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随忆录[46]

一、战后的十年岁月——麦克阿瑟元帅“不为人知的善意”

二战结束后，从那一年的8月15日起算到现在已经整整十年过去了。尽管战争结束时日本所处的状态正在逐渐被人们遗忘，但我仍想回顾当时的情况，以唤起我们国民诸君的记忆。

日本投降以后，进驻日本本土的占领军的所谓占领政策，主要是在华盛顿的远东委员会的指导下、由麦克阿瑟元帅负责实行的。远东委员会由英、美、法、苏、荷兰等十一个国家的代表组成，内部交错着各国政府的利害关系，因此，要决定一个政策并非是件容易的事，而且，委员会的指令往往不是不符合实际情况，就是没有可行性，所以，很多时候都交给麦克阿瑟元帅一个人来判断作出决定。麦帅主张尽可能地保持并利用日本政府原有的功能来实施占领，而并非像对待德国那样彻底摧毁其政府本身的力量，他希望通过彼此的合作来取得占领的成功。

在远东委员会的成员国中，的确存在将我国视为战败残废国、希望彻底破坏我们的国家和社会组织、从此以后再也无法恢复国力去重建一个新国家的极端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和想让德国成为一个彻底的乳畜业国家的想法如出一辙。还有的国家希望破坏我们的产业组织，这样，今后的日本就不会作为一个产业国家对世界的通商造成威胁。也有如苏联那样的国家，抱着对我国北方的觊觎之心、提议进驻北海道。面对希望实行如此复杂多样政策的各成员国，美国，尤其是麦克阿瑟元帅为了协调他们的意见，费尽了苦心。此后麦帅逐步说服远东委员会，没有采取对日本进行极端破坏的政策，对我们而言是极其幸运的事。

与远东委员会一样，对日理事会也是一个以监视麦帅的占领政策为目的的组织，苏联企图通过这个理事会大力主张本国的政策，但最终对日理事会还是成为一个完全有名无实的理事会。元帅从厚木机场进驻日本之后不久（那时我正担任东久迩[47]内阁的外务大臣），天皇陛下表示想和元帅见面。我考虑了很久，觉得还是让他们见面比较好，于是传达给了元帅。元帅也非常赞成会见，“但要我去宫中是不行的。如果陛下可以到我这里来，任何时候我都将非常乐意与他会面”。他们第一次见面以后，我见到元帅时，元帅高兴地告诉我：“我从没见过像陛下这样纯真善良的人。他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似乎陛下也非常喜欢元帅，毫无隔阂地与元帅进行了交流。据说大个子的元帅亲自走到了美国大使馆的大楼门口，以亲切的拥抱迎接了陛下。会见结束后，元帅同样送到了大楼门口，并行了拥抱礼。

为处理战犯开设的东京审判不久就将进入传唤证人——“满洲国”前皇帝溥仪的阶段。那时，对日理事会中出现了“主张传唤天皇陛下为证人”的意见，震惊了世界。对此表示反对的是元帅和季南[48]检察官。元帅作为总司令官，负有尊重对日理事会意见的义务，但同时也拥有决定权，没有元帅的认可，是不可能实行的。元帅多次与天皇陛下见面，非常尊重陛下的人品，他还对我说，“日本虽然打了败仗，但是皇室的存在依然重如磐石。如果没有以皇室为中心的团结，日本的重建将会很难”。我推测正是因为有这些想法，所以元帅没有认可“传唤天皇陛下”的意见。因为这件事，元帅遭到了华盛顿最猛烈的攻击，尤其是美国的共产党人，始终都对他进行着严厉的抨击。

此外，元帅到达厚木机场、来日本赴任时，只带了少数几个随行人员，不仅自己身上没有佩带任何武器，还命令随行的将校取下佩戴在军服上的枪械。他乘坐汽车从厚木到横滨，一路上担任护卫的是日本的军队，但元帅一路上都没有因为担心而回头看过一次，直接抵达了横滨的新格兰德酒店，并在那里度过了几周时间。他的这些举动，不仅给日本人留下了极大的好感，还大大消除了人们对美国军人登陆敌国的恐惧感。

对日本的理解和信念，在元帅占领日本期间的所有方面都得到了体现。他在占领国的美国和被占领国的日本人之间，几乎毫无障碍地建立起了亲善关系。这全都是仰仗了元帅的指导有方。我对元帅在面对因对皇室采取的措施而受到责难时表现出的勇气，在此特别表示满腔的敬意。

二、被宪兵队召唤——哈哈，是关于潜水艇的那件事吧？

8月15日的终战前后，由于先前被宪兵队监禁时因营养不良造成的溃疡发作，我正在大矶[49]的家里卧床休息。虽然不是范增，却也差不多就是“一怒之下，背生毒疮”的情形。

那个时候，日本要被打败的样子越来越明显，美军的空袭也愈发激烈，还有消息说他们将从相模湾登陆日本。总之，我每天的生活都毫无乐趣可言。也没有人上门，只有细微的松涛和海浪冲击岩石的波涛声送来一丝安慰。所以日本的战败是在听了天皇陛下的广播后才知道的，详细的消息也是第二天在报纸上看到的。刚才说是说没有人上门来找我，其实，在我被宪兵队释放的六月下旬的时候，近卫文麿公[50]突然从海岸边的松林里走出来，到我家来看过我一次。近卫公身穿着威严的国民服，管家的下人还以为又是宪兵队来了，一开始有点狼狈。近卫公也是一边小心翼翼地问“喂，家里没有宪兵队在吧？”一边走了进来。

我推测近卫公来看我的原因是他觉得我的宪兵队事件是因他而起的。我被九段的宪兵队监禁是在终战那一年的4月。有一天宪兵突然来到大矶，要我跟他们去一趟。当时我隐约察觉到了自己为什么会被宪兵队盯上。我原本就是一个和平论者，而且前一天还为了和平的事情，刚刚去大本营拜访过军令部次长小泽。因为外务省的前辈、我岳父牧野[51]的小姨子的夫婿秋月左都夫打电话给我说，“有件事要和你商量，赶紧来一次”。我去位于世田谷豪德寺的秋月家拜访的时候，秋月正卧病在床，他说：“现在海军内部正在计划通过英国进行和平谈判，能代表出面谈判的人选除了你没别人了。这件事越快越好。怎么样，能不能去跑一趟？”

秋月这个人有时会思考一些不着边际的事情，我问：“四面都是敌人，怎么突围？”他回答说：“可以坐潜水艇去。”我再问：“就算可以坐潜水艇去，潜水艇的燃料在哪里可以得到补给？”他回答说：“万事都由军令部的小泽安排，详细的事情你去问他。就算中途牺牲了，又有什么关系？你给我去一趟！”秋月的态度还真有点粗暴的样子。

但是，我去军令部找到小泽次长谈起秋月那番话时，小泽冷若冰霜地回答我说：“没有那样的计划。”我不认为秋月是在骗我。我想，小泽一定是担心这个话题敏感而存有戒备之心，所以才那样回答我。于是我对他说：“这样吧，我先回大矶，这件事希望你和秋月打个电话说一下。”说完我就回去了。第二天宪兵就到我家来了。我立即就想到“啊啊，一定是为了那件事了”。估计是小泽和秋月的电话被监听了，我一边猜测着一边坐到了宪兵队的汽车里。

以前听说过我的生父竹内纲也曾因为某个事件而被关到新泻的监狱里去过，不知道自己这一次是不是属于“父债子还”那一类的。但是，宪兵队对我的盘问丝毫没有涉及秋月的事情。“2月的时候近卫公曾上奏陛下，内容你都知道吧，老实交代！”原来这才是他们想知道的，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不会忘记那是2月13日的晚上，近卫公到我平河町的家里来访问。当时美国军队已经在菲律宾、吕宋岛的仁牙因湾强行登陆，日军渐渐地撤退到了山岳地带。大家都觉得战争已经进入了最终阶段。

开战以来一次都没有召见过重臣，除了木户内府、东条和小矶两位首相以及大本营的陆海军的负责人以外，也没有见过其他人的天皇陛下突然召见了各位重臣。召见近卫公和牧野公的时候，没有让藤田尚德侍卫长伺席，而是由木户内府陪同。可见陛下有多么重视二位的意见。

那天晚上，近卫公让我看了他的上奏草稿。文章以“败战虽然遗憾，但事到如今已经不可避免。以下内容均以此为前提陈述”开头，以下是理由的详细说明，并论及败战后的共产革命：“败战虽然会成我国国体上的一个瑕疵，但是，英美的舆论尚未进展到要求对国体进行变革。因此，如果仅仅是战败的话，国体还不至于担忧。但比起维护国体的原则，最应担忧的是会因战败而引发共产革命。”

近卫公的这个意见我也是极为赞成的，那天晚上我和他一起讨论修改上奏文，还抄了一份复写件，一直聊到了夜深时。宪兵队的调查是针对这件事的。

三、“近卫奏折”的内容？——这正是宪兵队想要知道的

我之所以抄了一份复写件，是因为近卫公希望让牧野公也看一下上奏的内容。

近卫公在奏折中写道：“军部里那伙人的所谓革新论的目的未必就是共产革命，但是涉及其中的一部分官僚以及民间有志者包藏祸心，有意识地想把日本引向共产革命，无知单纯的军人被其策动而奋起，故无大过。”我无法忘记他在奏折中作出的这一判断。近卫公按原计划于14日奉召觐见天皇，他说过要在回去的路上到我这里来，于是我就在家等着。下午四点左右，近卫公笑着走进我家，告诉了我觐见天皇时的情形：“今天因为是木户侍席，我把心里想的全都上奏了。大概有一个小时左右，陛下也问了我很多问题。”根据他告诉我的内容，我知道了陛下提出的那些问题都是因为“梅津参谋总长的意见是，如果不达到破坏日本的国体、把日本的国土烧成焦土的目的，美国是不会罢休的。他认为我们应该借助苏联的好意为后援，彻底地继续与美国抗衡。这和卿的意见正好完全相反……”这一点。

对陛下的提问，近卫公回答说：“臣认为，除了和美国讲和以外别无他途。即便无条件投降，如果对方是美国的话，臣确信一定不会发生要求国体变革以及要求废除皇室的事情。”陛下也同意了这个看法。近卫公又进一步地回答说：“不管做什么，都要先控制情绪亢奋的陆军。而这需要陛下的英明决断。”即使知道这些前后经过，我也决定在宪兵队盘问时坚决保持沉默。元老的亲书[52]即便是在旧宪法下也受保护，因此完全没有必要公开奏折的内容。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行使缄默权。

但是后来宪兵队到我家抄家的时候，搜走了我为牧野抄写的那份奏折复写件，因此，关于奏折的内容他们应该已经知晓。宪兵队最想了解的是近卫公是如何回答上奏以后陛下提出的那些问题的，同时，我和近卫公两人谈话到深夜、究竟谈了一些什么内容。看来他们是想根据我的回答来判断是否需要拘禁近卫公。后来我才知道，宪兵队对这个奏折非常警惕，除了我以外还调查了原田雄熊、桦山爱辅等人。总之，我对近卫公的事情没有吐露一个字。6月下旬他到我在大矶的私宅看我时，应该是他觉得我是为了他而被关进去的，所以特意来慰问。

宪兵队还调查了英国的克雷吉大使以及美国的格鲁大使和我的私人关系。尤其是格鲁大使，因为我和他交往很多，开战后他被软禁在大使馆内，我时常会找机会给他送点食品进去。此后不久，听说格鲁大使接到命令被强制遣返回国，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宪兵队审讯时问我关于这封信的事，“你一定和美国的格鲁大使约好秘密见面了。你们约在哪里？密会的目的是什么？”他们问的问题还真有些奇怪，我回答道：“我们没有约定过什么密会。”“不要瞎说！我们有证据！”他们说。“那你拿出来看看？”在我的要求下，宪兵队拿出了那封信的复写件。原来这封信也被查到了。我告诉他们这是一封“写给格鲁的私信”，他们不相信。他们指着信中的一行字，问：“这写的是啥？”我告诉他们：“这是后会有期的意思。”他们还是不愿相信：“这不就是约定下次再见吗？”我又不得不告诉他们：“这只不过就是日语中‘再见’的意思，英语就是那样写的，并不是什么要秘密见面之类的夸张的事情。”他们的话听上去真的很傻，我很努力地向他们解释了一番，不过，最终他们好像还是没明白过来。我想，他们或许是根本就不想明白。

由于自己和当时的铃木贯太郎首相、阿南陆军大臣关系都比较好，所以我约摸估计了一下，自己应该不会因为这件事被判死刑。在阿南还是陆军次官的那个时代，他的宿舍在平和町，和我是邻居，早晨散步时我们经常会碰到打招呼，他对我的印象似乎非常好。九段的宪兵队对我的态度非常恭敬，可能也是他特地关照的。不管怎样，这种地方平时几乎是不会来的，我轻松地想，正好借此机会好好参观一下，单人牢房的生活并未令人感到有多大的痛苦。没有人来见我，只有宪兵的审讯每天都在进行，但也不是特别麻烦。但是说实话，这样的日子过了三四天后，我也厌倦了。自由是多么的宝贵，没有比那个时候对此体会更深的了。

四、谋反者转身成为“阁下”——勤奋的书生[53]，其实是宪兵的间谍

在九段的宪兵队待了两周以后，我和犯偷窃罪被关进来的那些人一起被移送到代代木的陆军监狱。

很幸运，这里的单人牢房非常干净，跳蚤、头虱之类的总算都看不见了。和九段不同，这里既没有审讯，外面的人也可以自由地送东西进来，一日三餐都是从外部送进来的。我把分配给自己的食物转送给其他牢房的人或是看守，他们都非常高兴。我的隔壁牢房里住的是殖田俊吉君[54]。空袭越来越厉害，代代木原周围的涉谷一带化成了火的海洋。陆军监狱也中了燃烧弹，情况非常凄惨。每当空袭的警报响起，就会有宪兵带我到地下的蔬菜仓库去避难，“看来今晚空袭会更厉害的，不过这个地下仓库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正说着的时候，地下仓库的空气开始变得越来越热。即便火烧不进来，如此高的温度还是会让人受伤的。我正心想着这件事的时候，宪兵说：“这里太热，我们去那边。”我们两人直冲监狱的大门走去，到明治神宫外苑那里避难去了。后来的事情现在已经记不太清了，总之此后移送到目黑的刑务所也遭到空袭，于是又转到目黑小学校，前后一共转移了四次。在小学校住了四五天以后，他们告诉我可以回家了，是临时释放。不管怎样，在被关进九段的监狱四十天以后，总算是出狱了。

此后的一周时间，我都在大矶的私宅里休息静养。突然，目黑小学校那里传话来要我去一次。尽管觉得他们很烦人，但还是去了。到了小学校以后他们告诉我，“岛田法务中将在里面等您”。我感觉有点奇怪。他们将我带到一个房间，只见岛田中将对着我连呼“阁下、阁下”，并说“没有人比您更是爱国者了”。昨天还是谋反者，今天突然成了“阁下”和爱国者，我忍不住要苦笑。看来自己应该是无罪了，于是向他道谢。“请等一下，先听我把话讲完。”岛田说。我心想该不是有什么附加条件吧？他接着说道，“其实阁下的事情，究竟是起诉还是不起诉，在陆军内部也是一个有分歧的问题。我主张不起诉，但是主张起诉的人也很多。最后，由阿南陆军大臣裁决为不起诉。”说完后他才让我致了谢。

总之，我很感谢他们最终对我采取了不起诉的处理。但是他们通过对我的调查，究竟得到了一些什么结果呢？其实，宪兵队的做法是有些奇怪的。

在被宪兵队关押的时候，无论是九段还是代代木和目黑，他们给我的待遇都很好。代代木监狱的所长因为是负责人，战后以虐待俘虏的罪名被指定为战犯并被宣告判处死刑。在代代木监狱的时候，和我一起被关押的好像还有战俘。当然我当时对此是一无所知的。有一天，这个战犯的友人突然来拜访我，说：“实际上，不久以后他就将被执行死刑，他说，你在狱中的时候对他很关照。他想问一下，你有没有办法能够让他减刑？”于是我到横滨的第八军司令部试着向艾克尔伯格中将请愿。当时还有其他的将校在场，艾克尔伯格中将一边说“外务大臣这样对我请求，让我有些为难”，一边还是详细地听我讲了那个战俘和我之间的关系。虽然不知道他们后来是如何处理的，我想应该是采取了减刑的措施的。

还有这样一件事。有一个也算不上是男佣的人，家里的女佣牵线介绍说是她的“表兄”，来到我们家当书生。他干活儿非常勤快，家里人都很器重他，但就在我被宪兵队逮捕前，突然从我家消失了。然后，介绍他来我家的那个女佣也没了踪影。虽然当时我发现这事有点奇怪，但也没去往深里想。后来调查了这件事，才知道他是宪兵队为了监视我的行动派到家里来的间谍，和女佣串通好，安排进入了我的家里。这个间谍是个很厉害的人，完成在我家的任务后，他又跑到近卫公在小田原的别邸那里，钻到廊檐的地板下装上窃听器，把屋内的会话全部都给录了音。

战争结束后，他突然跑到我这里，向我道歉说：“战争时做了对不起您的事，虽然那不是出自我的本意。请原谅我不得不服从给我的命令。给您添麻烦了，非常抱歉。”我鼓励他说：“你是忠于职守，完成工作而已，没有必要向我道歉。”此后，他来请我帮忙找工作，因为他在我家工作时表现非常出色，我给他做担保介绍了一份工作。此后便再也没有联系过他，不知此时他在哪里，是否过得还好。

五、豪斯上校[55]的忠言——所谓“外交意识”

1939年，我在担任驻英大使以后就告别了外交官的生活。从那时起一直到战后加入东久迩内阁、就任外务大臣时为止的六年间，一直处于浪人状态。尽管无官一身轻，但仍有很多机会接触到来自各方面的信息，了解到日本在国际上的立场越来越险恶，我日夜都在痛心。

其中，美国对日本和德国的敌对态度一天比一天露骨，为此我感到无比担忧。美国总统罗斯福已经于1937年10月在芝加哥举行了有名的“日德隔离演说”，直截了当地表明了将日本和德国驱逐出国际社会的必要性。1938年开始，又集中精力根据武器租借法案向英国提供援助，并转让几十艘驱逐舰作为租用军事基地的费用，还命令美国海军护送那些运送对英援助物资的商船。到了1941年8月，罗斯福总统在停泊于大西洋上的“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上与丘吉尔会见，签署了所谓的“大西洋宪章”，美英一起商定了“打倒德意志”的秘策，并确立了美英一体的政策。在这种形势下，第二次近卫内阁在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下了对美英作战的决心，决定进驻法属印度支那的南部，并在此后的第三次近卫内阁时对此决定予以了实施。

