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研究结论

首先，理论分析表明，计划生育政策使得我们在收获一定数量传统人口红利的同时，也为新型人口红利的获得奠定了基础。自20世纪70年代推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开始，我国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人口年龄结构快速转变导致的劳动力人口的数量相对较多、劳动力资源相对充足对经济增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后续影响，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将越来越高，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下降，传统人口红利有枯竭之虞。但以新型人口红利角度来衡量，我国的人口红利还有很大的兑现空间。新型人口红利分析框架不仅考虑了传统人口红利中由于人口转变带来的劳动力人口数量相对增加所导致的经济增长效应，也分析了我国劳动力素质提升和劳动力在城乡及不同产业之间转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人们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发生改变，家庭生育的孩子数量减少，使得人们有更多的财力和精力投资自身健康，提高家庭生产力，增加经济效益；在宏观社会层面，由于少儿人口数量减少，社会在教育与健康上的支出减少，社会储蓄增加使得社会生产性投资增加，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

其次，通过实证分析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增长奇迹中经济改革和人力资本的作用，我们得到人口质量红利在1993—2011年间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约为27%，明显高于资本存量(约13%)。而且与其他国家相比，无论是人口质量红利还是经济改革在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方面，我国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韩国1966—1977年经济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高于我国(其经济改革相对于GDP的弹性系数为1.882，我国只有1.315)，印度1992—2003年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高于我国(其人力资本积累相对于GDP的弹性系数为1.719，我国只有0.67)。

第三，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转移使得我们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获得人口结构红利。从分产业视角研究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转移给各产业带来的结构红利效应，我们发现，三次产业间劳动力结构红利效应差异明显:第一产业劳动力结构红利效应随着剩余劳动力的流出而总体上呈正效应，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结构效应随着劳动力转移经历了由负效应向正效应的转变过程。通过劳动力合理配置模型，我们发现，我国三次产业劳动力配置状况并没有达到最优状态:第一产业劳动力仍存在一定的剩余，第二产业劳动力配置仍存在一定的缺口，而第三产业的劳动力配置则呈现“冗余”和“不足”并存的局面。因此，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的进一步转移可以实现更为丰富的人口结构红利。(https://www.daowen.com)

第四，通过对全要素生产函数进行修正，并将三维人口红利同时纳入后构建综合模型，研究新型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贡献，我们发现，改革开放前我国人口数量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数(-0.575%)，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数量红利对经济的贡献率提高到4.32%；改革开放后我国人口质量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10.62%)要高于改革开放前(1.93%)；改革开放后的人口结构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12.51%)也远高于改革开放前(-18.13%)，人口质量红利和人口结构红利是改革开放以来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其中人口结构红利的主要指标体现在城乡就业比上，表明改革开放后我国人口结构乡城转换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最后，对计划生育政策不同时期新型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表明，在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人口数量红利对经济增长起主要作用；在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时期人口数量红利和人口结构红利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影响，而自计划生育导向政策实施以来，对我国经济增长起更大作用的是人口结构红利和人口质量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