新出版的英文专著的提要钩玄，讨论晚清小说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意义；前者介绍并评价20世纪的中国小说史学，尤其注重海外与大陆学界研究思路及论述策略的差异。

王教授学术造诣深，且善于演讲，现场效果很好。尤其难得的是，王教授对大陆学界状况及走向十分了解，故讲课时不时引证大陆同行的研究成果，使听众不觉得隔阂——既有新意又不隔阂，这其实比按照自己的思路宣讲要难得多。正因其能够兼及大陆学界现状，听众很能参与讨论。不论是座谈还是演讲，都有踊跃发言甚至争辩的场面。对于听众来说，这比“洗耳恭听”更有意义。

二十多年前，中国大学的国际学术交流还比较稀罕，正因机会难得，主客都很认真。不说座谈，两个演讲其实都与三联书店即将推出的新书密切相关。

1998年9月北京三联书店刊行的《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是一部自选集，收文二十三篇：“所涵盖的作品始自晚清，讫于当代，讨论的文类则包括了狎邪与政治、科幻与历史、乡土与怪诞等多种。”^[1]这些写作时间相距十多年的作品^[2]，汇集在一起时，没做任何说明，一般阅读没问题，若做学术史判断，则容易出现偏差。因为，同一个话题或同一种观点，十年前谈与十年后说，意义大不相同。为便于阅读与阐发，我将《想像中国的方法》各文一一辨析，呈现其最初入集情况^[3]。对于这部自选集，已刊四书中《阅读当代小说》完全缺席；而一个月后问世的《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则不无贡献。具体说来，取自《从刘鹗到王祯和》（1986）的七篇^[4]，来自《众声喧哗》（1988）的两篇^[5]，出自《小说中国》的十篇^[6]，源于《如何现代，怎样文学？》的四篇^[7]。作者称这书“代表我个人思考‘小说中国’的方式与实验”^[8]，其实应该加一句“迄今为止”。因为作者日后对中文小说的论述，还有好多方法及理论的实验，这点留待下面论述。

作为王德威进入中国大陆的第一书，《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如此编排，自有其道理——除了便于读者全面了解，也将决定日后大家对他的印象。我因对他此前著作多有了解，更看好其新著《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十九、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新论》。恰好台湾《联合报》“读书人”副刊约稿，于是撰写了如下书评：

“众声喧哗”与“想象中国”，这大概是王德威先生最喜欢使用的两个概念。文章中经常亮相不说，甚至还两次站到了论文集的封面上。就像解读“文明类型”或“理论体系”，理解具体的学者，同样必须关注蕴涵着生存与发展基因的“关键词”。拨开人云亦云的套语，再剔除转瞬即逝的俏皮话，一个成熟的学者，都有相对固定的论述语调、修辞手法和研究思路。而这，往往蕴藏在可意会也可言传的理论术语背后。

拜读王德威最近出版的《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十九、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新论》，第一印象是，这不只是五年前那部名噪一时的《小说中国》之续编。几乎从第一本著作《从刘鹗到王祯和》起，王便选择了日后逐渐明晰的学术思路：注重西方与东方、晚清与当代、大陆与台湾之间的相互沟通与诠释。时过境迁，后两者成了论述的主体，但早年比较文学的训练并未完全消退，而是化作一种理论兴趣与学术眼光，潜伏在具体对象的论述中。当作者强调“我企图运用不同的文学理论及批评模式来阅读晚清到当代的小说，而作品的选择，也尽量超越主流或典律的局限”^[9]时，其“方法学”上的立场，基本上是十几年一以贯之。

与此前对于晚清小说的零星论述不同，这一回论文的结集，以“被压抑的现代性”为首辑，很能显示作者的立场与趣味。开门见山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尤其值得读者关注，因此乃作者若干年来研究思路的大曝光。追踪晚清小说中的狭邪、公案侠义、谴责、科幻四文类，不只是为了说明其时文人创作力之丰沛，更回应了十年前作者对于巴赫金“众声喧哗”理论的热情推介。

考掘《品花宝鉴》《老残游记》等晚清小说，对于王德威来说，很可能不只是出于知识性的需要，而是提供一个与众不同的思考角度与理论立场。借助于“众声喧哗”的晚清，颠覆“整齐划一”而且已经“定于一尊”的文学史想象；强调晚清小说体现的“被压抑的现代性”并未离我们远去，“而是以不断渗透、挪移及变形的方式，幽幽述说着主流文学不能企及的欲望，回旋不已的冲动”^[10]，目的是构建百年中国小说发展的谱系。前者使其得以理直气壮地质疑“主流与典律”，后者则与众多浅尝辄止的“批评”拉开了距离。