针对日本的这些行动，美英于8月6日发表了共同宣言，宣告终止日美通商条约，冻结日本在海外的资产，进一步加强了对日本的经济封锁。因为担心形势的进一步恶化，我拜访了正在逗子[56]的别墅中静养的英国大使克雷吉，希望英国能缓和对日本的态度，同时，还请他务必向丘吉尔首相和艾登外相转达一个请求，希望尽可能避免刺激日本国民感情的事情。大使欣然接受了我的请求。这件事应该是通过大使传达到了丘吉尔首相那里，因为经过几次见面后，在11月底见到大使时他说：“11月23日丘吉尔首相的演说，把好不容易斡旋好的事情给搞砸了，现在可真的难办了。”

他说的丘吉尔首相的演说是指“如果日美战争爆发，英国将在一个小时以内与美国并肩战斗”那段丘吉尔用来激励美国的讲话。毋庸置疑，这篇演说刺激了日本的主战论者，甚至还刺激到了海军内部的消极论者。大使应该也是看到了这些情况所以才对我那样说的。听了他的话，我竟一时词穷，不知该如何回答才好。

现在回想起来，为自己的那份好意竟是那样的微小无用而感到害羞，同时，日本草率地发动战争以至于陷入了今日这种事态，令人想起了豪斯上校的那句话。1932年，我在出任在外公馆监察官周游世界[57]进行访问时，通过牧野的介绍在华盛顿见到了豪斯上校。上校对我说，“没有Diplomatic Sense的国民一定会凋落”。这个词应该翻译成“外交意识”或许比较妥当吧。豪斯上校说，他曾按照威尔逊总统的指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访问了德国。在和德国皇帝会谈时他说：“如果不发动轻率的战争的话，德国将会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国家而繁荣。如果发动战争的话，则是避免不了亡国的悲惨命运的。”

当时的德国是个发展迅速的新兴国家，无论是经济还是军备，都超过了英国。上校继续忠告我说，“日本也是同样，将来万一走上战争道路的话，一定会自取灭亡。殷鉴不远，德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请记住一个有经验的老人说的这番话”。那时，日本正从侵略满洲开始逐渐显示出向世界挑战的势头。他所指的外交意识是指不要制造不必要的敌人吧。我把这些话反反复复地和克雷吉和格鲁两位大使说了，直到最后都没有放弃希望，一直在提出进行和平谈判的请求。但是，所有的努力都成了徒劳。今日想起豪斯上校那番具有远见卓识的忠言，不禁悲从心起。当时我们的国民如果具有豪斯上校所说的外交意识的话，应该是不会看到战败的悲惨结局的。

第三次近卫内阁集体辞职的那天是1941年10月16日，此后，东条内阁成立，日美交涉以东条外相为中心展开。我在平河町的自宅里每天过着的不是晴耕雨读、而是晴读雨读的日子。我从牧野那里听到了那段时间里发生的一些事情，一边担心新内阁诞生后军部的专横跋扈会越来越厉害，一边预测到日美交涉会走向对立，因此每天的日子都不好过。但是，又觉得自己应该为缓和事态做些什么，于是悄悄地和牧野谈了自己的想法。

六、赫尔备忘录的秘密——究竟是不是“最后通牒”？

近卫内阁倒台后，成立了东条大将的内阁。每次提到这个话题，都感觉到日本马上就要陷入战争而难以控制内心的不安。

就在那个时候，出现了所谓“赫尔备忘录”的问题。大家应该还记得，那是以美国国务卿赫尔[58]的名义送来的写于11月26日的通牒，以最激烈的口吻批判了日本，并对日本提出了令人难以接受的条件[59]，当时大家都认为那是一份事实上的最后通牒。但是，我要借今天这个机会提醒各位国民注意一个问题，这份“赫尔备忘录”究竟是否真的是最后通牒？我对此是抱有疑问的。

那是在11月27日，现参议院议员的佐藤尚武作为东乡外相的代理来到我在平和町的家。记忆中当时佐藤担任外务省顾问。他带来了一封英文文书，并带来了外相的口信，说这是来自美国的非常重要的文件，希望我能把它给牧野看看。这就是那份“赫尔备忘录”，上面详细地写了日本的主张，以及美国针对这些主张的意见（当时被公布的只有美国方面的意见）。文件的左上方明确地写着“tentative”（初步方案），同时写明此文件是“Basis of Negotiation”（谈判的基础），并非“Definitive”（决定性）文件。不管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至少在外交文书上这不是一份最后通牒。

此外，格鲁美国大使还派人到我这里来传话说想立刻见我，于是，12月1日我到虎之门的东京俱乐部去见了大使。大使见到我后，把我带到另一个房间里问我“有没有看过赫尔备忘录？”虽然我看过了这份文件，但因为那时我是一介浪人之身，并非此事的当事者，所以就回答说：“知道有这件事。”大使从座椅上探出身来，问：“你怎么看那份备忘录？”我回答说：“我听说那是一份决定性文件。”大使当场就拍了桌子，气愤地说：“真的是这样啊！日本政府把它解释为最后通牒，大肆宣扬日美之间的外交决裂。但那是错误的！可能日本方面也有自己的说辞，但赫尔长官强调它只是作为日美谈判基础的一个草案。希望日本能够充分理解他的意思。关于这件事，我想见一下东乡外相。吉田君，你能否替我斡旋一下？”我十分理解急得走投无路的大使的心情，于是当天就打电话给外相，并亲自到外务省去转达大使的口信。外相听了我转达的口信后含糊其辞，并不想见格鲁大使。如果当时他们见了面，此后的局面又会如何呢？现在想起来，恐怕结果是一样的。因为那时已经定下了奇袭开战的方针，舰队好像已经开始行动了。作为外相，和格鲁大使的见面一定会令他尴尬不已，但是作为一名外交官，我坚信将谈判坚持到最后是必须要走的步骤，为此，我感到了无法忍受的万分心痛。

根据东乡外相的要求，我将通牒的复写件给当时住在涉谷的牧野看了。把文件拿在手上看的牧野，渐渐地表情开始严肃起来，说了一句“写得还真有点刻薄呢”。此后就一直沉默着。于是我说，“外务大臣要你看这份文件，应该是想听听你的意见的吧”。过了一会儿他说，“你去告诉他，明治维新的大业是仰仗鹿儿岛的前辈西乡和大久保的苦心努力而得以成就的。眼下这个时候，应当多想想前辈们的伟业，慎重考虑为好”。他的意思是，不应该发动战争，因为那会让前辈们[60]的远大理想毁于一旦。我将牧野的这番话原封不动地转达给佐藤时，佐藤流出了眼泪，说：“我一定转达给外相。如果真的发动战争了，我准备辞去现在的职务（外务省顾问）。”我还把复写件给当时同为浪人的币原喜重郎看了。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到东乡外相那里，耐心地向他说明了备忘录的宗旨，要求他重视这件事。东乡说，“就像你们说的，我会继续和美国进行谈判的”。当时我有些粗暴地对他说，“如果你听不进我们的劝，那就请你辞去外务大臣的职位！因为你辞职的话，内阁会议就召开不了了，军部也多少会有些反省吧。即便是死在那里了，那不正是男人该有的样子吗？”

七、珍珠港真的是奇袭吗？——对方事先已经知道？！

我在拜访东乡外相、请求他为避免战争作努力后，紧接着又去拜访了秩父宫和高松宫二位亲王殿下。我以赫尔备忘录为中心，告诉了他们格鲁大使的心情，以及我对此事的一些看法，并恳请他们尽最大努力争取避免战争。秩父宫问：“这件事你直接和陛下说不是更好吗？”我回答说：“如果可以的话，还是想请您告诉陛下。”但他没有再接我的话。高松宫对我说：“吉田君，已经来不及了。”他这样说也不是没有道理。事后才知道，其实那时军部已经开始行动了。

联合舰队已在11月22日到达千岛列岛的海域中等待命令，29日的重臣会议以后，必要的手续在12月1日的御前会议上也已得到正式通过。迟钝的我完全不知道这些事态的发生。2日，我来到美国大使馆拜访格鲁大使，告诉他“东乡外相不想见你”。大使听到后一脸的沉重，但还是对我说：“吉田先生，非常感激你的努力！”战争结束后发行的格鲁氏的著作内使用了这样的词语：“当时，吉田茂是我们的informant。”这个词的意思是告密者或是提供消息的人。总之，因为这个原因，难怪我要被宪兵队盯上。此后，一直到12月8日，随着对美开战，大使也于同一天开始被软禁在美国大使馆内，我一直都在尝试着努力。和东乡外相一样，当时重臣中有许多人尽管内心都反对战争，但在11月29日的重臣会议上面对陛下的提问，好像没有一个人能够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意见。

当然，在这其中有来自军部的压力的因素，或许还交错着一丝淡淡的或许会打胜仗的侥幸心理。但是，作为外务大臣，原本应该将与外国使臣的谈判坚持到最后一刻，但东乡却在离开战还有时日的情况下，拒绝了与格鲁大使的会见，完全不是一个外务大臣应有的态度，不得不说这真是一件令人痛恨的事。12月8日一早，就在东乡外相向格鲁大使转达对11月26日的赫尔备忘录的回复的同时，在枢密院正式会议上决定了要对美国、英国和荷兰三国宣战。尽管那时珍珠港袭击已经开始，但格鲁大使完全不知道日美已经开战的事实，还将东乡外相亲手递交的终止日美谈判的通告当作是对26日的备忘录的回复予以了接受。

虽然日本袭击珍珠港事件被舆论宣传为奇袭作战，但是，另有一种“美国方面通过解读我方的电报已经事先知晓了这个行动计划，只是当时美国国内反对战争的空气相当浓郁，为了统一国家的舆论，才不惜利用这个机会甘愿受了一次‘奇袭’”才是真相的说法。在我任职期间，一位来日的美国政府要人也曾告诉过我，美国是事先知道会发生珍珠港袭击的，因此我也认为那才是事情的真相。1954年秋天去欧美旅行回国的途中，我曾顺路到夏威夷的檀香山休息了一天。夏威夷州的州长好意地安排一辆车给我们使用。汽车驾驶员用手指指着一个方向对我们说：“瞧！那就是珍珠港！”随后还很得意地加了一句，“就是那里，受到了贵国的攻击”。到了海军司令部以后，被站在门口的两三个年轻士官叫停了脚步，他们和汽车驾驶员一样，用手指指向那里，对我说：“那里就是珍珠港哦！”脸上显示出非要我说“知道了”才肯罢休的样子。

当然，无论是驾驶员还是年轻的士官，他们都知道我是日本的首相，相信他们都是出于好意给我这个“贵客”介绍夏威夷的“名所”，但是，我却听得实在是不耐烦。因为我在这些当年被奇袭，而且还遭受了相当大损失的人的脸上看到了一种对打了败仗之国的人的趾高气扬（至少在我眼里是这样……）的表情，他们的手指动作传递着“谁都知道你们要来袭击我们的”潜台词。我的这种看法也许是我的偏见，但是，哪怕没有发生过这些事，我仍然坚信，珍珠港袭击绝非是一个奇袭。

此外，珍珠港“奇袭”时的责任者、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金上校，此后被提交军事法庭审判，但最终受到的处罚是非常轻微的。当然，其中的真相局外人是无法知道的，我认为，也许是因为在计划中他原本是应该“牺牲”的对象。

八、被埋没的和平工作——推出近卫、策划渡欧

珍珠港袭击的发生，意味着我此前一直都在努力避免开战的工作最终都成了徒劳，而且，还和近卫公一起被醉心于“打胜仗”的军部刻上了“要注意对象”的烙印。不过我的私人生活并未受到威胁，依旧每天过着无拘无束的日子。也许是因为我的愚钝，战争初期，尽管我仍然在坚持和平工作，但因力量不足最终未能实现。在各地的战役中，有些留下了赫赫战果，军部的势力不可阻挡。开战第二年的1942年2月11日，我去拜访了久违的牧野，他说，虽然没能在原本期待的纪元节[61]的吉辰良日里攻下新加坡，但新加坡的陷落已经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一边收听着广播，牧野告诉我木户内府觐见了天皇陛下并上奏了一些事情，间接地说明了“目前战况虽然对我方有利，但前途多难”的状况。记得他所说的木户上奏的主要内容是：敌人的战意一点都没有消失，战争应该不会那么容易就结束，最终结局将是不得不进行彻底的战斗。所以，应当努力抓住机会，尽快进行和平谈判。

如果我来开展和平工作的话，是决不会放弃攻陷新加坡这个好机会的。于是我谈了自己的想法：“新加坡是联合军、尤其是英军的生命线。控制住这里便可迎来转机，让此后的状况变得对我们更有利些。现在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开展和平工作，这样就能让战争早一天结束。”牧野听了以后也完全同意我的想法，说：“那你就来考虑一下如何？”后来，友人松平康昌（当时的内大臣府秘书长）到我这里来说，木户内府曾对他说过：“新加坡陷落后，敌人的ABCD线就全部崩溃了，现在正是和平谈判的好机会。”听了他的话我暗暗地想，自己正在考虑的派近卫公到瑞士去开展和平工作一事看来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行性。我多少有了一点自信。

就在这个过程中，6月初，听到了中途岛作战失败的战况报道，立即想到如果因此而丧失和平谈判的机会就太可惜了，于是马上就去了荻窪的荻外庄[62]找近卫公，并试探性地问：“我已经和牧野商量过了，不知道您是否愿意和我一起到瑞士去进行和平谈判？”近卫公一脸惊讶的表情，但我对他说明了此事的必要性，并劝说道：“从海路和空路走的话太危险，但若从朝鲜、满洲走，利用西伯利亚铁路的话，虽然仍会有些困难，但还是能够到达瑞士的。您可以在日内瓦的湖边钓钓鱼，由我来负责和英美荷各国进行交涉。您的知名度和人脉很重要，请和我一起去吧！”近卫公听了以后问：“你有胜算吗？”“有没有胜算要试了才知道，但至少可以显示日本方面对和平的诚意，就这一点而言，应该会有作用。舍命走一次，怎么样？”我又追问了一下。

近卫公久思不语，我又说：“您是陛下的亲信，请您也向陛下上奏一下此事。”近卫公说，“可以上奏给陛下，但在这之前，请你和木户内府先说一下。”记得是在6月11日那天，我给木户内府打了电话，约好三点半在青山的松平康昌府邸见面。到了那里之后，我先谈了自己的想法，并向他说明：“这件事我和近卫公也商量过了，他让我来听一听你的意见，所以我来了。”木户内府回答说，“为结束战争作努力的想法我没有不同意见，但是，现在是否可以立即让近卫公去欧洲的事情还需要再考虑一下。”

那时，木户内府对近卫公的事情没再说什么。在去见木户之前，东条首相告诉我曾接到过内府的命令，要求对近卫公的言行加强监管，所以，我一边注意到内府对我的话显示出一些犹豫，一边告辞回家了。我的这个提案被内府束之高阁，此后再也没有任何消息了。虽然这个和平谈判并非事先就有胜算，但是如果实现的话，可能是会起到一点作用的吧。我心中对此不免还是感到有些遗憾。

九、不知不觉、酒醉过了头——香槟变成了靴子

东久迩内阁是为了进行战后处理而诞生的内阁。8月17日，如前所述，我因后背生疮正在大矶的私宅里疗养。具体的日期已经忘记，近卫公[63]因为有个问题想要让我去听一下牧野伸显的意见而联络了我。于是我去见闭关隐居在千叶县我孙子[64]那里的牧野。回程的时候，顺道去了永田町的近卫官邸去汇报结果。

本想汇报完就立即回家的，后来小畑国务卿[65]也来了。互相打了招呼后，近卫公和小畑氏都说，“难得一见，一起吃个饭吧”。我就没有推辞，三人一起去了近卫公的荻外庄的家里。近卫夫人也加入我们一起欢谈，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了战争时期的事情上去了。夫人亲手做的料理和近卫公特意准备的香槟让我们忘记了时间。正想站起身回家的时候，忽然有些酩酊状，脚步有些摇晃起来。夫人说让我留宿一晚再走，但我因为大矶那边还有事，还是决定回家。近卫公有些担心，派了一辆车送我，于是，我在近卫公家书生的陪同下来到了新桥站。小汽车的晃动让我的醉意更深了一些，自己是怎样下的小汽车、又是怎样再坐上回程列车的，都完全没记忆了。不知道过了多久，突然感到背后一阵冷，我睁开眼睛看了一下周围，觉得很奇怪，发现自己睡在了车厢与车厢之间连廊的地板上，同时还惊讶地发现，在夜里也能看清自己的右边是山，左边是海。我不记得到大矶为止的一路上有过这样的风景。这到底是哪里呢，我完全找不到方向。而且，稍微翻一下身竟然就成了这个状态，自己都觉得有点胆颤心惊。车停了，我下车一看，是热海。原来自己坐过站很远了。本想立即返回的，无奈末班列车早就已经发车。真是不凑巧，没有办法，只能在热海车站的长凳上等候天亮了。

实际上直到那个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在列车中瞌睡时也紧抱着不脱手的重要的东西，原来是近卫公给我的一瓶香槟。生来好酒的我，就是再重的酒也能够不怕重而一直都抱在怀里。生平第一次睡长凳，对疲惫不堪的我而言，也是无可挑剔的一张床。

早晨睁开眼，发现有很多人正在排队。听说不排队就买不到票，于是我赶紧起身加入了队列中。但是，排到我前面两三个人的时候，挂出了“车票售罄”的小牌子。虽然有些生气，但是没有办法，下一班列车的车票起售时间要等两个小时以上。感到肚子有点饿。那时和现在不一样，周围没有吃饭的地方。我绞尽脑汁地想附近有没有认识的人，突然想到一个人，那是我在出任驻英大使的时候，到伦敦留学的有一个学生叫蜂须贺[66]。他的话，应该不用客套。我自说自话地就这样决定后，也没车可坐，就提着那瓶香槟，这样走着去了。“喂！给我弄点早饭吃吧！”我向他打了个招呼。他问我是怎么了。我向他说明了原因之后，在他家吃上了早饭。

早饭吃完的时候，蜂须贺说：“我要给你一样好东西。”边说着边拿出一双靴子，“是英国产的靴子”。我想，这可太好了，于是拿出了带来的东西，说：“这样吧，我把这瓶香槟送给你。这是近卫公给我的……”我把东西递了过去。蜂须贺说：“我的这双靴子要五个英镑呢，你这瓶香槟才值一个英镑……”我生气地说，“你说什么呢？！你说要送我靴子，我这才把香槟留给你的。这不是多少钱的问题，你别说傻话了！”然后我就把那双靴子带走了。后来在见到近卫公的时候，他问我：“那天你不要紧吧？”我一边笑着一边告诉了他那天发生的事情，他说：“那天你喝了好多酒哦。”看上去我是喝了很多。不过，我没告诉近卫公他给我的那瓶香槟变成了靴子的故事。

