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报告十三　第一届中外马克思主义比较研究论坛综述

2020年12月6日，由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四十年的影响：第一届中外马克思主义比较研究”论坛在复旦大学召开。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许征、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陈学明出席会议并致辞，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李冉主持开幕式，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22所高校的31位专家学者汇聚线上直播，关注前沿、碰撞思想、交流经验，围绕会议主题进行发言并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四十年的传播与影响

论坛的大会发言首先回顾和总结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的重要突破。王雨辰回顾和反思了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史和接受史，认为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批判误解到深入研究的发展过程，对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性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后，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我国学术界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研究的同时对研究领域、研究主题和研究范式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调整，逐渐从兼有地域性和意识形态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转向纯地域性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他认为这一转向暗含着三个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即作为学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关系问题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价值归宿和目的问题。只有解决好这三个理论问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上达成共识，才能在中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互动中，始终坚持以正确的哲学范式和哲学立场理解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得失，准确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和理论地位，继续将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不断推向深入，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最终服从和服务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需要。

张秀琴主要围绕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中的介绍与呈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西方式重建”为线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由来、定义、发展及其理论特征等内容进行了系统梳理，指出从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这一时期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主要沿用了苏联教科书中的解释，而在1979年之后，受到传入中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更多中国人编写的教科书登上历史舞台并对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作出了新的阐释，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视阈下中国学术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境况。张双利则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接受和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进程中为何将理论焦点放在现代性批判为问题意识，分别从马克思、韦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于资本主义批判与现代性批判的发展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理论出发点予以了解释，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接受是在中国现代性与社会主义道路的现实性的双重语境中展开的。

郭丽双通过对苏联解体前后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所发生的变化的分析，指出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经历了去苏联化、西马化到中国化的探索过程。苏联解体前，我国学术界曾在苏联哲学尤其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上取得过非常可观的成就，对中国的政治实践和思想教育等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这一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在我国学术界则经历了从否定到争论的过程，并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中国人民实现思想解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苏联解体后，我国学术界对俄罗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兴趣骤减，出现了研究人员大量萎缩、研究问题极度零散、研究成果严重不足的情况，而此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接受和认可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21世纪以来，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又出现了新的动向，我国学术界不仅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而且开始关注俄罗斯及东欧马克思主义、拉美马克思主义、越南马克思主义等。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逐渐从自发走向自觉，现已构成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构建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夏巍从是什么、为什么和有什么三个角度出发，阐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积极影响。改革开放之初，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正面临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问题与新挑战，苏联模式下的传统马克思主义逐渐失去了对中国现实的解释力。而西方马克思主义通过对马克思思想的近代知识论阐释路向所展开的激烈批判，深刻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以及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社会生活各领域的持续而深入的影响力，再一次唤醒和革新了人们的思维方式。这种以崭新的马克思主义阐释路向为特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便自然成为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学习借鉴的重要内容，为中国摆脱苏联模式影响下的教条化和僵化的思维方式的束缚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理论资源，并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研究论域、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出焕然一新、别开生面的氛围与态势。尽管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马克思主义陷入低潮，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是再次有力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极大地激发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信心，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陈祥勤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前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国内所引发的若干争论，指出当时我国学术界的争论主要集中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存在问题、性质问题、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元还是多元问题、实践唯物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问题，并最终掀起了中国学术界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的漫长讨论，这也标志着苏联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开始淡出中国的理论和历史的视野，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直到今天，辩证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的旷日争论所引发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因此有必要在中西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研究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进行重新理解和反思，在重新理解和认识辩证法、唯物主义和实践观的基础上，重新定位和重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形态。

二、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比较研究

将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进行比较研究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在中国的时空变换维度上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转化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资源的一个有效途径。仰海峰认为，当前我国学术界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已经逐渐走向成熟，因此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参照系、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逻辑、流派与重要人物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与本土学术话语建构四个方面重新勾勒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图景就成了当下推进国外马克思主义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只有在思想探讨与特定社会历史情境的互动中，建构起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些基本坐标并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参照系，才能从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静态考察和外部描述真正进入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进程中去，进而更好地从细节上准确定位和深度理解具体人物与流派的思想，帮助中国更加深入地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进展，并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发展提供一种批判和审视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中合理成分和错误之处的参照性视野，使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真正成为中国学术话语当代建构的理论资源。

李佃来回溯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指出过去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往往在“内在”视域中谈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作是发生在中国特殊语境中的孤立文化现象和单一输入过程，从而忽视了在“外在”视域中考察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共时性结构关系，造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之世界视野与比较方法的重要缺环。他强调，我们既应当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历时性结构中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发生，又应当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苏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马克思主义形态的共时性结构中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生成，才能正确厘定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打破不“宽容”的学术氛围，拓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视野，使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能够在横向对照的框架下展开平行的比较、对话和部分融合，并最终革命性地催生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问题域和新研究范式。

