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令世界瞩目，不但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经济增长速度更是被世界称为“中国奇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发展，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为再次创造经济增长奇迹创造了条件。然而，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和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加之国际形势复杂等一系列问题，使未来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经济增长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仅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等基本要素，还包括制度、技术进步、对外开放程度等诸多要素。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历来是研究者们关注的话题。在我国，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自20世纪70年代推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开始，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导致的劳动力人口的数量相对较多、劳动力资源相对充足对经济增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后续影响，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将越来越高，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持续保持经济的健康和快速增长?这是新时期理论界和学术界所关注的重要课题。
“人口红利”[1]是人口学和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的概念，也是近年来社会学界所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国外经济学家在研究东亚经济奇迹时，美国夏威夷大学的人口学家安德鲁·梅森(Andrew Mason)最早提出人口红利的概念。1998年联合国基金会在《世界人口现状报告》中首先使用了这一词汇，使人口红利这一概念逐渐为学界认同和使用。关于“人口红利”的定义有很多，大体上都是指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人口结构呈现出“中间大，两头小”的特殊格局。在这种人口结构下，一个社会中劳动力年龄人口所占比例相对较高，而人口总抚养比较低，因而对经济发展有较大的促进作用。David Bloom等(1998)学者就把东亚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人均GDP年均增长速度6.1%的“东亚奇迹”归功于该时间段内该区域的人口红利。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严格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双重影响下，我国经历了快速的人口转变。学者们普遍认为，这种人口转变所造就的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他们主要从两个角度解释了这种影响，一方面是直接影响:人口红利带来了较高的劳动人口比例，较高的生产要素投入导致较高的产出。如王丰等(2006)就认为1982—2000年之间的中国经济增长，由劳动力增长速度超过总人口增长速度所带来的人口红利，造成的贡献率约为15%。车义士等(2011)也对我国1978—2008年的GDP增长做出核算，指出人口红利解释了劳动力增长的33.6%，每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3%。另一方面是间接影响:人口红利带动了储蓄率的上升，从而推动经济增长。根据宏观经济学的LC-PIH消费模型，年轻人比老年人有更高的储蓄倾向，从而可以促进整个社会储蓄率的提高。王德文等(2004)对此的研究表明，在1982—2002年间，总人口抚养比的变化对储蓄率的贡献率在5%左右。董丽霞等(2011)也指出，我国少儿和老年的抚养比与储蓄率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
然而人口红利只是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的一个特殊时期，并非人口结构的一种常态。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红利中较高的劳动力人口占比将最终演变成为老年人口占比较高，人口红利相应地也可能会变成人口负债。在中国经济因为人口红利而获得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之后，不少学者都开始担忧一旦我国人口红利消失对经济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如陈友华(2005)指出，人口红利是个相对短暂的历史机遇[2]，而之后出现的人口负债，将偿还前期所享受的人口红利。根据他的预估，在21世纪30年代，中国将会真正进入人口负债期。任福兵等(2010)的预测也比较悲观，他们把2010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爆发的“民工荒”和“加薪潮”等事件看成是人口红利拐点出现的标志。蔡昉(2013)也提出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就是因为人口红利消失和国际出口需求的减少。面对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现实，学者们也各抒己见，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以解决人口红利消失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和道路。
蔡昉(2009)把应对之法集中在提高人力资本存量上。他认为传统的人口年龄结构红利在中国逐渐退去之际，通过延长退休年龄来维持人口红利并不可行。而中国长期以来教育事业较为落后，大量的劳动力处于较低的教育水平，存在很大的提高空间。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对劳动力生产率提高存在显著作用。因此，他提出延长人口红利、对抗即将到来的人口年龄结构上的负债，关键在于提高人力资本。同时他也指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中西部区域转移，是延长人口红利的重要举措之一。穆光宗(2008)则提出了人口红利的三个新角度:即投资红利、转移红利和转型红利。其中投资红利和转移红利与蔡昉(2009)所提出的观点有相似之处，而转型红利则是对老龄人口社会角色的再开发与再利用。