借助晚清小说四文类的发生与演进，思考百年中国文学的四个方向，探讨一代代作家“对如何叙述欲望、正义、价值、知识的形式性琢磨”，这一思路，在此书的其他各辑文章中，得到相当精彩的铺陈与展开。比如，谈论现代中国的“正义论辩”、“情欲想象”或“饥饿写作”，便很能显示王先生处理“文学与历史”错综复杂关系时的机智与缜密。我故意略去这三则很有特色的文章之正题，目的是突出作者的问题意识。与小说家之“虚构中国”相映成趣，作为学者的王德威，正自觉地借小说“想象中国”。

不是每个论题或谱系都可以追溯到晚清，比如“乡土修辞”与“反共小说”，便另有渊源。但作为研究思路，不满足于就事论事，而是习惯性地上挂下联，这一史家风范，倘佐以鲜活的当代感与文体感，能出举重若轻的好文章。王先生的得意之笔，很可能不是关于晚清小说的专门论述，而是像《从“海派”到“张派”——张爱玲小说的渊源与传承》那样学有本源而又随意挥洒的“急就章”^[11]。在最近一轮“张爱玲热”中，能不被铺天盖地的悼念、追忆及评价文字所淹没，正是得益于其广阔视野与敏锐感觉的相得益彰。在学院派著述与报刊文章之间取得某种协调，将明确的问题意识、鲜活的当代感觉，与厚实的史家笔法融为一体，这其实很不容易。

在学术高度分化，“晚清”与“当代”、“大陆”与“台湾”均成为专门研究领域的今日，看王德威横刀立马，在如此广阔的“小说”疆场任意驰骋，而且偶尔耍几下无伤大雅的花招，实在令人心旷神怡。^[12]

二、现代性的多副面孔

我之所以在书评中提及“开门见山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尤其值得读者关注，因此乃作者若干年来研究思路的大曝光”，那是因为我手中有《华丽的世纪末——被压抑的现代性》英文版（1997）。三联版《想像中国的方法》第一辑，除此“开宗明义”的大作，其他各文也多与此英文专著密切相关。若干年后，王德威著、宋伟杰译《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繁体字版，［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03年；简体字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刊行，略加比勘，不难发现，《想像中国的方法》第一辑中的《寓教于恶》《贾宝玉坐潜水艇》二文乃英文专著第二、第五章的翻译或改写；《〈老残游记〉与公案小说》《“谴责”以外的喧嚣》则指向第三、第四章的部分内容。至于《翻译“现代性”》与英文专著第四章第三节，则属于“名同实异”。作为兼擅中英双语的学者，在英文专著完成的前后，发表部分中文相关文章，这很正常。关键是挂头牌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一文，乃英文专著“导论”（略有删节）加第一章的两小节^[13]。考虑到二者文字相同，且拼接得很巧妙，应该是作者亲力亲为。

下面对照北大版《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简称北大版），看三联版头牌文章《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简称三联版）是如何炼成的。三联版因独立成文，删去北大版“导论”中对第一、第六章内容的介绍，也不提为何改变书名，这都可以理解；只是下面这段话本不该删去，因其很能凸显此书的学术思路及作者的理论背景：

倘若晚清小说今天仍值得我们研读，那是因为它显示了彼时作者求新、求变的努力，是如何曾被自命为现代、实在传统的读者所忽略，由于巴赫金、傅柯等人的述作影响，当代读者应更难理解，每一个时代皆充斥着复杂的矛盾与冲突，而这些矛盾与冲突所构成的诸种形态，有待文学考古学家殷殷探问。当晚清作者面对欧洲传统的同时，他们已然从事对中国多重传统的重塑。即便在欧洲，跻身为“现代”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而当这些方式被引入中国时，它们与华夏本土的丰富传统杂糅对抗，注定会产生出更为“多重的现代性”。但这多重的现代性在“五四”期间反被压抑下来，以遵从某种单一的现代性。其原因自西方的文化垄断到中国的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不一而足。但这并不意味着时至21世纪，我们对那些或可带来不同文学景观的途径，可以坐视。^[14]

三联版保留了此前“抵达现代性之路充满万千变数，每一步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的基本立场，也有此后“‘五四’精英的文学口味其实远较晚清前辈为窄”的理论假设^[15]，但缺了中间这一大段论述，还是有点儿遗憾。因正是这段专著改文章时抹去的话，蕴含着王德威这本英文大著的洞见与不见。