罗骞在实践和理论的双重维度上分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引进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所产生的不可替代的积极影响：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契合我国思想解放的现实需要，成了改革开放实践的理论支援；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影响了整个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促进了国内哲学学科论域的根本转向、后形而上学的哲学世界观的形成、批判性哲学思维方式的塑造，并为当代中国提供了新兴的哲学论题。在充分肯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他也指出要重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所存在的不足和局限，以及我国学术界在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错误理解和机械照搬等问题，要尽量避免这些问题对我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要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放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以及人类文明的演进史中进行，使之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理论基础和建构21世纪新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

竭长光从当前中西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的基本格局出发，分别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中的“物质－矛盾”范式辩证法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中的“主客体相互作用”范式辩证法进行了阐述与比较。概括地说，“物质－矛盾”范式的特点有：第一，强调“唯物主义”性质；第二，坚持“物质”本体论；第三，认为事物本身所固有的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泉源；第四，主张把事物放在它所依赖的条件中、放在同他事物的相互联系中来考察，第五，承认辩证法的规律的“普遍性”，肯定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主客体相互作用”范式的特点有：第一，否认“唯物主义”性质；第二，坚持“实践”本体论；第三，强调主体能动性；第四，强调辩证法的革命性和批判性。尽管“物质－矛盾”范式与“主客体相互作用”范式的区别非常明显，但他认为在这两种范式中并不存在着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由于这两种范式都不能独立、完整地表达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真精神，因此必须从世界现实语境出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性质的前提下，坚持内因论和能动论，反对外因论和被动论，并在发展的时代和变化的现实中不断更新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认识。(https://www.daowen.com)

董新春认为，虽然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形成了多个同源异流的解释路径，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其中延续至今、影响最大的两个分支，它们在各自的文化语境和现实背景下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随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现实展开，作为我国指导思想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也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逐渐完成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徒式“跟跑”，进入平行式“并跑”，甚至在某些领域出现了“领跑”的迹象。她指出，构成这一跨越式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个人与社会关系这一基本理论问题上所秉持的不同理解，具体表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以“人民”还是以“个人”为历史主体与逻辑起点、以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的群众观点还是以精英意识形态批判为思维路线、以群众实践创造历史还是以抽象预设裁剪历史为看待历史的方式三方面所存在的根本分歧。而正是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准确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将个人与社会融合为一体的“人民”概念，并且始终坚持人民导向、人民立场，真正把群众路线落到实处，从而超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以抽象而孤立的个人为核心的个人本体论。

彭召昌讨论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评价的总体倾向和现存问题，认为中国学者应以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精神为原则，积极构建沟通与对话。崔赞梅从生态文明思想渊源、思想旨趣、解决生态文明的途径和对生态文明的态度四个方面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中国逻辑”展开比较视域的探讨，她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丰厚的哲学意蕴，在秉承“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的同时，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思想是对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环境需求的回应和解答，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国化的当代展现，更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分析方法的综合运用。在此基础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着高瞻远瞩的世界视野和胸怀天下的广阔情怀，积极倡导同世界各国深入开展生态文明领域的交流合作，构筑生态文明建设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

三、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再阐释

对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再阐释始终是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个核心内容。李春建简要回顾了“非物质劳动”概念的由来、研究现状和相关争论，指出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高科技和服务业的发展，劳动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物质劳动不再是财富的主要源泉和衡量财富的标准，因而必须定义一种新的价值、一种新的劳动概念和一种新的剥削形式，才能诊断当今资本主义的状况、构建新的政治主体、创建新的社会。“非物质劳动”概念作为用来指称创造知识、信息、交往、关系和情感反应等非物质性产品的劳动概念，在一定意义上延续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从劳动领域中挖掘出了解放的潜能和构建革命的主体，继承了资本主义发展本身是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理论传统。这一概念背后所揭示出的劳动新主体、资本新剥削和国家新角色等问题，不仅对于在当代激活马克思主义，而且对于理解当代的资本主义的实质、劳动的新形式和无产阶级的时代状况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