概括而言，学者们的对策大致可归纳为两个角度:第一是进一步挖掘当前人口年龄结构中尚未兑现的红利，第二是对“人口红利”的概念进行再辨析。前者最主要的方法就是通过产业转移，把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人口红利尚未充分兑现的中西部转移，后者最主要的方法则是把传统意义上人口红利中的“人口”由简单的、低技能的劳动力转变为继续受到教育与培训的、有一定专业技能的高级劳动力。
从这些对策建议不难看出，传统“人口红利”的概念存在两个较为明显的缺陷。其一是在传统人口红利的分析框架中，暗含着一个这样的假设:我国劳动力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完全自由流动，地方壁垒可以被认为不存在，或者至少可以认为对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阻碍很小，在分析中可以忽略不计，而这与我国的现实情况存在明显的差异。现阶段，我国存在着对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诸多限制，这其中既包括户籍制度、交通成本等显性因素，也包括我国幅员辽阔所造成的跨区域流动文化认同上的孤独感和无归属感等隐性因素，不少学者对此进行过深入研究[3]，这里就不一一赘述。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限制使得中国的部分劳动力人口不能充分就业，进而转化为“人口红利”。事实上有不少学者也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指出，如果仅是出现了抚养比较低的人口年龄结构，那只是证明我国存在“人口机会窗口”，而只有充分利用了这些占比例较高的劳动人口，把其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才能称之为“人口红利”。[4]
第二个问题是传统人口红利忽视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简化分析中，生产函数的形式为:Q＝F(K，L)，所有劳动力被假设为是无差异的，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相似。实际上，一旦从长期角度考察，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才是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源泉，新古典增长模型也被修正为加入技术变化参数的形式:Q＝F(K，TL)。大量实证研究也印证了人力资本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突出作用。[5][6]因此，在传统人口红利理论中把所有劳动力视为同质的假设也是存在一定问题的。
综上所述，传统人口红利是一种经济和人口理论上的高度抽象与概括，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但一旦将其运用在实证分析中，因其忽略了诸多现实因素的影响，会存在一定的偏颇，尤其是我国存在着劳动力市场分割、收入分配差异两极化的客观事实，使得理论上与实际上的偏差更为突出。而我们所将讨论的“人口红利”，其用意并不在于为了指出我国人口结构存在着某种特殊的特征，而是希望能够深入分析当前我国人口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源动力。因此，我们认为可以对传统的人口红利概念框架做出适当修正。
当前我国也正处于人口转变的关键时期，由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生率下降和死亡率下降在时间和速度上不一致所形成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正在悄然发生变化，随着人口转变的进一步发展，这种由人口年龄结构优势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会逐渐削弱，甚至趋于消失。如何吸取西方发达国家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更好地利用现有的人口红利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并在未来如何保持人口红利的这种优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关于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至关重要的课题。面对严峻的新形势，有必要在人口转变背景下从“新型人口红利”视角来探讨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分析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研究采取怎样的对策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等问题。
“人口红利”源于“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这一命题。西方国家人口转变是一个自然过程，其人口红利的内涵界定在人口年龄结构转变所带来的经济快速增长方面。而我国采取了世界上最为严格的人口控制措施，使得这一转变过程与西方国家人口转变过程有着本质的不同(刘元春、孙立，2009)。我国人口转变的历史意义，既包含了按传统的人口指标所衡量的人口变化，如死亡、生育和人口增长，也涉及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王丰、安德鲁·梅森，2006)。因此，我国人口红利存在与否，并不仅仅受年龄结构的影响，还与人口规模、素质、就业模式等因素有关。当所有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局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潮流，才能获取人口红利(陈涛、陈功、宋新明、郑晓瑛，2008)。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的人口转变和劳动力市场有着自身独特的演变路径。如前所述，基于传统人口红利研究的局限性，对传统人口红利的概念内涵、研究框架做出修正时理应考虑我国特殊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效应，考虑我国人口转变的特点，在其中加入对劳动力就业产业结构、城乡转移结构和劳动力人力资本存量的衡量，从而希冀得到一个更能针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现实的人口红利概念，我们将之称为“新型人口红利”。
