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众文化反思与重塑社会观念

早在20世纪20年代，卢卡奇就通过克服“物化”的路径探寻提出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革命，这一路向至今影响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形态。社会关系的商品化与自由、民主意识在技术力量的统摄下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为适应这一语境，资本主义统治也着重采取技术与智识并行的态势。如，伴随科学技术的高速革新，生产能力不再成为制约生产、助力竞争的绝对武器。生产的对象、数量很大程度被消费结构和消费需求决定。换句话说，市场运行中消费的地位大大提升，甚至可以说在当下情境中消费能力在某种程度变为一种消费权力，消费者从被动的接收者变为主动者。但这一稍显怪异的图景并未使真正的社会权力转移到作为大多数的消费者手中，反而让作为掌握财富的极少数生产者将统治市场运行的关键瞄准为消费者心理的干涉以及消费文化的培养。这样一来，人们在生产者潜移默化的引导下树立起迎合新型生产的消费意志，一方面沉溺于消费权力的虚假发挥，投身于自我想象的替代性满足；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与消费狂欢中失去对世界和自我真实处境的认知，物质产品的喧嚣使革命的热情消磨殆尽。资本主义经济将一切事物抛入市场的洪流，而由知识与技术形成全球范围内的多元权力结构，如何在被消费遮蔽、被日常生活肢解的情景中恢复指向资本主义权力的整体性力量——文化和社会观念的重塑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关键一环。

华中科技大学董慧与黑龙江大学杜红艳聚焦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对社会主义的文化解读与伦理解读。董慧将文化革命视作列斐伏尔都市革命理论的精神内核。她通过文化革命的提出、文化革命的内涵、节日复归的实践路径以及乌托邦精神的实质内核展示了总体性的都市革命理论，和以文化革命的方式实现人之生存、生活、实践的彻底解放的理论旨归。她提到，虽然这一文化革命的方案具有超现实主义的倾向，但其以探索性的乌托邦精神寻求文化革命的解放路径，仍为我们勾勒出走向“都市社会”的理想蓝图。杜红艳关注布达佩斯学派伦理式、微观式社会主义理论。她指出，对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的一个重要维度，这种来源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部的理论思索，既是由特殊的历史时期造成的又与东欧社会主义的现实语境相关，同时这种思索也标志了其与20世纪其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重大差别。虽然其理论的文化批判特色鲜明，但这也构成布达佩斯学派社会主义理论的独特性。事实上，布达佩斯学派对社会主义的思索是立足东欧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伦理维度缺失基础上的，他们从伦理维度批判了维护东欧社会权力结构的意识形态，并试图探索一条微观的社会主义人道化之路。

河南大学吕世荣将东西方意识形态发挥的实际效能进行对比，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视域对意识形态功能发挥的机制和路径进行分析。她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逻辑所凸显出的意识形态功能，以及其发挥的工具理性机制、询唤机制和链接机制，和这些机制分别对应的具体传播路径：科学技术和文化工业路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路径、意识形态霸权路径。认为意识形态的功能的发挥揭示了主体性在意识形态境遇的变迁，这就是主体性的异化、无主体基础上主体性的生成以及无主体基础上主体身份对主体的替换。她认为意识形态发挥的功能和路径是指不同国家、社会的大众所接受的程度。以中国的核心价值观为例，它是一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状态。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的关系，不如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对民众那么潜移默化，原因是西方路径以消费主义、传媒主义为主渠道，来达到民众认可主流意识形态的目的。西方路径让人潜移默化接受的根据和实质是什么？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社会的贡献是什么？中国能从中借鉴什么？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https://www.daowen.com)

在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背景下，国外马克思主义所呈现的政治哲学转向、伦理批判转向亦在情理之中。彰显人性的诗性文化被政治权利扩张的霸权文化一再挤压，政治、经济裹挟着文化对公私领域的分界一再模糊。在统一的暴力革命难以发生的当下，处于特定经济和生产结构中的人们恳切地寻求自身经济、政治、社会权利的保护，而基于对普遍人性的同情与容纳的文化表达权正是在多元背景下既保留身份差异性又实现最大程度同一的有效的政治工具。资本主义霸权越来越体现为以各种话语形式出现，为特定生活方式进行辩护的文化模式，对抗这一文化霸权，或称意识形态霸权的有效形式之一就是构建、发展作为资本主义对立面的社会主义文化形态与社会观念，尤其需要突破地域、民族、种族、阶层带来的有限性，同时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认知代替现代与后现代的非理性因素。借助主体的政治参与、社会参与，扩大社会主义文化及其观念的有效空间，使其在对资本主义文化封锁的不断突破中逐渐形成新的对抗格局，甚至作为新的政治社会冲突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