徐可立足“均衡观”这一新视角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进行了比较，指出马克思将资本扩张看作是由一系列社会累积作用构成的打破静态均衡的推动力量。基于此，马克思始终坚持以一种动态的“非均衡观”反对西方经济学静态均衡思想，并在《资本论》中以“辩证法”与“总体性”为主要抓手具体分析了资本的推动力与社会经济系统中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均衡与非均衡相互创生的机制，打破了西方经济学的“均衡”发展路径，完成了“非均衡”的经济理论建构。吴猛指出《资本论》研究是中西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交叉领域，中国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应该用世界眼光，加强中西的学术对话，重新阐释《资本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意义。王平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四十年的研究历程进行了反思，提出以现代性为根基的西方文明终将导向虚无主义，当下应坚持在中国文明的具象性思维中摆脱虚无主义，走出中国文明的精神之路。

金瑶梅认为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在反思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重构社会主义未来的过程中，围绕“市场、计划与社会主义”“平等与效率”“市场经济与混合所有制”“市场经济与社会民主制度”这四大方面的关系展开了深入的理论探索。当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虽然处在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却以社会主义的立场方法批判和反思当代资本主义，面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既没有简单地否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也没有就此放弃社会主义理想，而是更进一步剖析了市场、计划与社会主义三者之间的关系，明确指出市场只是资源的一种配置方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因此社会主义可以通过恰当地利用市场来弥补自己的缺陷，更好地实现效率与平等的“双赢”。这些观点为我们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但由于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偏重理论的构建而缺少实践的运用，在学习借鉴的同时也必须时刻警惕其所带有的改良主义倾向和新自由主义倾向。

车玉玲认为，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通常就后现代主义展开对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批判，却很少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后现代文化产生的根源。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弥补了这一缺憾，在他们看来，不仅后现代文化的产生与盛行起源于当代生产方式的变革与时空压缩，而且虚无主义的到来也是现代人对于时空压缩的必然反映。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即由“福特主义”向“灵活积累”的转变，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和对生产过程的最大合理化、效率化的管理得以实现，资本主义摆脱了经济衰退而重新获得了生机。在这一过程中，为实现资本的全球扩张，资本主义借助运输、通信、资金流转的方式的变革，不断压缩产品与资本跨越不同空间障碍所需要的时间，从而造成了“存在”在时空中的崩溃。这不仅摧毁了现代主义对于未来的憧憬与过去的记忆，抛弃了历史的连续性，形成了对于“一系列纯粹的和无关联的现在”的体验，还造成了一切领域的“快节奏”，各种观念和意识形态、价值观呈现出短暂性与易变性的特征，致使“无能为力”的空虚感使厌倦与绝望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时代情绪。为了从根本上克服虚无主义，就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借助资本自身的运行逻辑，最终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孙民认为，对当前文化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批判，不能仅仅针对这种观念本身，而是要对这种观念形成的社会现实基础，也就是要进行实践批判，才能彻底认清这种错误观念的实质并在实践批判中将之克服。马克思的实践批判既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生存论，又是它的方法论，不仅具有现实性维度，还有具有超越性维度。因此，只要当前人类的实践还处于异化状态，只要人类的实践还不是以人类幸福、自由为宗旨的实践，马克思实践批判的现实意义就永远不会过时，马克思实践批判的价值旨趣就会不断彰显。坚持马克思的实践批判精神将为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提供重要的问题视域，为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提供重要的风向标，为我们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自信提供思想武器，并最终帮助我们正确地理解和把握当代人类实践，不断地在批判旧世界中建构新世界。

薛晋锡认为，马克思在对历史辩证法的探索过程中，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法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展开批判性地实证，发现了诉诸抽象概念的辩证否定的黑格尔辩证法和诉诸思维范畴的逻辑演绎的古典政治经济学都具有的思辨的、想象的意识形态性质，因而无法为资本主义逻辑统治下的社会解放提供历史可能性。而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出发，通过对“实证唯心主义”的批判揭示了社会存在的历史性特征，发现了人类历史上的任何社会形态都具有暂时的性质，资本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对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理论旨趣的阐发不仅有助于澄清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特征，而且对于历史研究中的方法论自觉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例如在20世纪的历史研究方法中，以福柯为代表的谱系学方法侧重批判性地实证，由胡塞尔开创的意识现象学方法注重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它们分别对应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意识形态批判的部分理论旨趣，但由于缺乏对社会存在历史性特征的全面把握，这两种方法都不能正确揭示历史的未来方向。因此，当务之急是将两者深入到社会存在历史性的维度，使其具备历史唯物主义所强调的科学性特征。

