怅寥廓
两年公安工作，让我多少了解了机关事务，也就是所谓体制运行状态及其规律，从而也有助于后来的求学问道，知人论世。同时，也让我对公检法体系有了一点直观认识，并形成持续至今的感情。虽然公安队伍难免败类，警匪勾结也时有耳闻，但我相信人民公安与人民军队一样，始终都是党和国家的铜墙铁壁，各族人民的忠诚卫士，人民警察爱人民、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基因、传统与宗旨延续至今。1984年，政治部领导同意我工作调动的申请时，我们处长又交代我一件重要工作，起草一份全疆系统的严打材料。也是为了报答领导的慷慨大度，并给自己的公安生涯画上圆满句号，我熬了几天几夜，把材料交到处长手中，其中既有公安干警打击犯罪，捍卫人民生命财产的情况，也有部分人员违法乱纪的案例。
两年期间，我曾系统自学了一套警校通用教材，一共八部，从刑侦治安到劳改劳教，对公安部门及其职责有了比较全面了解。劳教是劳动教养的简称，1957年由周恩来总理颁布实施，直到新世纪初“孙志刚案件”而终止。劳改则是劳动改造，也于2013年废止。劳改劳教都是针对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罚，初衷在于通过劳动改造人。这也同共产党、共和国再造新人的宗旨一脉相承。也就是说，打击违法犯罪不是目的，剥夺罪犯自由甚至生命更不是目的，目的是改造人，从而再造新社会的新人新思想，而劳动被视为关键环节。在新中国、新社会与新道德看来，人民大众与剥削阶级的区别，也在于劳动。所以，劳动属于当年从领袖到群众的自觉追求与高尚行为，并非仅仅针对“坏人坏事”。1958年，义务参加北京十三陵水库修建的工、农、商、学、兵达40余万人，5月25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前往十三陵水库，参加挑土、运石更是广为人知。毛泽东还反复强调干部参加劳动，视之为保持本色与初心，防止蜕化与变质的唯一途径。当年，一大批知识分子也广泛参加劳动，或主动，或被动，精神状态往往为之一变。如历史学家、云南大学教授李埏，即李伯重教授之父，五十年代就说过：
我在云南农村劳动整整一年，当时云大分批参加劳动，一去就是一年，主要是讲师以上的教授。我是第二批去的。除了春节回来一次，其他时间不能回家。劳动锻炼对我倒也是好事，以前我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嗨，不到两个月，我就能和生产队里的强劳动力一样劳动。劳动对我很有好处，一年到头，我跟农民同吃同住。以前我不知道农业生产是怎么回事，通过劳动了解了。另外一个好处是，我到大凉山两个月，在那里跟翻身奴隶一起劳动，收益很大。
朱镕基在候选上海市长的演讲里谈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在国家计委农场劳动了五年，这五年对我是极大的教育”。（《朱镕基讲话实录》）我动阑尾手术，还同一次劳动记忆相联系。有一年为了迎接国庆节，公安厅各科室组织大扫除，下午擦玻璃时，感到腹部隐隐作痛，回家后越来越疼，半夜实在忍受不住了，就去了医院，一诊断是急性阑尾炎，当即动手术。“七七级”学长、重庆市作协原主席黄济人，在修订再版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沙场：国民党将领大陆新生始末》（完全本）一书中，有一段动情文字也言及劳动：
怀揣着特赦证，拥有了公民权，邱行湘就这样走出了人生阴影，看见了生活的阳光。七天后的那个下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了十一位获赦人员，除了来自抚顺战犯管理所的那位三十五年前的清末皇帝，便是来自北京战犯管理所的这十位十年前的国民党将军了。周恩来慈眉善目地望着大家，语重心长地讲完事后被获赦人员称为“四训”的爱国主义观点、阶级观点、群众观点以及劳动观点后，便和颜悦色地逐一问起他们的志向来。
