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决策困难的研究现状

2.1职业决策困难的国外相关研究

职业决策困难概念与职业决策问卷的问世后，Gati，Krausz 和　Osipow 等人首先提出两个概念：“最好的决策”就是能够助人实现目标的决策，“最完美的职业决策者”就是能直觉到做决策的需要，愿意做决策，并且能够做出正确决策的个体。随后确定了“个体职业决策困难”的两种形式：一是阻止个体做出决策，二是使个体无法做出理想决策。他们认为职业决策困难贯穿于个体职业选择的整个过程。并根据 Osipow 和 Gati （1996）提出的模型，将职业决策困难的三个维度分为十个方面：1、缺乏准备：缺乏动机 、犹豫不决 、错误的信念；2、缺乏信息：缺乏决策过程的信息、缺乏自我的信息、缺乏职业的信息、缺乏获得信息的方式；3、不一致的信息：不可靠的信息、内部冲突、外部冲突。

Lopez和Andrews（1987）提出职业决策困难家庭系统观点（family　systems　perspective），众多学者便把焦点放在了家庭互动对职业决策困难影响上，其中，心理分离、父母依恋和父母支持得到了研究者较多关注。Mau（2001）也通过研究发现个体在做职业决策时会更多强调家庭愿望的个体会比其他个体报告更多的困难。

在职业心理学中也有其他关于职业决策的研究，职业决策未定向和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为重要概念。Crites（1969）把职业决策未定向定义为个人没有选出或没有决定未来将从事何种职业活动，对未来职业目标或方向处于没有确定的状态。职业自我效能是自我效能在职业领域的具体应用，正式提出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概念的是Taylor和Betz，他们将其定义为：决策者在进行职业决策过程中对自己完成各项任务所必需的能力的自我评估或信心。Taylor和Betz于1983年合作编制了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量表（CDMSE），该量表由五个维度构成，分别为：准确的自我评价、收集职业信息、挑选目标、制定规划、问题解决的自我效能。(https://www.daowen.com)

2.2职业决策困难的国内相关研究

现在国内对职业决策困难的研究主要集中两方面：一是在问卷的验证和修改上，二是在干预研究上。

在问卷的验证和修改上：刘长江，郝芳，李纾等人使用聚类分析的方法检验了生涯决策困难问卷对我国大学生群体的适用性。杜睿和龙立荣（2006）对CDDQ进行了修改，并在大学生群体中试用。目前国内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分析和研究工具的修订上，一般采用文献梳理和问卷调查法（主要采用自编问卷和改编问卷）对其进行研究和测试。彭永新、龙立荣（2001）在Betz和Taylor的《职业生涯决策自我效能感量表》的基础上，以大学生为施测对象，编制了大学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量表（CDMSE-R）。该量表由39个项目构成，共分为五个维度。研究结果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和辨别信度。

在干预研究方面，对职业决策困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职业决策困难的人口学因素。研究发现性别、年级、家庭收入状况等人口学因素在职业决策困难上存在差异。其中，女生的职业决策困难程度高于男生；本科生比硕士毕业生感受更多的困难；工作经验、家庭收入等因素影响着大学生的职业决策困难程度。二是职业决策困难与其他相关因素的研究。研究发现，职业决策困难与自我概念、决策效能感、学业表现、职业适应性等因素有密切的相关性。三是职业决策困难的干预研究。职业决策困难的干预研究关注点多是实际的操作和技术上的问题。在干预方式上，多采用团体辅导的方法。左丹（2009）沈雪萍（2005）先后采用了团体辅导对大学生职业决策困难进行了干预，认为团体辅导对职业决策困难的干预效果良好，能够提高大学生职业生涯决策技能。并针对职业决策困难的十个方面提出采取不同的干预方式：对于“缺乏动机”、“犹豫不决”、“不合理的信念”、“不可靠的信息”、“内部冲突”、“外部冲突”，可采用个别咨询为主、团体辅导为辅的干预方式；对于“缺乏决策过程的知识”、“缺乏自我的信息”，可采用团体辅导为主、课程为辅的干预方式，同时配合外在的技术支持（如心理测评技术）：对于“缺乏职业的信息”、“缺乏获得信息方式的信息”，可采用外在的信息支持系统为主（如计算机职业信息系统）、课程为辅的干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