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坚持实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建立了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和鱼水关系。总结这种经验，毛泽东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提出了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1945年4月2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他明确地把密切联系群众与理论联系实际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确立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
自1921年7月建党以来，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坚强有力，之所以不可战胜，关键就在于党坚持了群众路线，同人民群众结成了密不可分的鱼水关系。
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得以巩固的根本保证。得民心者兴，失民心者亡。这是历史的经验，也是历史发展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以及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
1845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在法兰克福出版的《神圣家族》中就曾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决定历史发展的是‘行动着的群众’。”从而提出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中起决定作用这一重要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指出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群众必然会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同少数统治者的利益相冲突，必然会日益自觉地参加到社会的历史活动中来，群众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
人民群众是一个历史范畴，人民群众从质上看是指一切对社会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的人们，从量上看是指社会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群众有着不同的内容，包含着不同的阶级、阶层和集团。人民群众最稳定的主体部分始终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群众及其知识分子。
回顾100年的伟大历程，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到党依靠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再到党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人民，始终是推动这一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力量。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代共产党人在人民的坚决拥护和广泛参与下顽强拼搏、接续奋斗的结果，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斗争、建设实践、改革开放等事业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力量源泉和根本保证。如果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么我们更应坦言“没有人民群众，就没有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的殷切期望里产生，在人民的真心拥护下成长，在人民的广泛参与中发展。
中央苏区时期是毛泽东群众观孕育并形成的重要时期，其思想精髓是揭示出苏维埃政府开展工作的目的和原则，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实际上蕴含了丰富的执政为民的思想。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群众观问题事关一个政党的成败兴亡，毛泽东深谙这一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早在1927年初，毛泽东在对湖南农民运动的状况进行深入考察的基础上，高度赞誉了农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坚决驳斥了对农民运动的百般责难，在这里，毛泽东已初步阐述了相信和依靠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思想。1929年，由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
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的“群众观”内涵就已非常丰富。从1929年至1934年，毛泽东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寻乌调查》《反对本本主义》（原名《调查工作》）《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才溪乡调查》《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乡苏怎样工作》等一系列论著，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群众观。
“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也是毛泽东群众观点的核心所在。在反“围剿”的艰苦岁月里，中国共产党越来越认识一切为了群众、相信和依靠群众的极端重要性。在这期间，毛泽东还向党员干部多次反复强调人民群众所蕴含的巨大力量。1929年4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兴国时就告诫党员干部：“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如和尚念‘阿弥陀佛’那样，随时随地要念叨‘争取群众’，这是共产党的护身法宝，是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法宝，丢掉这个法宝，革命就要失败，共产党就一事无成。”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起草《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中指出，红军的任务不只是单纯的打仗，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1930年3月，中央在给广东省委的指示信中说：只凭上面的命令的“非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必然会造成革命政权的危机。
1934年1月，面对敌人的疯狂“围剿”，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实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
毛泽东高度重视群众工作，他以实际行动生动地阐释了什么是正确的群众观，在他的倡导影响下，党、苏维埃政府和红军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中央苏区的广大干部群众对革命特别忠诚，他们为革命无私奉献、勇于牺牲，要钱给钱，要物给物，要扩红就当红军；前线打仗不怕牺牲，后方支援竭尽全力。比如，有的老百姓把自己家里仅有的度春荒稻谷全部借给红军兵站，自己与家人坚持吃青菜杂粮度日；有的妇女还将自己的银器首饰甚至嫁妆都无偿捐给苏维埃政府；有的群众把自家的门板甚至老人的寿材都捐献出来供红军使用，等等。
如今，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内陈列的一幅绣着“一切力量给予战争”八个大字的珍贵锦旗，就是1933年9月中共江西省委授予兴国县“全省支前参战工作”的优胜奖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拥护革命的历史见证和缩影。正是由于苏区千百万群众具有无私奉献、勇于牺牲的精神，把一切力量给予战争，组成了真正的“铜墙铁壁”，才有力地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赢得了多次反“围剿”的胜利，建立和保卫了革命根据地及其红色政权。
一种成熟的、正确的理论，一经付诸实践，就会产生巨大威力。在抗日战争时期，面对艰难困苦的抗战局面，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战中坚持群众路线，积极联系群众、动员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激发出群众巨大的抗战热情。
正因为清楚人民群众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之初就提出了全面抗战路线，认为抗战不只是哪一个党派、哪一个人的事，也不只是政府及其军队的事，而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事，是全体中华儿女的事。可以说，提出这一正确主张，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路线的必然选择。
