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现实之间
与土地改革相比，教育改革的成功不那么明显。虽然占领军对教育改革充满着理想，他们的理想主义也引起了众多日本人的共鸣，但所实行的改革中同样有不符合日本国情之处。为了改革教育制度，占领军于1946年（昭和二十一年）3月派遣教育代表团来到日本，不久该代表团就提出了以尊重人权和教育机会均等为原则的改革教育制度的建议。与此相呼应，日本政府于同年8月设立了教育革新委员会，参考教育代表团提出的建议方案，开始了关于教育民主化的审议。教育革新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对建议方案都表示了强烈的支持，并于1946年年底确定了小学六年和中学三年为义务教育，并向政府提出了于次年付诸实施的意见。这一意见博得了国民的热烈拥护，他们纷纷写信给文部省、教育革新委员会、议会和占领军等有关方面，表示赞成教育改革。这些书信异口同声地表达了这样一种心情：“要使日本复兴，除教育以外别无他途。我们因进行战争而使国家荒芜、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留给子孙后代，但是至少希望他们能够接受好的教育。”这些信件来自各个阶层，所以有的字迹秀丽，有的潦草，文章也瑕瑜互见，但内容却是相同的。这些尚在为温饱奋斗的人写来的对教育表示关心的书信，使相关人员，特别是占领军总部的美国人深受感动。于是，他们对理想主义的正确性更加确信不疑了。
毫无疑问，上述情况表现了日本人优秀的一面。日本人是极其讲求实际的国民，同时也是十分相信精神力量的国民。尤其是在战后的黑暗时期，这一点表现得特别明显。一方面，人们为维持每天的生活而拼命地努力工作，另一方面，他们主张将日本重建成一个文化国家，因而非常关心教育。这种态度就是使日本实现了复兴的国民素质。
然而，如果考虑到当时财政上的拮据，以及大多数的学校的校舍都已经在战争中被烧毁的实际情况，就可以看出教育革新委员会提出的计划并没有考虑到现实问题。当时日本政府方面认为，这个计划不可行，希望中学的义务制能宽限到在三年内实施，而全部的六、三、三、四制则在大约十年的期间内付诸实施。实行六三制需要巨额的经费。即使是在战前日本最强盛的时期，六年的义务教育也是好不容易才实现的。战争时期，虽然在法律上有八年义务教育制的规定，但实际上并未执行。战败后又想把它改为九年义务教育制，从财政上看，真能办得到吗？国民连吃饭都还没得到保障，再不负责任地把这种负担强加在他们身上是不行的。当时通货膨胀一天比一天严重，财政已经陷入困境，若要将义务教育再延长三年，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
当时我的想法是两方面的，即：计划本身是好的，但执行应该从缓。但是舆论以及教育工作者的意见却认为哪怕有困难也要尽快推行计划。这其中一部分是来自美国占领军的行政官吏中一些年轻人的善意，但同时也反映出了他们的轻率。另一部分则是所谓的日本进步主义者中一些机会主义分子的意见反映到了舆论方面的缘故。
不管怎样，事情再好，但欲速则不达。我是这么认为的。文部大臣田中耕太郎和文部次官山崎匡辅两位专家的想法也和我一样。他们对占领军操之过急的作法似乎都提出过抗议和忠告。他们一定为此操碎了心。不久，占领军总部发来催告，要求必须在1947年开始实行六三制。为人诚实的田中文相等人夹在中间、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政策的本意虽好，但若认真考量战后日本的情况就会明白，根据国民经济逐渐复兴的程度，依次地将小学、中学、高中和大学变更为新制度的方法才是明智的。田中文相他们的这种想法是合理的。但这只是文相们的立场。占领军总司令部的态度却是要求从1947年起的三年内，逐年将小、中、高、大等学校改为新制度，因此，政府当局感到非常为难。田中文相和山崎次官为此作了抗争。当我感觉到抵抗达到了极限的时候，便建议田中去休养。因为我觉得如果再继续对抗下去，对日美双方都是不利的。
