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教处
按照有关规定，我的工龄从上山下乡之日算起，即1976年8月。新清华蒋南翔校长有一句名言，“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如此算来，我也快接近这个目标了。不过，我的工龄虽在1976年，但拿工资的正式工作，则从六年后的公安厅开始。
刚工作时，父亲托人，给我买了一辆上海凤凰自行车，那时自行车还凭票供应，记得是从吐鲁番车站提的货。也许偏爱，那辆凤凰是我之前与之后仅见的香车宝马，样式美丽大方，通体闪闪发光，骑出来光彩照人，觉得一条街都熠熠生辉。调回郑州大学时，别的东西全办托运，唯独这辆宝贝车生怕磕着碰着，便托一位列车员，小心翼翼一路护送。1998年博士毕业后，又随我来到北京，直至2000年。从二十出头到四十出头，这辆凤凰伴我近二十年，每念及此，便想起俄罗斯民歌《三套车》：你看我这匹可怜的老马，他陪我走遍天涯……
在公安厅的两年间，我家也从平房搬入楼房，用上了煤气、暖气，告别了平房院的朴素日子，也远离了其乐融融的邻里关系。杂粮开始退出日常饮食，当时自然是一种丰衣足食的体现，而今看来不尽符合膳食平衡，不过当时的初级目标是吃得饱，而今的高级目标则是吃得好。2014年春节，大弟弟复员回家，我张罗，父母出面，把他的婚事安排妥当，亲上加亲还是平房院的老邻居，青梅竹马的小伙伴。小弟弟正上初中，那时还没有补习班、辅导班、课外班。他上的是一中，乌鲁木齐升学率最高的中学，按照家庭住址，正常升学，没费心思。1988年，考入东北大学，毕业后与女朋友双双落户泉城济南。他们的儿子出生后，让貌似有学问的大伯起名，我就起了小齐一名。一来好念、好认；二来暗合乌鲁木齐、齐鲁之意。恰好我在公安厅时，第一次去了泰山、曲阜、青岛、大明湖。十多年前，父亲母亲从乌鲁木齐移居济南，齐鲁更成为我去的次数最多的省份。因此，这些年来也不断感受泉城的变化，高铁出行更是方便，出北京家门，进济南家门，不过三四个小时。2016年10月，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专业成立三十周年庆典上，我还有幸与李良荣老师一起获得山东师范大学校长颁发的特聘教授证书。
公安厅位于妖魔山麓，火车南站下来不远，2016年去新疆大学开会，又抽空去看看“老东家”。如今门禁森严，只能在高大的铁门外，流连逡巡一番。当年公安厅大门洞开，虽有武警值守，也有门卫值班，但出出进进，人来人往，方便随意。那时，公安厅只有一座五十年代的“丁”字形二层楼，楼里都是地板，带着苏联风味。那时乌鲁木齐的公共建筑，差不多都是这种风格。“丁”字形的一横是主体建筑，正对大门，楼后有小桥流水，通着人家，既无围墙也不设防，随便出入。当然，想来也没有谁随便出入这里，歹人更是避之犹恐不及。
作为国家政权的一大利器，公安系统一直近于准军事化，五十年代更有公安军的建制。古代“廷尉”，也是警方军方并列，所谓“兵狱同制，故称廷尉”（应劭）。《汉书·刑法志》将刑分为五等，第一等是甲兵，也就是兴师征伐，接下来相继为斩首、割刖、髌黥、鞭笞等，所谓“大刑用甲兵……薄刑用鞭扑”。简言之，古代中国，兵刑一体。现在看来，这种理解不仅与马列遥相呼应，即国家机器、阶级专政工具，也更符合历史与现实的人类处境。现代社会，由于文明进步，要求文明执法，也不自觉容易模糊兵刑一体，其致一也的本质。所以，看到美国黑人弗洛伊德被警方锁喉，窒息身亡的镜头，不由义愤填膺。然而，警方的行径，同美国数十年来穷兵黩武，伏尸百万的暴行，又有什么区别呢？按照中国古人的理解，用兵用刑如出一辙，都是维护阶级统治而对反抗者的惩罚与压制，只不过等级不同而已。最低一级的鞭笞不就是锁喉之属吗？而最高一等的甲兵不正是越南战争、两伊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吗？如此看来，仅仅抗议警方“暴力执法”，根本不得要领，因为警方本来就是国家的暴力机器，正如军队本来就是国家的暴力武器一样。美国种族歧视与暴力问题层出不穷，不是因为警方喜欢暴力，警员天性暴虐，而是帝国主义的国家机器性质所决定的。不打碎这个暴力机器，不消灭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制度，只是游行抗议，只是嚷嚷人权、法治、自由，永远不可能指望警方军方“文明进步”的，正如不可能指望日本法西斯、德国希特勒良心发现，慈悲为怀。
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公安制服都延续着毛泽东时代的样式，冬装一身蓝，夏装一身白，同海军制服基本一样，除了帽徽有别：一是五星，一是国徽。夏装的白色制服配上红色领章鲜艳夺目，在公共场合对歹人也是一种“触目惊心”的心理震慑。当年众多作品与宣传品中，公安人员“白衣战士”一直是人民群众的守护神、贴心人，如仲星火主演的喜剧电影《今天我休息》，主人公马天民就是这身制服。我最终来公安厅，也多少因为这套公安制服。2020年国务院决定，2021年起，每年1月10日为“中国人民警察节”。