基于解构主义立场，王德威表彰多元文化，容纳众声喧哗，质疑正统与典律，解构牢不可破的中心与等级，以及挑战线性的历史观，呈现历史及文学的复杂面相，并由此发掘晚清小说“被压抑的现代性”，确实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由于作者对“五四”新文化缺乏深入了解，那个作为嘲讽对象的立场僵硬、趣味狭窄、专制蛮横的“五四精英”或“五四典范”，基本上是个稻草人。至于对新文化“启蒙主义”立场及“感时忧国”传统的讥笑与质疑，既有夏志清相关论述的影响^[16]，也与台湾成长背景以及美国中国学界的整体氛围有关^[17]。对此立场及倾向，你可以质疑，也可以反驳，但没必要进行政治批判。所谓“在他这本《被压抑的现代性》中，其意识形态的偏见其实是时时隐现，有时甚至是明目张胆。对此，我们不得不予以指出，并加以批判与清理”，可真是小题大做。列举“对马克思的攻击”“对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曲解与污蔑”“对鲁迅等左翼作家和批评家的否定”等三大罪状来批判一本文学史著^[18]，这样的架势已经多年不见了。因各自知识积累及生活环境的差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执着与盲点，谁也做不到全知全能且绝对正确。记得1993年我第一次到台湾“中研院”参加学术会议，论文发表后，某台大教授评议：这位是大陆来的教授，有意识形态的限制，能写成这个样子已经很不错了。我当即反驳：谁都有意识形态的限制，只是或隐或现，或自觉或不自觉。既疑古，也疑今，还得不断推敲自家立场，这是现代学者应有的清醒。我欣赏王德威对于晚清小说的褒扬，但不同意他对五四立场的贬抑。可我很清楚，即便大陆学者，其五四论述也是千差万别，更不要说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五四’的历史记忆，以及如何借谈论‘五四’来因应时局变化，让史学论述与波诡云谲的政治风云纠合在一起，构成一道隐含丰富政治内涵的‘文化景观’”^[19]。

撰写《被压抑的现代性》时的王德威，对“五四”新文化人的开放姿态及文学趣味判断不太准确；多年后，随着阅读的深入，自己会做调整。2018年12月，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举办的五四座谈会上，我谈《从“触摸历史”到“思想操练”》^[20]，王德威则称自己当初“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立说，“与其说是一锤定音的结论，不如说是一种引发批评对话的方法”；如今“甚至可以推出又一层辩证：‘没有五四，何来晚清’”^[21]。其实没必要纠结于“没有/何来”之类的修辞辩论，只要承认晚清与五四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够了。王德威喜欢使用“悖论”（“吊诡”）、“反讽”这样的词，且从来不把话说死，而是连续诘问，回旋往复，这既是自我质疑，也是一种修辞手法。好处是这么一来文章显得很有气势，但一浪高过一浪的反诘，有时也会转移视线、模糊焦点，导致读者各取所需。就以“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为例，后面确实有个问号，提醒你这只是假设，希望促成你深入思考。可绝大部分读者却把这句话当成口号或旗帜，而懒得细究那个问号的含义。更何况，首先传入大陆的是三联压缩版，口号式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迅速传播，为作者赢得很大声誉，可也使得其形象标签化。以致北大版专著刊行，读者反而不太多；直到今天，很多使用这句口号的，也只读过那篇先入为主的压缩版。只有压缩，才能成为口号；而一旦成为口号，不论你赞成还是反对，都不再深究了。若谈晚清与“五四”的关系，我与张灏的论述可能更圆融，也更可持续地稳定发挥^[22]。可平视晚清与“五四”，强调“两代人的合力”如何促成中国文学及思想的转型，更适合于补偏救弊的专业实践^[23]，而不可能登高一呼应者云集。

在我看来，《被压抑的现代性》的真正贡献，不在“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这句口号，而是关于晚清小说狭邪、侠义公案、谴责、科幻四大文类的精彩分析。还是我前面书评提及的，“早年比较文学的训练并未完全消退，而是化作一种理论兴趣与学术眼光，潜伏在具体对象的论述中”。首先是傅柯，其次是巴赫金，还有不太知名的卡林内斯库，为王德威之讨论晚清小说指点迷津。借助这三台探照灯，晚清小说于是呈现出不同往昔的面貌——当然，这中间需要一系列的调适与对焦。

作为《知识的考掘》中译者，王德威治学深受米歇尔·福柯的影响，而且几乎是全方位的。具体到《被压抑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不仅着眼于政治与文化，更从社会与法律角度谈论晚清小说，尤其是第二章论狎邪小说时引入性史与权力，第三章谈公案小说时引入规训与惩罚，这些都是一眼就能辨认的。

对于《被压抑的现代性》这部专著来说，更重要的理论设计来自巴赫金。如果说以往王德威喜欢借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的“众声喧哗”，这回更多得益于《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中的“狂欢理论”。巴赫金认定拉伯雷笔下形象具有某种“非官方性”与“非文学性”，而这与中世纪民间诙谐文化有密切联系，故其创作自始至终笼罩着一种“狂欢”的氛围。谈论影响并制约着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发展的各种节日庆典、广场语言、猥亵笑话、滑稽表演，戏仿与讽刺，混杂与倒置，必须回到特定历史情境，用它们的尺度来衡量^[24]。具体说来，就是对“狂欢节”作广义的理解，包含节庆、仪式、情绪、意识、文体等，而其关键在于对崇高的降格与贬抑，进而颠覆等级制度，挑战官方权威，主张平等对话，追求全民欢快。“在文学发展的所有时代，狂欢节，在这个字眼的最广泛意义上的影响都是巨大的”；“恐怕世界文学史中还没有哪一部作品能像拉伯雷的小说那样如此全面、深刻地反映民间广场生活的全貌。在他的小说里我们听见广场的各种声音压倒一切”^[25]。这些不拘形迹的广场语言，肆无忌惮的狂野笑声，诙谐有趣的诡异造型，硕大无朋的夸张身体，还有与之相关的各种戏谑与毒咒，构成了巴赫金理解的怪诞现实主义。而在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第四章《荒凉的狂欢——丑怪谴责小说》中，正是借助巴赫金之表彰嘉年华式写作，重新定位狂想、丑怪、滑稽、喜剧等概念，用以解读晚清小说中俯拾皆是的“嬉笑怒骂”，使得作者摆脱了鲁迅对谴责小说“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的批评^[26]。虽然晚清小说家李伯元、吴趼人等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伯雷有巨大的时空距离与文化差异，但狂欢理论对于程式化、教条化、道德化思维方式的挑战，还是给王德威很大启发：

