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厦门
1986年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之后，时隔七年才举办第三次，原因在于八十年代政治思潮愈演愈烈，直至1989年惊破霓裳羽衣曲。政治风波后，一切陷入停顿，直到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局面才开始复苏。于是，1993年在厦门大学举行了第三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
由于第二次会议对我的触动，这一次虽然没有任何经费，我还是自费前往参加。从郑州坐车到南昌，再转车经过鹰潭到厦门。第一次看到江西的红土地，想到当年闹红军，仿佛也是一种天意，忆及《红军桥》、《杜鹃山》、《闪闪的红星》等往事，更觉亲切。厦门是第一次去，同广州相似的南国风情。厦大出门就是海滩，海风吹，海浪涌，仿佛台湾校园歌曲《外婆的澎湖湾》咏唱的：
阳光，
沙滩，
海浪，
仙人掌，
还有一位老船长。(https://www.daowen.com)
如同往届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此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召集，由此形成惯例，并确定两年一次，不知如今是否依然如此。黄山会议是新闻所所长孙旭培主持，此次由新闻所国际新闻研究室主任明安香主持，同时参会的还有副所长宁新、研究员陈崇山，以及硕士毕业留所工作的卜卫、王怡红、杨瑞明等。还有一位确定进新闻所的博士季燕京，甘惜分的弟子，好像正在准备或者刚刚博士答辩，手拿打印的学位论文出出进进，兴高采烈。我第一次见到新闻学博士，也觉得很稀罕，听说论文解决了什么重要问题，更是暗自仰慕。要知道二十年前的新闻学博士，比现在长江学者还少。如今，提到新闻所好像已经没有什么特别感觉，尽管依然属于新闻学的“国子监”，地位很高，门槛也高，但好像并不比名校高多少，而且由于前些年社科院待遇偏低，反而时闻专家权威流失高校。而在八十年代，新闻所乃是学界高山仰止的地方。一方面有一批名满天下的大家，有的也如甘惜分、王中，有着非同一般的革命经历与政治背景，如安岗、戴邦、王怡红的导师、翻译《美国新闻史》的张黎同志（“同志”是他们心目中的最高称谓）等，一方面在新闻研究与新闻实践上拥有相当话语权和影响力，引领全国新闻学的潮流，孙旭培、明安香、陈力丹、王怡红等后起之秀都是他们的学生。那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地位也很高，首任院长胡乔木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有“党内第一支笔”的美誉，参与起草了共产党、共和国历史上两份重要的历史决议，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关键词，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也是他提炼的，八十年代更以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分管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工作。更重要的还在于，本人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学养深厚的文化人，对新闻工作和新闻理论都很在行，曾经撰写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经典文章《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我高考复习时就曾看过，印象深刻。2019年，我去看望项德生教授，他还特别谈到“乔木同志”有水平，现在宣传思想战线太需要这样的领导。
除了新闻所参会人员，厦门会议的代表还有人民大学张隆栋、国际关系学院刘建明、暨南大学吴文虎、《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主编朱光烈、天津师范大学刘卫东、淮阴师专邵培仁、北京广播学院胡正荣、上海外语学院张咏华、深圳大学欧阳康等。复旦大学张国良是在会议中间赶到的，听他讲话轻声细语，很有水平。东道主厦门大学有两位年轻的副系主任也很抢眼，不料两三年后劳燕分飞，各奔前程，一个举家去海外留学，一个进了新闻媒体。此一时，彼一时，今天可能难以理解，名校才俊，如此位置，怎么轻易放弃。其实，当时这么选择都很正常，一点也不奇怪，那时候流传一句话可见一斑：穷得像教授，傻得像博士。如今高高在上的《国际新闻界》，当时都曾承包给个人，办成一份地摊刊物。读博士也不像如今这般火爆，竞争激烈，相反，需要导师动员，苦口婆心，才会有一二学问种子考虑读博。