毛泽东曾指出，抗日战争这一“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他还指出：“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它不是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因为它不是群众的战争。”并认为中国抗战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从全面抗战路线的提出，到持久战战略方针的确立，再到人民战争战术的制定，无一不展现出了群众路线的重要性。
在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和支持，也得到了开明地主、绅士对共产党抗日主张的支持。通过建立“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共产党凝聚了更加广泛的力量，同时加强了和党外人士的合作，扩大了影响力。中国共产党还以多种形式将广大农民群众组织起来，采取“滚雪球”的办法进行“全民总动员”，“实行全民武装”，并通过整风进一步改进优化了党的作风，密切了干群关系，使党的各项工作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由此赢得广大群众衷心的拥护支持。
中国共产党通过统战和群众工作，推动全体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共御外侮，为民族而战，为祖国而战，为尊严而战，汇聚起气势磅礴的力量，从而为中国夺取抗战胜利提供了最关键的力量、最坚实的根基。
人民群众的力量，在解放战争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解放战争在世界战争史上堪称奇迹。内战初期，国民党各个方面都比共产党占据极大优势。在军事方面，国民党军队达470万，装备精良；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只有127万，且装备简陋。无论是国民党内部，还是当时的世界舆论，都认为这场战争的胜负没有悬念。可是，这场战争却在短短4年里来了个大翻盘。
国共军事力量对比如此悬殊，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以弱胜强取得最后的胜利呢？所有这一切根本无法用军事理论去阐释。但偶然中体现的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代表着广大人民的利益，团结了要求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愿望的先进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等一切革命力量，实行了符合中国人民要求的一系列政策。(https://www.daowen.com)
解放战争胜利的关键是土地改革。毛泽东曾说：“我们能不能打垮国民党政权，就看我们土地改革这个工作做的怎么样。”中国农民占人口大多数，其赖以生存的是土地。而旧中国，土地的极端集中已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绝大部分农民没有一寸土地，大量的财富、大量的土地集中在少数阶层手中。
战争的结局，也正验证了毛泽东的话：“我们的解放战争，主要就是靠这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
这也正如军旅作家王树增在《解放战争》一书中所作的精辟分析：“这场战争与其说是军事的胜负，不如说是共产党以土地改革为引领，逐步获得民心的过程，是人民对战争双方作出了胜负的选择。”“在所剩无几的境遇里甘愿倾其全部的百姓，是共产党官兵刻骨铭心的依靠和难以忘怀的归宿。”
在世界战争史上，没有哪一支军队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那样身后会有那么多的民众奋力支持。以淮海战役为例，此战共产党有60万人，国民党有80万人，共产党和国民党装备对比是：火炮4215门－1364门；坦克215辆－22辆；飞机158架－0架……实力对比之悬殊不言而喻！
这些数字，当然是战场上的砝码。但在历史的投影中，有一组更宏大的数字，却被很多人所忽视，正是这一组数字，在淮海战役的开端就已决定了这场战役的结局。那就是，中国共产党背后有543万人民的支持。
大战在即，千军万马的生死博弈，瞬息万变的运筹帷幄……但战场保障、后勤供给之重要、之紧迫，无人敢低估。无论是老话讲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还是现代战争就是打后勤的观念，说的都是一个道理——战争需要强有力的后勤物资保障。那么，中国共产党的60万大军需要什么——
粮食：每天必须保证500万斤，战役期间需要筹备9.6亿斤；
弹药：除了部队携带量外，至少还得补充300万吨；
担架：作战就有伤亡，需备20多万副；
被装：渐入冬季，每个官兵至少一套棉衣、一双棉鞋……
而且需要保障的作战地域，分布于今天的江苏、山东、河南、安徽、河北5省，纵横3000公里。
更何况，中国共产党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后方，也没有铁路、公路、航空运输线。这些辎重装备、弹药粮秣，80%是由支前民工以人背、肩挑、车推等方式实施完成。为此，一共出动小推车88万多辆，挑担31万副，而上阵的民工达543万人。或者换一个说法，那就是每一个战士身后，都有9个民工在支援保障作战。与此同时，在纵横5省的战场上，还有上百条水陆运输干线，数百处兵站、民站、粮站、伤员转运站……星罗棋布，组成一张庞大的支前保障网……
淮海战役到了第三阶段，参战兵力与支前民工的比例高达1：9。这种空前浩大的人力动员，解放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承受能力，如民工支前负担最重的鲁中南区，以第六分区的统计为例，该区共出动49万民工，占其总人口300万的16%以上。按惯例，人民负担战争的人力一般不能超过总人口的12%，即8个人中抽1个民工，除去老弱妇孺，几乎是动员了全部的青壮年男性，而此次动员的民工高达总人口的16%，可以说超出了最高的负担界限。而永城、夏邑、宿县几乎是全民动员。人民提出的口号是“倾家荡产，支援前线，忍受一切艰难，克服一切困苦，争取战役的胜利”。
“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陈毅这句名言人人皆知，他们专门为担架队写下的一首温情小诗同样令人难忘：“担架队，几夜不曾睡。稳步轻行问伤病：同志带花最高贵，疼痛可减退？”
淮海战役是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淮海战役的胜利也真正是人民的胜利。很多关于淮海战役的文学影视作品都强调了人民战争和民工支前的极端重要性，比如电影《淮海战役》《车轮滚滚》，小说《百合花》等。
对于人民群众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都有清醒的认识。在长期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不同时代特征和人民群众意愿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人民主体思想，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方法问题上，邓小平强调：“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
2000年8月27日，江泽民在长春主持召开东北三省党的建设和“十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时指出：“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最终决定力量。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这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所必须的，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所必须的。”
2011年7月1日上午，胡锦涛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拜人民为师，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执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们深深知道，每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每个人的工作时间是有限的，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责任重于泰山，事业任重道远。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发表了上述讲话，强调党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强调了人民的主体地位，表达出了习近平总书记心系人民、热爱人民的鲜明立场和真挚情感。
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3月1日在2021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强调，要牢记我们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始终坚守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英雄的人民总是推进历史的主角。他们的名字像一块块砖石，层层叠叠、挤挤密密，筑成中华民族的巍峨长城。
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党离不开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离不开党。只要党与人民群众在一起，保护好和发挥好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在未来的征程中就能够无往而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