巴赫金认为，“丑怪的写实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文学与文化形式，其特征乃是系统性地颠覆社会等级制度，夸张与身体相关的因素，以及借助群体的笑谑宣泄情绪的滞塞。对巴氏而言，丑怪的写实主义含有一种“积极的力量”，促进社会更新再生的能力。^[27]

尽管王德威强调自己的丑怪的写实主义论点，与巴赫金模式有三点不同^[28]，但那只是具体论述的差异，大的理论构想还是一致的。

晚清小说家热衷描写青楼与妓女，此乃当时的一大潮流。在《中国小说史略》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鲁迅谈及此等狎邪小说，无论是表扬《海上花列传》“平淡而近自然”，还是描述“作者对于妓家的写法凡三变，先是溢美，中是近真，临末又溢恶”，都是只论写作手法，不作道德判断^[29]。时至今日，大陆学者讨论明代的色情小说与晚清的狎邪小说，大都只从社会风俗着眼，回避价值评判。海外学者没有这个忌惮，《金瓶梅》《肉蒲团》都可成为课堂讨论对象，更不要说《海上花列传》等^[30]。王著之谈论狎邪小说，主要得益于“颓废”概念的引进。不是从时间、空间、性别、族群、生态入手的“多重现代性”，而是仅限于审美意识的“现代性的多副面孔”。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比较文学教授马泰·卡林内斯库从美学角度分析了现代性的五个基本概念：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和后现代主义。其中“颓废的概念”包括关于颓废的各种说法、从“颓废”到“颓废风格”、尼采论“颓废”与“现代性”、马克思主义批评中的颓废概念，以及颓废主义的形成与嬗变等^[31]。王德威只在谈论“启蒙与颓废”的注释中提及此书，且做了若干限制^[32]。强调颓废不仅是一个过熟文明的腐败与解体，更有“去其节奏”以及重新聚合的意味；“颓废即是将正常异常化，并且暗暗地预设在所有有关现代性的论述中”^[33]。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德威认定颓废既是晚清作家必须面对的历史情境，也是启蒙大业题中应有之义：

启蒙之役开始，颓废的冲动却不止息。颓废在此不是现代性大计走歪了后的不幸结果，颓废其实就是在启蒙之内发生的，是化正常为异常的必要条件。^[34]

从这个角度来谈论晚清小说中的“欲望之城”，以及众多异性恋、同性恋以及假凤虚凰等，虽不无抬高之嫌，但毕竟扫除了论述时可能面临的道德障碍，使其可以畅所欲言。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中最具创意的，其实是第五章《淆乱的视野——科幻奇谭》。除了前三章的论述对象鲁迅等多有涉及，更在于此章的视野及立论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科幻小说。“晚清科幻奇谭最引人入胜之处是，它统合了两种似乎不能相容的话语：一种是有关知识与真理的话语，另一种则是梦想与传奇的话语。”^[35]具体论述时，将传统的神怪小说与西方的科幻小说混合，获得亦真亦幻的艺术效果，挑动读者想入非非，不再是“科学—科普—科幻”三级跳。在一般谈论晚清科学小说都会涉及的《新石头记》《月球殖民地小说》《新法螺先生谭》之外，王德威带入战争兼神魔的《荡寇志》，以及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视野于是大为拓展。此等科幻奇谭，当初属于边缘文类，在读者及论者眼中，也只是聊备一格。没想到“21世纪以来科幻小说勃兴，甚至引起全球注意。回顾晚清最后十年的科幻热，仿佛历史重演”^[36]，颇有先见之明的王德威，近年在此领域多有耕耘。2011年5月，王德威在北大图书馆演讲，题为《乌托邦、恶托邦、异托邦——从鲁迅到刘慈欣》；2019年3月，受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之邀，王德威又发表了题为《微物、即物与极物——当代小说与后人类想象》。后一场演讲是我主持的，坦白交代，云里雾里，实在跟不上。一个月后，在哈佛访学，听他两个新老学生介绍^[37]，方才大致明白其思路。