十、借来的靴子和委任仪式——战败国外务大臣的悲哀

记得是战争结束那一年的9月17日的傍晚，东久迩内阁的绪方书记长（现自由党总裁）打电话到我大矶的家里，“现在派车过来，其他不用管，只要记得把常礼服带来就行”。虽然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以为是让我到总司令部去办什么事情，于是傍晚六点左右，我坐上了来接我的车到东京去了。

到达官邸见到绪方的时候，他突然告诉我：“重光外相今天提出了辞呈，所以想请你接管他的工作……”我说，“应该让大人物来接管才对呀”，绪方一边说，“东久迩宫已经等你好久了，你先进去再说”，一边把我引到了东久迩宫正等着的总理大臣办公室里。东久迩宫看上去很憔悴，他对着我说：“吉田君，我现在很为难啊！”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他才好，于是，接下了外务大臣的差事。然后，因为宫中还有其他安排，他们希望晚上八点前能够把委任仪式举行完毕。我突然发现自己虽然带来了常礼服，但是忘了带重要的黑皮鞋。后来不知是谁，名字已经忘记，一个内阁职员为我借来了一双黑皮鞋。不过，这双皮鞋还真是大，而我的脚又小，所以，好几次都差点掉下来，令人尴尬不已。走在天皇陛下的旁边，脚底下却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何况周围还非常安静，因此那声音就像傻瓜般地更加刺耳了。为了怕鞋子掉下来，我很注意地在脚上用力，结果小个子的我又差一点向前摔倒。哎呀，那时我真是出了一身的冷汗。向陛下告辞退下后，我忍不住地为自己那副很符合战败国外务大臣形象的窘相而苦笑。

还有一个题外话也是类似情况。1928年御大礼（昭和天皇即位仪式）举行的时候，我因为担任着外务次官，所以被允许列席典礼。岳父牧野伸显和我的官职品级不同，属于所谓的殿上人[67]，而我是属于末辈，规定要衣冠束带另加木屐，在紫宸殿前方的沙地里排队参加庆贺仪式。我是个小个子的男人，不知为什么木屐却是非常大，一走就掉，完全无法行走。我的注意力全都在脚上了，还因此忘记了背在身上的箭。

好不容易完成了庆贺队列仪式，回去的时候可真够呛。估计是因为前面太累的缘故，我已经走不动路了。不得已将木屐拿在手上，赤着脚慌慌张张地走了回去。顺便再说一件事。在这次大礼仪式的预习彩排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大雨。我的前面是黑田英雄（当时的大藏次官），雨点落在他那有名的秃头上后，溅到了我的身上。因为很脏，实在没办法，我小声地对他说，“喂，你的那个秃头，是不是可以想想办法？”黑田默默地将秃头歪到一边后说，“这个我也实在是没有办法”……

题外话就讲到这里。虽然接任了外务大臣，但因为当时日本处于占领军管辖之下，我无法将自己的见解付诸实施。而且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总司令部也忙于部署陆海空部队的配置以及与此相关的运输等其他任务，特别是旧日本军队的处理，即战后处理，所以和他们的直接交涉非常少。事情有点前后跳跃，我想起来一件与交涉有关的有趣的事。东久迩内阁瓦解以后，我要奏请推荐币原喜重郎担任后继的首相。基于外务大臣的职责，为了获得对币原这一人选的许可，我去拜访了总司令部的麦克阿瑟元帅。

到了总司令官的副官办公室以后，被告知麦帅不在。正在想怎么办的时候，参谋长萨瑟兰[68]少将过来了，我将来意告诉他，并和他聊了一些关于币原的事情。就在那时，元帅走了进来，问：“你们在谈什么呢？”我回答说：“我来奏请关于推荐币原喜重郎担任东久迩内阁的后继首相的事情。”元帅问：“从没听说过币原这个人，他多大岁数了？”“今年应该74岁了。”“那么大年纪啊？！那他会说英语吗？”“会！”“是吗？那可以。”元帅同意了。那时我想，英语远比我好得多的币原如果听到了一定会觉得遗憾的。在币原生前时，我曾想把这事告诉他，但是最终没有找到机会。虽然对前辈会有些不敬，但还是很想看看他的反应。

币原和元帅之间的交情看上去并不很深。双方都是爱死抠道理的人，他们的会谈应该会持续很长时间吧。在那以后，再也没有听到元帅谈起过币原的事情。关于这件事，惠特尼[69]少校在他的著作《麦克阿瑟元帅》中写道：“吉田为了币原的事情来到总司令部的时候，元帅严肃地忠告了他，日本的总理大臣必须是一个有能力能够让日本实现民主政治的人。”其实完全没有这回事。首先是因为那一天，惠特尼少校（当时是准将）根本没在现场。

十一、日本人要有自信——别忘记我们优秀的国力和国民素质

“随忆录”的连载停了一段时间，终战纪念日也已经过去，关于战争结束时期的那些回忆暂且到此，我们换一个话题，谈几点感想。

毫不逊色的历史和文化

无论哪个国家都有能够自夸的东西。这些东西不久就变成了国民的真实面目，变成他们的性格及历史。英国自称大英国。日本过去也曾自称过大日本，韩国也自称大韩民国。自己称自己大，就是自夸，是那个国家所拥有一种自豪感。这种自夸不久还会演变为讲邻国的坏话，法国人就将英国人谑称为“阿尔比恩[70]”，嘲笑德国人是“鲍施”。日本人或许也有自豪的地方，或许没有，但没有像英国人或法国人那样在外国人面前堂而皇之地大声说话的习惯。虽然不知道这是出自谦逊还是因为没有自信，抑或是因为岛国的劣根性，总之，日本人在外国人的面前非常腼腆和客气。但是我觉得，我国无论是国情、风景、文化还是历史，都可以大胆地拿出来和外国作比较，可以说，全部都是优秀而毫不逊色的。

日本主导亚洲的兴起

坐船从国外回到日本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富士的灵峰和绵延相连的日本阿尔卑斯山脉。房总、三浦、伊豆、纪伊等众多半岛的风景自不用说，濑户内海的风景也同样，比起法国的里维埃拉、意大利的卡普里、索伦托、阿马尔菲，即便不比它们更优秀，但也丝毫都不逊色。一直到此次的战败，日本在历史上从来没有遭受过外族的入侵，是个金瓯无缺的国家。

而且，自佩里来朝、日本开国以后不到一百年时间里，日本这个远东的无名岛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加入了世界五大国的行列。此后还成为三大海军国之一，与英美先进国的海军抗衡，获得了五、五、三的比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竟然向世界最大强国的美英发起了一场大战争。尽管这一次不幸地遭遇了惨败，但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实现国势膨胀的国家，古今东西哪里有过呢？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此外，在文化方面，我国对近代科学、科技也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我国的北方位于寒带，南方位于热带附近，地势恰如拥抱着亚洲大陆，四周有大海的保护。因而很少受到来自大陆的政治、军事影响，但却可以自在地进出大陆。因此，国民长期以来就像在武陵桃源的乐土上，吸收来自印度和中国的文化，创造出日本自成一体的独特文化。在近代接触西欧文化以后，无论是科学还是产业，甚至在文艺和绘画方面都消化良好，并完成了毫不逊色于欧美先进国家的发展。

战后，我国的海运几乎处于全灭状态，如今，保有的船只已经恢复到300万吨级，我们的渔船正活跃在世界各地的渔场。在工业方面，棉纺织业当然不用说，日本在造船、炼钢、轻金属、汽车、机械、橡胶、制药、炼油、电线、化学工业等各方面都显示出可以向他国夸耀的技术，至少在亚洲，日本是唯一的工业国和产业国。战后独立的亚洲各国在经济、文化方面，原先都没有足够的经验，还有很多地方至今尚未实现独立。最终结果还是要由日本来帮助它们。如果日本不伸出援助之手，亚洲的兴起和未来就难以期待，这似乎已成为今日的定论。甚至还有人说，苏联的亚洲攻略的最终目标就是日本。

在德川幕府三百年的历史中，从幕府到各地的大小藩政都竞相为人民谋求利益，热心吸收海外文化。尤其是随着明治维新的开国，日本非常努力地引进近代科学，这就使得我国的国力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得到了惊人的发展，富强程度甚至令欧美先进国家感到了威胁。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毋庸置疑，是因为我们的国民具有这样的素质。所以，国民即便回首过去，也应坚持更卓越的认识和自信。

外国早已承认日本的优秀

明治维新前夕，长州藩通过英国的商社怡和洋行将伊藤博文、井上磬、山尾庸三、井上胜等留学生送到伦敦。怡和洋行将这些留学生的教育委托给了伦敦大学的威廉教授。威廉教授对这些日本留学生表现出的优秀素质感到非常吃惊，相信日本的将来一定会令人刮目相看，此后，在决定派往日本教学的外国人教师人选时也加以了特别的注意。派到日本的外国人教师在完成任期回到英国以后，仍都能在英国学界的各个领域获得相当的名誉和地位，从这一点上也可看出威廉教授在决定这些人选时的眼力。此外，还有到剑桥大学留学的菊池大麓，求学时留下了极其优秀的成绩，至今剑桥大学里还留有他的记录。最初到美国留学的那些留学生也同样留下了许多佳话。

就这样，外国很早就已经承认日本人的优秀素质了。但是，大概是因为长年锁国造成的祸害，刚开国的一段时间，在外国人面前，日本人总是没有自信，感到卑屈，该说的话也不说，犹豫不决。直到日清、日俄两次战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国民才逐渐产生了自信的意识。不过，结果又走过了头，自信变成了自大和傲慢，把外国对日本的好感和友情一下子变成了反感和敌意，最终以凄惨的败战收尾。不仅将明治以来先辈政治家们苦心积累起来的国力毁于一旦，还让国民饱尝了战败的痛苦。尽管如此，我国的国力和国民素质原本都是非常优秀的，就这一点而言，日本人完全可以充满自信。

十二、不要迷惑国民——外交应当谨慎和明确

英法人的爱国性战斗意识

经常会有人将日本人的国民性和英国人、法国人的相比较，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巴黎受到德军的攻击，法国人的英勇抵抗是非常令人敬佩的。首相克列孟梭号召大家“迎击敌人，到巴黎的外面去战斗，到巴黎的内部去战斗，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我们都要战斗”。爱国精神鼓舞了法国人英勇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法联军在德军猛烈的炮火攻击下退到德法两国边境，当他们开始从敦刻尔克撤退时，英国东南一带的海边突然有大小数百艘舟艇聚集到敦刻尔克附近的海岸，在短短的两周时间内就让英法联军的34万人、即撤退军队的一大半人成功撤回。了不起的英国魂，人们不得不对它赞叹不已。

像英法的国民那样即便打败也不气馁的勇敢爱国的战斗意识，并非形成于一朝一夕，而是在过去遭遇的许多次国难中逐步培养起来的。我们国家在以往的历史中很幸运地没有遇上过如此悲惨的战败的经验。直至近年，遇战必胜，而且，打了胜仗之后国力得到进一步的增强。于是，人们便以为天佑总是会在我们这一方，便突然发动战争，这才初尝战败的苦恼滋味。现在看来，这次的战败对国民而言是一个很好的考验和教训，对掌握国政的人而言，则是一个最好的前车之鉴。

为此，我们还需要记住的是，不管到什么时候，外交始终都要坚持慎重的原则。若非如此，即便是多年积累起来的国力也会毁于一旦。这是一个非常简单明了的道理，但过度受到天惠的日本国民轻率地发动了大东亚战争，最终遭遇了悲惨的战败。

豪斯上校给近卫公的告诫

在谈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总是会想起一件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政治辅佐官豪斯上校说过一句话，我是从已去世的近卫公那里听来的。大战前，威尔逊总统察觉到了局势的恶化，为阻止战争的爆发，在他的授意下豪斯上校访问了德国。豪斯上校告诫德国国王说，战争不应当被轻易地发动，没有外交意识的国民一定会遭到灭亡的命运。豪斯上校对近卫公提起了这件事，并告诫他说，“殷鉴不远，就在德国。如果日本不发动轻率的战争，自然会成为世界的大强国。老人根据自身多年的经验总结出来的话，一定要听进去才好”。

很不幸，我国没有倾听豪斯上校的训诫，发动了鲁莽的战争而导致战败。虽然历史已无法改变，但假如当初日本没有发动战争，而是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那样，避免成为战争的主角，那么我们就能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样获得国力的增强。毫无疑问，我们会和美英一样成为世界最大的强国。然而，对自己的国力不自量力，被“八纮一宇”[71]的妄想冲昏头脑，把德国人的妄论虚说视为真理，结果，该结盟的没结，不该结盟的却结了盟，发动战争后遭到了惨败。如果直截了当地说的话，那就是，不具备世界性外交意识和判断能力的军人和政治家将国家引入了歧途。

不明了的最近的外交方针

最近，我国正在提倡和共产国家恢复邦交，自由国家群，尤其是美国，对我国的外交方针的定位抱有诸多疑问，以至于现在的日美关系变得非常复杂。最近，伦敦《泰晤士报》很明确地说：“不知道日本外交的重点在哪里？希望重光葵外相去美国以后，能将这个问题说个明白。”一方面倡议和共产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一方面又将对美关系作为我国外交的基调，那么我国外交的重点究竟在哪里？对此感到疑问也是非常正常的。作为政府这一方而言，或许自己心中明白，但是对作为旁观者的外国方面而言，却是非常看不明白的事情。所以，外交的第一要点就是要有明确清晰的态度。

对现内阁的态度，国民自身都觉得非常含糊。外国政府对此感到疑惑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很自然地我们就能联想到这会对日美关系造成阴影。我国目前所处的立场，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或国防来看，都应将日美友好关系作为基调。因为在国防上，我们有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在贸易上，日美贸易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此刻，当日美关系出现阴影的时候，豪斯上校所说的外交意识，尤其应当成为我国在外交上最应该注意的要点。

十三、“基地扩张”是义务——英法的国民不会为此而吵闹

被过高评价的日本的力量

美国的政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对美国的占领政策曾经这样评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政府犯了两个重大的错误。即，开战时过度看轻日本，战争结束时又对日本作出了过高的评价。”这可真是看穿实情的真知灼见。日本军队在珍珠港奇袭之后一直到瓜达康纳尔岛战役，以破竹之势席卷了南方各地区，连英国的丘吉尔首相也在广播中一边讲述战争的前途以鼓励民众，一边也承认日本军队势不可挡的勇猛，并公开了自己轻视了日军的错误。据此，我们足以想象我军当年的勇猛之势。

日军如此勇猛，或许也是造成美国政府错误地过高评价日本的原因所在。最初的占领政策之所以极其苛刻的理由也由此可窥一斑。换而言之，他们认为，我们国家的社会组织建立于军国主义的基础之上，为了维护太平洋地区未来的和平，必须根除我们的军国主义和国家社会组织。他们之所以这样想，想必也是因我军在初期时攻势勇猛所致。

其结果就是，占领政策既是宽大的，又带有苛刻的一面，从而造成了占领过了头的结果。比如，战争审判、革职、反垄断法、劳动三法、教育法、诉讼法及其他法律改革，在我们看来都做过了头，很多都不符合我们的国情也是事实。但是，在占领的过程中，美国和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逐渐尖锐起来，日本的地理位置被明确是处在对共产国战略的重要防御线上，当初苛刻严格的占领政策由此而逐渐得到缓和。而且，他们痛感有必要让日本成为拥有军备的独立国家，因此，不仅和日本达成了和平条约和安全保障条约，美国的对日援助也更加明了并持续至今。

为日本复兴尽力的美国

因为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政策过于苛刻而使日本产生了一种反美思想，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从占领政策的整体来看，应该说正因为是美国，才使得对日本的占领在这种程度上就完成和结束了。美国政府一方面采取了严格的政策，另一方面又将日本国民从饥饿中拯救了出来，并帮助日本重建了经济。其结果就是，战后仅用了十年，日本就走出了战败的废墟，实现了今日的复兴。过去任何的历史里都找不到这样的例子，一个战胜国不仅没有破坏战败国，还将其国民从饥饿中解救出来，并进一步伸出援助之手帮助其进行复兴重建。这只有美国才能做到。假如当初是由英军作为占领军的主力，恐怕政策的严厉程度就不止于此了。再打一个比方，如果是由苏联作为占领的主力，战败之上另外再加一层悲惨的状况是不难想象的。

责骂向美一边倒的无知

因美国的占领政策最终产生的结局就是，基于日本的独立和国防安全的两全考虑而产生的日美两国的相互防卫体制，即，和平条约和安全保障条约。社会舆论对此恶声不断，或批评安全保障条约，或责骂政府向美一边倒，或称对美国的依赖是日本的国耻。但我们不得不说，这正表明了这些人对近代国际关系的完全的无知。现在，英国外交也是向美一边倒，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事实。而且，英国政府非但没有因此而受到国民的攻击，而且美英合作是受到国民一致赞成的。

近年的国际关系的基调是相互依存，共同合同、互助互援。现在无论是NATO（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方式还是西欧同盟，国际相互援助都是其根本精神。英国境内驻有美国空军，法国境内驻有英军和美军，都是为了相互援助的目的。

一个国家的独立由本国国民自己来守卫是理所当然的，也希望是如此的。但是，自由国家之间的相互帮助和互相保护，是与国耻和国民荣誉无关的问题。从没有听说过英国因为美军驻屯在英国、英国国民感到是耻辱而骚乱的事情。法国及其他国家也同样没有听说过。更何况基地的设定和扩张是条约中规定的国际义务，不仅从没听说过当地的居民因此而发生骚动，或是举行游行等类似的事情，反而是将美军在国防上的支援视为国际利益一致的表现而受到国民的欢迎。

美军承担了我国国防的一部分责任，这不仅是出于美国的好意，还是为了维护两国以及世界和平的目的。对此，国民应当感谢才对。无视这份好意，对此感到反感的想法都是狭隘的爱国心的表现，不得不说它和大国国民之间的差距是要差得多了。如果不抛弃这种小国国民的劣根性，我国是不可能重新成为世界强国的。

十四、“中立主义”的空论——不要因保守合同而造成“不信任”

要建立与国力相配的国防军

今日的对外关系是自由国家群和共产国家群之间的对立，这个问题一时是难以得到化解的。在两者之间，有一种以中立主义维持国家安全的论调。如前所述，就国际关系的现实而言，很明显这是没有知识观念的人提出的主张。

邦交正常化、友爱外交等词语，看上去很漂亮，但这仅仅只是言语上的修辞，在外交上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最近我国的外交也许并不是中立主义，但看上去是在迎合中立外交论者的意见。这种状态一不小心就会被误解为中立主义，会招致被两个国家群都不信任的风险。

其实，以中立主义来维护国家独立完全是没有意义的空论。以中立来维持国家独立的比利时，每一次的大战，第一个被侵略的就是它。瑞士也是一个以中立为原则的国家，但瑞士将国民皆兵作为国家的基本方针，不仅自身拥有相当的兵力，每一次战争时，为了维持中立的立场都苦心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仅仅凭中立或是不可侵条约来守卫国家的想法只是理想家做的美梦。战争结束的一周前，苏维埃不仅无视日苏中立条约“侵入”满洲，[72]还将日本人俘虏关押至今的事实是再明了不过的了。