爱新觉罗·溥仪说，他想在植物园当园丁，因为他对果树嫁接颇感兴趣；杜聿明说，他想当木匠，功德林的好些桌椅都是他维修的；杨伯涛说，他想当农民，从小在农村长大，犁田插秧收谷割麦，样样在行；邱行湘说，他想当工人，最好是搬运工，肩宽体壮，有使不完的力气……
周恩来笑了：“你们的志向都很好，从自身的情况出发，非常实际。不过，我还有一个更加实际的想法，那就是你们都是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你们有义务也有责任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要知道，历史并不是胜利者写的，更不是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由正面和背面组成，没有正面就没有背面，反过来，没有背面也就没有正面。这，我想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是邱行湘在记录这段讲话时所作的眉批。共产党人的胸襟，让他心悦诚服；共产党人的高远，让他感佩不已……
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共产党、共和国的宏图远虑在于人心，埋葬旧中国离不开人心，建设新中国也寄托于人心，对违法犯罪同样属意于人心及其感化，希望通过劳改劳教，再造新人。
为此，公检法系统曾有专门的劳改劳教部门，公安厅自有相应处室。1983年夏秋时节，劳改劳教处的处长带人去伊犁调研，同时巡查工作，不知为什么要求政治部也派人参加，此事落在我身上。我们一行四人，乘一辆军用吉普，从乌鲁木齐一路西去，经玛纳斯、奎屯、精河、乌苏、赛里木湖、果子沟到达伊犁河谷，再从伊犁首府伊宁市掉头东去，先后到特克斯县、巩留县、新源县，来去约个把月。现在回想，此行真是难得的“社会实践”机会，可惜我当年不省事，不珍惜，人虽同行而心不在焉。直到若干年后，才意识到这一行程的价值。且不说一路上可歌可泣、可咏可叹的人文历史，也不说现实中同样丰富多彩、引人入胜的风土人情，仅仅新边塞诗人周涛的散文名篇，就有几多令人心驰神往的美妙抒写，如《过河》、《伊犁秋天的札记》等。《伊犁秋天的札记》堪称当代散文的鸿篇巨制，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写尽寥廓江天万里霜。
文中对赛里木湖的歌咏，曲尽其妙，如诗如画，比诗自由洒脱，又比画耐人寻味。不是亲历赛里木湖，恐怕难以体会文中一咏三叹的神韵。作者犹如一位游吟诗人，轻轻拨动马头琴吟唱《江格尔》的游牧歌手，自弹自唱诉说着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尤其引出赛里木湖的一段文字，仿佛在随意絮叨，不知不觉不经意间，就把人带到了赛里木湖畔。那种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的一惊一乍之感，正如我第一次见到赛里木湖的情形。那天，在吉普车中一路颠簸，昏昏沉沉，又热又困之际，峰回路转眼前突然展开一片水天相接的浩大水面，天空一般湛蓝、宁静，深沉莫测，而水面上又倒映着神话一般空灵的蓝天白云。在伊犁河谷的巩乃斯草原，我还第一次见识了一望无际、漫山遍野、美得令人心醉的大草原，远眺犹如绿茸茸的精致地毯。后来读到周涛寥寥千把字的《过河》，更体会游牧民族骨子里的英雄豪情，文中那位哈萨克老奶奶相信每个读者都过目难忘。
