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结语
在关于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文献资料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这一词项本身存在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同边界的混用现象。在厘清指代边界问题的过程中，我们也就可以进一步分析出这种混用的产生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及20世纪初整个人文思潮的变化有密切的联系。从文化马克思主义两种指代意义的历史成因进行追问，一方面，可以从思想史的角度理解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另一方面，可以看到两个时间节点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即一战之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二战之后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学派之间所面临的问题和切入方式的不同。实际上，这为理解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联系提供一种视角。
对比“文化马克思主义”与“文化转向”这两个词项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切入点。在“文化转向”的语境之下，文化马克思主义可被理解为20世纪之后马克思主义面对时代问题大规模且自发形成的显著倾向。在“文化转向”的背景之下看待“文化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为什么会有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者在20世纪不约而同地从“文化”角度展开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另一方面，可以从“文化转向”的视域，进一步认识到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与此同时，也可以从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看到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转向”这一20世纪以来人文思潮重要标志的理解，并由此形成其文化理论的过程。
在此基础上，我们便可以从基本观点和热点议题对文化马克思主义作出更进一步的具体分析。一方面阐释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域和核心思想，另一方面分析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局限和存在的问题。
综合上述分析，从目前国内学界对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来看，整体分析已经有了一定积淀的研究。随着文化马克思主义针对资本主义不同文化姿态和文化现象的分析和释义，会出现不同文化主题和不同理论范式具体化的分类，包括文艺理论、当代艺术、传播媒介、符号理论和语言分析，有待国内学者进一步开垦。
总之，文化马克思主义无论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指向，还是所具有的理论内涵和方法论价值，对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世界的发展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对我国进行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和实现推进现代化文化建设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国内对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必将持续不断地深入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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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孟丽荣、孟保芹：《论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及其内在困境》，《世界哲学》，2019年第6期。
[4]党圣元：《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启示》，《江海学刊》，2014年第5期。
[5]董新春：《当代西方左翼“文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及趋势》，《国外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
[6]党圣元：《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启示》，《江海学刊》，2014年第5期。
[7]孟丽荣、孟保芹：《论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及其内在困境》，《世界哲学》，2019年第6期。
[8]［美］丹尼斯·德沃金：《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李凤丹译，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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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李凤丹：《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研究主题》，《现代哲学》，2009年第5期。
[17]李凤丹：《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和逻辑初探》，《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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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欧阳谦：《文化的辩证法——关于“文化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几点思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4期。
[20]夏巍：《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概览——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的考察》，《理论视野》，2016年第11期。
[21]郑祥福：《大众文化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国外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22]欧阳谦：《当代哲学的“文化转向”》，《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1期。
[23]胡文臻、李厚羿：《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2018年第3期。(https://www.daowen.com)
[24]王雨辰、孙云：《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及其当代效应》，《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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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马援：《英国新左派现代性文化批判的政治诉求》，《哲学动态》，2017年第4期。
[28]沈江平：《文化转向与历史唯物主义“重建”》，《东南学术》，2017年第3期。
[29]参见孟丽荣、孟保芹：《论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及其内在困境》，《世界哲学》，2019年第6期。
[30]参见马援：《英国新左派现代性文化批判的政治诉求》，《哲学动态》，2017年第4期。
[31]参见孙士聪：《文化马克思主义之后——以伊格尔顿“自发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心》，《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12期。
[32]转引自［美］丹尼斯·德沃金：《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李凤丹译，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页。
[33]转引自［美］丹尼斯·德沃金：《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李凤丹译，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页。
[34]衣俊卿：《现代性焦虑与文化批判》，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9页。
[35]乔瑞金、马援：《试论霍加特文化生成的辩证法思想》，《哲学研究》，2016年第6期。
[36]徐满泽、刘卓红：《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解放主体理论的三次变迁》，《广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37]李丹凤：《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研究主题》，《现代哲学》，2009年第5期。
[38]参见欧阳谦：《文化的辩证法——关于“文化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几点思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8年第4期。
[39]参见党圣元：《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启示》，《江海学刊》，2014年第5期。
[40]［英］迈克尔·肯尼：《重新评估英国第一代新左派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王晓曼译，《社会批判理论纪事》，2013年第5期。
[41]乔瑞金：《英国的新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2013年。
[42]张亮：《“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唯物主义”及其当代评价》，《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43]张亮：《从苏联马克思主义到文化马克思主义——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战后形成》，《人文杂志》，2009年第2期。
[44]张亮：《从文化马克思主义到“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文史哲》，2010年第1期。
[45]参见黎庶乐：《安德森与汤普森之争：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走向问题》，《哲学评论》，2019年第1期。
[46]马援：《文化唯物主义语言哲学思想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19年。
[47]［英］威廉斯：《关键词》，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3页。
[48]金惠敏：《主持人语》，《浙江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
[49]王雨辰、张星萍：《马克思恩格斯的语言哲学思想及其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哲学动态》，2019年第1期。
[50]马援：《语言哲学的社会功能——以英国新左派语言哲学四重奏为例》，《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17年第2期。
[51]马援：《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语言哲学基本范畴演进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20年第7期。
[52]陈金山：《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性与当代启示——以英国早期新左派的分析为中心》，《甘肃理论学刊》，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