因此，用自身的力量来保护国家的独立，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基本原则，但是另一方面，也要拥有与国力相符的国防力量。急速增加与国力不相符的兵力，并不等于是将军队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因建立过于庞大的军队而陷入军国主义，并梦想着制霸世界的幻象，军人因此而怀有左右国政的野心，这就是日本战败的原因所在。所以在充实国防力量的过程中，必须要小心把握这个分寸。

也就是说，国防力量必须要与国家的实力相称，而且，一定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缓慢地增加才行。想要急速增强国家军队力量的有关责任当局必须对此慎重考虑，不能让国家再一次遭受百年之祸。这正是日美之间缔结安全保障条约的原因所在。为谋求远东地区的和平，要求美国提供援助，因而美国向我们提供了这种援助。今日的世界和平如果不借助国际合作是无法保持的。现在，国防问题显得越来越重要，因为有危险存在。不仅获得援助不是国耻，提供援助也会成为国家的荣誉，决不会被认为是国耻。

外交上要牢记丘吉尔的告诫

毋庸置疑，我国外交的根本原则应建立在日美合作关系上。关于美国在二战以后对日本采取的援助行动已经没有必要一一列举，但纵观世界历史，像美国那样一个战胜国帮助战败国进行复兴重建，为此不仅采取宽大的政策，还借予将士、兵器和船舰，进一步在国防上分担重担的国家是从来没有过的。即便这是出于美国的需要，但同时也毫无疑问是对日本的一份好意。坦率地理解这份好意，明确地表达谢意，这难道不正是一个大国的国民应有的态度吗？至少日本国民有必要以同样的好意来对待对方的国家。

外交一定要坦率，而且一定要明确，这已经在前面讲过了。在此之上，还必须有持续性。同时，对对方的国家一直都要保持善意和忍耐力。丘吉尔在回忆录中也提到了“善意和耐心”，并且以“因为有了它，我们才回避了许多战争。没有它的话，国际间就会发生不幸的事变，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必须以‘善意和耐心’贯彻始终”的原则来告诫短视、肤浅的外交。老练的政治家的训诫，我们必须永远铭记在心。

政党政治必须明朗而光明正大

我国之所以能够成为自由国家的一员，是因为在内政上实行民主制度，外交也得到了国民的支持，这一点是必须得到明确的。民主政治的确立，意味着议会政治一直都在民主的政党政治的路线上得到执行。对在议会上动用暴力控制论坛，或以利害关系进行引诱，或收集并散发来路不明的资金以扩充势力之类的事情必须要加以严重的戒备。如果国会内外都充斥着以上这些可疑之处，那么，这样的政治不仅很难赢得自由国家群的信任，而且还不能说民主政治已经得到了确立。所以，我国的议会和政党政治必须要在更明朗、更光明正大的政治纲领和政策基础上，将堂堂正正的事实向内外明示。即，政党、议会、政府都要以政策为基础，并以政策为中心开展行动，不能只是以接近权力或维持权力为目的。政党自身必须时刻牢记这一点，同时，国民也应当不被挂着美名但行动诡异的政党所迷惑，而要一直对政界的动向加以深切的注意，以确保民主政治和政党政治的正常运行。

最近，在我国的政界有人倡导所谓保守合同，一面伤害政界长期以来的安定，一面与不知羞耻之辈合体，要求实现所谓政界的稳定。在明白道理的人来看，这是非常难以理解的。其中或许有令人捧腹绝倒的事情。说不定这还是一种欺诈。因此，让国民为了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而奔走，说得不好听的话，可能就会演变为一种欺骗民众的行为。而且，还会让我国的民主议会和政党政治都遭到国内外的不信任。为此，不得不提醒政治家要引起严重注意。

十五、不要急于进行邦交调整——贸易促进只是幌子[73]

被共产主义宣传洗脑的危险

万一实现了所谓的邦交正常化，共产国就会在我国设置大公使馆，随后必定会有拥有数百人或更多数馆员的大外交机构出现在日本，并在日本国内进行宣传，指导日本国内的共产党。日本占领时期，苏联代表部派遣了数百人进驻东京进行大力宣传。此后因占领军的抗议而减少到百余人，但现在仍有若干馆员留下，听说他们在进行谍报和策划工作。自从提倡和共产国的邦交正常化以后，首先就可以看到原先一度销声匿迹的共产党突然又开始活跃起来，潜伏在地下的几名干部开始公然在社会上露脸，并开展了游行和其他活动。

关于共产主义宣传的危险性，到现在了，即便不说大家也应该非常明白了。但是，说最近苏维埃的态度变得和平了，可以解除警戒的人开始多了起来，对此我感到难以理解。苏维埃根据自身的需要，结合国际形势，时而威压时而妥协，不停地改变着它的态度，这是以前就一直常用的老套手段了。成为其“爪牙”的共产党也是一样。一面号称自己是被爱戴的党，一面动用暴力、煽风放火。干完这些勾当之后，又自称是被爱戴的党。从邻国的角度看，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国家。这样一个靠不住的危险的国家，哪里有必要去急着和它建立亲善关系呢？表面上看邦交正常化是件好事，但实际上，那只是用美丽的辞藻来欺骗人的把戏，就像是把自己投向一头饥饿的老虎口中一样。

无法期待的对中苏贸易

所谓邦交正常化，背后还隐藏着希望开始通商贸易的暗示。他们说，要通过和共产圈的通商来发展日本的贸易，这看上去也不是一件坏事，但是他们期望的效果最终能达到吗？这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前些年，几个女性议员鼓吹的到北京缔结了三千万英镑的贸易协定等，全部都是宣传用的幌子，实际的业绩只有一丁点儿，最终还是不了了之了。在英国和苏联之间的贸易上就有一个例子。苏联一方总是强调贸易的总额，但英国一方则坚持“比起订单的总额，更应该了解其内容，是什么东西和什么东西，分别以什么样的价格和数量进行了订购，如果没有显示准确的数字，那就不应该进行交易。”尽管苏联方面大肆鼓吹了这个贸易订单，但事实上自从进入具体的订单项目确认阶段后，交易合同就被逐步取消了。

对中贸易也是如此。比如在中国经商多年的怡和洋行，听说他们因为对中国市场感到失望，正在计划搬到马来西亚去。现在中共主要和苏联保持贸易关系。假设中共向我国发出了一个很大的订单，他们对进口订单的支付担保最终还是要依靠其出口。但他们的出口对象只有苏联，如果其金额也不大的话，就会发生贸易入超，那他们该如何进行支付呢？这时就会发生令人不安的事情，最终可能就是无法完成支付，挂的账就会被无限制地拖延。所以说，促进贸易也要看对象，并没有那么简单。东西是销售出去了，但货款一直收不回来，最终成为巨额的坏账留下来的例子并不少见。对这样的贸易是无法多加期待的。所以，和所谓牢靠的贸易公司进行交易也是不现实的。简而言之，不能把过多的希望寄托在和共产圈的贸易上。明知如此，还主张能够期待成果的就是幌子。

此外，如果我们因为和无法有更多期待的共产圈开始通商而失去现有的和台湾的贸易，自由国家群一定会对我国外交的真意产生怀疑。听上去好听的和共产圈的邦交正常化，对日本而言是弊多利少的事情。

十六、引导中共走向开放——必须要使其脱离和苏联的关系

中苏的疏远并不是空想

看上去苏联和中共等共产主义国家比自由国家群有优势，外交的主导权似乎捏在他们手里，那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占据了欧亚两大陆的一大板块，所在的位置能够随处攻击自由国家的弱点。他们之间的结合看似非常牢固，但事实并非一定如此。

中国的国民拥有古老的传统和历史，自称中华，在其他国家的国民面前拥有优越感。苏联的国民是将空想和梦想的理论作为前提来论证理论。相反，中国的国民非常现实，对利益非常敏感。从国民性而言，很难相信这两个国家的国民能够进行永久的合作。事实上，在日内瓦或是其他的国际会议上，原先在态度上一直表现出隶属于苏联之下的中共开始占据主动的地位。如果中国的国民清醒地认识了现实，中苏两国的分离不一定就是空想，只要引导方法准确，应该不是件难事。

中共将贸易国营主义作为国策，对世界市场而言实际上是处于锁国状态。将它从苏联共产主义那里剥离，再引导其进行开国，不仅对它自身有好处，对世界的和平、贸易和经济也都有益。而能够引导中共进行开国的，除了同文同种的我国国民的力量以外，别无他法。

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引导中共执行开国的方针呢？改革开放不仅有利于中国国民，还是能够为远东的开发以及世界经济作出贡献的最好的政策。要晓之以理，并进行善导。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历史上，和中共关系最深的就是我国的国民，推动这个政策的实行应该是有可能的。而且，通过把中共从苏联共产主义剥离，还可能有利于改善自由国家群和共产国之间的关系。

俊敏的英国外交会作出怎样的对策？

日本人和英国人，都与中国打了很长时间的交道，应该在这一点上为世界经济作出努力。在这里有个问题我想敦促英国人考虑一下。以前帝政俄罗斯在进入远东时将铺设满洲铁道和租借旅顺、大连等作为国策，并成功地实施了这些政策。为此，当时英国的政治家提议建立日英同盟，采取保护中国的措施以针对帝政俄罗斯的侵略。日本为了防止面临相同的危险，接受了日英同盟的提议，并付出牺牲，进行了日俄战争。因此不仅有效防止了帝政俄罗斯进入远东，还借此奠定了成为世界强国的基础。

最近，共产国苏联不仅将中共收入其伞下，还试探着进入从西面的地中海一直到东亚的各地，使自由国家群陷入了为应对它而疲于奔命的状态。以前曾提议日英同盟的俊敏的英国外交，看到今日的这种状态不知会作出如何的反应。这是我们最想倾听的。

如今，法国的势力已被赶出法属印度尼西亚，共产主义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东南亚。美国提出第四点计划[74]，希望通过技术援助帮助东南亚的国民改善生活，防止共产主义的侵蚀。不知这个政策此后的业绩如何。现在看到印度尼西亚正在为共产党的活动而困惑，非常想听听美英两国国民对此会作出怎样的对策。

远东政策要以日本为中心

回想日英同盟以后的那些旧事，英美远东政策的失败，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将日本排除在外。当然，被排除在外的日本也不是没有责任。但在考虑与东亚有关的事务时，若将日本排除在外，将很难获得成功。这一点，过去的历史已经给予了教诲。比如英国，它首先撕毁了日英同盟，并帮助中国开展排日运动以牵制日本的行动。美国也通过对日本施加压力来染指中国，并在此后与中共达成妥协，失去了所有的权益。美国领悟到占领政策对日本过于苛刻，此后改为执行援助政策。虽然这是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作出的判断，但它证明了不以日本为中心的远东政策最终都是不会取得成效的。

只有东南亚得到开发，中共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才能期待我国经济的独立和发展。德国在复兴重建时尽管遇到的困难要比我国多得多，但它之所以能在产业和贸易上得到强有力的复兴，是因为德国国内拥有优质的煤矿，国民富有科学和技术的素养，而且邻国又有优质的铁矿。同时，周边还有英法及其他富裕的欧洲市场。但我们国家不仅工业资源匮乏，而且东亚一带都是贫瘠的市场，这些也都是影响我国复兴速度的原因。假如资源丰富、而且船舶能开往任何地方的东南亚各国得到开发并成为世界的贸易市场，仅凭这一点就可使我国的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而且，中国和其他亚洲一带都向世界贸易敞开大门的话，毫无疑问，世界经济将会迎来巨大的飞跃。

十七、关注移民和渔业——不可懈怠对外债务的履行

等待日本技术的东南亚

因为战败，对贸易和移民等国民的海外活动寄予的期待就会很大。意大利尽管资源不足，但海运和国内经济在战后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海外移民及其输送起到了很大作用。最近，就连英国也开始欢迎来自意大利的优秀的技术劳动者。作为季节性移民，意大利将许多国民劳务输出到法国和其他国家。就这样，来自南北美洲大陆的意大利移民的汇款滋润了意大利的经济，并带来了贸易的繁荣。

我国的海运曾拥有过600万吨以上的商船队，但在战争中遭到了毁灭性打击，海运的复兴至今才刚恢复到300万吨级。海运的复兴与移民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东南亚，是我国的工业原料和食品的最理想的贸易地，对东南亚的开发，我国的熟练的劳动移民是最合适的人选。其中，印度尼西亚有许多诸如石油、橡胶、铁和锡等我国产业界最需要的原料，同时，他们也最需要我国的熟练劳动者。南美的开发也同样，他们不仅需要我国的农民，还希望得到我们的熟练工。

如果要借助移民的力量来助推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那就要在移民的人选、教养和教育等方面多加注意，要努力送出优秀的移民，而不能像以前那样，让移民成为权力社会的剥削对象，或成为他国抵制日本人的原因。送出移民时，包括到定居为止的准备资金在内，如果没有制订充分的计划，那么，移民就会成为弃民，成为移居国家的累赘，移民的计划也无法继续，并成为抵制日本的理由。

这些要点，在对移民计划进行立案时必须予以充分的考虑。如果移民不了解移居国家的语言、风俗、习惯等一般教养的话，就不太容易成功。幸运的是，移民公司[75]即将成立，政府开始关心海外移民了，这是一件大好事。

对渔民的指导需要周到万全

今天，我们的渔民又活跃在南极、北极，以及太平洋各处，对他们的活动也必须要加以注意。对渔民的乱捕、乱卖要予以规范，对市场也要关心。如果听任渔业者的所作所为、放弃管理，恐怕会给将来带来祸害。因此，政府对渔民的指导教育需要周到万全。渔业工会也需要自我反省和自我约束，要严格遵守条约上规定的鱼类保护、防止乱捕等义务，避免受到其他国家的指责。只有尊重国际条约规定的内容，履行规定义务才是世界大国应有的素质。像苏联或者中共那样的国家，随意撕毁条约或无视条约内容、侵犯他国领土，日本过去就吃了这个亏所以遭到了失败，在今天的世界形势下更是难以被允许的，也是无法得到世界的尊敬的。中共近年之所以不被自由各国接纳，就是因为它无视条约、懈怠履行国际间的义务，扣押他国人员或以间谍的罪名处刑等一系列的行为受到了各国的强烈反对。[76]

赔偿和债务要尽早偿还

尽管我国尊重国际条约，从不懈怠义务的履行，但是，很多国际债务至今仍未能偿清。比如，对法国的债务（东京市法币公债）的支付就是一个系争问题。在南方作战中对荷兰造成的损害赔偿，对东南亚的赔偿，以及对意大利在战争中的军需品互相供给的支付都没有结束，对美国还有一笔“占领区治理和救济政府资金”没有得到解决。

国际债务的支付与国库资金有关，原本就不是简单的问题，但是，如果懈怠了债务的偿还，就会对国家名誉造成损失。比如对东南亚的赔偿，应当努力尽快偿清。

出于这些考虑，战争结束后我们立即就日本的公债偿还事宜与各有关国家开始了谈判。首先是向英格兰银行存入日本公债本息支付保证金的2000万英镑，随后，开始和纽约市场协商日本公债本息支付事宜，对占领区治理和救济政府资金及其他款项，在美国政府提出申请前先向其明确了日本政府愿意支付的态度，现在此事正在协商之中。我相信，正是因为做了这些工作，前段时间的移民借款[77]谈判才会进行得那么顺利。

如今，我国的复兴重建工作还有许多事业没有完成，比如道路、铁道、电信电话的改良新设等。其中有急需借助外债才能进行的项目，由于我国尊重对外债务的态度一向都非常明了，纽约的银行家说，只要明确借款目的和本息偿还方法，借款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今后，我们还有许多事业需要借助外债的帮助，所以一定要继续尊重对外债务，以国家的名誉担保日本在海外的信用。我国必须用心履行条约规定的义务，尤其是和美国的关系，一定要加以特别的注意。就从国际信用的角度而言，以所谓邦交正常化为名的脚踩两条船外交是不被允许的。

十八、逐渐增强自卫力量的准备——军队不可急速扩充

打了败仗的日本，万幸还有这样的将士

占领开始之初，陆海军省（此后的复原省）的工作主要是军队的解散、复员、在外军队及舰艇的撤回、国内军事设施的交割、撤收和破坏等。米内海军大臣、下村陆军大臣及其属下的将士官兵们日夜都在为军务奔忙。在旁观者看来，他们实在是辛苦得可怜，但他们作为军人，一边忍受着无法忍受的痛苦，一边执行任务，他们的献身精神，至今回想起来都会潸然落泪。因为有了他们，这份重要的工作才得以及时完成。打了败仗的日本，万幸还有这样的将士，国家的前途可以不必担心。当时我就在心里暗暗感到欣慰。

不难想象，战争结束时有700万人以上的士兵和军属分别留在远东及南洋一带广阔的战场上，战败后收拾残局，面临的困难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但我们的陆海军将士没有吐露任何的不平和不满，长年默默无闻地尽职，在海外征战多年后回到家乡，乡里人却将他们视为败军之将士。面对他们如此的辛酸，不禁感慨万千。我对他们深表同情。

最近，报纸上充斥着关于重建军备、新设国防省，修改安保条约等在外行看来是很勇敢、很活跃的一些议论。其实，关于设置自卫队，尽管那时已是战后，它是在我们召集了军事专家，经过了最慎重的研究讨论后才得出的结果，对于自卫队的处理，决不能轻率。

虽然有宪法第九条的规定，但日本作为一个独立国家，一个自然国家拥有自卫权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如何进行国家防卫是必须要考虑的立国要策。我国宪法的原则是以自我防卫为主，军事力量不作为解决国际纷争的手段，因此，不被允许保持军事力量。以自卫为目的组织的军队负责国内治安，当有外国入侵时，在拥有战斗力的美军的援助下保卫国防。在以上的方针之下，我们才设置了自卫军。

军队非一日建成

创设自卫军队的目标一方面是为加强前线的防御力，另一方面是为了培养军队干部，在旧军队中他们被称为将校。但无论哪一方面，都是以自卫为目标，担任最前线防卫的自卫队及干部将校的培养，都建立在这两个目标之上。自卫队的建立，重点应放在长时间的训练，在一段很长的时期内完成最终的编制。急速地编制临时军队的想法不符合自卫队建立的宗旨。在不成熟的时候凑集而成的军队，不会产生深厚的思想基础。罗马非一日建成，作为一国的防卫中心的军队必须是以坚实的拥护国家的精神和满腔的爱国心构筑而成的精锐。因而我们暂且从旧军队中选出了自卫队的教官，并在其中严格选拔了成绩最优秀、思想最坚实的旧将校。另一方面，我们采取了文官优先的方式，防止狭隘的军国主义卷土重来，在采用指导官时注重考查其是否拥有健全的常识和思想，尤其是上级指导官的人选，我们为此付出了很多心血。

