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标准讨论是实事求是的回归
一个伟大事件对历史的影响，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显示出来。回顾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史进程，展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未来前景，我们深深感到，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
40多年前，中国正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头。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举国欢腾，人心思变，百业待举。但许多人还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毛泽东思想，还不能正确区分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和晚年错误，主要障碍是“左”的思想的长期影响和“两个凡是”的禁锢。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了经胡耀邦审定的由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撰写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天，即5月11日，《光明日报》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署名是：本报特约评论员。当天，新华社将这篇文章作为“国内新闻”头条，转发全国。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以及不少省级党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到5月13日，全国多数省级党报都转载了此文。
这篇文章阐明，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标准”；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是检验党的路线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由此引发了一场大讨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出之所以引起那么强烈的反响，并发展为一场大讨论，是因为适应了拨乱反正的需要，适应了中国历史向前发展的需要。
十年“文革”把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都搞颠倒了，历史要求翻开新的一页，人民期盼改变贫穷落后的现状。粉碎“四人帮”，人们欢欣鼓舞，要求纠正十年“文革”的错误、解决“文革”遗留问题，要求实现四个现代化。当时党内党外议论最多的是以下两个问题，一个是要求否定批邓、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一个是要求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平反。
面对这样的形势发展，当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却提出了“两个凡是”的口号：“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按照这种观点，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包括“文革”这样严重的错误都无法纠正，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仍将笼罩在一片迷雾之中。不破除“两个凡是”，人们看不到希望，对社会主义前景没有信心。
很明显，“两个凡是”成了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只有推倒“两个凡是”，中国的历史才能跨出新的步伐。
那时，总的局面还是迷信盛行，思想僵化。要拨乱反正，推倒“两个凡是”，需要进行思想的启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就是适应了这种客观的需要。但是，“两个凡是”，一个是“坚决维护”，一个是“始终不渝地遵循”，是作为政治生活中的最高标准提出来的。“唯一标准”同“两个凡是”是尖锐对立的，争论不可避免。
在关键时刻，邓小平于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着重阐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问题，精辟地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他严肃地批评“两个凡是”论者：虽然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仅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邓小平指出：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出现的只许照抄照转，不许研究新情况、新问题的奇谈怪论，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而是一种思潮。它反映了林彪、“四人帮”把我们党的思想搞乱到什么程度，把我们的革命学风败坏到什么程度。因此，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
邓小平的讲话进一步驳斥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有力地支持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当时的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看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后即认为，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他同胡耀邦一起，指导中央党校的哲学家吴江撰写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全面批驳了“凡是论”者的观点。这篇文章作为《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在1978年6月24日发表，《人民日报》在同一天刊登，《光明日报》于25日转载。这篇文章的发表，是对这个讨论的又一次有力支持。(https://www.daowen.com)
与此同时，理论界通过开研讨会、发表文章、进行演讲等方式，大力推进这个讨论的发展。一些省、区、市党委和大军区党委主要负责人积极参与讨论，他们发表讲话，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批评“两个凡是”。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连续报道了他们的讲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东北视察工作时，再次批评了“两个凡是”的主张，指出：这不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是实事求是。
胡耀邦依据讨论的进展情况，指导理论动态组撰写了多篇文章，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推进讨论。
这个讨论发展到1978年的8、9、10月，就形成了大讨论的局面。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中，高度评价了这场讨论的伟大意义，他说：
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1978年12月18—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作了高度的评价，标志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已经取得了成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时任中宣部部长胡耀邦的主持下，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对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拨乱反正，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从1979年5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在广大基层，进行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历史问题决议》，标志着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的基本完成，也标志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结束。
这场讨论之所以是一次思想大解放，因为它不但有大破，而且有大立。《求是》杂志原总编辑邢贲思撰文认为，这场讨论的大破表现在破除了长期禁锢人们头脑的僵化思维模式；它的大立表现在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党的思想路线重新回到了马克思主义轨道上。党的思想路线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核心和灵魂，思想路线不端正，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不可能有正确的制度建设和作风建设，作为执政党，也不可能有正确的治国理政方略。
我们还必须承认一点，这次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经过讨论，全党明确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纠正了长期影响中国共产党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从而使全党的认识统一到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上来。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党内的重新确立，我们才能认真审视和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才能结束“文革”动乱，把党的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并作出改革开放这一改变当代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