厦门会议遇到几位贵人，对我后来的成长关系极大。张隆栋老先生主持会议的那天上午，最后一个发言轮到我。我第一次在如此场合做“学术报告”，不懂规矩，敝帚自珍，照本宣科想把论文从头到尾念完，而不知道提纲挈领，控制时间。张老师大人大量，特批我如此任性，自然也严重超时。这篇会议论文《反观电视——一种批判学派的观点》，先由人民出版社《学习》杂志摘发，再由《郑州大学学报》全文刊发，也算我第一篇亮相学林的文章。发言之后，一天早上，我出来散步，在一棵大榕树下，邂逅刘建明老师。随便闲聊中，他的一句话不经意改变了我的人生。他说，你应该去读个博士学位。此话放在今天，或许很平常，而在当年对我来说，却如空谷足音。由于刘老师的这番点醒，我才意识到需要深造，而不能满足于一亩三分地的小富即安。后听张国良老师介绍，了解到“同等学力”也可以报考，他还特别说明同等学力是力量的力。由此，我开始认真考虑考博之事。2001年，听说我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有调动意向，已在清华传播系的刘建明老师，又不遗余力，力促此事，甚至在我已经拿到北京大学调令后，依然不离不弃，不厌其烦，天天打电话，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不把我弄来不罢休。后来如他所愿来清华后，他又不止一次叮咛我，无论如何，都不能放松学问，学者以学问为本，耳提面命，谆谆教诲。我也按照他的嘱咐，不管工作多么忙、多么乱，咬定青山不放松，始终在学问之道上勉力前行。
当年开会，多是两人一个房间，只有老先生或领导才住单间。厦门会议期间，我恰好同吴文虎老师同住一屋。吴老师与丁淦林老师、刘树田老师都是五十年代复旦新闻出身，关系甚笃，由于新闻工作养成的习惯，吴老师的烟瘾很大。他天性开朗、能言善道，同李良荣老师一样。于是，在一起的晚上，我们靠在房间的床头，听他喷云吐雾，彻夜长谈，最后往往是童子莫对，垂头而睡，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他之叹息。也是这一次聚首，吴老师谈起他主编的一部教育部自学考试教材系列的传播学，邀请我参加，同时还有张咏华、张国良、喻国明、郭庆光等。现在看来像是“豪华阵容”，其实当时我们都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的“青椒”，承蒙吴老师厚爱，邀请参加这个“国家项目”，可谓与有荣焉。那个时候，传播学教材屈指可数，第三次传播学研讨会后，陆续有张国良、胡正荣等传播学著述以及拙著《传播学引论》等。吴老师主编的自学考试教材，属于教育部的全国统编教材，自学考试都得用，都得背。按照吴老师的大纲，根据自己的情况，我选择了“批判学派”一章。当时国内有关研究与文献资料十分稀缺，多亏王怡红惠赐一批外文文献，解我燃眉之急，才算勉为其难按时交差。后来，我这一章的三节内容，均以论文形式在学术期刊上发表，包括《现代传播》。
当时《现代传播》主编，是朱光烈老师。朱老师也是性情中人，而且，文采风流，一时无两，那些年又笔耕不辍，大作不断，《新华文摘》也不时转载。每有新作问世，总能引起广泛关注或讨论，如世纪末的“泡沫论”。他对我的会议论文同样褒奖有加，此后几年我的一些不成样的小文章，蒙他不弃，比较集中地发在《现代传播》。他的办公桌玻璃板下听说压着几位年轻学者的联系方式，包括黄旦、单波、刘春等，而我也忝列其中。
也是在厦门会议中，一批年轻人在此聚首，友情一直延续至今，包括张国良、胡正荣、刘卫东、邵培仁、张咏华等。会议期间，去鼓浪屿观光，在渡船上留下一张合影，就像郑大新闻系青椒的西流湖合影一样，人物、背景、表情、装束等无不恰到好处，阳光灿烂，生机勃勃。返程途中经过上海转车，我与邵培仁在上海站附近一家小旅店对付了一夜。当时，一场台风刚刚过去，房间破碎的玻璃还未顾上修缮，用纸箱子等硬纸板挡着窗户，风一吹，便乱响。我俩窝在被子里，通宵畅谈。他说到自己在淮阴师专的优裕科研条件，学校领导的器重等，当时他主编的一套传播学书籍也受到关注。不久，杭州大学新闻系有意调他，开始他不无犹豫，我觉得从长远看肯定更有利于专业发展。也是2001年，一听说我有调动意向，他同华科吴廷俊老师、北大龚文庠老师、清华刘建明老师一样，都是施以援手，热忱相邀，并慷慨提供优厚条件。每念及此，我都感念不已，唯有学为好人，努力进取，方不负各路老师朋友的错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