三、以小说/史研究为中心

前面提及三联版删去的那段话，开篇“倘若晚清小说今天仍值得我们研读”，结尾“这并不意味着时至21世纪，我们对那些或可带来不同文学景观的途径，可以坐视”，这种谈古论今的写作姿态，是王德威的特点。讨论晚清小说的《被压抑的现代性》，竟然有第六章《归去来——中国当代小说及其晚清先驱》。把20世纪末大陆、台湾、香港及海外中文小说充满活力的发展，与异彩纷呈的晚清小说相对照，使若干“理论问题尖锐化”，而最终目的是“借着探查晚清小说被压抑的现代性，以及它们在20世纪末的小说这一文类中所留下的印痕，来扩展中国现代文学的视野”^[38]。兼及史学研究与现实批判，在作者是别有幽怀，在出版者则面临诸多障碍。

《被压抑的现代性》有繁体、简体两个版本（麦田版，2003年；北大版，2005年），若有心比勘，会发现前五章的论述没有变化（北大版重新校对了引文），差别在第六章。以大陆出版审查标准，王著很多说法属于政治不正确。北大出版社建议删去这一章，我拒绝了，因为从晚清谈到当代，这是王德威招牌式的论述策略。可北大社也有他们的难处，此前两年我推荐藤井省三著、董炳月译《鲁迅〈故乡〉阅读史》，他们已经排好版了，就是过不了审查关。最后是我亲自出面，转请新世界出版社刊行的（2002）。有这个前车之鉴，我不敢断然拒绝，只能努力协调。好在作者及译者均通情达理，凡有碍观瞻的，授权我换一种译法；个别地方实在无法抢救^[39]，那就只好割爱了。

喜欢从晚清说起，一直关注到当下的文学、文化及政治，而且涉及两岸（还有海外中文写作），那是王德威的学术立场及优势所在，既不能也不该强行扭转。可这么一来，一旦涉及敏感话题，就很难在大陆刊行。我知道英文版及中文版的《历史与怪兽——历史·暴力·叙事》写得很好，但不敢介绍给北大或其他出版社。《魂兮归来——历史迷魅与小说记忆》是此书第四章，当年初刊《现代中国》第一辑（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已经很不容易了，现在看来更是“不合时宜”^[40]。

2006年秋季学期，北大试验邀请国外学者前来集中讲学，说好须是系列演讲，且进入正式课程。于是，有了王德威当年10—11月再次北大行，六个演讲加两次座谈。讲稿整理刊行，就是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版《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日后继续深耕，不断推敲“有情的历史”以及“抒情传统”之发明，从北大课堂的初展歌喉，到台大的《现代抒情传统四论》（［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1年），再到扩充并定稿的英文版The Lyrical in Epic Tim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5）和中文版《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艺术家》（［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17年；三联书店，2019年），王德威将此话题发挥得淋漓尽致。尤其是走出单纯的小说研究，兼及诗歌、音乐、电影、书法等，讨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及命运，展现了作者多方面的才华。

2006年的北大，办学经费并不宽裕，每回演讲报酬不高，只是提供往返机票及住宿费用，王德威慨然允诺，并认真准备，每次讲座都博得满堂彩。其中2006年11月8日在北大五院举办的专题座谈，题为《想象中国的方法——以小说史研究为中心》，讲者为王德威、许子东、陈平原，记录稿整理后刊《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3期，且分别收入三人各自编著的集子^[41]。其中许子东谈及同是小说研究，三人策略不同：“‘小说’和‘史’两个并重的是王德威，比较重‘史’的是陈平原，比较重‘小说’的就是我。”与此相对应，有三种解读小说的方式：“第一种方法，你按照你的需要去摘花”；“第二种做法呢，你就在那个花园里面找出一块地方，然后你就把它挖透，多少草，多少木，每个叶子都贴上标签，所有的东西，你都把它翻透”；“第三种方法呢，有些人是这样，他跑到这个花园里，你不知道他为什么，他就在东边摘一棵花，西边摘一棵树，那边取一块石头。你开始不明白他要干什么，这些花和石头表面上是没什么关系的。可是，他把它拉起来一讲，哇，你发现可以讲出一个道道，可以有很大的启发。”^[42]许子东观察细致，尤其是对王德威论文结构方式的漫画式描述——借某一立场或视角，以举例说明的方式，将若干不同时期作家作品串起来，讲出一番让人耳目一新的道理——更是让现场听众哄堂大笑。不过，这笑声没有恶意，因其指向王教授之兼及小说史家与小说评论家两种角色。

本课程专注于“小说史学”，除了上面提及的《想像中国的方法》和《被压抑的现代性》，希望再加一册《跨世纪风华：当代小说20家》（［台北］麦田出版，2002年）。此书缘于1996—2002年王德威为麦田出版公司策划一套“当代小说家”丛书，需要为每卷作品撰写一篇作家论：