六三制最终依然还是被强制推行。相关负责人员在此过程中所承受的艰辛，我是从始至终都看在眼里的。通过这件事情我深切地感到，理想虽然美好，但负责把理想变为现实的人们所经历的辛苦也是非同一般的。在当时急于实施教育改革的气氛中，受影响最大的是教育革新委员会。当时在文部省工作的日高第四郎谈到了如下情况：
下面，我以当时文部省内部人员的身份，谈谈新学制开始时的内幕情况。(https://www.daowen.com)
当时的占领政策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作为应急措施，对教育界进行彻底大清洗的阶段。1945年10月25日发表了“关于教育的管理政策”。与此相关联，整肃了那些鼓吹军国主义或者过激的国家主义的教育工作者。那年年底，发表了停止讲授修身、日本历史和地理等学科的指示。就这样，首先开始了对教员和教育内容的大清洗。
接下来是采取建设性措施的第二阶段。大致说来，不像实行军政那样以单方命令的方式敦促日方执行，而是试图采取“幕后领导”的方式对日本的教育进行改革。也就是说，军人本身并不公开露面对我们进行领导。1946年3月5日和6日，由美国教育工作者27人组成的教育代表团来到东京，和日本有关人员会谈了近一个月以后，于3月31日向麦克阿瑟总司令官提交了报告书。在报告书中他们提出了今后日本教育应有的状态和理想的构造。
这份报告书给战后日本的教育改革“间接地”带来很大的影响。我也看到过它的内容，尽管其中有个别令人难以赞成的地方，但总的说来，报告书提出的建议都是公平妥当的，而且充满了对日本人的理解和善意。顺便要说的是，教育代表团来到东京时，当时的文部大臣安倍能成先生曾致辞欢迎。那是一篇不卑不亢、内容相当精彩的致辞。教育代表团本是怀着战胜国的自豪，以处理日本教育问题的气势兴致勃勃地来到日本的，他们一定没有想到接受处理的国家的代表，竟然能够毅然发表那样的意见。这不仅是告诉代表团，在我们中间也有出色的人物，而且也毫无疑问地给代表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教育代表团的报告书之所以能够那样公平和留有余地，我想应该是因为他们倾听了安倍文部大臣的意见以后产生了同感和信赖的缘故吧。
前面曾经谈到幕后领导，但它究竟是怎样一种形式呢？当时，以接待教育代表团的十几名委员为主设立了教育革新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是总理大臣的智囊团，由50人左右的学识渊博、富有经验的人士组成。从1946年9月开始工作，到1952年1月11日为止的五年多时间里，对日本的教育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和研究，并向总理大臣提出了35次建议。在此期间，设立了21个特别委员会，召开了192次全体会议，提出了全面改革日本教育的方案。根据这些方案，占领军总司令部的民间情报教育部（CIE）会同教育革新委员会和文部省进行协商，并由文部省将协商结果制订成法律草案，提交议会（此后的国会）进行审议。那个时候，文部省就像是高级的勤务员。因为文部省不能在教育革新委员会中进行主动、积极的发言，只有在被询问时才可针对问题进行回复，是被当做了一个没有资格的旁听者。在连续进行的协商过程中，负责实施改革方案的文部省的意见和希望往往不被重视。1946年12月27日，教育革新委员会确定了向总理大臣提出的关于六三·三四学制的建议，并决定从1947年4月开始实施六三制。这是毫无道理的。我们列席小委员会和大会时就已经察觉到将会提出这样的无理要求。当时，学校教育局的稻田次长（现在的次官）无可奈何地发言说，“赶快实施”固然很好，但是还没有做好从1947年度开始实施的准备，希望能够暂缓执行。然而，有一个委员却出来指责说：“这是官僚逃避责任。”这种不考虑执行者立场的做法，难道就是民主吗？为了实行民主，他们采用了如此非民主的方法。但是，如果说这是一场革命，就没有办法，只能把话说到这里。这就是当时的亢奋状态。所以说，当时的文部省是被当作了高级的勤务员。
（日高第四郎《民主教育的回顾与开展》，学习研究社，非卖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