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
中国共产党自从诞生之日起，就成了全国各族人民意志、利益和愿望的忠实代表和维护者，始终将人民的利益看作自己的根本利益，用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来规范和约束每个党员的言行举止。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他时刻把满足人民群众需要当成中国共产党人的责任和使命，认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中国人民利益的根本代表，应当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为人民群众服务。
毛泽东很早就确立了“改造中国和世界”的人生目标，即推动历史进步和实现共产主义。他把“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依赖力量确立为广大人民群众，他把“人民群众至上”确立为自己人生的最高价值取向。
早在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就时常教育干部和战士们要自觉维护群众的利益，对老百姓的一草一木都要珍惜爱护。毛泽东对亲自领导的第三团，要求大家注意爱护群众的财物，不要损害群众的利益，对群众要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打人骂人，不拉伕，请来的伕子要给钱，等等，这样做的结果，使部队所到之处受到了群众的热爱和欢迎。
在1927年9月底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决定把部队建设成为一支代表工农利益、与旧军队有根本区别的革命军队。在行军和休息时，他经常深入连队，同战士们讲旧军队是反动统治阶级的武装，他们到处祸害老百姓，抓兵、派差、抢东西，动不动就打人、骂人，老百姓又恨又怕，一看见他们就急忙上山躲起来。我们是代表工人、农民大众利益的革命军队，不能像旧军队那样蛮不讲理。我们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不打人，不骂人，不拉伕，请群众挑东西要给钱。
然而，在当时极为艰苦转战的环境下，加上战士们来自各个方面各个阶级，受旧军队恶习的影响，仍有人自觉不自觉地做下了违反群众纪律、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情，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1927年10月24日，毛泽东集合部队，对大家进行了纪律教育，号召大家一定要做到行动听指挥，要保护群众利益，做好群众工作。他向大家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群众一个红薯（后来曾改为不拿老百姓一个鸡蛋）；第三，打土豪要归公。
1928年1月底，工农革命军主力在遂川城里过春节时，毛泽东又向大家宣布了城市纪律，要求大家保护工商业，不要侵犯中小商人的利益。同年4月，毛泽东在总结开辟井冈山根据地几个月来从事群众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向工农革命军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毛泽东提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不但严格要求部队执行，而且严于律己，身体力行。有一次，工农革命军在一个村子里宿营。战士小李和小王看见房东家里有一只样子古怪的坛子。小李说：“我猜，坛子里装的一定是酱菜。”小王说：“不，我猜是米酒。”两个人说着，互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最后，小王说：“莫争了，百闻不如一见，打开坛子定输赢。”说罢，掀开坛子，伸手在坛里蘸了一下，用舌头舔了舔，高兴地跳起来说：“呀，是酒，是酒！我赢啦……”
毛泽东知道此事后，很生气。有的干部却不以为然：“用指头蘸点子酒尝，是件小事。”毛泽东严肃地说：“不，是大事！革命军队，对待人民利益，要做到秋毫无犯。执行无产阶级纪律，就得从每件小事做起！”当天晚上，毛泽东向全体战士讲话，重申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要求各连、排认真检查一下执行纪律的情况，有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要马上改正，并向群众赔礼道歉。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提出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大大改善。但还有少数战士违反政策，搜了俘虏腰包。有的战士不顾周围有女性就在村边的小河里洗澡，引起群众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把六项注意又改成为八项注意，添上了“不搜俘虏腰包”和“洗澡避女人”两项。1929年以后，毛泽东又将三大纪律中的“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来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这样，“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便发展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毛泽东对人民军队的建设，由于一切从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对于正确处理军队内部关系特别是军民之间的关系，对于团结人民和瓦解敌军，都起了重大的作用。几次反围剿的胜利，除开军事战略战术思想的正确性，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权和红军的支持和拥护，国民党军队在根据地群众的口中得不到红军行踪的信息，变成聋子瞎子，而红军对国民党军队的踪迹则了如指掌，红军固能占据有利时机和地形打败敌人，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党的政权和军队于人民群众中的根基性。
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制定策略、进行革命工作的主线。由于中国共产党始终植根于人民群众中，因而能了解人民群众的所需所盼。
在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革命，消灭地主阶级，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进而加强农业生产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同时，开展粮食合作、调剂等农业合作互助运动；兴修水利，改善农业技术，为农业发展、生产创造条件。这些政策、措施的推行从根本上保障了苏区人民群众的利益，增进了革命团结，赢得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
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不与国民党政权形成对抗，最大限度地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残酷的战争环境和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下，仍在所开辟的根据地内均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政策，所以在抗日战争这样艰难的环境下，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根据地总是不断地壮大，这一政策的实施，为以后彻底打碎封建土地所有制奠定了基础。
1939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张闻天的信》中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概念。1943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说道：“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所有的共产党员要替人民着想”。
1944年9月，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第一次系统阐述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指出，我们党“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1945年4月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毛泽东第一次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问题提到“宗旨”的高度，“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毛泽东多次强调，“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基于此，他特别强调，要尊重群众的自觉和自愿，不能自以为是，“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土地改革为立足点，在解放区掀起了改革土地制度的浪潮，推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使老百姓深刻地认识到我党是其利益的维护者。1946年中央依据农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改变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在1947年召开的全国土地工作会议上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施行土地改革，使广大人民群众获得土地，从根本上颠覆了我国封建旧社会制度的根基。
从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到1947年7月一年的时间，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内线作战转入战略反攻。在“参军”“保田”号召下，大批农民、工人积极参加人民军队，解放战争获得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广泛的支持和深厚的社会基础，有力地促进了人民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上海工商业界代表进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谈话：