不仅介绍作家个别的特色，也将其纳入文学史的脉络里，加以讨论。我理想的序论是深入浅出，尽量不掉书袋。然而身为学院中人，毕竟难免之乎者也的习惯。几经尝试，索性放下心来，信笔经营自己的风格。因此，这本书所收的二十篇评论也许仍不乏学术论述的特征，但我也透过文字修辞，显现我个人的性情看法，乃至偏见。^[43]

简单说，这是以史家眼光从事文学批评，勾勒二十位作家画像，构成别具一格的中文当代小说史。按照麦田版顺序，这二十家是：朱天文、王安忆、钟晓阳、苏伟贞、平路、朱天心、苏童、余华、李昂、李锐、叶兆言、莫言、施叔青、舞鹤、黄碧云、阿城、张贵兴、李渝、黄锦树、骆以军^[44]。二十家分别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马来西亚，还有好几位属于跨国迁徙。当然，这只是他主持的一套丛书的序言结集，此前此后，王德威还写了好多当代小说家专论，比如没在这里出现的陈映真、贾平凹、李永平，就在几年后的《后遗民写作》（麦田出版公司，2007年）登场；另外，《跨世纪风华：当代小说20家》的《前言》还提及王文兴、白先勇、宋泽莱、张承志、张大春、韩少功等。即便如此，还是有人追问：当代小说家难道就只有这些值得专门论述？当然不是，但对于正在发展的文学进程进行描述，能有如此开阔的视野，已经了不起了。海峡两岸暨香港外加海外中文小说，全都照顾到，只是谋篇布局之间，有自己的特殊偏好；评论时，则尽可能超越各地的意识形态。对于具体作家来说，一经王教授品评，确实身价倍增，难怪很多人“但愿一识韩荆州”。

作为小说集的序论，为了对读者负责，需要若干铺陈与交代，加上篇幅限制，《跨世纪风华：当代小说20家》各章的论述，其实是很难深入展开的。但这不是主要问题，若一定要吹毛求疵，这本书的缺憾恰好是它的立意：“不仅介绍作家个别的特色，也将其纳入文学史的脉络里，加以讨论。”作家论与小说史之间，可以暗地里互通款曲，但很难一身而两任。过于丰富的文学史知识，对于批评家来说，有时候不是助力，反而是障碍。郜元宝的书评持论有点过苛，但不无道理：“如此理论爆炸、标签批发，令读者头晕目眩，自救不暇，又怎能看清作家的面貌、听明论者的所指？用大炮打蚊子，固然足够威猛，但在炫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同时，恐怕连自己所毁灭的是蚊子还是别的什么，都不能了然。”^[45]这里说的是作者庞大的知识宝库，压倒了细致而微的阅读感觉；其实还有一点，那就是论述立场的缺憾。作者过于温柔敦厚，读他的作家论，每个人都了不起，每部小说都被夸成一枝花。私下里交流，也会有强烈的爱憎与褒贬，但在书评中从不“恶语伤人”。这是性格使然，勉强不得，就连非常欣赏他才华及为人的夏志清，也曾这样谈论王德威：“你不能够成为一个批评家，你的致命伤就是你的胆子太小了，你不敢骂人，不敢得罪人。”^[46](https://www.daowen.com)

此书序言提及的“透过文字修辞，显现我个人的性情看法，乃至偏见”，可不是泛泛之谈，这是王德威另一个让人着迷的地方。《跨世纪风华：当代小说20家》封面印有一行小字，是这样表彰王文的：“王德威，著名文学评论家，瑰丽、妖娆、细腻、流约婉动的文字，乃现代骈文体之集大成。”王德威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念博士时的导师刘绍铭，为香港主编一套“当代散文典范”，其中就有《如此繁华——王德威自选集》（［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2005年）。这册自选集中，论香港作家黄碧云、钟晓阳的出自《跨世纪风华：当代小说20家》，论上海作家张爱玲、王安忆的出自《如何现代，怎样文学？》，论台北作家郭松棻、舞鹤、阮庆岳的出自《后遗民写作》。原本正儿八经的作家论，一转就成了“散文典范”，是否合适，请听主编刘绍铭的解释：“王德威文字有奇气、有识见，瑰丽、细腻、幽默之余，还征信昭昭。学术论文，堪可一读再读者不多，他是个难得的例外。”^[47]相对而言，台港学者（尤其是女教授）喜欢王德威“流约婉动文字”的比较多，且不乏追随者；而不少大陆学者则对其文字的“瑰丽”与“妖娆”不太以为然，认为太缠绕、太繁复、太花哨，最后搞不清楚说好还是说坏。但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大家都承认王德威除了学养丰厚，更兼文采斐然，其述学文体很有特点，一眼就能辨认出来。

2017年王德威主编的哈佛版《新编现代中国文学史》刊行，中文版今年大概也能问世。以近乎编年纪事的形式，借助一百六十一篇文章、一百六十一个故事，呈现中国现代文学诸多重要的历史时刻、人物事件以及思想命题。繁花似锦，异彩纷呈，书会很好看，但那是哈佛大学出版社统一的体例要求，较多考虑市场效应。我更关注的是，王德威结束“抒情传统”及文学史课题后，正开启的现代中国文论研究^[48]。王德威的这个研究计划，在2013年夏日本爱知大学组织的中国现代文学三人谈中，有所披露：