如同军事部门，准军事化的公安部门也有两大系统，一是业务系统，如刑侦破案、防火防盗、治安巡逻等；一是文职系统，包括各级机关、管理部门等。换言之，不是穿制服的公安人员都带枪，都抓坏人。当然，两个系统也往往相互融通，并非泾渭分明。公安厅同样如此，除了对应业务系统的刑侦、治安、劳改劳教等部门，还有人事、财务、政工等部门，而我所在的政治部更是重要的文职系统。如其他部门都是处级，唯独政治部是副厅级。当时的厅长是老干部，还是自治区常委，“文革”中受过冲击，我只邂逅见过一次，感觉一身豪气，作风强硬。政治部主任很像我们大学中文系的党总支书记，表情严厉，不苟言笑。副主任是“文革”前的大学生，好像是北京政法学院，即如今中国政法大学毕业，温文尔雅，有书卷气，还有华侨背景，挂名全国侨联。我调走后不久，他升政治部主任，继而任公安厅厅长，如今自然早已退休。
我的办公室在政治部下属的宣教处。宣教处负责全疆的宣传教育工作，只有一间大办公室，约三十平方米，加上新来的大学生有六七人，都在一起办公，包括处长。处长与政治部副主任是大学同学，四五十岁的样子，而同政治部主任一样看着很严厉，工作很认真。处长不在的时候，大家言笑晏晏；处长在的时候，大家噤若寒蝉。后来发现，处长为人正派，内心厚道，是个热心人，只是多年公安工作养成一种职业习惯，让人感觉不怒而威。处里还有两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翻译，一位老同志负责维吾尔语，一位小同志负责哈萨克语，亲切友善，待人以诚。维吾尔族与哈萨克族，是新疆数一数二的少数民族，维吾尔语与哈萨克语也成为全疆使用最广的少数民族语言。维吾尔族作为自治区首屈一指的少数民族自不用说，哈萨克族集中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也在全疆各地州市独占鳌头，行政级别为副省级，如同深圳之于广东、青岛之于山东。(https://www.daowen.com)
处里一位女同志兼管图书室。公安厅图书室面向机关人员，每周有固定开放时间，届时往往坐满人。图书室不大，一半放书，一半阅览。七十年代末与八十年代初，全国上下学习风气很浓，希望“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我曾有报考古典文学研究生的念头，没想到小小图书室还藏有一批文史经典，如殷璠的《河岳英灵集》、严羽的《沧浪诗话》、刘熙载的《艺概》、沈德潜的《古诗源》等。宣教处还有一位从自治区警校借调的小伙子，专门开三轮摩托，也是我们唯一的交通工具。那一年，政治部新进两位大学生，另一位女生来自新疆大学，也是“七七级”，长我几岁，自治区某厅领导的千金。后来渐渐感到，作为人所向往的单位，公安厅以及公安部门很不容易进，而开始我还磨磨唧唧，让人觉得不识抬举。“七八级”、“七九级”毕业时，宣教处又进来两位大学生，都是辽宁人，一位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我俩自然颇有共同语言。另一位小伙子很年轻，应该是高中应届毕业上大学。这样一来，办公室气氛一下活跃起来，尤其处长不在时，更是欢声笑语。有一次，我去自治区参加什么培训，好像一周或十天，回来时，年轻小伙与新大女生居然已经喜结连理，让人不免意外，姐弟恋如今习以为常，而当年还很稀罕。
刚到宣教处不久，就参与组织了一次干警培训，其中有两讲文化课程。当时由于恢复公检法系统，从社会上招募了一大批年轻人，基本上都是初高中文化程度，无论专业本领，还是文化素质，都需要提高。此次培训也意在于此。忘了什么缘由，文化课主讲落在我头上，确定的授课内容是古典诗文。我一面忐忑，惴惴不安，一面又有点兴奋，跃跃欲试。没日没夜准备了好几天，然后第一次登台授课。印象中，教室在露天场地，坐了一两百人，包括公安厅的许多年轻人。当时，我没有一点教学经验，凭着一腔热情和热爱，稀里糊涂讲下来。好在各方反映尚好，有一阵子厅里各处室还在议论此事，政治部领导包括我们处长，貌似也挺满意。我由此得到两点触动，一是我不无教书育人的潜质，一是书到用时方恨少，愈发痛切感到大学光阴没有好好珍惜，备课时处处都是漏洞，补不胜补。
