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帝国主义的本质与逻辑

关于从帝国主义向新帝国主义的话语转向。方旭认为，“新帝国主义”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新扩张的新阶段，也是少数发达国家希望主导构建的国际新秩序。在当今全球经济秩序中，“新帝国主义”采取的一些军事的、经济的、法律的和文化的手段，是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的新表现。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当今的“新帝国主义”内部面临的矛盾在以过去未曾有过的程度加剧。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判断的论述依然有效。西方学者提倡的“新帝国主义”虽然具备一些新的特征，但并未改变其帝国主义的本质。需要辩证看待的是：既然是“垂死的”，就必然不会突然灭亡，在一定的时间内，还可能会发展。据此判断，我们要进一步研究分析在全球化形势下反对全球霸权斗争的新特点，同时积极探索、努力构建新时代新型大国关系，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和治理体系，这是“新帝国主义”批判性研究未来的方向。[30]

关于新帝国主义推行殖民政策的重要方式。刘皓琰认为，数字殖民延续了帝国主义传统殖民政策的根本性特征：一是为了获取经济价值而进行大规模的资源和劳动力掠夺，二是追求对殖民对象的高度控制。数字殖民的直接对象不再是他国领土，而是将数字空间作为新型的殖民地形态，推行网络霸权。其核心策略不是武力征服和暴力抢夺，而是基于数字资源和技术领域的不平等，以更加多样化和更具隐藏性的方式进行意识形态演变，制造出服务于资本需要的网络族群，从而在数字空间中形成带有倾向的群体性力量。[31]

关于新帝国主义的本质。谢亚洲认为，“当代新帝国主义问题”是一个由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而引发的世界“政治－经济”问题——新自由主义霸权危机使“帝国主义”又重新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在哈维看来，尽管当代金融资本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但马克思的金融资本思想依然能为我们分析“当代新帝国主义问题”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根据马克思的分析，金融资本是一种能在“世界市场”范围内通过其运动而不断为其创造必要“现实基础”的资本形式。根据马克思的分析，“新自由主义霸权危机”事实上表明了金融资本已经进入了一个无法为自己创造“现实基础”的历史发展阶段，这表明了新帝国国家权力实践的重点领域及其权力限度。根据这一历史性判断，超经济力量的国家力量将重新构成未来世界经济秩序建构的主导性力量。[32](https://www.daowen.com)

关于新帝国主义的危机与替代道路。宋朝龙认为，新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在后殖民主义时代建立的新型帝国主义，为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开辟了空间，放纵了金融资本的寄生性积累，放大了金融资本积累的结构性危机，新帝国主义的金融资本积累危机加剧了对外扩张，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成为新帝国主义危机和趋向冒险的集中表现，并着力转嫁一些西方国家内部矛盾而掀起逆全球化的潮流。面对新帝国主义时代的社会矛盾，世界多地展开了多种形式的新社会主义探索。把社会发展从新帝国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成为新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也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为了应对这一核心问题，21世纪马克思主义需要批判新帝国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制度安排和政策体系，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左翼政党结合以把民众从右翼民粹主义思潮中解放出来，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逻辑中说明金融资本自我否定的规律，加强对金融帝国主义制度替代道路的研究，加强与全球化顶层设计的结合以克服新帝国主义逆全球化的趋势。[33]

对西方“中国新帝国主义论”的驳斥。张继龙认为，“中国新帝国主义论”是西方舆论界对发展起来的中国的扭曲认识。它把新时代中国对外交往的进程看成经济侵略、政治模式输出、文化渗透、生态环境和科技安全威胁的过程，严重曲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新帝国主义论”诋毁中国推动全球经济共同发展的本意，否定中国维护全球公正秩序的贡献，歪曲中国促进全球文化共存共融的理念，违背中国推动全球生态和谐共存的意愿，忽视中国依靠自主创新促进人类科技进步的努力。从理论上对“中国新帝国主义论”进行分析批判，有助于澄清谬误，排除干扰，为中国深化对外开放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