我一直想做20世纪的中国文论和西方文论的对话问题。因为我想大家都知道我是比较文学出身的，我做西方的文学批评做了很多年，从福柯到巴赫金，到后来的德里达。可是最近这些年特别自觉，也特别不好意思。我不再能够觉得我可以坦然地直告我的学生你去念念福柯、念念德里达就知道怎么样做现代中国文学。我觉得我们过了一个世纪之后——尤其在西方的语境里教现代中国文学跟文学批评——特别需要反省。这个不是谁跟谁相比的问题，而是期望至少在一个平等的对话的平台上来思考，中国的知识界在过去的一百年里面，它提供了什么关于文学的看法、文学的论述。我们除了鲁迅和王国维的《摩罗诗力说》《红楼梦评论》，应该还有更多可以呈现。鲁迅、王国维都有更多东西值得谈。章太炎的东西，黄摩西的东西，然后一直到梁宗岱和朱光潜，到李泽厚等等，这些我都有兴趣。^[49]

实际上，2017年10月王德威作为北大中文系第五届“胡适人文讲座”主讲嘉宾，其系列演讲的总题便是“现代中国文论刍议”^[50]。从“小说中国”到“抒情传统”，再到文学史写作、中国文论重建，王德威一路走来，步步莲花。我相信，凭借丰厚学养及过人的勤奋，王德威能完成此宏大计划，故翘首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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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德威：《序：小说中国》，《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2] 写作时间最早的是《潘金莲、赛金花、尹雪艳——中国小说世界中“祸水”造型的演变》，初刊《中国时报》副刊，1983年7月1日、2日。

[3] 王德威第一本中文著作《从刘鹗到王祯和》是注明各文（含英文）初刊的，可接下来的多部论文集都改变策略，删去了这些至关重要的信息。

[4] 《〈老残游记〉与公案小说》《“谴责”以外的喧嚣》《“说话”与中国白话小说叙事模式的关系》《从老舍到王祯和》《潘金莲、赛金花、尹雪艳》《历史·小说·虚构》《现代文学史理论的文、史之争》。

[5] 《“母亲”，你在何方？》《女作家的现代“鬼”话》。

[6] 《寓教于恶》《贾宝玉坐潜水艇》《从“头”谈起》《荒谬的喜剧？》《做了女人真倒楣？》《原乡神话的追逐者》《华丽的世纪末》《现代中国小说研究在西方》《想像中国的方法》《世纪末的中文小说》。

[7] 《被压抑的现代性》《翻译“现代性”》《半生缘，一世情》《落地的麦子不死》。

[8] 王德威：《序：小说中国》，《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

[9] 参见王德威《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十九、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新论》，第17页，（台北）麦田出版公司，1998年。

[10] 参见王德威《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十九、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新论》，第34页。

[11] 此文乃合并《想像中国的方法》中《半生缘，一世情》与《落地的麦子不死》二文而成。

[12] 陈平原：《众声喧哗与想象中国》，台湾《联合报》1998年11月16日。

[13] 这两小节既是全书的内容概述，也是其精华所在：“我以晚清小说的四个文类——狭邪、侠义公案、谴责、科幻——来说明彼时文人丰沛的创作力，已使他们在西潮涌至之前，大有斩获。……‘五四’其实是晚清以来对中国现代性追求的收煞——极仓促而窄化的收煞，而非开端。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见三联版《想像中国的方法》，第16—17页；北大版《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第55—56页。

[14] 王德威著、宋伟杰译：《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第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15] 参见王德威著、宋伟杰译《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第8、10页。

[16] 参见夏志清《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夏志清著、刘绍铭等译《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89—403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二版。

[17] 最近三十年海峡两岸学术交往频繁，大陆的尊重左翼文学与台湾的强调文化保守，各自互相传递、借鉴与改造。王德威早期论著对五四新文化以及鲁迅的芥蒂，还有对感时忧国传统的不以为然，与其台湾成长背景有关。《从“头”说起》一文之所以引起争议，主要不在观点对错，而在笔调轻率。与大陆学者多有接触后，王德威的论述立场及文风均有所调整。

[18] 参见栾梅健《充斥着意识形态的偏见——评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2017年4月14日《文艺报》。

[19] 参见陈平原《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第4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20] 参见陈平原《从“触摸历史”到“思想操练”》，（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通讯》第29卷第1期，2019年3月。

[21] 参见王德威《没有五四，何来晚清》，《南方文坛》2019年第1期；王德威、宋明炜编《五四@100：历史·思想·文化》，第37—42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9年。

