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　　序

35年，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只是白驹过隙的一瞬间，但在人口发展的历史上，却注定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1980年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标志着“独生子女”政策的启动，其主要特征就是通过强大的政策力量，干预大众生育行为，促进人口的转变。随着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出台，既表明独生子女政策完成其历史性使命，又标志着计划生育政策进入一个新的时期。35年的人口发展和政策实践，给我们留下了大量值得理性思考和科学研究的课题。

从政策层面看，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取得的成效值得充分肯定。计划生育工作加快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传统型到现代型的历史性转变，有效地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是，在控制人口增长、实现低生育水平的同时，也带来诸多不利的社会后果和潜在风险，包括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受到减弱，人口老龄化步伐加快加重等。因此适时调整完善生育政策非常有必要。

中央启动“单独二孩”政策后，激发了学界和社会各方的高度关注，有观点认为政策“遇冷”，有观点认为基本符合预期，在这些不同观点的背后，一个基本的判断是，我国的人口转变已经从外生主导型阶段进入到内生主导型阶段。在这样一个判断之下，怎样看待当前的人口形势和生育行为的走向，怎样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成为新时期非常迫切的研究课题。

着力创新理论和分析框架，阐释人口转变从外生型到内生型的变化机制，对准确定性当前人口生育行为的变化情况以及发展趋势，判定低生育水平地区是否面临低生育水平陷阱的风险，避免人云亦云、就事论事，是非常必要的。关于人口红利的系统、深入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准确地理解人口、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丰富宏观人口经济学的理论。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和提升家庭发展能力，包括当下广泛见诸新媒体的有关二孩生育“生不起”的说法，是简单的抚养成本问题，还是深层的社会行为变化问题，我们是否应该有利益导向机制上的新应对，这既是政策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更是理论问题，它为我们超越传统的生育理论提供了新的探索空间。我们需要对既有政策进行系统梳理，科学评估，既要解决“怎么看”的问题，又要解决“怎么办”的问题。(https://www.daowen.com)

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是新形势下实现政策目标的重要政策措施。早在1980年《公开信》中就指出，“为了控制人口增长，党和政府已经决定采取一系列具体政策。在入托儿所、入学、就医、招工、招生、城市住房和农村住宅基地分配等方面，要照顾独生子女及其家庭”，明确了对计划生育家庭的优惠帮扶政策。在新形势下，这一政策不断充实完善。在我们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完善人口与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研究”期间，经历了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的重大政策调整，为我们研究人口转变新阶段的公共政策响应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我们从利益导向政策评价、人口转变和生育行为变化、家庭发展能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三维人口红利等专题开展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理论与政策成果，结集出版的六部专著，正是这些成果的展现。希望这些成果的出版，能为我国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为人口科学的理论创新提供一些新的视角和新的积累。

杨云彦

2016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