尽管受到了来自旧军人和其他方面的责难，作为当局者，我们以坚持严守规定的方针建立了新军队。自卫队力量的增强主要采取渐进主义，以随国力增强而相应增加为方针，努力避免急速的扩大。所以在自由党内阁时代，防卫厅曾对国力的发展作出预测，并据此制定了若干年计划，但此计划没有成为内阁会议的决定方案。

武器的发达是工业的发达

军费可以增加，但优秀的军队无法快速建成。勉强地快速建立军队是绝对不可以的。万幸的是，日美两国之间缔结了安保条约，因此总算建立起了国防的框架。如果轻率地修改条约或放弃条约，就会让日本陷入无防御状态，我无法理解有那种想法的人是如何考虑问题的。

此外，一国的国防必须有发达的军需产业。事实上，很多国家的工业都是因军需而得到了发展。每一次战争都会伴随武器的改良和发展，可以说是武器的发达促进了一个国家的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最近的武器发展，雷达、电子兵器、飞行器等都在战后发展得特别迅猛。尽管国防离不开兵力，但精锐的武器装备也是必须的。

日军和美军当局之间曾经就以下的想法达成一致。即：在日本重新建设新的军需工业，重点制造新锐兵器以供给东南亚一带的自由国家群。比起对日本自身进行再军备，更重要的是增强自由国家群的武器精锐化。这是麦克阿瑟元帅提出的方案，主要是以日本原海陆军工厂的闲置设备为基础，美国方面提供新兵器的制造技术。美方提出以后，日方表示了赞成，双方共同设立了日美合同委员会，对实施方法进行了研究。这个方案至今仍作为当局者之间的一个悬案存在。为此，四日市、德山等地的原海陆军工厂所在地的出让和转借都已全部停止，成为政府所有而保留了下来。

十九、拥有更广阔的视野——贸易上也需要“善意和耐心”

英国了解日本的立场

战败后的日本，立国的基础除了海外发展以外别无选择，这是非常明确的。我国国民的所谓岛国劣根性，往往会将外国对我们的好意视为偏见，散布类似的流言、破坏自身信用的事是屡见不鲜的。之前曾经引用过丘吉尔的话，对外国一定要始终保持善意和耐心，何况对于抱有好意的外国人，如果总喜欢以敌对意识去看待的话，会对海外发展造成障碍。

有一件经常被作为例子讲到的事情。虽然有些英国人将我国视为通商贸易方面的竞争对手，认为我们是不正当廉价倾销的发源地，但我相信，英国的立场和我国非常相似，是最应该同情日本的立场、也最了解日本的国家。根据我以往的经验来看是可以这么认为的。比如关于我国的棉业，有人说，英国兰开夏郡的棉业者将我国的棉纺织业者看做是竞争对手，对我国的棉制品的出口进行百般阻挠。也许有一部分人是这么想的，但是，三四年前来日本访问的英国纺织代表团团长就对我们说，误解将会造成对彼此的厌恶和嫉妒，所以同业者之间一定要不断地进行开诚布公的恳谈。我们也同意这一观点，于是，派遣了日本代表团到英国，在伦敦和他们进行了会谈。当然，一次会谈是无法解决问题的，类似的会谈每年都要坚持举行。

日英纺织业者的相互援助

还听说我国有些人认为，英国政府一直都支持棉纺织业者来针对我们。其实从英国政界的实情来看，兰开夏郡在选举的时候，是保守党和劳动党必争的生死之地，此地的胜败决定着两党的势力，所以，无论哪个政党都不得不尊重兰开夏郡的舆论。这就如日本政府一定不能无视关西纺织业者的意见一样。看上去政府仿佛是在支持业者，但实际上，两国的纺织业者只有互依互助才能共同实现在世界贸易市场上的扩张，这一立足于更广阔视野的观点才是存在于有常识的两国同业者之间的有力的说法。

据说法国和意大利在丝绸上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实际上，欧洲的养蚕业因劳资关系的失衡已经无法存续下去。所以我国的养蚕业者如果能和法意的丝绸织物业者合作、一起探讨相互援助的方法，我确信，我国对法意的丝绸出口不仅决不会令人绝望，相反还能开拓出新的销售渠道。

广告宣传不足的日本丝绸

有人说，我国的天然丝绸的销路很窄是因为美国的尼龙和其他人造丝绸发达的缘故。我国的天然丝绸拥有人造丝绸所没有的特长，两者各有特色，应该可以共存。我给海外友人的圣诞节礼物主要都以丝绸为主，其中有友人在给我的感谢信中就写道：“这么漂亮的丝绸在美国市场上是见不到的。为什么不为这些丝绸的出口多做一些广告呢？”加拿大的麦肯齐·金首相曾回给我一封极其幽默的感谢信，“如果我有女儿的话（首相是独身），她的结婚礼服要用日本的丝绸来做”。

换而言之，因为日本丝绸在美国市场上的宣传效果不足，所以今天的美国妇女大多只知道人造绢丝而不知道天然绢丝的存在。不了解天然绢丝的好处和特长，带来的结果就是我国的丝绸出口出现停滞或减少。我认为，战争时期我们对绢丝和绢织物的广告宣传的不足是造成今日现状的原因所在。

以前在纽约的日本领事馆内曾设立过一个丝绸的样品室，但最终没有收到有效的成果就结束了。让公务员来做推销的确有不合理的地方，但这也是因公务员自身的局限性造成的对拓展日本商品销售渠道热情不足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日本的商人对这个样品室的使用缺乏热情的原因。

二十、走向复兴和安定——西德国民的进取精神

今日过于奢侈的国民生活

我国在从战败到进入重建的那段日子里，每天都忙于战后的处理、海陆军的复员整理、战祸的善后处理、国民及海外回归者的保护救济等应急处理，时间原本就已不够用，还要为国民的衣食住、特别是粮食储备和战败财政的处理煞费苦心。社会形势就和明治维新当时一样，完全改变了模样，昨日的富人变成了穷人，但原来的穷人却不一定会变成富人，全国都出现了粮食不足，为生活所迫的人越来越多，呈现出一片悲惨的景象。

回想起这些战败当时的艰苦状况，再看今日的国民生活，担心是否走过了头，是否过于奢侈了。法国巴黎的妇人们是以华美而闻名的，但今日的巴黎已经完全不同以往，大街上不再看得到以前常见的豪华的大帽子，以及被称为“柳腰”的那种时髦，现在全部都开始讲究实用性了。据说一流的饭店都被外国人占据了。看法国国民过着简朴的生活并勤劳地工作，国家之所以繁荣的理由就一目了然了。如果单单是表面的繁荣，那么它的反作用就很让人担心。外国现在正处于经济景气中，假如说我国的经济也受其影响开始好转了的话，比起满足于现状，更应该借此机会巩固生活的基础。这一点政府应该有带头做榜样的觉悟。

不罢工的西德劳动者

西德波恩政府的相关人员说，德国的国民正在团结一致为国家的复兴而努力。劳动者们为了德国产业的复兴，自觉地认为现在不是举行罢工的时候，所以一直到实现复兴为止，德国基本没有发生过像其他国家那样的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罢工，劳动者自身充满了火热的复兴精神。同时，他们从每天都有的数千名从东德逃亡到西德的难民口中直接听到了东德共产党政府完全不为提高人民生活和发展经济着想的做法，以及国民的生活因镇压而受到威胁等现实情况。所以，西德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阻止共产党的宣传活动，因为国民自身拥有的关于共产党的知识就能有效阻止共产主义的影响。所以，尽管没有特别的反共政策，但共产党在西德的活动是受到阻止的。他山之石，应该是用来攻玉的。

在日本，我们的国民没有机会获得这种自然的理解，没有头脑的年轻教师、青年和学生往往因追求新奇的求知欲而在不知不觉中被共产党的宣传所迷惑。我国是和苏联隔海相望的邻国，朝鲜的北半部已经赤化，中国也已被共产党全部收入伞下。在这样的状况下，国民还感受不到共产党的威胁，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当年自由党内阁每次进行选举时，共产党都会失去它在国会的议席，作为国内的一股政治势力，它隐藏了起来。他们将自己的选票大多数都给了社会党左派，不敢以共产党的名义站出来。但是最近，潜伏在地下的共产党干部又浮现到表面，他们组织的劳动争议、基地纷争等运动在各地不断涌现。或许还有其他各种理由，现内阁的政策，尤其是提倡和共产国的邦交正常化的背后，有共产党势力复活的痕迹。真是遗憾万千。

以产业发展来阻止共产党

共产党的活动往往在国民生活水平低下时得势。像英国那样，今日正出现一股经济景气的热潮，不仅几乎实现了本国劳动者的完全雇佣，而且还因劳动力不足而从意大利输入熟练工，所以，共产党完全没有活动的余地。这是因为经济景气带来了劳动力需求旺盛的缘故。对付共产主义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国的产业的膨胀和经济的发达。美国的近况也是如此，经济景气让共产党的活动无法进行。

我国要阻止共产主义，最好的方法也是和英美一样招徕经济景气。我国产业的发展、道路建设、农地开垦等事业都需要资金，美国金融界应允可以提供相当的援助。我国是至今为止从未懈怠过对外债务的本息支付的国家，所以，在纽约金融市场发行公债的话，只要计划确实，投资者踊跃的氛围非常浓厚。这种氛围也促成了前述移民借款的成功。保护我国不受共产主义侵害、实现日本经济的独立，就是反共政策的一部分，如移民借款那样，纽约的银行家是非常乐意和我们合作的。

二十一、减轻国民负担——用心获得人气的政策

欧洲各国的快速复兴

除了美国以外，几乎所有的交战国都蒙受了二战造成的经济荒废。但就在这片战争留下的废墟中，比利时、法国、意大利、英国、西德等国家依次迈开步伐、走向了经济复兴的道路，尤其是比利时，今天的繁荣甚至超过了战前。这些国家之所以能获得成功，首先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国民的性格和觉悟。即便是英国，经济复苏的迹象也非常明显，外汇储备量曾一度接近三十亿美元。虽然最近英国的外汇储备下降成为了一个问题，但其贸易的确重新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去年开始又出现一股势头强劲的经济热潮，几乎实现完全雇佣，出现的劳动力不足现象还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因此要从意大利输入熟练工。整个欧洲大陆都出现了经济景气，日本也蒙受余荫，1954年以来贸易呈现出意外的盛况。

像日本这样失去了海外的领土，也没有充分资源的国家，无论如何都必须向海外谋求发展，因此不得不依赖贸易。同时，贸易市场受交易国的经济景气所左右，在获得原料和食品，以及维持出口市场方面一定要比战前更多加注意。日本是一个国内有劳动争议容易造成生产不安定的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应注意国内外的动向。

最大的烦恼是成本高

我国的贸易现在最大的烦恼就是成本高。为了降低成本，需要防止通货膨胀、减轻国民负担。政府在制定经济、财政政策时费了相当的苦心，虽然部分获得成功、多少降低了成本，但不能说是充分的。

首先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减轻国民的负担。这个负担的减轻一直都是政府当局者费尽苦心的事情。随着国势的发展，自然会有相应的年度财政支出的需要，同时，还有因风水灾害等天灾造成的年度应急支出，这些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应当极力控制那些并非急需的财政支出。

在热心勤勉的国民的影响下，公务员们也热心工作，大臣以所获预算的多少体现其政治力的强弱。所以，政府的事业费不断在膨胀。如果这些经费都得到了有效利用也就作罢，但是，看每年会计检查院揭发的案例，就会发现土木建设费等不正当支出以及违反规则的数量相当多，无法说政府的事业费只用在了正常支出上。

阿尔弗雷德·米尔纳[78]是个稳重踏实、推崇紧缩财政方针的政治家。他告诫当局者在做新事业的立案时，相比事业的性质，更应注重预算的合理性，费用和财源是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我也认为这是财政当局应当遵守的铁则。但现在很多都是为了获得一时的人心，只考虑受大众欢迎度的项目，这样就会经常拖累财政。虽然“争取人气”是民主政治难以避免的问题，但同时也是最应该鄙视的。当政府和执政党的品质出现低下的时候，自然就会采取博取人气的政策。尤其是我国，经济尚处于经济复苏途中，特别需要注意这一点。最近连续发生了防卫费的增加、对菲律宾的战争赔偿等有关国家负担的问题，这些问题还涉及对外关系，绝非是简单的财政问题，但毫无疑问都会给国家带来沉重的负担。所以，对那些为了博一时的人气而给国家造成永久负担的问题不能轻率处理，必须要谨慎。

以竞选为目的的事业费乱用

在全国的府县中，现在没有发行地方债或没有银行贷款的地方政府只有二三而已。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来自选举制度，为了竞选知事、市町村长而乱用事业费。中央也是如此，为了竞选，在立法和财政支出上都未能加以充分的注意，这是事实，也是件可悲的事情。政党应当对选举制度的修订、知事的官选、小选举区、府县的合并等问题在立法制度上进行合理的修正。(https://www.daowen.com)

本年度的年度预算额，以投融资及其他方法计算，名义上是在一兆日元的框架内，但实际上是超过一兆日元的。有人说，下一年度名义和实际都将难以控制在一兆日元以内，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也有意见说，因为国民所得增加了，所以没有必要维持一兆日元这个框框的限制了，但我依然认为，坚持财政紧缩政策，减轻国民负担才是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为此，即便有一时的不景气或是责难，政府当局仍然应当努力克服困难、执行财政紧缩政策。

就拿英国来说，今天的财政均衡就是过去曾经断然执行财政紧缩政策的功劳。为了奖励出口、获得外汇，极力减少国内消费和非紧急用品的进口，结果就带来了今日的盛况。英国政府的紧缩政策曾遭到国内相当多的责难和攻击，政府为此也陷入苦境，但是，国民们主动援助政府，黑市行情和黑市都销声匿迹了，令人不得不佩服他们到底是英国人。我们应当多参考英国的经验。

二十二、引进外资的矛盾——是岛国劣根性所致？

经济飞跃及其原动力

明治维新时，为了赶上欧美先进各国，针对新政府应该如何培养国力、发展产业，或是建立国家新的经济组织等问题，大久保、松方、大隈、井上及其他元老政治家为了制订计划都操碎了心。新政府建立了日本银行作为金融的中央机关，为开展外汇业务设立了横滨正金银行[79]，为开展海外贸易指导并奖励三井、三菱和住友等实业家，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三菱之所以会关注海运业[80]和造船业，或许是因受到西南战争的刺激，但更多的是因为有来自政府当局的指导。

就这样，所谓的财阀开始兴起。财阀们开始在海外开展活动，新兴日本的贸易和海运得到迅猛的发展，势头直逼英、德、法等先进国家，最终招致了它们的敌视。

众所周知，这些代表性的实业家成了新兴日本的中心，他们逐渐扩大事业范围和规模，发展成了巨大的组织。这些财阀在起家的时候，或许曾有过激和粗暴的地方，但同时他们互相竞争、共同努力，对我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成为日本经济强有力的支柱这一点是不得不承认的。原先曾有人说，财阀是挑起战争的元凶，但在那个声势浩大的东京战犯审判上，没有一个实业家被追究了责任。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英美等国都有更巨大的财阀存在。

财阀的解体及再统合

尽管如此，战败后，为了避免日本的财阀将势力恢复到战前的水准、再给欧美的同业者造成激烈的竞争，联合国制订了所谓财阀解体、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排除法、反垄断法及劳动立法。这些法律成为我国经济复兴过程中的沉重负担。此后，一度分散的经济力逐步得到再次统合，以三井、三菱为名的公司开始增多，三菱商事和三井物产等公司尽管规模不如从前，但也总算得以复活。就这样，经济力得到了适当的充实和安定，相信今后应该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然而，明治以来多年积累下来的经济力一旦因战争遭到破坏，想要再恢复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严重的资金不足。无论做什么，都会遇上资金难的问题。我们的各大银行为了配合战后金融，仅凭手头的资金无法运转而不得不向日本银行借入大量贷款，同时，又因超过自身能力的过度放贷，及多面存款的课税，使得资金的积累并不如想象中那样顺利。在这种情况下，就非常有必要引进外资，但此时又出现了妨碍外资引进的因素。

政策颠三倒四的弊害

有一个实体公司在与外国资本建立联系时[81]，立即有人对此进行了阻挠，跑到相关银行和中央主管部门做工作，阻碍外资的引进。虽然政府提倡引进外资，但政府内部的有些部门和人员却对此进行阻挠。看上去这是非常矛盾的事情，而事实上，这个外资引进计划的确因此而被终止了。

这就是我们的岛国劣根性，无论做什么事，总会有一股反面力量出现、逆向作用。就在我国经济以复兴重建为目标需要积极开展活动时，一部分只考虑自身利益、不顾全大局的人却对此进行阻挠。照理说这种人不该出现，但事实上是出现了。前面曾提及德国的国民，看到他们举国上下团结一致，为国家重建而努力工作的令人羡慕的国风，真是应该向他们学习。既然国家已经下决心要进行复兴重建，那么上层首脑就应该毅然阻止那些为谋私利而进行的运动。

为了实现国家的复兴，国内需要成立相当有力的资本团体，同时，必须由强硬且稳重的政府建立相关产业经济的方针。政府如果早上被一部分团体说服，傍晚又为其他团体心动，政策出现颠三倒四的状况时，外国资本家是无法安心进行投资的。为了日本的经济独立，政府应当强有力地坚持既定方针。

二十三、松方的收藏品——走向西洋的日本佛龛

在外国看本国的美术品

在这里，想稍稍谈一下文化方面的事情。

在意大利的罗马，有各国设立的美术研究所（学术团体）。我问美国的美术研究所所长，为什么要在罗马建立研究所。他说，即便是同一个画家，画家在意大利画的画，和他在自己国家或其他地方画的画总是微妙地有所不同。理由无法说明，也许是受意大利的文物和风土的影响，总之，会产生一种特别的味道。这对美术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各国都在这里设立了美术研究所。我觉得他所说的无法用道理来说明的地方是非常值得玩味的。也就是说，这里面确实是有某些因素存在的。

听说墨索里尼想让日本也在罗马设立一个美术研究所，还在罗马指定了一个地点。此话的真伪不知。还有人说为了促进日意文化交流，希望在罗马设立美术研究所，并从日本派出美术学生。同时，在京都和奈良附近设立意大利的美术研究所。不知道是不是这些美梦一般的说法的原因，据说在罗马的确有为日本的研究所预留的一块地。而在我国，日意协会在京都设有美术研究室，并向意大利的画家提供住宿。事实究竟如何暂且不说，日意之间建立那样的文化交流机构是有益于两国亲善的。

