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帝国主义（资本帝国主义）理论
陈学明和朱南松指出，伍德论证了在全球资本主义统治下所出现的所有问题主要是由资本主义的一些基本法则，如竞争原则、利润最大化原则和资本积累原则所造成的，而不是像一些人通常所理解的那样是由全球化带来的，全球化只是强化了这些法则而已，而且全球化本身其实是这些法则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全球化的实质包括：其一，全球化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帝国主义”对世界贸易的操控；其二，全球化与自由贸易是两回事，在全球化状态下只会鼓励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开放，而不会允许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开放，如果真正实施双向开放，那就有违于全球化的设计者的初衷；其三，全球化所带来的结果一方面是形成了受制于资本帝国的附庸经济的市场，另一方面则是资本帝国尽量不受全球化反面效应的影响；其四，全球化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全球化程度高不高的问题，而是穷国市场面对帝国资本时的脆弱。正因为如此，伍德要求人们在抨击全球资本主义时，必须把矛头紧紧地对准资本主义，而不能把重心放在全球化上。[22]
冯旺舟和刘亚品等人认为，民族国家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的作用不是削弱了，而是增强了，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民族国家一方面充当着资本的导流器，另一方面也成为革命的能量场，制约资本的渗透与扩张。资本的全球积累和扩张需要民族国家，民族国家依然发挥着跨国经济组织无法替代的作用。[23]魏凌云从国家和帝国主义关系角度指出，政治马克思主义以“政治－经济”范畴为分析框架，强调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于经济领域从政治领域中分离，且二者共同服务于资本剥削与操控的目的，凸显了“权力”作为历史分析中介的关键地位，以及国家主权多元化所带来的国家间竞争对资本帝国主义的重要影响，该论证是对资本逻辑普遍性理论的回应。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政治维度与经济维度的内在关系研究，并将市场逻辑与国家干预这对矛盾置于全球化议题的突出位置。但是政治马克思主义采用权力逻辑分析资本主义政治形式，强调民族国家是国际体系唯一单位的结论，不仅掩盖了权力斗争的原因，而且违背了客观事实，忽视了国际组织的积极作用。因此，只有从政治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源出发批判其对资本主义政治形式的分析，才能够发现根本缺陷。[24]
冯旺舟指出，伍德正确阐释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本质，认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既是其成功的标志，又是其失败的开端；全球化是资本的国际化，是资本主义的普遍化，其目的是为了实现资本帝国主义的全球霸权。[25]现代性与资本主义不是一回事，不能将资本主义的历史划分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两个阶段，资本主义的本质并不因为历史的发展而改变。[26]姜霁青指出，全球化标志着资本主义的空间扩张已达至顶点，也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系统性矛盾愈发普遍化，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社会主义政治的可能性不是更小了而是更大了。[27]华倩从国际关系角度研究了政治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贝诺·塔斯卡的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她认为以贝诺·塔斯卡为代表的政治马克思主义学者对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所开创的近现代国际关系进行了批判性的研究。塔斯卡批判性地分析了新现实主义、建构主义、历史社会学等国际关系理论对这一重大国际关系转变的误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历史分界线进行重新划分。[28]
根据冯旺舟等学者的研究，伍德的新帝国主义理论的实质、特点、逻辑与现实意义，可以主要归纳成以下三点：(https://www.daowen.com)
其一，新帝国主义之“新”的实质。朱晓庆指出，伍德的新帝国主义之“新”在于通过纯经济手段实施霸权，而哈维仍然囿于旧殖民模式，没有区分新旧帝国主义的实质。[29]陈人江指出，美国作为新帝国主义代表，其特殊性在于，它不会也不可能回到旧的殖民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是通过市场（或资本）的力量而不是军事专制暴政来进行统治。[30]陈学明指出，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新的国际统治形式进行新帝国主义批判。罗伯特·布伦纳提出，传统帝国主义在保护国家和民族资本利益时是垄断的、排他性的，这自然导致战争。相反，美国的霸权和美国资本的增殖是通过实施国际经济和地缘政治战略来实现的，而这些战略中的绝大多数也能够实现其经济伙伴甚至竞争对手的利益。伍德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分离，来分析新帝国主义的创新之处。[31]
其二，新帝国主义的权力逻辑。冯旺舟、戴卫华、刘亚品等人是从伍德与哈维的比较角度进行阐释，指出在权力的资本逻辑和领土逻辑中，伍德强调资本逻辑，哈维更重视资本逻辑和领土逻辑的互相交错，强调剥夺性积累的重要性。哈维认为，资本积累的无限扩张需要政治权力的无限扩张，资本积累产生的逻辑起点是权力的政治逻辑。伍德认为，资本可以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而存在，资本积累依赖资本自身的经济权力逻辑，并受到市场法则的制约和维护。[32]蒋天婵指出，伍德对哈维关于新帝国主义的权力逻辑进行了批判，伍德认为哈维尽管肯定了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但他在解释新帝国主义事实的过程中仍然肯定了资本逻辑的优先性，并立足资本扩张解释领土政策。这种解释模式承袭传统帝国主义理论，其理论前提是确立资本积累和领土扩张之间的必然性。伍德认为这种必然性是不成立的。她区分了经济力量和超经济力量，前者对应于哈维的资本逻辑，后者对应的是领土逻辑。一方面，资本的地理扩张未必需要国家在政治层面的支持，更不一定要求国家通过殖民扩大自身的领土范围；另一方面，国家并不必然支持本国资本的地理扩张。二者关系的不确定性彰显了领土逻辑，或者超经济力量之于资本逻辑的独立性，资本逻辑和领土逻辑在新帝国主义时期是冲突的。[33]
其三，新帝国主义的矛盾、危机与反抗斗争。冯旺舟指出，伍德认为新帝国主义具有多重矛盾和危机，主要包括：新帝国主义的全球性扩张与弱化竞争对手的矛盾、新帝国主义对地理空间界限的突破与追求社会秩序稳定的矛盾、新帝国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与普通民众购买力持续下降之间的矛盾、新帝国主义要求全球监管与全球国家的缺失之间的矛盾、新帝国主义依赖军事手段使单一的领土国家维持资本的全球化体系与资本的无限扩张的矛盾。[34]资本帝国主义在实施全球化的过程中总无法摆脱一个基本矛盾。就是既要不断开拓市场，又不能使竞争对手强大起来的矛盾。伍德要求人们根据这一矛盾来观察资本帝国主义在实施全球化过程中有所作为，也就是说，来分析它为什么既要开拓市场又要阻挠市场的发展，为什么既要推动竞争又要弱化竞争。[35]民族国家仍然是反对新帝国主义最关键的舞台和最有力的主体，主张以社会主义为方向、以民族国家为平台、以工人阶级为主体力量的反抗之路。[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