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时代政治经济学研究

关于新技术革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赵敏、王金秋认为，信息技术革命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对旧分工方式和经济社会管理方式将产生巨大影响，许多左翼学者从中看到了未来社会的光芒。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新技术革命本身不能引导人类社会走向未来社会。如阿根廷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阿蒂略·阿尔贝托·博龙认为：“21世纪的社会主义究竟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更多地取决于现实中人们的斗争，而非社会学者概念化的研究或是控制中心发布的指令。”[52]现实的斗争取决于人们对资本主义最新现实尤其是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的充分认识，后者的实现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使命。[53]

关于科技政治学的研究。高奇琦认为，对于科技与政治关系的探讨历来争论不断，西方近年来讨论这一问题的知识流派包括平台资本主义、交往资本主义和后政治范式等。比较政治和国际政治对二者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科技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国家产业政策、利益集团、对外扩张以及国际秩序等问题。而智能革命将科技政治推向新的高度，使科技政治的核心思维发生转变，一方面要正确看待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的整体性积极影响，另一方面要通过建立相关制度对科技产生的消极影响加以限制。围绕科技与政治的关系，科技政治学在学术研究中主要包括科技与政治制度、科技民主、科技革命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国家与科技企业的关系、全球科技治理等研究议题。在中国的语境下，科技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应是如何将科技的巨大潜能转化为社会的整体利益。[54](https://www.daowen.com)

关于信息时代无产阶级的界定。巩永丹认为，近年来，以奈格里、齐泽克、朗西埃、阿甘本为代表的西方左翼思想家在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激进批判中力主“共产主义观念的复兴”，重塑了新共产主义的政治主体，推出了“诸众”“被排除者”“无分者”“神圣人”等主体概念，这些概念构成了信息时代的“新无产阶级”。但是由于这些新主体脱离了资本与劳动相对立的历史场域和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场景，偏离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历史缘起、身份标识和使命任务的经典语境，所以已经不再是处于资产阶级对立面并受资本逻辑统治的无生产资料的现实的雇佣劳动者，从而滑向了理论层面的抽象的消极主体，发生了“去革命化”的蜕变。相反，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论域是理解信息时代无产阶级的锁钥，而数字资本与数字劳动的矛盾是当今无产阶级的发生域，人工智能资本化应用会使无产阶级重陷失业和贫困的境地。因此，无产阶级依旧是信息时代的政治主体，“两个必然”依然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指引。[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