四、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新进路

当前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激起了我国学术界对资本主义批判新进路的探寻。蓝江通过对大数据时代多种社会现象的分析，指出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的发展，更多新型媒介和新型“信息机器”进入人们的生活，主体势必面临新的生成“场域”，正确理解“信息机器”与主体的复杂关系以及对主体的重构已成为当今批判理论的新课题。他认为，被嵌入数字网络中的每个主体看似能够作出自主的选择，可是实际上主体的选择已经被数据和算法预测，最终成了被数据所穿透的工具人。尽管如此，由于人类所遭受的数字异化是一个无法逆转的过程，因而不能简单地将人类的生存与数字化和算法、智能等技术对立起来，甚至对数字化和算法技术产生抵触和反抗情绪，主张倒退到一个没有被数字技术玷污的浪漫主义的乌托邦。我们必须同时认识到，数字技术革命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在形成一种生存方式的变革，人们必须以一种新的方式去理解和把握世界，尤其对于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来说，只要掌握数字技术发展的主动权，就能打破自近代工业化社会以来的世界格局，从而实现在技术上和经济上，甚至在全球化技术变革重心的转变，即通过这种数字化实力增长，实现国际势力的新均衡状态，并有望在这个新均衡状态之下去寻找通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路径。

胡绪明回顾了当前流行于西方左翼思想界的“共产主义回归”热潮，指出这股热潮的出现源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崩溃和全球资本主义及其新自由主义濒临破产的双重现实，其目的在于恢复被污名化了的共产主义观念，并基于激进的革命主体性话语和替代性政治建构一种“新共产主义”。在对以齐泽克、巴迪欧、哈特、奈格里、劳勒、奥尔曼等人为主要代表的当代西方左翼学者的共产主义观念进行了具体的评析后，胡绪明指出，西方左翼学者的“新共产主义”理论主题包括告别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重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主张共同性参与的多元政治，“新共产主义”理论范式虽然与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具有根本的异质性，但相较于后马克思主义而言，“新共产主义”表现出来的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共产主义未来的期待这一理论气质，在总体上并没有完全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因此，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方法与这种“新共产主义”展开积极的批判性对话时，既要厘清“新共产主义”的思想基础，同时也要甄别澄清其与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的理论边界，以彰显马克思共产主义的现实性与理想性。

颜岩立足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尔库什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解读，指出苏俄马克思主义基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存在误读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也存在着内在缺陷。马尔库什界划出三种类型的意识形态概念，即论战的－揭露的意识形态、系统的－解释的意识形态、批判的－哲学的意识形态。这三种概念并非完全孤立，而是在实践意图上具有模糊的同一性，既保留了意识形态概念传统理解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同时又避免了苏俄马克思主义明显存在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还原论的理论缺陷，从而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保持了批判的张力。

卢文忠认为，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当代全球化问题的涌现，人们正试图从新的理论视角和理论方法出发来研究资本主义矛盾的现实问题并探寻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未来出路。其中，“僵尸”作为在西方大众文化中出场而又反思西方现代社会的流行概念也被用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研究。从“僵尸”这一概念的批判意义上看，它与马克思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在对西方现代社会的批判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常用来比喻和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丑恶现实。但面对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及其危机，“僵尸”的话语和意境也被泛用到对批判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比喻和批判当中，构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挑战。因此，他认为如何拿起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来清除“僵尸”是当前亟待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必须用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才能清除地球上的“僵尸”并实现人类的解放。马援从索绪尔的“语言”与“言语”、“共时”与“历时”的“二元对立”模式出发，探讨了英美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对索绪尔“二分关系”语言辩证法分析的差异性。

冯旺舟以“政治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分析为视角，指出“政治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步、民主、新帝国主义无限战争以及自由主义的四重批判。许晓丽考察了21世纪以来西方左翼围绕马克思主义科学性进行的论证与反思，认为其是对马克思主义当代意义的重新思考，尽管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西方左右翼话语权失衡的状况，但它是西方社会对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美式资本主义发展方式进行反思的体现，同时也向我们昭示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前景。李健从吉登斯的文本出发，重点阐释了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的环节之间重启社会主义话语、为何在重启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要弱化阶级概念的革命性以及如何在重启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正确理解转型的三层意义，从而进一步阐明了为何将矛盾与转型作为介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键词。李银娥通过对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诞生的历史处境的追问，对市民社会理论和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内在契合进行剖析。

论坛闭幕式上，复旦大学王凤才上从理论内涵、研究路径、焦点问题和前景展望上对中外马克思主义比较研究行了归纳与展望。他指出要先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及范围。在此基础上推进中外马克思主义比较研究，力求做到事实比较与价值比较相结合、直接比较与间接比较相交织、中国立场与世界眼光相融贯，以学术比较为主、以意识形态比较为辅，逐步完成从外在比较向内在比较的过渡、从直接比较向间接比较的过渡。从而促进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成果转化为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方法、理论和实践的丰富资源，最终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向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话语中心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