少年时，曾随来家的军人老乡，坐军用吉普进了乌鲁木齐南山的军营，车程不过百十公里。而伊犁之行，来回差不多四五千里。当年，除了高级干部厅局级配小轿车，最好也最通用的小车就属军用吉普了。我在正阳县上山下乡时，县里唯一的座驾就是县委书记的军用吉普。我们去伊犁也是吉普。那时路况同今天相去甚远，有些路段还坑坑洼洼、修修补补，不得不走走停停。更难受的是，吉普车虽然算是当年“高档车”，但既没有空调又四面透气，一路尘土飞扬，常常弄得满面灰尘，一身臭汗。开车的小伙子当过兵，身材高大挺拔。他说，在厅里上班时，每天下班，先到地摊上吃二十串羊肉串，再回家吃饭。新疆羊肉串同内地不是一个量级，内地羊肉串如果是羊，那么新疆羊肉串就是牛。一顿饭只吃新疆羊肉串的话，年轻时我最多也只能吃十串。而这位小伙子不仅饭前二十串，而且天天如此，若非当面听说，怎不怀疑大话。这是路上闲聊时，他当着大家的面说的，包括带队的处长。坊间形容京城官员，有部级干部一礼堂、局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操场之说。在省城，处级干部还是颇有权威的。看五六十年代的反特影片，出场的多是“科长”。至于省城以下，省里下来的处长就更受尊崇了。我们这一路上，各地职能部门自不用说，地方机关得知也很重视，故我们跟着处长好吃好喝好招待，在伊犁河谷更是逍遥自在。
伊犁河谷在全疆地理中，属于一个独立闭合的单元，由于得天独厚的天然条件，形成两山夹一水的地形地貌，使得河谷内外犹如两重天地。外面是干燥、荒凉、单调的戈壁滩，人烟稀少，除了兵团团场与绿洲。而伊犁河谷则是另一番景象，鲜花盛开，绿茵遍野，气候温润，人烟辐辏，一派生机勃勃。从伊宁市到新源县，一路走来正如周涛描绘的：
在广阔的草原上驱车奔驰，那是一桩最没有压迫感的事情。特别是当草色还没有完全憔悴，特别是当起伏的低岗下、道路旁、屋舍外出人意料地长满了茂盛的树木，特别是车子绕过了一座矮矮的山岗，出现一大片坦荡美丽的河谷，特别是在这片河谷里躺着一条无声蜿蜒的河流——伊犁河。
六十年代，天下皆知的大右派王蒙来到伊犁，下放劳动，把美好的青春岁月留在伊犁，并写入美丽迷人的作品中。原先以为，右派等另册人物都像伤痕文学的描写，栖栖遑遑，可怜兮兮，人不人，鬼不鬼，度日如年。看了《王蒙自传》，发现这个数一数二的大右派，当年日子远非如此。虽然有压抑，有痛苦，有身不由己的无奈，但更有发自内心的、同任何人并无不同的轻松愉悦。如果不了解实情而想当然的话，可能以为王蒙去新疆是被“发配”的，而事实上他是自愿的（且不说成千上万的兵团战士、支边青年都是自愿而非“发配”到新疆）。他先在乌鲁木齐，后来又去伊犁，在伊宁市郊区任一个生产大队的副职，不仅与各族群众打成一片，而且学会了维吾尔语，掌握了维吾尔文。这段美好的人生经历，先被他写入八十年代的系列小说“在伊犁”，一组妙趣横生的人民文学，后在2013年的茅盾文学奖作品《这边风景》中得到集中展现。
事实上，《这边风景》创作完成于七十年代中期，准备发表时适逢七八十年代的思潮翻涌，怎么修改也赶不上时代节奏，加上作者时来运转，佳作联篇，后来索性放弃了，久而久之竟然也淡忘了。直到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结束之际，孩子们打扫房间，在某个角落偶然发现一摞积满尘土的手稿，打开一看，兴味盎然。王蒙看了，果然不错，略加修订投寄出去，不仅很快出版，而且不久又获得王蒙迄今唯一的中国文学最高奖。无论《在伊犁》系列，还是《这边风景》，均以六七十年代伊犁地区少数民族生活为素材，既表现了维吾尔族人民天真活泼的自然天性，又展现了各民族人民团结友爱，共同奋斗，建设社会主义的昂扬意气。看看书中一段对话，也可略知大概。这段惟妙惟肖的对话，洋溢着浓郁的边疆风味与生活气息，令人忍俊不禁：(https://www.daowen.com)
“肃静！”
“今年的麦收要突出政治！你们听明白没有？收麦子要突出政治。收麦子收得好不好是政治，明白吗？你们到底有没有这个觉悟？气死我啦！”穆萨语出惊人，大家一怔。“主要是三个人，我们必须记住：一个是白求恩，加拿大共产党员；一个是老愚公，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还有一个就是跃进公社爱国大队七生产队队长你大哥我穆萨……”
