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失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矛盾日益尖锐。在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蒋介石置民族利益不顾，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先后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疯狂的军事围剿，惨烈场面前所未有。
从1930年底至1934年10月，蒋介石指挥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先后发动了5次大规模的“围剿”战争，参加“围剿”的兵力逐次增加，从第一次“围剿”时的10万人增加到第五次“围剿”时的50万人。在前四次反“围剿”战斗中，中央红军按照毛泽东的运动战方略，机动灵活地阻击敌人，均获得胜利。然而， 1933年9月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历时一年，却未能取得成功，中央红军最后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即史上有名的长征。
在这四次反“围剿”中，中国共产党均呈现了强悍的政治力量，为何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遇重创呢？
早在1933年3月，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之后，中共临时中央并没有对即将到来的国民党军新一轮“围剿”作认真准备。相反，此次反“围剿”刚一结束，就命令连战场还未清理的红一方面军，北上攻取乐安，以贯彻其扩大苏区和夺取大城市的战略方针。此后，红军多次发动对乐安、宜黄等城的攻击，但由于国民党军构筑了坚固的堡垒而未能奏效。
1933年6月，蒋介石经过半年多的准备，调集100万大军和200架飞机，自任总司令，向各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央根据地的兵力达50万人。蒋介石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政治上进一步加强法西斯统治，经济上实行封锁，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企图达到消灭红军和摧毁中央根据地的目的。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毛泽东失去领导权，面对国民党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和重兵进攻，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等却错误认为，这次反“围剿”战争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阶级决战。在军事战略上，拒绝和排斥红军历次反“围剿”的正确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继续实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战略指导，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方针，企图以阵地战、正规战在苏区外制敌，保守苏区每一寸土地。
在此期间，由于中央实行军事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红一方面军实行分离作战，一部分组成中央军，在抚河流域积极活动，牵制敌人，一部分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实行所谓“两个拳头打人”，丧失了进行反“围剿”准备的宝贵时间。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立即命令东方军撤围将乐、顺昌，北上就敌，恢复黎川，在洵口打了一个胜仗后，接着去进攻有敌重兵扼守的硝石、资溪桥，潭头市、浒湾、八角等据点，使红军连遭失利。
在实行冒险主义的进攻遭受挫折后，他们又畏敌如虎，实行处处设防、节节抵御的军事保守主义方针，大量构筑防御工事，规定红军的基本任务是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迟滞敌人的进攻。“福建事变”时，不是乘机将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把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迫使敌军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敌人的“围剿”，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而是将红军主力西调永丰地区，去进攻敌人的堡垒线。蒋介石在武力解决“福建事变”之后，将进入福建的部队组成东路军，以蒋鼎文为总司令，进一步完成了对中央根据地的进攻。(https://www.daowen.com)
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推向了顶点。“左”倾冒险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使得红军在反“围剿”战争中只能继续执行前一段的错误战略战术，从而在蒋介石重新发动的进攻面前遭到更为严重的损失。
1934年4月中旬，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左”倾错误领导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调集红军主力同敌人“决战”。经过18天的血战，部队遭受重大伤亡，广昌失守。7月，在敌人新的进攻面前，又兵分六路，全线防御。10月初，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中央苏区的地域日渐缩小，红军力量严重削弱。
仗，越打越被动。损失，越来越惨重。而“左”倾错误则“主张分兵把口，因而完全处于被动，东堵西击，穷于应付，以至兵日少而地日蹙”。 此时，毛泽东再次提出，红军主力应立即向湖南中部挺进，调动敌人至湖南而歼灭之，但此建议又为李德等人拒绝。经过一年，第五次反“围剿”，终告失败。
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敌人“围剿”的可能性已经完全丧失，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6万多人撤离中央苏区，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这便是长征的开始。
“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这是刘伯承元帅后来对当时局面的感叹。
除军事上受制于敌之外，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还有内生瓶颈的制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黄道炫研究员所著的《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一书记载：
当时中央苏区人力、物力、经济、政治资源都日益匮乏，中共生存和作战资源都面临极大挑战。中共政策越发激进，肃反运动、查田运动、扩红运动、滥发公债、强收谷米同时展开。竭泽而渔，殊求无度的极端办法，加上国民党军严密封锁，两年之内便把苏区弄到资源枯竭、师老兵疲、财尽民困之境。中央苏区约300万人口，而脱产半脱产人员达三四十万人，平均每八人养活一员，负担奇重。1934年中央苏区农民负担平均达到其收入的15.7%，有的达30%以上。
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国共产党在早期革命斗争中吃尽苦头得出的沉痛教训。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全党第一次深刻认识到教条主义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