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实证分析结果
在分析各个省份三次产业劳动力配置的偏差之前,本部分首先用公式4-25和4-26对各省份三次产业理想劳动力配置占比进行了估算,并用各个省份三次产业各自的理想劳动力配置占比的均值与实际劳动力配置的均值来描述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可以对两者之间的关系有较为直接的感受。
图5-4和图5-5表示的均是以各个省份三次产业的劳动力理想就业人数占比均值为横坐标、以对应省份三次产业的实际就业人数占比均值为纵坐标的散点图,图中的每一个小圆圈代表了一个省份。其中,图5-4在估算过程中采用的是对资本边际报酬率的测算,没有考虑自然资本的方法,而图5-5则是在估算过程中考虑了自然资本。从整体分布图上来看,无论是采取哪种估算方法,最终估算出的各个省份三次产业劳动力理想就业人数占比均值十分接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估算结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下面分别对三个产业劳动力理想就业人数占比和实际就业人数占比的情况进行分析。

图5-4 用不含自然资本方法估算的理想劳动力配置与实际劳动力配置

图5-5 用含自然资本方法估算的理想劳动力配置与实际劳动力配置
从第一产业的散点图(图b1、h1)中可以发现,所有代表省份的小圆圈均出现在纵坐标的值高于横坐标的位置。这说明各个省份第一产业的实际就业人数占比的均值均要大于理想的劳动力配置占比均值,由此看来各个省份第一产业的实际就业劳动力存在着“冗余”的情形。进一步观察第二产业的散点图(图b2、h2),可以看到出现的情形与第一产业的情况完全相反,所有代表省份的小圆圈均出现在横坐标的值要高于纵坐标的位置,即各个省份第二产业的实际就业人数占比的均值均要低于理想的劳动力配置占比均值,反映出各个省份第二产业的实际就业劳动力存在着“不足”的情形。最后,第三产业的散点图(图b3、h3)则既不同于第一产业全部纵坐标值高于横坐标的情况,也不同于第二产业全部横坐标值高于纵坐标的情形,而是出现了既有纵坐标值高于横坐标值的省份,同时又有横坐标值高于纵坐标值的省份,体现出部分省份第三产业的实际就业人数占比的均值要大于理想的劳动力配置占比均值,而另一部分省份第三产业的实际就业人数占比的均值则要低于理想的劳动力配置占比均值,也就是说第三产业的实际就业劳动力存在着“冗余”和“不足”并存的情形。
根据估算模型计算的1992—2013年期间各个省份三次产业劳动力配置偏离均值结果如表5-7所示。表5-7按《中国(大陆)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特征分析》中的区域划分方式,把各个省份按区域划分成东北地区、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这八个区域。表5-7中前四列数值表示的是采用不含自然资本的估算方法计算所得的三次产业劳动力偏离均值及总偏离值,而后四列数值则表示的是采用含自然资本的估算方法所得的结果。采用两种方法进行估算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明估算结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从估算结果可以看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整体上来看,沿海地区和东北三省的总偏离值相对较低,长江中游和黄河中游地区的总偏离值次之,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的总偏离值最高。其中,北部沿海地区总偏离值最小,东部沿海地区列第二。长江中游和黄河中游地区的值较为接近,西南地区的值又要小于西北地区。从各个省份来看,沿海地区的北京、天津和上海总偏离值最低,其值均要小于0.3,排在所有省市的前三位,而西南地区的贵州和西北地区的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各省份的值则要排在所有省市的最后五位。甘肃省的总偏离值最大,是总偏离值最小的天津市的四倍。
第二,从第一产业来看,所有地区及所辖省份的偏离值为正值,即我国第一产业的劳动力配置存在着“冗余”的现象。各个地区偏离值由小到大的顺序依次是:东部沿海地区、北部沿海地区、东北地区、南部沿海地区、长江中游地区、黄河中游地区、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东部沿海地区的偏离值最小,两种估算方法所得的值分别为0.11和0.10。北部沿海地区的偏离值与东部沿海地区较为接近,两种方法的估算值分别为0.14和0.13。西南地区的偏离值则相对较高,分别是0.28和0.26,而西北地区的偏离值则最高,分别为0.38和0.36。其余几个地区的偏离值相差不大,均在0.14至0.19的范围之内。从不同省份可以看到,偏差值最小的是北京市,两种方法的估算值分别是0.04和0.03,偏差值最大的是贵州省,两个估计值分别是0.43和0.38,各个省份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偏差值相互之间差距较大。
第三,从第二产业来看,所有地区及所辖省份的偏离值为负值,即我国第二产业的劳动力配置存在着“不足”的现象。除了北部沿海地区的偏离值略小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偏离值之外,其他各个地区偏离值的大小排序与第一产业的排序情况类似。其中,北部沿海地区的偏离值最小,两种方法的估算值分别是-0.15和-0.17,其他所有地区的偏离值相互之间差异并不大,均在-0.20至-0.28范围之内。从不同省份可以看到,偏差值最小的是天津市,两种方法的估算值分别是-0.09和-0.10,偏差值最大的是山西省,两个估计值分别为-0.30和-0.34,各个省份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偏差值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总体上看这类差距比第一产业要小。(https://www.daowen.com)
第四,从第三产业来看,与前面描述性统计部分所述类似,不同地区和省份第三产业的偏离既有正值,又有负值,即我国第三产业的劳动力配置存在着“冗余”和“不足”并存的现象,既有部分省份和地区存在着劳动力配置的“冗余”,又有部分省份和地区存在着劳动力配置的“不足”。无论是“冗余”还是“不足”,各个地区三次产业劳动力的偏离绝对值非常接近,在0.06和0.10之间。其中,西北地区所有省份第三产业的配置偏离值均为负数,说明西北地区所有省份的第三产业劳动力的配置均存在“不足”的情况。从不同省份来看,除了北部沿海地区的河北省、西南地区的云南和贵州省以及西北地区的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这几个省份第三产业的劳动力配置偏差值为负值以外,其他所有省份的劳动力配置偏差值均为正数。
第五,从各个省份第一、二、三产业劳动力配置偏离状况来看,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配置均为“冗余”状态,并且第一产业的劳动力配置“冗余量”要高于第三产业,由此造成了第二产业的劳动力配置的严重不足。符合这种类型的省份占了大多数,具体包括了北部沿海地区的天津和山东、东部沿海地区的江苏和浙江、西南地区的广西和四川以及东北地区、南部沿海地区、黄河中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所辖的所有省份。第二种类型是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配置均为“冗余”状态,但第一产业的劳动力配置偏离值要小于第三产业,而第二产业的劳动力配置则呈现“不足”。符合这一类型的省份很少,只有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第三种类型是第一产业的劳动力配置为“冗余”状态,但第二、三产业的劳动力配置则存在着“不足”,并且第二产业的劳动力配置不足状态要比第三产业严重。
综上看来,我国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区三次产业的劳动力配置偏离程度相对较轻,而经济欠发达的西南和西北地区三次产业的劳动力配置偏离程度相对较高。我国不同地区和省份仍然存在着第一产业劳动力配置“冗余”的现象。随着剩余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出来,并开始在不同地区和产业之间逐步有序和规范地流动,沿海地区、东北地区和部分西南地区省份第三产业的劳动力配置也出现了“冗余”现象,而只有少数几个省份的第三产业劳动力依旧缺乏。另一方面,我国各个地区不同省份第二产业的劳动力配置则是明显“不足”的。结合第一、三产业劳动力配置的情况,可以发现我国劳动力的转移更多的是从第一产业转向了第三产业,而第二产业的劳动力配置状况却并没有得到较大的改善。
表5-7 1992—2013年各个省份三次产业偏离均值及总偏离均值