我们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和汲取对人口红利问题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实证结果，综合运用经济学、统计学、计量经济学和人口学等学科知识，结合我国宏观经济的实际情况，通过建立新型人口红利分析框架，从更广的视角研究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按照“新型人口红利理论构建—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人口红利实证测度—计划生育政策与人口红利—结论及建议”的逻辑思路，我们的主要研究内容如下:(https://www.daowen.com)
首先，结合已有相关研究基础，针对我国人口政策和人口转变特殊的背景，对人口红利内涵进行进一步拓展，构建一个包含三个维度的新型人口红利分析框架:一是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导致人口抚养负担下降、劳动人口数量增加而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包括儿童进入劳动年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生育率下降使得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等而收获的人口红利(David E.Bloom，David Canning，Günther Fink and Jocelyn E.Finlay，2009)，此即为传统的人口红利，或“人口数量红利”；二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家庭生育孩子数量减少的同时有更多的储蓄和投资(包括对自身健康的投资)(Ronald Lee and Andrew Mason，2010)，以及人口预期寿命增加对人们生活方式产生变革性影响(John Ross，2009)，社会对教育、再培训的投入等使得人力资本投资增加等而收获的人口红利，我们称其为“人口质量红利”；三是伴随户籍制度放松，产业政策、就业政策调整引导劳动力从相对过剩的地区向短缺地区流动、从低劳动生产率产业向高劳动生产率产业或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产业向高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产业转移，不仅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也优化整个社会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我们称其为“人口结构红利”。
其次，由于人口红利所导致的经济增长优势首先主要在家庭层面取得，我们可以对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家庭、社会经济效应进行综合评估。当前社会背景下，人口计划生育政策与个人和家庭生育意愿生育决策的矛盾需要考虑将国家社会利益与个人家庭利益有机结合(于学军，2006)。人口红利对家庭乃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低抚养比及人口预期寿命提高所导致的储蓄增加。低抚养比使得家庭有可能实现财富剩余，同时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养老花费增加，而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可能因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而发生改变，储蓄可能成为主要的养老方式；第二，妇女劳动参与率提高。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降低了生育率，这使得女性减少了生儿育女的时间，从而有更多的时间参加学习和培训，具有较高的劳动能力。此外，随着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一心为家”的传统观念也逐渐发生改变，增加了女性的劳动时间，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也提高了妇女劳动参与率；第三，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发生改变，家庭的孩子数量减少，使得家庭有更多的财力和精力投资自身健康，提高家庭生产力，增加经济效益；第四，在宏观社会层面，由于少儿人口数量减少，社会在教育与健康上的支出随之减少，社会储蓄增加使得社会生产性投资增加。如下图所示。
研究思路图
再次，基于新型人口红利的研究视角，实证分析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效应。我们重点关注其中人口质量红利和人口结构红利的经济增长效应，并结合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变化，综合考察不同阶段三维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效应。我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起初主要基于国家和社会的利益考虑，牺牲了部分个人与家庭利益，导致了快速的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收获了一定的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人口转变，使得传统人口红利窗口期明显被缩短，相应的人口红利配套诱导机制建设存在滞后，人口红利的经济效应发挥并不充分，需要依赖社保、医疗、养老等其他多项相关制度的配合与完善。
最后，总结归纳计划生育政策、新型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效应，并提出建议。在不同计划生育政策阶段，人口红利三个维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第一阶段主要是人口数量红利的影响。第二阶段是人口数量红利和人口结构红利起到较大的作用。第三阶段对经济起到更大作用的则是人口结构红利和人口质量红利。因此，新的政策选择一方面应重点关注人口素质及其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也应考虑人口城乡结构及就业结构的转变。
【注释】
[1]人口红利的英语有几种不同的说法:demographic dividend，demographic bonus，population bonus等。
[2]即“人口窗口”或“人口机会窗口”。
[3]伍艺，刘后平.“两化”互动发展中的劳动力市场分割问题探讨[J].农村经济.2014(2).
[4]刘元春，孙立.“人口红利说”四大误区[J].人口研究.2009(1).
[5]杨建芳，龚六堂，张庆华.人力资本形成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个包含教育和健康投入的内生增长模型及其检验[J].管理世界.2006(5).
[6]杨建芳，龚六堂，张庆华.人力资本形成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个包含教育和健康投入的内生增长模型及其检验[J].管理世界.20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