关于松方的收藏

接着要讲另一件事情。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松方幸次郎[82]计划到巴黎去购买法国的名画和雕塑送回日本。有一天，松方在宾馆设晚宴招待协助他进行收集的英法美术家及伦敦的日本大使馆馆员。当时的驻英大使是林权助男，他和松方是莫逆之交，于是就有了一场幽默的致词：“松方君现在是大富翁了，不过，不久可能就会破产吧。趁现在还没破产，赶紧收集一些法国的名画送回日本，也算是对国家的一点贡献。请一定要多收集一些名画。”他的话让在座的人都大笑了起来。

当时松方收集的美术品（雕塑和绘画）的大部分[83]都在战后被法国政府作为敌国财产没收而留在了巴黎。很偶然的机会，我在旧金山和平会议上见到法国外相罗贝尔·舒曼时，对他讲了以前去莫斯科的时候的一些事情，并提到了松方的收藏。

我有一个到各国首府的动物园去的癖好，去莫斯科的时候也去了莫斯科动物园。但是，那里并没有什么动物。记得动物园是在一个叫做“雀之丘”的地方，我对向导说，“除了地名以外，竟然没有其他动物吗？”于是，向导就把我带到了莫斯科的法国美术馆。看到那里陈列着的绘画，连我们这种外行人也感觉到原来法国的美术是那么地了不起。仿佛就像是行走在沙漠中，突然看到有一片绿洲出现，第一次被它的美所震撼那样。在巴黎的时候，无论看到装饰了多少的名画，都感触不深，但是到了莫斯科的美术馆之后，即便是外行，也能真正感觉到法国美术的价值所在。

我告诉了舒曼外相这段在莫斯科的经历，并对他说：“就和这件事一样，如果有人在东洋这片荒野上旅行，到达东京，然后看到了松方的藏品展览，他的感受一定和我在莫斯科的时候是一样的。这样不仅能吸引世界的游客，还能充分满足日本人对法国绘画的憧憬，有效实现日法的文化交流。签订日法文化交换条约虽然也是个不错的方法，但我认为先把松方的收藏移送到日本才会更有意义。”舒曼当即就表示同意我的想法，回国后，他非常尽力，克服了法律上及其他方面的种种困难，终于达成了将松方的收藏送回日本的谅解协议。在舒曼外相的厚意和法国政府的好意下，相当多的美术馆都为确认松方的收藏做了准备。听说文部省已经着手具体的方案[84]，希望松方的收藏能早日实现回归。

被认可的日本建筑之美

最近美国人对日本的风俗、习惯、美术等非常感兴趣，经常听说他们在热心地介绍日本的艺术及绘画。比如洛克菲勒，他在纽约的近代美术馆内特意建造了一个日本风的房屋来介绍日本。也有人将日本风的纸门窗移入美国的建筑物内。1954年从德国来了一个技师，对日本的佛龛大为赞赏。他认为日本的美术鉴赏方法并不是摆设很多装饰品，而是只需挂一幅卷轴，然后将注意力集中到那里进行欣赏，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最近卢浮宫也根据这个原则更改了陈展的方式，原来他们是将大量的绘画和雕塑密密麻麻地陈列在一起，现在则是挑选一部分名作展出，让大家可以更仔细地观赏。

以上这些都只是说明西洋的建筑家非常关注日本建筑的一个例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首任驻日德国大使威廉·索福博士也同样对日本的佛龛非常感兴趣，他回国时特意将佛龛原封不动地带回到自己德国的家里，还按照日本的习惯，在那里挂上了日本的卷轴来装饰。

二十四、外国文化的普及——要接触优秀作品

对文化的理解和国际融合

关于文化还想再说一句，如果我们的国民能够更多地理解外国文化，并进一步拥有与外国的美术、音乐、文艺等有关的文化知识的话，不仅能带动我国的文化向上发展，还能加深对海外各国的理解，并使邦交关系更加融洽。而一个在文化上处于世界边远地区的国家，非常容易发生思想偏狭或毫无根据的乖僻猜疑，并滋生狂躁的爱国心和傲慢心理。

在我国，一部分人对外国文化非常理解，但另有一些无知且自以为是的人则对外国文化作出低级的评价。如果国民的平均理解水准得不到提高的话，一部分优秀的见解最终也会被低级的知识所埋没。那么怎样才能提高对外国文化的理解水准呢？除了让国民更广泛地接触外国的优秀作品以外别无他法。政府应该率先作出努力，公正、公平地为国民普及对外国文化的理解。

苏联虽然拥有稀世的大文豪，比如托尔斯泰、果戈理等罕见的文学家，但大半的国民都是像伏尔加河边的芦苇草一样，既不识字、也未接受过教育。中国也同样，过去有过很多的诗圣和画伯，但一般国民的水准都比较低。我国虽然不像他们一样，但国民对外国文化的理解能力有高有低，就平均水准而言，不得不承认还是比较低的。希望那些向我国介绍外国文艺作品的人，在介绍名作名著的同时，注意加强对外国文化的一般知识的培养和提高。

知识水准和国民的品位

不仅是文化，政治和经济也同样，知识的水准决定了国民的品位。在英国人的家庭里，妇女对政治、经济、文学等问题也都持有自己的见解，如果进行讨论的话，她们会叙述自己的意见。在法国，除了文人聚会的特殊的咖啡店以外，在普通人去的俱乐部或酒店里，我曾见过妇女们毫不理会她们那喋喋不休的丈夫，对歌剧、演剧、音乐、或文学，有时甚至是哲学问题展开议论，或加以批评。我非常惊讶她们那种对文化的憧憬以及知识水准之高。最近，听说我国的年轻人对外国的音乐和绘画开始有兴趣并展开讨论，感觉他们已经拥有了一定的知识。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尚未能够普及到一般的国民。说得贪心一点的话，就是感到还非常不够。

广阔的视野和高度的文化水准

先进国家的国民，其知识水准之所以那么高，是因为国家本身越来越具有国际性，而且很多国民都到世界各地去旅行，他们很自然地就会在世界性的视野中开展他们的日常工作。因此，博物馆、美术馆及其他各种学会、俱乐部等文化设施就会得到健全，知识的范围也会被扩大。同时，报纸和杂志上的那些评论也不是一知半解的自以为是，含蓄的批评不断带动着国民知识水准的提高。

外国的音乐家对日本听众对音乐的敏感性非常赞赏，这个所谓的敏感性，显示着我国的文化水准终于开始向上发展了。我相信，国民的这种敏锐的感觉是日本文化向上发展的一个前奏。

近年来，由于日本的美术、舞蹈、演剧等被介绍到国外，国际社会对日本的理解和关心越来越多。但是我们要注意，不能把单纯地满足外国人一时的好奇心作为目的，而一定要介绍足以唤起外国文化人注意的精粹文化。哪怕是语言不通，但就凭所谓的文化敏感性，我国的一流艺术已经激起了他们极大的兴趣。也就是说，好的东西就是好的，能够跨越语言的障碍。1954年在威尼斯召开的国际演剧节上听了外国人对日本能乐的评论后知道，他们对能乐具有很深的理解，并对能乐大加赞赏。因此，我觉得在去欧美公演日本的演剧和舞蹈时，出发前有必要先对外国观众的兴趣和嗜好做一个详细的研究。

二十五、“世界的宝库”东南亚——贸易开拓要抓紧

连贯的外交政策的重要性

英国和法国之间有时会关系疏远，也经常发生战争，但英国人，尤其是上流社会，多年来一直仰慕法国的文化，对法国的宫廷、贵族和美术抱有尊敬和热爱。这种感情影响到他们的政治，在欧洲的国际关系上，英国始终保持着支持法国的立场，从不改变，近年尤其如此。法国人这一方看上去对英国并没有那么多的尊敬和热爱，但在英法的外交之间有一脉相通的地方。特别是在最近的两次世界大战上，英法之间更加亲善，乃至推行共同外交，有事之时，两国的政治家总是共同协商。

反过来看英美的关系，他们彼此都是所谓英语圈的国民，所以采取互助的方针。因为这样的做法有利于保护两国的共同利益，增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英国比我国更要向美一边倒，国民一般对此都认可，只有一小部分劳动党的野心家有时会喊起反美的口号。

美国政府虽然也会经常指责和批评英国政府，但大体上是对英一边倒的。美国的舆论尽管比较杂乱，批评也有过分粗暴的地方，但凡涉及国家大局及利益的时候，都能自然地找到目的地。美国的政党分共和与民主两大党，外交被置于党争之外，并竭力避免颠三倒四的外交政策。艾森豪威尔总统有真挚的人格和老练的手腕，无论敌友都对他敬爱和欢迎。只要总统表态，大家就会相互谦让。这样，外交上就能保持连贯性，在国际社会上自然地就能获得威严、声望和信赖。

政治性仁义的低水准

然而在我国，政治常识的水准至今仍未能发展到这个境界，实乃遗憾万千之事。对反对党的政策进行毫无理由的反对并自我得意，还将反对党出于许多原因最终为顾全大局而回避的问题故意提出来、扰乱人心。不仅如此，当执政党的政治家代表国家出访外国时，出于内政关系上的恩怨过节，肆无忌惮地散布谣言，不仅对政治家本人，也对国家威信造成伤害。于是在和外国进行协议商谈时，因失去了对方的信任，原本能够完成的事情也无法完成。这种做法，绝不会是符合国家和国民利益的。刚才说到国民对外国文化的认识水准至今仍然不高，在对外国的礼仪上，以及对政治的洞察力方面，我们的国民都应当作进一步的深刻反省。

有些人在评论东南亚等未开发国家的国情时，所作的批判过于苛刻，我认为这是失当的。这些国家长期以来处于欧洲各国的支配之下，战后刚独立没几年。它们就像是明治维新时期的我国一样，还是青年国家。这些国家的发展会在将来得到实现，带着宽大和亲切的眼光去视察，才会对这些年轻的新兴国家有帮助。所以，对有伤其企业心的言论一定要谨慎。

东南亚国家资源丰富，国民有发展前途。到日本来访问的这些国家的国民都非常朴素和善良，而且乐意听取别人的意见作参考。东南亚有许多未开发的石油、橡胶、锡、铁矿资源，被称为远东的南斯拉夫。对一直需要进口食品和工业资源的我国而言，应该希望东南亚的开发越早越好。这些新兴国家通过开发、增加购买力以后，不仅可以成为我们的市场，还可以成为世界贸易发展的新富源。因此，对这些新兴国家的开发寄予希望，并帮助其进行改良和进步，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南洋群岛以前在我们的托管之下，那里曾经有过我们十几万的移民。但战败后的今天，那里却成为了与我们无缘的地方。澳洲据说是因为害怕我们的侵略，所以反日情绪非常高涨。但是，今天的日本已经不再是军国主义的国家，他们不再有嫌弃我们的理由。现在，日本从澳洲购买棉花、食品、麦子和其他商品，日澳间的贸易关系已经建立了很多年。我们的国民应该齐心合力、努力恢复和这些国家的邦交关系，开拓贸易的新渠道。总之，加强与南洋及澳洲各国的贸易是我们的国民应当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二十六、对政治批判要谨慎——过多的恶意宣传

根据好恶作出的非理性批判

最近，很多日本艺人有机会到海外公演，尤其是舞蹈、能乐、歌舞伎等日本固有的艺术被频繁地介绍给外国人，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对这些艺人在海外的业绩进行评判时，毁誉贬褒、众说纷纭。尤其是一部分报纸上的批评，让人感觉其中带有作者的个人好恶，怎么看都有失公正性。或许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总会令人感到非常不愉快。

这种事情不仅发生在艺人身上，外交官、政治家和实业家在海外活动时，同样会见到类似的报道。这些观点不顾国家和国民的名誉及利益，仅凭个人好恶就进行非理性的批判。有些人对演说本身既不仔细听、也不做调查，仅凭道听途说的一些内容就口吐恶言、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这难道就是所谓的言论报道的自由吗？总觉这些评论者的心里缺少了一些什么东西。

张伯伦首相的例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到德国与希特勒见面，举行了历史上有名的慕尼黑会谈。过度热心于维持和平的张伯伦首相盲目相信了希特勒除苏台德区以外没有野心的谎言，和法国一起强迫捷克接受割让，获得了局势一时的稳定。尽管此事后来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当时英国的政界对张伯伦的做法和想法也有相当的批判和异议，但会谈结束后，英国的民众不仅到机场迎接首相回国，还对首相在机场作的“用名誉带回了和平”的演讲报以了热烈的掌声。对他国的首相或其他的代表性政治家的言论表示一定的敬意是英国人的习惯，更何况是作为本国代表的政治家，对其出访外国时的言论表示尊敬是理所当然的。

首先传播的都是责难和妄评

然而，我国的情况恰恰与此相反。在这种场合下往往有一股风气，完全不考虑在国际上的体面，根据某一篇报道来理解当事者的言行，并加以恶意的严厉批评。这种倾向绝不是最近才有的。最过分的例子就是开完朴次茅斯会议后回国的日本全权代表小村寿太郎外相遇到的那件众所周知的事情。不仅在他回国前就已频频传出各种恶评杂言，回国时他还冒有生命危险。小村全权代表在新桥车站下车的时候，桂首相和山本权兵卫海军大臣陪在他的左右两侧，一起从站台走到了出口。他们是怀着要死就一起死的觉悟，排成一排走出来的。

日本作为五大战胜国之一参加凡尔赛会议以后，西园寺首席全权代表及手下回国时的欢迎仪式也不是非常热闹的。因为在他们回国之前就已有传闻说什么日本是战胜国，但分到的太少了。或日本没能参加五大国会议之类的话。同样，出席伦敦裁军会议[85]的若槻全权代表在回国到达神户时，也曾处于生命受到威胁的紧张状态。

以上大多数的场合，都是对会议的经过以及成果等都还不了解的情况下，责难和妄评就已满天飞了。最近我们看到的倾向也同样如此，都是毫无根据的谣言，说得极端一点的话，就是在那些只想伤害别人的恶意宣传下，舆论受到了蛊惑和挑拨。实在是令人难受的事情。不知道所谓东洋君子之国的风貌究竟在哪里。这样的风气不仅会降低国家和国民的品位，最终还会成为招致国际社会鄙视的原因。

二十七、军备需要深谋远虑——世界的形势是要回避战争

谨慎对待充实军备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同样蒙受了战争的灾害。战争让战胜者也得不到利益，更让战败者受到极大的损害，有时甚至被破坏到难以重建家园的程度。特别是新发明的原子弹这种武器，不仅让敌我双方都蒙受大的损害，还非常明显地有招致全人类灭亡的危险。厌恶战争的空气变得越来越浓厚。

为了规避战争，如何对军备加以限制或废止，已经再次成为世界的问题，并且还将成为即将在10月召开的外相会议及此后召开的巨头会议的主题。所以从今天的形势来看，关于再军备和增强国防的若干年计划等话题不应再被高调夸张地讨论。有很多人无视当今世界的潮流，也对世界形势毫无常识，视野中只有国内的政治和政党关系。对这些人，希望他们能够充分考虑国际影响以后再慎重地讨论军备问题。另有海外派兵问题，现在重光葵外相对此予以了否定。继续徒然刺激内外的舆论、感情以及对外关系的议论，对国家没有好处。

此外，因战争而成为俘虏、或死伤失踪的人也不在少数，国内还有多达几千万的蒙受战争灾害的家属，许多人至今还被关押在巢鸭监狱。作为政治家，应该将这些人及他们的家属的感情也考虑在内。何况再军备会造成国民的沉重负担，有头脑的人应该为了国家和国民更加深谋远虑。

今天，世界的形势正在向厌恶战争、用协商的办法解决国际间各种问题的方向转变。据说苏联的外交现在也变得颇具柔软性了。世界的形势，让苏联这样的国家也不得不采取柔软的外交态度了。在这种状态下，因大东亚战争而被强迫贴上好战国标签的日本，如果在军备问题上的言论缺乏慎重的话，恐怕对国内外都会造成极大的影响。

应当关注欧洲的复兴

战后，英国承认了其在印度及东亚其他地区的殖民地的独立。为了支付巨额的战争费用，英国失去了它在海外的大部分投资。不仅如此，劳动党内阁为了博得人气采取了极富社会主义色彩的财政政策，国民从出生到死亡的所有个人生活均由国家承担。这种轻率的政策没多久就使英国的财政出现了危机。于是，劳动党的财政大臣克里普斯开始推行经济紧缩政策，此后继任的保守党财政大臣巴特勒继续坚持紧缩方针，极力压缩国内消费和进口，集中精力推动和振兴出口，才使财政得到了恢复。紧缩政策对威士忌的国内消费进行了禁止或限制，对外国人在英国的消费予以免除物品税，并将英国人的海外旅费限制在每人最多十五英镑，所以英国的对外支出锐减，最少时减少至16亿美元级，同时外汇储备则逐渐恢复到了30亿美元级[86]。

德国因战败结果和我国一样，领土缩小、资源丧失，海外贸易被停止，首都柏林被英法美俄分割控制，其窘况是我国无法与之相比的。但是，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劳动者，为了国家的重建和复兴，锐意恢复国内秩序，努力加强生产，结果，贸易很快就得到了恢复和增进，金融也逐渐得到缓和。现在，汉堡附近的造船业呈现出空前的盛况，据说未来两年的订单都已经排满，经济十分景气。我国的复兴虽然也已令人可喜地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但和德国比起来还相差很远。这是因为德国国内有优良的煤矿，邻国还有许多丰富的铁矿资源，同时，还有英、法等欧洲富裕的市场近在咫尺，这些都让德国的复兴得以取得惊人的成果。我和阿登纳首相几乎在同一时间组阁，都负有重建和复兴国家的重任。因为德国的战灾比日本严重，在复兴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应该数倍于日本，所以我曾暗自以为日本的复兴应该能比德国好几倍吧。但是，当我到伯恩时却发现事实恰恰相反。我对阿登纳首相说，我要向他举白旗，甘拜下风。

集中进行政治净化

领土狭小的比利时，其财政状况在欧洲财界最具优势，目前它已经恢复到能够向英国发放长期贷款、予以财政援助的程度，成为欧洲第一的财政富裕国。法国也同样，虽曾有一时的财政危机，也有政局的不安定和外交的困难，但因国民勤俭储蓄的热情非常高，法国的财政也越来越稳固。其他欧洲各国在战争结束时都一时面临过窘境，也都因国民齐心协力、锐意复兴而获得了今日的经济景气。

我国在战后致力于国民生活的提高，但随着生活的改善，浪费的现象开始出现，赛马、赛车[87]等投机性游乐活动开始流行。如果不阻止浪费的倾向，国民既不注意勤俭储蓄，又没有自力更生的决心的话，国家复兴的前途是非常令人担心的。

只有树立更为扎实的财政政策，不为党争、政争、利权运动所左右，将精力集中到进一步健全财政、净化政治方面，才有可能吸引外资。

二十八、民主政治的道路——应该学习英国政界的惯例

对自我高标准，对他人宽大

为了让我国真正成为自由国家群的一员、加入到其体制中去，在政治上始终需要有坚持民主主义的决心。在国会的运营上，政党若因利权和政权的影响而再三改变其去留进退或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或政党不按照其主义和政策进行行动、仅为政权而聚合离散的话，不仅无法期待来自自由国家的尊敬，甚至还会招致他们的蔑视。比如所谓的保守合同的理论，如果不是根据政策而是以政权为目标的合同的话，不如说我国的政治将会导致自由国家的轻蔑。