大家终于听明白了，于是一片哄笑，一致有节奏地高呼：“泡！泡！泡！”（吹牛！）
2020年 ，学者田延在纪念汪曾祺诞辰一百周年的一篇文章中，对汪曾祺“下放”生涯与文字风格所作的分析，也同样适用于王蒙：
“下放”在规训知识分子主体的同时，确实推动了他们的自我革新，弱化了他们自古以来对“文人士大夫”的自我认同，使他们和老百姓有了密切的接触。倘若没有这样一个锻炼的过程，没有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学习群众生产生活经验的经历，汪曾祺的笔触恐怕也就不会在1980年代之后变得如此及物、如此具体，他对经验材料的处理手法恐怕也就不会如此娴熟，处处渗透出生活的气息。（《〈异秉〉的重写与汪曾祺的“前三十年”的文化经验》）
其实，历朝历代不乏类似情况，一些文人雅士早年锦衣玉食，吟风弄月，后经离乱，境遇大变，备尝人生疾苦，体味人世沧桑，从而诗风文风为之一变，沉郁顿挫，慷慨深沉。所以，一生行走大地，执念田野做学问的费孝通，很鄙视《南渡北归》、《无问西东》一类民国范儿，他与朱学勤等对谈时，就不客气地说道：
●您那一代知识分子评价不高，认为他们都是很浮夸，不脚踏实地。
费：不是浮夸，是庸俗。不可能靠这批人。
●这可能跟费先生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有关系。总是脚踏实地，经常要走出书斋到民间去，看看老百姓真实的生活，是一个贴着地面步行的人。一回到北京、上海，看到那些大学里面的夸夸其谈的教授，他们讲的根本不是中国，是另外一个中国。又觉得他们争名争利，所以您会说他们庸俗？
费：要靠这些人，中国起来，不行。所以寄希望于毛泽东。
对旧知识分子，我一直看不起。在我眼中，真正好的没有几个，好的知识分子，有点学问的，像冯友兰、金岳霖、曾昭抡这批人，我是欣赏的。自然科学里也有点好的，可是也不是好在哪里，叫他们来治国、平天下，又不行。
●您也是这个看法？我也是这么认为。我觉得二三十年代就这么几个知识分子是好人，其他人都不行。
费：都没有本领。在外国没有学到东西，回来骗人哪。
看到王蒙的伊犁小说，我也自然联想到伊犁之行的见闻，特别是一家一户的小院，更是感到亲切。这种小院，不同于北京四合院，也有别于南方庭院，处处带有典型的新疆风情。四合院的院墙用土坯垒成，两扇小门，一人高大，相对开合。院里的曲廊上爬满葡萄藤，主体建筑高出地面半人或一人，房屋前后左右栽种着疏密相间的树木、向日葵。伊犁期间，除了公干，去的多是这种独门独户的小院，安宁、祥和，时间也好像停止了。最后一站是伊犁河谷东端的新源县，躺在绿草茵茵、清风习习的山坡上，仰望高天流云，远眺满目青山，在鸟语花香中昏昏沉醉了。
1995年暑假，拿到人民大学博士生录取通知书后，回家探亲，时隔十二年又一次去了伊犁河谷。这一次，鸟枪换炮了，坐的是大弟弟的帕萨特。大弟弟复员回家后，由于工作业绩突出，单位领导奖励了一台帕萨特，不过不是给本人而是公用。弟弟从小就爱车，现在得到如此宝贝更是喜形于色。为此，他专门去北京，提上新车，一路开回乌鲁木齐。我对车没有概念，宝马宝来混为一谈，奥迪奥拓难分彼此。只因弟弟不断“炫耀”，帕萨特长，帕萨特短，帕萨特就成为我记住的第一个品牌。1995年我就坐着这辆帕萨特，第二次去了伊犁，来回大约一周。一路所见所闻所感，浓缩于一篇《伊犁信步》。2007年，又是暑假，跟着他去了一趟南疆，沿着塔里木盆地周边转了一圈儿，前后十天，留下一篇《南疆腹地漫游记》。前些年，为《新闻爱好者》杂志写过两篇专栏文章《边疆，边疆！》和《新疆达人阿凡提》。承蒙方汉奇先生谬许，称道“边疆”一文：“皋牢百代，盧牟六合，才逸气高，情文并茂。”导师过奖愧不敢当，但文中确实寄寓了我对故园和对各族人民的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