[22] 参见陈平原《“新文化”如何“运动”——关于“两代人的合力”》，《中国文化》2015年秋季号。

[23] 从《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1988）到《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1998），再到《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2005），我一直主张晚清与五四两代人的共谋与合力，完成了中国文化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因此，谈论“五四”时，格外关注“‘五四’中的‘晚清’”；反过来，研究“晚清”时，则努力开掘“‘晚清’中的‘五四’”。

[24] 巴赫金称此前对中世纪民间诙谐文化的研究，“没有用它们自己的尺度来衡量它们，而是用不适用于它们的近代尺度来衡量它们。人们把它们现代化了，因而对它们作出了不正确的解释和评价”，参见李兆林、夏忠宪等译《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巴赫金全集》第六卷，第2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25] 巴赫金著，李兆林、夏忠宪等译：《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巴赫金全集》第六卷，第317、175页。

[26]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八篇，《鲁迅全集》第九卷，第282页。

[27] 王德威著、宋伟杰译：《被压抑的现代性》，第273页。

[28] 参见王德威著、宋伟杰译《被压抑的现代性》，第274—276页。

[29] 参见《鲁迅全集》第九卷，第267、339页。

[30] 参见陈平原《色情小说与翻译研究——关于〈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及其他》，《文艺争鸣》2020年第9期。

[31] 参见马泰·卡林内斯库著，顾爱彬、李瑞华译《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第160—240页，商务印书馆，2002年。

[32] “虽然我在此多所涉及西方文评，但我其实非常清楚，欧洲19世纪末的颓废之风与中国之间并无简单的平行关系。”参见王德威著、宋伟杰译《被压抑的现代性》，第60页。

[33] 参见王德威著、宋伟杰译《被压抑的现代性》，第32页。

[34] 王德威著、宋伟杰译：《被压抑的现代性》，第34页。

[35] 王德威著、宋伟杰译：《被压抑的现代性》，第292页。

[36] 参见王德威《没有五四，何来晚清》，《南方文坛》2019年第1期。

[37] 宋明炜现为美国卫斯理学院东亚语言文化系副教授，专攻科幻文学，在欧美学界颇有影响；陈济舟乃哈佛大学东亚系在读博士生，现正在做关于后人类研究的博士论文——必须追赶最新学术潮流，不管你信不信，这是美国学院的特点；此风气也迫使指导教师必须与时俱进。

[38] 参见王德威著、宋伟杰译《被压抑的现代性》，第364、389页。

[39] 比如谈论台湾作家时，引文中出现反共言论，出版社要求一律删去，单是加引号不解决问题。

[40] 王德威《历史与怪兽——历史·暴力·叙事》第三章《诗人之死》的主要内容，日后成为2006年北大系列讲座的第六讲“诗人之死——海子·闻捷·施明正·顾城”，见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第232—26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

[41] 《想象中国的方法——以小说史研究为中心》，收入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第271—309页；许子东《许子东讲稿》卷2“张爱玲·郁达夫·香港文学”第418—44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陈平原编《文学史的书写与教学》第129—17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

[42] 王德威、许子东、陈平原：《想象中国的方法——以小说史研究为中心》，《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3期。

[43] 王德威：《序：丰饶的麦田》，《跨世纪风华：当代小说20家》，（台北）麦田出版公司，2002年。

[44] 此书简体字版2006年由北京三联书店推出，改题《当代小说二十家》，除增加两篇附录外，最重要的是删去第五章《想象台湾的方法——平路论》，其余各章依次递进，最后补充第二十章《原乡想象，浪子文学——李永平论》。

[45] 郜元宝：《“世纪末的华丽”？——评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文汇报》2007年4月2日；《新华文摘》2007年第13期。

[46] 参见《王德威：夏志清看起来那么欢乐，其实非常压抑和寂寞》，2017年10月26日“凤凰网·凤凰文化”；另外参阅陈平原《杰作的发掘与品评——关于〈中国现代小说史〉及其他》，《文艺争鸣》2020年第8期。

[47] 刘绍铭：《导言：王德威如此繁华》，《如此繁华——王德威自选集》，（香港）天地图书，2005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

[48] “‘抒情传统’的议题与《文学史》的话题，在我这里都已经告一段落。未来我会把主要精力转向对于现代中国文论的研究，关注五四以后的中国文人与知识分子是如何以文论为一种彰显、介入与诠释现代性的方法，来与诸种现代情境——从西学理论到政治要求，从历史经验到感觉结构——进行互动的。”参见王德威、李浴洋《何为文学史？文学史何为？——王德威教授谈〈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现代中文学刊》2019年第3期。

[49] 参见陈平原、王德威、藤井省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方向》，《学术月刊》2014年第8期；此对话的日文版刊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会编、东方书店发行《中国21》第42卷，2015年3月。

[50] 参见王丽丽《新版〈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预告——王德威教授“现代中国文论刍议”系列讲演侧评（上）》，《文汇报》2017年12月22日；《“抒情”：捍卫和解释文学的“通关密语”——王德威教授“现代中国文论刍议”系列讲演侧评（下）》，《文汇报》2018年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