纵观英国的历史，考量其从19世纪前半叶政治处于腐败浑浊的时代到后半叶进入维多利亚时代的政治明朗期的经过，我国的政党和国会应该走的道路自然就会一目了然了。问题是直到进入明朗政治期为止我们会经历何种曲折，而这种曲折经历的时间越长，就越会成为我们国民的麻烦和不幸。虽然因战败而引起的国民思想的混乱是导致今日混沌的政治现状的原因，但我们的政党和政治家是否也应该研究和参考先进的民主国家的政治历程来改善我国的政治呢？

民主政治是对自我高标准，对反对党宽大，该让则让，该批评则批评，所谓争议也是君子之争，这才是理想的民主政治。相反，假如对自己宽大、对他党苛刻的话，便难以期待民主政治的顺利运行。英国政治家的态度正是以上的理想状态。

不将私情带入政治的自豪感

在欢迎外国的著名政治家时，丘吉尔前首相会邀请反对党的领袖一起参加并向来宾恳切地进行介绍。在他的八十寿辰庆祝会上，丘吉尔自豪地说，“不将私情带入政治，是英国政治的特征”。丘吉尔将英国政治的精髓用一流的名言进行了简单而又含蓄的概括。在政治中掺杂私人感情，或受利益驱使搅浑政治是英国政治家最忌讳和厌恶的事情。相反，与反对党的政治家之间的正常的社交关系被他们看做是一种名誉。这种风气和习惯是非常具有美感的。

看英国议会的讨论会，他们以协调商议的方式开展反对意见的讨论，若出现不妥当的言辞时，立刻会受到议长的提醒，完全遵守绅士的礼仪。至今为止很少见到在议会的讨论会上暴力动武的事情。

在英国，议会政治和官僚政治相辅相成、助推着政治的顺利运行。政党倾听官僚的意见后推行政策，而官僚则根据自身的经验自由地提出意见供政党参考。政策一旦被决定以后，官僚就虚心坦率地执行政策，努力避免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大的错误。同时政党会尽量注意避免让官僚染上政党的颜色。这是由多年来的政治经验得出的习惯，而且这种习惯已成为一种不成文的法律被不断实践。这就是英国政治的特色，因此，官僚能够在政党政治之下安心执行职务，政党能够信任官僚的忠实并听取其意见。健全的政治思想和行政惯例是英国的那些不成文法律的基础所在。

英国的这种惯例是在长期的过程中形成的，如果政党政治的经验不足就很难达到相同的境界。虽然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我们要以这种境界为目标而作出努力。

指导者的公平处理非常重要

在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有时会在政治上发生激烈的抗争，但总统的地位和威望具有缓和抗争的力量，因此议会政治能够得到顺利运行。比如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两党中均有威望，经常能够在两党的不同意见之间进行协调，令人羡慕不已。正因为有那样的总统，复杂的美国政治局势才会那样和谐。法国因为有勒内·科蒂总统的政治手腕和完美的人品所以能够保持政界的融合，西德的阿登纳首相也同样，以强硬的意志力和软硬兼施的手腕处理着内外的政治。

换而言之，政治的运用在于人。统帅政治的政治家始终要公平处理国家的重任才是政治的真谛之所在。指导者如果掺杂私心、只关心政权，没有强有力的意志和方针并在政策上朝三暮四的话，不仅会失去国民的信赖，还会使民主政治无法得到顺利运行。

二十九、日本的财政信用——吸引外资并非难事

英国货币公债的低利息展期贷款

当我在伦敦出任大使的时候，有一天张伯伦首相打来电话让我去一次，于是我就去了唐宁街他的官邸。在交谈的各种话题中提到日本的公债时，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日本的六分公债在伦敦的金融市场上实在太贵了。考虑到日本的经济状况，希望能够让我们换成低利息的公债。日本从未拖欠过本息的偿还，但却支付着和巴尔干地区的小国一样的利息。我打算告诉日本政府，我们也可以时不时地拖欠一下本息支付的。”首相看着我微微笑着说：“你的呈报就不用了，但我们可以考虑转成低利息公债的事情。”令人惊讶的是，第二天日本的公债就飞涨了六英镑，从市价89英镑一下子涨到了95英镑。

展期贷款的事情或许没有进行得那么顺利，此后英国财政部的李滋罗斯问我：“我们准备给予5000万的信用贷款，不知日本政府是否愿意接受？”我告诉他，比起信用贷款，我国政府还是希望能够将高利的公债改成低利息的展期贷款。因为在我到伦敦赴任前，深井前日本银行总裁曾告诉过我希望变更高利息公债，所以我乘此机会重申了一次。在这次谈话以后，和上一次一样，伦敦市场又出现了一波日本公债上涨的行情。当时有传言说日本正在和德国走近，看来英国政府的神经受到了相当大的刺激，所以一场谈话也能一下子就影响到公债市场。

对英国和瑞士的付款

二三年前，日本政府为了对因二战而一时停止的日本公债的本息支付进行担保，向英国银行存入了2000万英镑。1954年我到伦敦会见英国政财界的要人时，这2000万英镑的事情进入了我们的话题，他们对日本政府重视对外债务的姿态予以了极大的赞赏。

旧金山和平条约第十六条规定，日本需要对战争中受到损害的英国军人进行赔偿。同时，瑞士政府在二战中曾作为日本的利益代表国为日本垫付过资金，所以瑞士向我们提出应该先归还这笔资金以后再对英国进行旧金山和约规定的赔偿。为此，瑞士与英国之间产生了摩擦。而日本政府的相关部门认为，瑞英两国政府之间的谈判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日本本身并不打算逃避履行义务，所以没将此事提交内阁进行讨论，也未将赔偿列入议事日程。然而当皇太子殿下访问英国时，在相关军人的出生地纽卡斯尔发生了反对欢迎皇太子的运动。我在英国期间，也被相关的受害军人代表要求约见，他们直接向我陈情要求日本进行赔偿。我非常坚定地向他们保证，这是条约上规定的义务，日本政府一定会执行赔偿。英国政府对这个社会动向也不敢无动于衷，终于向东京派出特派委员开始与日本方面进行交涉。内阁会议对此事进行了审议，承认瑞士政府的请求亦为理所当然，而第十六条规定的赔偿同样是和平条约规定的义务，两者皆不应当懈怠。于是，大藏省从国库中另行提取资金，向瑞士政府和英国政府同时偿清了债务。这也是我亲历的一件事。

从未下降的日本财政信用

日俄战争时期，因高桥是清财务官的请求购买了日本发行的公债以后，纽约市场便和日本的财界建立了联系。二战结束后，美国通过东京的花旗银行分行及其他美国银行经办我们手持的外汇，因此这些美国银行向我们的对美贸易商社提供了金融上的便利，彼此间建立了非常良好的关系。再加上日本政府向来按期执行对外债的本息支付已有口碑，在纽约市场上日本的对外信用至今都未有过下降，先前那笔移民借款也因此而没费周折就获得了成功。最近还有实力派银行对我说，为了日本经济的独立，如果需要筹集资金，发行新的公债也是可以的。因此，只要在正确的招投标书中明确起债的宗旨和本息支付的方法，我相信，引入外资并非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东京都的法郎公债目前因条约的相关条款发生系争，正在等待仲裁的判定，在适当的时候尽早进行妥协是非常重要的。早年在法国发行法郎公债时，法国的中产阶级非常踊跃地认购了我们的公债，因此，圆满解决目前的系争，今后我们就会拥有在法国市场或者比利时市场再次发行公债的机会。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三十、无法忘却的政治家——先辈的言传身教

既严肃又好好先生的寺内正毅[88]

因多年的海外生活，我和先辈政治家接触的机会很少。因一件偶然的事情，我与寺内正毅开始了亲近的交往。其中大多数还是在朝鲜总督时代[89]。寺内这个人非常正直，是那种连小事也很顶真的性格，平时非常严肃而难以接近。但是，一旦能让他开心，他那好好先生的另一面就立即显示出来。

以前曾有人评判长州人和萨摩人的气质，说萨摩人是如何地宽宏阔达，大手门[90]是谁都给进的。但本丸[91]是外人不得进入的。而长州人是进入大手门前问这问那，不让人轻易进入。但一旦进入了大手门，便可直达无人防守的本丸。我觉得这个说法太对了，好多次我都碰到了这样的事。

首先寺内本人就是这样。被称为福神的他，穿上军服佩剑而立的时候非常威严，而一旦破颜之后就完全没有架子了，本丸完全处于无防备状态。这时无论跟他说什么，哪怕是有毒的话，他都能毫不生气地仔细听取，是一个充满温情的人。

过去有一次在京城的总督官邸举行晚餐会时，他将一只活的小老虎带来放到桌子底下。虽然是只小老虎，但毕竟是老虎，不保证它一定不会对我们放在桌底下的腿咬上一口，所以我们都不得不戒备着。列座的诸豪不用说也一样紧张，特别是那些妇人，个个脸上显出为难的神情。只有秃头童颜的总督一个人开心得不得了的样子。实在是稚气可人。

被西园寺公望的一言击中

作为巴黎和平会议的随员，我有机会接触到了西园寺公望公爵。西园寺公的态度非常悠扬而稳重，但有时也会显出刚烈的一面。曾有个新闻记者将巴黎生活中若有若无的一些阴暗面写成报道发回日本在报纸上发表，西园寺公看到以后非常愤慨，他说现在正是日法关系的重要时期，这种报道看上去似乎是不起眼的小事，但绝非是件小事，他托了一些关系，最终禁止了那个记者的出入。

回想起日本脱离国际联盟时的一些事情。日本作为国际联盟理事国的地位，是当年在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而获得的。这是日本作为大国、可以对世界政治外交的相关问题进行发言的唯一的宝贵机会。松冈洋右出发去日内瓦的前夜我去见了他，告诉他脱离国际联盟是一种轻率的行为，松冈对此表示了同感。到达会议地后不久，日本脱离国际联盟的消息就开始见诸报端。于是我想要抽一天时间去拜访一下西园寺公。

访问西园寺公的前一天，偶然看到报纸上刊登的齐藤总理大臣访问兴津的报道，心想，万事休矣。但我还是去见了西园寺公，并对他阐述了自己认为日本不应该脱离联盟的意见。西园寺公说：“从抽象的方面而言，我赞成你的意见。从具体的方面而言，我反对你的意见。”他进一步对我说：“在议论国家大事时，没有献身的觉悟是不行的。你有这个觉悟吗？”那时，西园寺公的态度令人不得不肃然起敬。

其实我在谈论那个话题的时候的确有点盛气凌人，但完全没有想过要将这个问题和自己的生命连在一起。原来在议论国事时，如果没有这种气概，就不应该多嘴，或者不应该去进行议论。那天西园寺公表现出的严肃的态度，至今仍会经常浮现在眼前。

关于山本权兵卫[92]伯爵

那是伦敦裁军会议时的事情。作为外务次官，我觉得有必要向山本权兵卫了解一下他关于裁军的见解，通过牧野的介绍我去拜访了他。山本对我讲述了他的意见，在他滔滔不绝的口才面前，我完全没有插话的余地。

于是我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和战法，问：“阁下的意见似乎只是出自海军军人的角度，但如今阁下不仅是海军军人，还拥有元老重臣的地位。是否也应该听听海军以外的我们的意见呢？”山本听了以后立即对我谈起了对厦门事件的处置：“福州事件时，有传说陆军要准备攻击厦门。我对他们说，如果陆军真的准备那样做的话，海军不仅不会援助陆军，还会在海上击沉陆军的输送船，终于打消了陆军的念头。尤其是和外国有关的问题，没有陆军、海军之分，应该为了国家大局果断地对事情进行处理。那种果断，徒有其表的人能做到吗？将来如果你也到了肩负责任的地位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能因为该断不断而误事。”

我至今无法忘怀山本那时的模样。当我们谈论到这件国家的大事时，在他的语气中自然地流露出了当时现场的气氛，令我仿佛看到了山本的气骨和精神。

原敬[93]总理大臣的法语

有一次，我受邀陪同巴黎和会的牧野全权代表及其随员一起去宫内用餐。席间谈到了外语很难的话题，大正天皇陛下对原敬总理说，“听说你还会说法语。”原敬总理用我们坐在桌尾的人都能听到的洪亮的声音回答说，“我的法语是彻头彻尾的蒙混和糊弄。”

这句话可不是谁都能说得出来的。作为总理大臣，谁都愿意相信他是懂法语的，但是，他不愿意用外表的假象来修饰自己，现在回想起来，这也只有直率的原敬才能做到。虽然是一件谈笑间的小事，但表现出的却完全不是小事。

三十一、为国家的未来感到担忧——回想先辈的苦心

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西乡隆盛

如前所述，明治的先辈政治家们互相帮助、成就了维新的大业，但他们不仅是互相帮助，还有人一心为公，为了完成肩负的使命将生死置之度外。

虽然西乡隆盛因主张的征韩论得不到支持而最终下野，但那时他想主动承担与韩国进行交涉的任务。当时去韩国是需要赌上身家性命的事情，万一因此而失去生命的话，可以借杀害日本使节的理由让出兵朝鲜。换而言之，他在提出征韩论的主张时，完全没有考虑过个人的安危。

抛却私情的大久保利通[94]

西南战争爆发时，大久保利通站到了挚友西乡隆盛的敌对阵营里，内心想必一定是非常痛苦的。在是非面前大久保利通没有顾及私人情面，断然地和西乡及其乡党分道扬镳，集结起了征讨大军。

当时明治天皇正在京都，各路大官也集中在此，西乡起兵的消息让百官惊慌失措，二条城中也出现一片混乱。那时，大久保慢了一步，从东京由海路到达大阪后，正在赶往去京都的路上。据说他一进入京都，二条城内立刻就安静得鸦雀无声，可想而知大久保这个人对朝廷而言有多么重要。那时，大久保应该就已经做好了清水谷事件[95]的思想准备了。

在内阁中担任国家重任者，遇事时当要勇断，心中要有想国民之想的决心和勇气。

国家的栋梁伊藤博文[96]

伊藤博文公，虽早已拥有功成名就的地位，为了国家的兴隆和东洋的和平，日夜都在为国家大事操心，最终在哈尔滨车站被刺杀。我相信他死的时候没有留下任何遗憾的事情。因为有了他，国家才有了分量。

我们国家继承了这些先辈政治家苦心经营的成果，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终于跻身于世界五大国的行列。但是不久之后就开始骄傲自满、放松警惕，并逐渐忽视外部世界的动向，只顾内部斗争，最终让军部插手政治，轻率地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先辈们的大业毁于一旦。而且战败以后，政治家们依然热衷于争夺政权和利益，忘记了应该把重心放到国家和国民的利益上，这种混乱迷惘的状态，非常令人担忧。如果对我国过去的历史不进行反省，也不为将来作深远打算的话，日本的重建和复兴是难以期待的。

观察我国最近的政治局势，政府内部缺乏统一，阁僚各持己见，对自身没有反省。政府内部的不同意见就和阁僚的人数一样多，而且各自对立。这种状态持续下去，必然会招致内外的不信任。

三十二、开战和终战的时刻——回忆东乡外相的苦心

最后的这篇文章和第六回有部分重复，作为对第六回的拾遗补阙而放到最后。

赫尔备忘录和美英大使

1931年的夏天，日本和德国接近以后，军部的对中和对法属印度尼西亚的活动就越来越露骨。日本和英美的关系开始恶化和紧张，战争的威胁也越来越明显。

英国大使克雷吉和美国大使格鲁为了规避战争、维持和平而频繁奔走。格鲁美国大使在任时间长，和日本人之间的交流非常广泛，是最理解日本人的一个大使，所以他极其热心地在我国朝野之间奔走，并积极向美国政府提供各种建议。

克雷吉英国大使是受在英德关系的危机中看到日英关系重要性的张伯伦首相之命紧急派遣到日本来的。他对维持和平作出的努力是非常充满热情的。

但是，我们的军部越来越盛气凌人，自以为只有军部才知道世界的大势，丝毫不把政府的意向放在眼里。他们的做法刺激到了英美两国的政府，外交关系呈现出非常无趣的僵局状态。

在这种局面下，11月23日丘吉尔首相在议会上对日本政府的态度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并要求美国一起参战。为此，克雷吉大使也意识到战争最终将无法避免，便停止了在日英之间的斡旋工作。此后，只有格鲁大使一个人继续对日美关系开展协调工作。当他收到11月26日的赫尔国防长官的备忘录以后，开始了更加频繁的奔走，并通过平时关系最好的日本友人向东乡外相提出了会见的请求。他希望日本政府不要将赫尔备忘录误解为是最后通牒，指出备忘录只是为了日美两国政府进行协商的一个基础文件，如果有必要的话，他愿意当面向东乡外相进行说明。

牧野伯爵给东乡外相的口信

当时我国政府认为不应该去挽救日美关系，所以就趁接受赫尔备忘录之机将译文作了一些能够刺激国民感情的修改后递交到了枢密院。备忘录的原文采用了将日美两国政府的主张对照并列的排版方式，并且在文章开头写明了此备忘录并非最后通牒，而是作为两国政府协商基础的一个试行方案。当然，美国方面考虑到双方一旦开战、这份备忘录有可能被公开，因此，从有利于美国政府的角度准备了这份备忘录，并表明了美国政府的主张。如果我国政府没有决意要开战、仍然愿意继续谈判的话，还是有协商余地的。

当时牧野伸显伯爵托人捎口信转告东乡外相：“明治维新的大业是西乡、大久保等萨摩的先辈们付出了非常艰苦的努力辅佐明治大帝才得以成就的。今天，如果日美开战，明治维新的大业将毁于一旦，你不仅作为外相责任巨大，面对这些先辈，你的责任也是不轻的。不仅是作为同乡，更是作为阁僚的一员，决定和或战，需要最慎重的考虑。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希望你作为外相不要做出错误的判断。”

事后想来，在12月1日的内阁会议上，政府已经决定开战并已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牧野的口信即便是在12月1日以前已经转达给了东乡首相，想必也已经晚了。还有希望和东乡外相会面的格鲁美国大使也同样，假定当初得到了直接会面的机会，但也已经为时过晚，所以外相最终没有会见大使。但是在今天来看，即便是政府的态度已经决定，到开战之日为止，作为外相而言，回避与外国使臣的会谈是不应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外相爱德华·格雷将与德法两国大使之间的谈判和交涉一直坚持到了开战前的最后一刻。外务当局者应当将这种事例时刻牢记在心头。

当时牧野的意见想必给东乡外相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作为终战时期的内阁外相，同样也是东乡，为了辅佐铃木首相收拾事态、准备结束战争，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我相信，这是东乡怀着对开战负有的责任感，作为终战时期的外相竭尽全力为收拾时局作出了努力。