上海商人问：“共产党的经济方针是什么？”
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唯利是图’。”(https://www.daowen.com)
商人们听了觉得很合胃口，又问：“共产党也唯利是图？”
毛泽东说：“是的，不过有点区别，我们是唯人民的利益是图，而不是唯个人的利益是图。”
在革命战争年代，正因为中国共产党能够处理好那个时期的中心任务与人民群众利益的关系，时时、处处为人民群众解决实际困难，替人民群众谋利益，才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也正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无论是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下，还是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中，以及在解放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的激烈较量中，中国共产党始终能够勇往直前，无往不胜，最终建立了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不仅把是否坚持群众路线、维护群众利益纳入整个国家体系之中，而且把它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巩固联系起来。对于如何真正了解和维护好、实现好人民群众的利益，毛泽东始终将调查研究作为利器。
1955年11月，毛泽东离开北京，乘专列南下，一路调查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情况。
当时的一张时间表，生动反映了毛泽东对了解情况的渴望之情：“十一月二日，晨六时五十八分，到德州车站，停车一小时，与德州地委书记谈话。上午十时四十三分到达济南，与谭震林、山东省委书记舒同谈话，下午一时结束。晚九时十分，与济南市委书记、副书记、市长谈话，九时五十五分结束……”
1958年秋，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说，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是个客观规律，违反它，要碰得头破血流。他切切叮嘱全国的公社党委书记们：“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
1959年钢产量指标，从3000万吨降到1800万吨，这是很大的调整幅度，这个变化来自他亲身的调查研究。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不顾年事已高，多次到祖国的大江南北视察，把他所提倡的共产党人应该时时刻刻融会到人民群众之中去落实到实际行动中，为中国共产党人树立了光辉的楷模。
如何使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正确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如何牢固地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毛泽东终生关注的问题。
毛泽东要求全党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把它写入党章。他指出：“我们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
人民利益至高无上，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宗旨。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不仅继承了毛泽东为人民谋利益的思想，而且向前发展了这一思想，为新时期党的思想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邓小平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制定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所提出的经济建设是中心、党的基本路线等一系列理论都是从民族的前途、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
邓小平多次强调指出：我们的改革是大家的主意，人民的要求，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只有改革，不断发展经济，人民才相信我们，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不改革，不发展经济，人民不能容忍，我们的党也不能容忍，人民的利益就会受到最大的损害。不改革，“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正是基于此，邓小平一直把经济建设视为“第一任务”“中心任务”、根本的任务和“归根到底”的任务。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邓小平更是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作为判断各项工作成败得失的最高标准。而今，我们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就要像邓小平这样将人民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坚持把为老百姓谋利益作为想问题、干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和平建设时期，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社会群体之间繁杂的利益关系，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须予正视和解决的一大课题。作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江泽民反复强调要“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他在这方面的一系列精辟论述，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利益观，犹如一泓清泉，为毛泽东思想及邓小平理论注入了鲜活的时代内容。
江泽民的人民利益观是在继承马克思经典作家、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人民利益观的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关键内容，认为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坚持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是党和政府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原则，强调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协调各类利益矛盾及加强反腐倡廉等途径来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他更是多次把为人民谋利益同党的根本宗旨和群众观点有机地联系起来，并做了进一步阐述。
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能够赢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就在于党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它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的。”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中强调：“党的干部和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必须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人民利益观，使我们党的人民利益观逐渐形成了一个内容丰富的科学体系，主要内容包括：提出以人为本的理念，确立了人民利益主体的地位；建设和谐社会，进一步明确和完善了人民利益的实现目标；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使人民利益的实现途径有了更大的拓展；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切实保障民生，突出了实现人民利益的重点内容。
2013年全国两会上，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再次强调指出，坚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对重大改革尤其是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改革决策，要建立社会稳定评估机制。遇到关系复杂、牵涉面广、矛盾突出的改革，要及时深入了解群众实际生活情况怎么样，群众诉求是什么，改革能给群众带来的利益有多少，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思路、制定举措、推进落实。” 2014年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的重要论述，指明了改革的根本目的和实施方法，为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切实维护人民利益提出了具体要求。
“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2月27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说。在被定义为全面深化改革关键之年的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关键之语，昭示着关键之年的全面深化改革，将会更加彰显“为人民改革”的鲜明取向。
民可载舟，也可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中国共产党只有正确处理自己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加强党风建设，不断清除肌体上的各种毒瘤，纯洁党的队伍，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支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执政才有强大而坚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