当年岁末年终时节，冰天雪地，寒气袭人，我奉命与辽大中文系毕业的同事去石河子，采访一位模范刑警。这是我第一次去石河子。那天下午，我俩乘上一辆长途汽车，晃荡几个小时，天黑到达目的地。一路上，旷野间，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走的时候，我们都穿着统一配发的厚厚冬装，除了棉袄棉裤，还有皮毛大衣、皮毛棉鞋、皮毛手套，浑身上下，全副武装。可车行没有多远，我们已经冻僵了，真切领略了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的诗句：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无可遁逃的煎熬中，只盼着快点到，而等终于到了时，简直快成农夫怀里的蛇了。
作为屯垦戍边的一颗明珠，石河子垦区在新中国历史上光彩夺目。包括石河子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多是一野将士、十万大军，也是父亲的战友，当年听从毛主席、党中央一声号令，脱下军装，拿起镐头，在一处处荒凉的土地上，开垦出一片片沃野良田。他们风餐露宿，艰苦奋斗，吃的是粗陋食物，干的是累人活计，住的是现在人难以想象更不用说入住的地下窝棚。这种窝棚，是在地上挖出一个坑，上面搭上树枝一类“屋顶”，留出一个进出的“门洞”，跟当年我们家属院的防空洞差不多。更令人钦佩而心酸的是，屯垦戍边的兵团将士“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我在清华指导的一位研究生，毕业论文研究新疆生产兵团，为此去过垦区，采访了多位老兵团人，听他们的故事后，这位九零后女生也感动无比，感慨万千。她以及这一代人想不到，新中国曾有这样一代人如此艰苦卓绝、奋发图强，为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做出如此牺牲和奉献。后来，又有一位清华新闻女生就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读了本科、硕士后毅然回到新疆，而且，一头扎入南疆偏远乡村，从基层工作做起。我指导的两位新疆籍清华博士，也都各有建树，包括一位南疆走出来的维吾尔族博士。
石河子垦区就是新中国历史壮丽篇章的一页。这个当年的荒滩戈壁，如今早已是塞上江南，现代都市，物阜民丰，繁荣昌盛。石河子大学这些年又与北京大学形成对口支援关系，国家表彰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孟二冬教授曾在这里支教，劳累过度，英年早逝。五六十年代，一大批上海知青来到石河子，也为屯垦戍边、建设祖国谱写了一曲青春之歌。一年暑假回家，在火车上邂逅一位上海知青，带着几岁的小儿子回上海探亲，那个小家伙一路上成为车厢旅客的开心果，名字也很有意思，读作“两个力”。周总理来石河子视察时，与上海知青在一起开怀笑谈的照片阳光灿烂，春风荡漾。我们入住的宾馆，就是当年总理下榻的地方。
采访模范刑警时，辽大毕业的同事很投入，写稿很积极，晚上加班，乐此不疲，而我早早就哈欠连天，上床睡觉了。初稿出来后，让人更是叹服良久，看似不起眼儿的故事，经他的生花妙笔，顿时变得有滋有味，活灵活现。人比人，气死人。因此，我也认定自己不是好记者的料儿。几年后，一同进宣教处的大学生也差不多各奔东西，辽大同事听说进了《新疆日报》或新疆分社，可谓得其所哉。
在公安厅期间，除了日常工作，还摸过枪、打过靶。当时，“二王”事件正闹得举国关注。这两个王姓兄弟亡命徒，从东北到江南，一路杀人越货，有一回还在列车上，枪杀了一位察觉他们的乘警。那些日子，政治部学习时，往往也会传达有关动态。不过，在公安厅期间，最令我记忆犹新的是玩三轮摩托车。小时候看电影，三轮摩托的追逐枪战，都是最感刺激的场景，车斗上架着机枪，更是觉得威风凛凛，真所谓：少时狂走西复东，银鞍骏马驰如风！
警校借调政治部的小伙子，平时负责开摩托送人、送材料，没事时就在办公室待着，我们有时还一起探讨摩托、交规等话题。他出去公干，有机会我就跟着去，不时过把瘾。如今，无论三轮还是两轮摩托，都得考驾照，而我当年擅开摩托则涉嫌“执法犯法”。年轻时往往如此，任性而为，率性而作。有一次，在市区，我驾着摩托在小巷中穿行，虽然尽可能压着速度，但还是急急如律令。小巷多是少数民族居民，不时有小孩追逐嬉闹，有一瞬间几乎擦着孩子倏忽驶过，我自己也惊一跳。万一闹出车祸，就非同小可了。届时不仅是警民关系问题，更有民族关系问题。某天出城，在郊外人车稀少的大路上，我还把油门儿加到最大，看看到底能跑多快，体验一把“飙车”的感觉。现在想来，名副其实的玩命啊！不仅玩自己的命，也玩他人的命；不仅玩车上同事的命，也玩路上行人的命。唯一自欺欺人的，就是侥幸，侥天之幸，不出意外。当油门儿加到最大时，车轮就像飘起来，车子也如惊涛骇浪里的一叶扁舟，眼见远方的黑点，不旋踵便到跟前。大概由于下乡时玩过拖拉机，后来又玩过摩托车，故花甲之年考驾照，集中一周完成练车时数，便拿到了驾照，场地驾驶与道路驾驶两项成绩还是满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