作出终战决断的巨大功绩

内阁在讨论是否应该接受波茨坦公告时，铃木首相和米内海军大臣、东乡外务大臣认为应当接受，但以陆军大臣为首的其他人则主张哪怕在本土进行交战也不应当接受。因各方的意见未能达成一致，铃木首相最终决定将阁议提请至御前会议，请求天皇陛下的圣断。陛下的命令一下，这才终于看到了战争的结束。

东乡是个寡言少语、脸无表情、态度冷淡的人，现在回想起最后那次内阁会议时外相的神情，对他有了一些理解。为结束战争所做的促进工作，防止了战祸的进一步扩大，在今日来看其因果是显而易见的，而当时能够走到结束战争的那一步，尽管主要是铃木总理的决断，但东乡外相和米内海军大臣对总理的辅佐也绝对是功不可没的。

此外，战争结束后，海陆军服从天皇陛下的命令，在不伤一兵、不发一枪的状态下迎接了占领军，并完成了军人复员的工作，军队当局付出的苦心和努力也是可以想象的。米内海军大臣、下村陆军大臣、上月复员局次长以及负责海外几百万军队安全撤回的今村均大将等人的功绩将永远留在国民的记忆之中。

[1]埃德温·赖肖尔（Edwin Reischauer，1910—1990），美国历史学家、外交家、日本问题专家。出生于日本，其父是赴日传教的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东京女子大学创立者奥古斯特·赖肖尔。17岁回美国，1932年取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33—1938年获得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赴法国、日本、中国等地进行语言和历史研究，1939年因研究日本天台宗三祖圆仁法师所著的佛教史传《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取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其后在哈佛大学任教，并与美国汉学家费正清一起开设东亚文明课程。1942—1945年在美国陆军部工作。二战后任职于国务院远东司。1961年出任美国驻日本大使，在任期间日美关系出现了战后最好的蜜月期。1966年辞任后回哈佛大学，开设日本语言和日本史课程。1973年创办哈佛大学日本研究所。为纪念其功绩，1985年该所更名为“埃德温·赖肖尔日本研究所”。其妻为日本明治时期的首相松方正义的孙女。

[2]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无条件投降后致力于经济开发，取得经济繁荣。

[3]即：《日美友好通商条约》，这是继《日美亲善条约》之后，日本同美国缔结的第一个承认贸易自由和通商开国的条约。1858年7月，由美国首任驻日总领事汤森·哈里斯（Townsend Harris）与江户幕府代表于停留在江户湾内的美国军舰“波瓦坦号”上签订。1860年在华盛顿互换批准书。

[4]马休·佩里（Matthew Perry，1794—1858），美国海军将领，因率领黑船打开锁国时期的日本国门而闻名于世。1854年，他与日本签署了《日美亲善条约》。

[5]1863年，伊藤博文、山尾庸三、井上胜、井上馨、远藤谨助等五人受长州藩政府秘密派遣前往英国留学。他们此后支持开国和富国强兵论，积极参与倒幕维新运动，并在明治新政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6]指发生在明治十年（1877年）2月至9月间的西南战争。这是明治新政府平定以西乡隆盛为代表的鹿儿岛士族叛乱的一次著名战役，因鹿儿岛地处日本西南，故称之为“西南战争”。

[7]1912年。

[8]日本近代的最高法院，设立于明治初期。

[9]1872年至1885年。

[10]欧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1853—1908），美国著名东洋美术史学家、哲学家和诗歌理论家。1878年（明治十一年）到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同时研究日本美术，协助创办东京美术学校。1890年归国后担任波士顿美术馆东洋部长，继续向世界介绍日本文化及日本美术。著有《东洋美术史纲》等。

[11]亨利·丹尼森（Henry Denison，1846—1914），美国人，日本外交部顾问。1869年到日本，担任横滨美国领事馆裁判所法官，后成为副领事。1880年进入日本外务省担任“万国公法副顾问”，曾为中日《马关条约》、日俄《朴次茅斯和约》出谋划策。1914年在日本去世。

[12]即中日甲午战争。

[13]涩泽荣一（1840—1931），日本明治和大正时期的大实业家，一生创办了500多家企业，被称为“日本企业之父”。他将《论语》作为第一经营哲学，他的著作《论语与算盘》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既讲精打细算赚钱之术，也讲儒家的忠恕之道。

[14]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美国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

[15]又译《民约论》。

[16]山县有朋（1838—1922），原名山县狂介。日本幕府末期和明治、大正时期的军事家、政治家，两届首相，日本近代陆军的奠基人。

[17]大致为现在的鹿儿岛县、山口县、高知县和佐贺县。其参与明治维新的主要人物被称为明治的元老或元勋。

[18]即：教育敕语，是山县有朋内阁的内阁法制局长官井上毅等人负责起草，1890年10月由明治天皇颁布的训谕。其中主要阐明了日本“国体之精华”乃忠孝二字，国家道德之本就是教育之本，同时指出“孝、友、和、信、恭俭、博爱、学习、成德、公益世务、重宪遵法”等十大德行是“德育”的主要内容，德育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义勇奉公的忠良臣民。教育敕语颁布后便成为明治维新后日本近代教育的主轴。1948年被废除。

[19]乃木希典（1849—1912），日本陆军大将。1912年明治天皇病逝后，同其妻剖腹殉节，成为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典型代表。

[20]本乡，现属东京都文京区。当时是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所在地。

[21]原敬（1856—1921），日本第19任首相，也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平民宰相”，但是在任内被暗杀。

[22]即威尔逊总统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提出的“海洋自由”、“取消关税”、“限制军备”、“民族自决”等十四点原则。

[23]今俄罗斯远东联邦管区辖下的滨海边疆区，与中国黑龙江省及朝鲜接壤。该地区在历史上与中国有密切的关系，清代属于吉林省辖地。1860年中俄签订《中俄北京条约》时划归俄国所有。

[24]币原喜重郎（1872—1951），日本第44任首相，外交家。生于大阪地主家庭，三菱财阀岩崎弥太郎之四女婿。帝国大学法科毕业后进入外务省，在仁川、伦敦、比利时、釜山等领事馆工作后，出任驻美、驻英大使馆参事及驻荷公使。1915年起任第二次大隈重信内阁、寺内正毅内阁、原敬内阁的外务次官，其间曾任驻美大使、华盛顿会议日方全权代表。1924年起任加藤高明、若礼次郎、浜口雄幸等内阁的外相，历经五次内阁变更、故有“币原时代”之称。因其主张同英美协调，“尊重”中国的合理要求，与军部的军扩自主路线“田中外交”对立，被称为“软弱外交”。1945年10月9日组阁，任内按二战同盟国盟军总司令部指令，实行确保人权的五大改革，给妇女以参政权，鼓励组织工会，改革教育制度，废除秘密警察，实现经济机构的民主化等。发表“天皇人间宣言”，公布金融紧急措施令等，1946年4月总选举后辞职。1949年任众议院议长。第一次吉田茂内阁时任副总理、进步党总裁。著有《外交五十年》。

[25]实际上当时的中国地方军阀对一些日本浪人的胡作非为大多数时候持纵容的态度。

[26]休伯特·赫塞尔·蒂尔特曼（Hubert Hessell Tiltman，1897—1976），英国记者，《大英百科全书》编委。1935—1941年作为英国《每日快报》最初的常驻特派员赴日。任期结束后赴欧洲战线当战地记者。二战后成为驻日联盟军专属记者，兼英国《每日先驱报》、美国《华盛顿邮报》及英国新闻周刊《经济学人》特派员。协助设立日本外国特派员协会。因其对日英两国友好作出的贡献，1959年荣获日本天皇颁发的勲四等瑞宝章，英国政府也授予其英帝国勋章。1961年离日回国。1976年再度赴日时在船上去世。著有《满洲—亚洲之战场》（Manchuria：the cockpit of Asia）（1932）、《远东临近》（THE FAR EAST COMES NEARER）（1937）、《日本复兴的条件》（1948）、《英国著名记者亲历的日本的战争、占领和复兴：1935—1965》（复刻版，2016）。

[27]指日本。

[28]LST是指两栖坦克登陆舰。

[29]指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

[30]东畑精一（1899—1983），日本的农业经济学者、农学博士、东京大学教授。曾留学美国和德国，二战后任农业综合研究所所长、亚洲经济研究所所长、税制调查会会长等许多调查研究机构和政策委员会的要职，在多方面对战后的日本社会影响巨大。

[31]石，日本的容积单位，通常用来量米。日本的1石米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50公斤米。

[32]日本国营铁道公司。

[33]法律条文中“但”或“但是”以下的部分，指出本条文的例外或限制。

[34]町步是日本的一种面积单位，1町步=9917平方米，约等于1公顷。

[35]中间赔偿是指二战结束后，由1945年11月进驻日本的美国赔偿调查团实施的最初的日本战争赔偿政策。这是一种用日本国内军用工厂的机器设备等进行战争赔偿的实物赔偿方式，兼有解除日本产业武装的作用。因这种赔偿并非此后的和平条约中规定的最终赔偿，故被称为“中间赔偿”。至1950年5月为止，占领军共从日本拆撤出四万三千九百多台机器，作为“中间赔偿”分给中国（54.1%）、荷兰（11.5%）、菲律宾（19%）和英国（15.4%）。

[36]约瑟夫·道奇（1890—1964），占领军经济顾问、底特律银行董事长。美国帮助包括战败国德、日在内的相关国家的经济复兴，先在欧洲实施了“马歇尔计划”（1947—1951），接着又在日本推行了“道奇计划”（1949—1951）。为此，道奇于1949年2月赴日，具体实施计划。

[37]设立于1947年1月，由政府拨款和发行特别债券，为特定部门提供普通金融机构无法提供的非凡金融。复兴金融金库的贷款主要对象是煤炭、钢铁、电力等重点行业。复兴金融金库于1951年解散，其职能由日本开发银行继承。

[38]《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是非法的、无效的，该和约的声明中国也没有承认。

[39]即卢沟桥事变。

[40]即太平洋战争。

[41]1949年，国民政府垮台，国民党退踞台湾，此处及以下对此表述仅作加引号处理，是为了客观反映作者立场，请读者鉴别。

[42]当时，台湾当局自称“代表”全中国。

[43]中国事变即卢沟桥事变，实际上是九一八事变后即是交战状态，但国民党政府1949年垮台，后台湾当局非法占有联合国席位。

[44]数量景气是指在物价并不上涨的情况下，只是由于交易额的增加而使企业增加收益的现象。与此相对，因价格上涨带来交易额的增加而使企业增收的现象则被称为价格景气。

[45]1960年12月池田内阁推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最重要的经济计划。通过充实社会资本、提升产业结构、推动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提高国民能力及振兴科学技术、缓和现代产业与传统产业并存的矛盾，保证社会安定等措施，使国民生产总值及国民收入在1961—1970年的10年中增加一倍，实现充分就业和贸易自由化，跨入先进国家行列。计划发表时曾引起争论，许多人怀疑其实现的可能性，但事实上计划目标在1967年就提前完成。

[46]随忆录是1955年7月26日—8月4日及8月29日—9月20日，吉田茂在《时事新报》晚报上刊登的连载。

[47]东久迩宫稔彦王（1887—1990），昭和天皇的叔叔，陆军大将，日本唯一的皇族首相，也是世界上在位期间最短的首相。1920年—1926年留学法国，1922年毕业于法国陆军大学。曾作为第二军司令官驻守华北，后成为日本本土防卫军总司令。1945年8月17日就任第43任内阁总理大臣，10月15日内阁总辞职。在短短54天的任期内，迅速平稳地解除了700万日本海陆军的武装。同时还完成了对旧政府的改造，提出把一亿“玉碎”的口号改成一亿总忏悔，迎接美军进驻以及签订投降书等工作。

[48]约瑟夫·季南（Joseph Keenan，1888—1954），美国政治家、律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兼盟军总部国际检察局局长。

[49]位于神奈川县南部的湘南地区，从明治中期起至昭和初期，日本许多政财界要人，如山县有朋、西园寺公望、伊藤博文、大隈重信、陆奥宗光、岩崎弥之助、安田善次郎、吉田茂等都在此建立宅邸或别墅。吉田茂晚年在大矶隐居，但仍对政界具有影响力，故“大矶”也成为吉田茂的代名词，国内外要人依旧纷至沓来。吉田茂去世后，1979年的日美首脑会议就在大矶吉田茂旧宅举行。2009年旧宅因火灾烧毁，后重建，2017年4月作为大矶乡土资料馆别馆对公众开放。

[50]近卫文麿（Konoe Fumimaro，1891—1945），五摄家（门庭仅次于天皇家的日本豪族家庭）之一近卫氏的第30代当主，后阳成天皇第12世孙。公爵，贵族院议长、日本第34、38、39任首相。1945年12月因被指控为战犯服毒自杀。

[51]牧野伸显（Makino Nobuaki，1861—1949），鹿儿岛人，明治维新功臣大久保利通之子。政治家，外交官。历任外务大臣、内大臣、枢密顾问官等要职，是大正、昭和两朝重臣，从一位勋一等伯爵。巴黎和会全权委员。二战前日本政界“亲英美”派首领，因主张国际协调论、拥护立宪政治而被军部及民间革新派视为“君侧之奸”，二·二六事件时作为“亲英美”的代表被袭击。

[52]指奏折。

[53]原指日本明治、大正时期，寄宿在他人家里，帮助打杂以减轻生活负担的学生。在世界经济危机时代后，不仅指学生，还包括一些寄宿在政治家或作家家里打杂或学徒的人。

[54]此后担任吉田内阁的法务总裁。——原注

[55]豪斯上校（1858—1938），著名的美国军人兼外交官，也是自认兼公认的威尔逊总统的心腹好友。——原注

[56]地名，位于神奈川县。

[57]1932年至1933年的世界周游。当时的外务大臣是内田康哉，外务次官是重光葵。——原注

[58]开战当时的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1954年7月23日去世，享年83岁。——原注

[59]重光葵在“昭和的动乱”中写道：“美国在回复中要求我们将所有的都恢复到‘满洲事变’之前的状态去，总统和国务卿都没有想到日本不仅不想接受……”原内府的木户幸一在东京审判中作的证言中也说道：“11月26日，我们接到了美国的最终答复……”——原注

[60]牧野伸显是大久保之子。和东乡茂德一样，都是鹿儿岛人。——原注

[61]日本祝祭日中四大节（纪元节、四方节、天长节、明治节）之一，纪念日本建国之日（即《日本书纪》中神武天皇即位之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修改宪法，纪元节被废除。1966年以“建国纪念日”之名重新设立，日期定于新历2月11日，为日本法定假日。

[62]原为入泽家族在东京郊外的别墅，1930年代为近卫文麿所购，近卫后人居住至今。入泽达吉（1860—1938），日本著名内科医学专家，曾于1920年代作为日本特使访华。

[63]当时近卫文麿作为东久迩内阁的辅佐官，属于内阁成员。——原注

[64]地名。

[65]原陆军中将小畑敏四郎。——原注

[66]蜂须贺正氏侯爵。有名的哺乳动物及小鸟的研究家。——原注

[67]是指旧时日本宫廷中服侍天皇的官吏。

[68]理查德·克伦斯·萨瑟兰（Richard Kerens Sutherland，1893—1966）美国陆军参谋长。

[69]考特尼·惠特尼（Courtney Whitney，1897—1969），律师、法学博士，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美国陆军将官。战后任占领军司令部民政局局长，作为宪法草案制订会议的责任者，指挥修订了日本宪法草案。

[70]阿尔比恩（Albion），不列颠岛古称。

[71]“八纮一宇”是当时日军宣扬大东亚战争“正当性”的用语，意为“天下一家”。最早由日本第一任天皇——神武天皇提出，旨在树立天皇的宗教权威。

[72]1945年，苏联在打败德国法西斯后，根据《雅尔塔协议》，于8月8日对日宣战，8月9日出兵中国东北。

[73]由于吉田茂本人的立场和当时冷战的国际环境，造成他对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和中国有些错误描述和偏见。

[74]第四点计划（Point Four Program），美国全球战略的一部分，也称“技术援助落后地区计划”。

[75]移民公司：作为移民借款的接受机关而成立的半官半民的海外移住振兴株式会社。总裁是田中铁三郎。近期内就将成立。——原注

[76]实际上，当时在冷战的环境下，是美国持侵略态势，我国维护主权的行动常常反被歪曲。

[77]移民借款：吉田外游时带回来的“礼物”：五年期借款1500万美元。贷方为花旗等三家银行。——原注

[78]阿尔弗雷德·米尔纳（1854—1925），英国人，曾担任埃及财政顾问、南非高级专员、劳合·乔治内阁的陆军大臣和殖民大臣。——原注

[79]明治十二年建立的半官半民的银行，占领后被封闭。但此后作为一个纯民间的外汇银行，在继承横滨正金银行原有的人员和国内资产的基础上，1947年1月成立了东京银行。——原注

[80]此后成为日本邮船会社。——原注

[81]日本轻金属和加拿大的铝业公司的资本合作虽已进入备忘录阶段，但最终未被批准。此案件因缝纫机行业（PINE、胜家）、玻璃纤维行业（旭硝子和欧文斯科宁公司）、石板行业（小野水泥和Johns-Manville Corporation）的反对意见而夭折。——原注

[82]明治的元老松方正义的三儿子，当时任川崎造船所（现川崎重工的前身）的总裁。——原注

[83]绘画作品约三百件，雕塑作品约七十件。——原注

[84]以国库、东京都、民间三方合作的方式募集资金三亿五千万日元，在上野公园建设国立西洋美术馆，1955年10月，法国的设计者计划来日。——原注

[85]即伦敦海军军备会议。

[86]最近又出现了减少。

[87]自行车。

[88]陆军大将元帅寺内正毅，担任朝鲜总督以后出任内阁总理大臣。大正八年去世。太平洋战争中担任南方军总司令的寺内寿一元帅是其长子。——原注

[89]即1910年8月29日至1945年8月15日间，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接受日本殖民统治的时期。

[90]日本城堡中最外围的出入口。

[91]日本城堡中最重要的中心部分。

[92]伯爵山本权兵卫。海军大将，两次组阁。是日本海军的权威。1933年去世。——原注

[93]原敬。三代政友会总裁。一九一八年第一个以平民身份组阁的人。1921年在东京车站被暗杀。——原注

[94]大久保利通。明治维新的元勋，新政府的内务卿。1878年5月14日在麹町纪尾井町的清水谷公园内被岛田一郎等人暗杀。——原注

[95]又称纪尾井坂之变。1878年5月14日，时任内务卿的大久保利通在东京府麹町区纪尾井坂的清水谷被自由民权派的征韩党士族袭击身亡。

[96]伊藤博文。曾任日本首相，开设国会，制订明治宪法，是政友会的首任总裁。1909年10月26日，在哈尔滨车站被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击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