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博士

厦门会议回来不久，我就晋升了副教授，担任了副系主任。翌年即1994年便着手考博事宜，先报的是复旦，导师宁树藩。张国良老师是副院长，分管科研与研究生工作，又是同行，故得到他的热心关照。考前适逢我们建系十周年的会议，又见到李良荣老师，李老师很是鼓励，让我也更有信心。当时，复旦博导有宁树藩、丁淦林、李良荣。宁老师、丁老师都是久闻大名，无缘亲炙。我从本科学新闻起，就不断接受复旦的滋养，包括恩师彭正普老师也是复旦新闻科班出身。八十年代研习传播学，除了人民大学张隆栋、蒋克安，中国社会科学院明安香等，也主要受惠于复旦，包括郑北渭、陈韵昭以及一批年轻有为的研究生，如居延安、俞旭、武伟、祝建华等。撰写拙著《传播学引论》时，时常参考他们的著述与译著，特别是陈韵昭译的《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1985）、祝建华与武伟译的《大众传播模式论》（1990）等。第一版“引论”的一篇附录，还是祝建华的一篇关于研究方法的文章，后来得知是其硕士论文的精华。

复旦考试分两天四场，一天外语，一天专业。与我同时报考宁老师的有一位华中理工大学新闻系的“青椒”，她觉得此次她是我的“垫背”，结果我成为她的“垫背”。事实上，她不仅考得好，而且后来在上海媒体也干得好，我们通过考试成为朋友，直到她英年而逝。当年，从华中理工大学新闻系考出几位女博士，后来都不一般，包括甘惜分的关门弟子刘燕南、宁树藩的高足陆晔等。也是在陆晔陪伴下，我曾两次拜望宁老师，聆听当面教诲。宁老师说话很急，仿佛邓艾期期艾艾，加上又有口音，听着比较吃力，而也因如此，印象反而深刻。与宁老师失之交臂，我也遗憾良久。2014年，第二届范敬宜新闻教育奖评选时，学院推我为代表，最后获奖时没想到与宁老师同台领奖（由于宁老师年事已高，由学院领导代为领奖）。我想，这个奖项也可以作为对宁老师知遇之情的一点回报吧。如今，宁老师也已作古，愿他老人家在天之灵安息，并继续护佑这位不及门弟子。

复旦考博面试有三位导师，除了宁老师，还有丁淦林与李良荣老师。丁老师是第一次见，不久又在杭州开会重逢，与吴文虎老师一起留下一张西湖合影。丁老师在复旦新闻教育历史上是唯一由大家推选的院长，可见人望之高。清华建院之初，举办学科发展研讨会，也请来丁老师，再聚清华，倍感亲切。谈起建院工作千头万绪，我随口说了一句“百废待兴”，丁老师回应清华都是好事，没有废啊。轻轻一句，令我豁然，从此再说就是“百业待兴”。当时，他讲的一个清华掌故，也让我颇受启发。他说，五十年代高校招生时，他参与上海的录取工作，接到蒋南翔校长的电话，希望上海推荐学生来清华，他们问有什么要求，蒋校长说“不一定最好，中上就行”。中上就行，果然是一代教育家！放眼古今中外，卓有建树的人才并非“最好”的苗子，而小时了了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当然，一般也需要中上基础与素质。只要具备中上条件，再有良好的教育与刻苦的精神，就会脱颖而出。如今，名校为争状元而拼尽全力，未免有违教育规律，也未必符合人才成长规律。至少清华新闻出来的各路人才，绝大多数并非状元或“最好”而多为“中上”。只要保证中上素质，关键还在于后天的培养、教育与引导。丁老师一篇文章中有句话，也让我铭记在心，始终不忘，他提到治学不能“游说无根”。这是经验之谈与方家之论，我也是有了一点阅历与经验，对此才多少有所感悟的。

复旦失利，信心受挫，1995年转而报考人民大学，同样选新闻史方向的导师方汉奇。为此，我借进京看望项老师的机会，登门拜访了导师。方先生望之俨然，口风也严，从考试的“功利”角度说，一点实在信息都没有。如今，我也当了近二十年博导，深深理解并同样践行这种做派，不管哪路考生，以什么形式联系我，我也是如此对待。方先生的专业方向非常明确——中国新闻史，而我对此一窍不通，完全隔膜。临时抱佛脚，把方先生的代表作《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两册认真研读，拼命记忆，好在除了专业方面具体知识，方著的大背景以及史实史观并不陌生。(https://www.daowen.com)

考试中，遇到新疆大学新闻系的“青椒”邓利平，既是同行也算老乡，自然多一分亲切。考试分为两场，一场外语，一场专业，专业只有一道大题，近代报业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方先生出题果然大气，不拘泥于零零碎碎的专业知识，而重在把握全局、分析问题、提炼核心内容、表达独立判断的能力，包括逻辑思维、文字水平等。我原来担心新闻史的具体内容太多，根本记不住，而看到这样的大题目正中下怀，于是三个小时一口气写了三千多字。后来我在清华分管教学，博士生考试也喜欢一道大题解决问题，不喜欢窸窸窣窣的一堆碎题。邓利平当年失利，几经努力如愿考上郑兴东老师的博士生，毕业后调入南京大学新闻系，算来也二十年了。后来在清华，一位博士生甚至考了四次，因为矢志非清华不上，最终不仅如愿，而且毕业时拿出一篇高水平的学位论文，解决了新闻理论的一个难题。

也是为了报考之事，有一次去北京在地铁里被三只手摸去近千元，当时可算一笔大钱。我当时有一条裤子，两个裤兜都带着特殊“拉链”，一种黏性很强的粘胶，每次拉开都得用点力，还有呲呲声响。我把现金分装在两个裤兜里，坐地铁去苹果园方向看项老师，车上乘客不算多，至少没有人挨人的情况，我还不时碰碰两个裤兜，感觉东西都在。结果，回来打开裤兜，发现里面是两包手纸，一瞬间愣住了！怎么回事儿？缓过神儿来，才意识到失窃了。一边沮丧，一边好奇，这位梁上君子可谓神偷啊。

无论如何，1995年总算考上了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又是新闻学大家。离京前，又去看望项老师，刚好方先生也来医院。此时，方先生和颜悦色、谈笑风生，说到自己的身体，自嘲上面是“无齿之徒”，下面是“有痔之士”，令人忍俊不禁。而这番三人相聚，也成为我的一个人生转折点，此前与项老师同甘共苦，此后在方先生门下开辟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