续表

注:表中正值表示实际就业人数占比高于理想就业人数占比,即劳动力配置的“冗余”,负值表示实际就业人数占比低于理想就业人数占比,即劳动力配置的“不足”。对于一个地区某一产业既有正值又有负值的情形,取其所辖地区省份绝对值的均值,此时只表示劳动力配置的偏离程度,不表示偏离的状态是“冗余”还是“不足”,总偏离值计算方式及含义同此类似。
至此,本部分通过估算对我国各个省份三次产业理想就业人数占比和实际就业人数占比进行了对比分析,并对两者的偏差程度进行了进一步的考察。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第一,我国各个省份三次产业的劳动力配置均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第一产业劳动力配置存在“冗余”现象,第二产业劳动力配置则存在“不足”现象,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配置则是“冗余”与“不足”并存的状态。第二,我国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区省份三次产业劳动力配置的偏离程度相对较轻,而经济欠发达的西南和西北地区省份三次产业劳动力配置的偏离程度相对较为严重。三次产业之间劳动力的合理配置能够有效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第三,随着各个省份第一产业实际劳动力就业人数占比的逐步下降和第三产业实际劳动力就业人数占比的逐渐上升,第一产业劳动力“冗余”的现象有所缓解,部分省份的第三产业劳动力配置出现“冗余”现象。
由此看来,我国各个省份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还不尽合理,本部分认为可以从以下两点着手进行三次产业劳动力配置优化:(1)由前文的分析可以知道,第一产业的农业冗余劳动力大量涌入第三产业的低端服务业,而向第二产业转移的劳动力数量相对较少,这主要是由于这类转移的劳动力自身的知识储备欠缺,所具备的技能不足以胜任一些技术岗位所导致的。因此,针对这种现象,政府相关部门应该针对转移劳动力展开针对性的职业技能教育和培训。这方面的教育和培训可以大致细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加大对中等职业院校和高等职业院校技能应用类专业的建设和人才的培养,对相关专业的学生加强实际操作技能的培训,并把到对应岗位的实习经历作为关键环节进行考核;第二类是针对转移前的第一产业冗余劳动力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具体做法是可以在所在的乡镇开设电脑操作、烹饪、小家电维修等一些传授常用技能的短期免费培训班,让那些试图从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通过短期的这些技能培训能够掌握一技之长,使其在第二、三产业的一些简单技术岗位也能够谋生;第三类是对已经从第一产业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并有意向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基本技术岗,政府可以和相关企业开展“学徒制”培训的合作。具体做法是企业可以根据岗位的不同提供一名专业技术人员为新上岗的农村劳动力提供一至三个月的岗位指导,而对于这一段时间的学徒生活,由政府为其提供基本生活补贴。(2)当前第一产业的部分农村劳动力不能顺利向非农产业转移,原因之一在于农村劳动力在城市生活的成本远比其在农村生活的成本要高,而他们在城市非农产业所从事工作的收入虽然高于农村,但生活成本的开支消耗了大部分的收入。这也阻碍了部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针对这种现象,政府相关部门应该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人员廉租房、基本医疗和随迁子女入学等一系列的基本公共服务工作,并尽可能地消除阻碍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一些制度和政策障碍,为实现农村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自由转移提供政策支持;相关企业则可以在自身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出台一些吸引农业转移劳动力留企的优惠政策和条件,鼓励农业劳动力积极尝试从事一些简单的基本技术岗位。总之,只有从上述几个方面积极调整,我国各个省份三次产业间的劳动力配置结构才会更加合理。
【注释】
[1]资料来源:历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