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令员”重在计长远/
突如其来的雨越下越大，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园发展处处长王健伟和深圳市工务署工程管理站副站长任展站在雨中，心悬到了嗓子眼。在狂风暴雨之中，三个蹲在高墙上的工人摇摇欲坠。王健伟和任展已经在楼顶站了一个小时了，这场突然到来的大雨打乱了他们的劝说计划。三个要跳楼的工人抓着高墙上的避雷钢筋，也慌了——他们或许并不是真的想死，但风雨让他们进退两难。这时，其中一名工人的妻子哭着跑到了现场，哀求她的丈夫下墙，但三个人依然没有要动的意思。王健伟灵机一动，悄悄地跟这位妻子说：“你叫其他两个人，先把他们叫下来，不然你丈夫不好意思下来。”这位绝望的妻子照做了。果然奏效，在底下守候多时的安保队伍、特警、心理专家松了一口气。
这次救援是王健伟和任展在学校建设中一起攻克的难关当中，较为惊心动魄的一次。王健伟于2013年9月入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是建校元老之一。校长的工号是001，他的工号是007。有的学校在工程完工移交时才设立工程处，前面的设计、施工没有介入。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校园发展处是学校最先成立的科室之一。校园发展处全权负责学校建设工程的规划管理工作，是学校工程项目“战役”的“司令员”。
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之前，王健伟已经在工程施工、房地产开发领域工作了20年，但他是地道的来深建设者。1990年，邓小平同志还没来深圳“画圈”，大学毕业的王健伟就南下深圳打工了。不过，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项目和他之前熟悉的房地产项目有诸多不同。王健伟举了个例子，一个新建小区到最后施工时发现忘了建停车场管理系统，在房地产公司时他有权力追加几十万把它完善好，但大学的工程却没这么简单。如果一开始没规划，建到中途再发现问题，要再进行追加投资，非常困难。
“政府的投资额是固定的，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一期的概算是20亿，那就只能在这20亿里做文章。”做这类的项目，“司令员”的运筹和谋划能力很重要。总投资是固定的，但各个单体建筑的预算可以适当灵活掌握。“这个地方精致一点，另一个地方就得简单一点。”学校一期项目开工之初，王健伟确定了学校设计的基本原则：政府的投资额有限，但我们的图书馆要做百年图书馆、实验室要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其他功能性建筑都可以放在其次。
作为学校负责校园建设的管理部门，校园发展处难就难在：“钱是一定的，精益求精是没有边界的。”每次拿到图纸时，校园发展处都是紧张的。每次各专业图纸少则几百张，多则几千张，留给校方看图、讨论、取舍，甚至关键问题上报校领导决策的时间多则10天，少则三五天。学校给了意见之后，工务署的招标公告一出，再要做更改，几乎不可能。“所以每一张图纸都要很认真地看，要是漏了一个地方，可能就是百年的遗憾。”每一场战斗前，校园发展处要做出周全的部署和指令，一点失误都不敢有。“工务署和其他建设单位，是根据我们的需求来做设计、施工方案的。我们要几个实验室、几个教室，他们都会满足，但一旦定了就不能更改，所以我们提的需求既要准确，又要有效率。”比如学生宿舍的男女生比例，如果学校没有要求，就很有可能按照1∶1来设计。王健伟与同事调研了香港中文大学近10年的男女生比例，结合学校已经规划的23个专业的性质之后，如工科多男生、文科多女生，按照47%∶53%的原则给了宿舍设计指令，现在学生宿舍接近满员，效果较好。
在宿舍的设计中，争议最大的是宿舍里不设厕所，而把厕所与洗手间冲凉房集中设置。香港中文大学沙田校区50年前、10年前建的书院都没有在宿舍的房间内设置厕所，学校考虑的核心点是卫生问题。“出于隐私的考虑，学生宿舍的卫生都是自己负责，宿管阿姨进不去。学生通常管不好自己的卫生。我们设置在公共区域的洗手间，是按照香港的卫生标准来管理，很干净。”同时，不在宿舍内单独做厕所也极大节省了面积，这些省出来的面积让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书院可以拥有更多的功能性用房，如健身房、琴房等。“宿舍的总面积是按国家标准来的，但我们书院中设置的系列功能用房比一般高校多，是正宗的书院制。面积从哪来？都是省出来的。”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推出的无厕所宿舍也得到了兄弟学校的推崇，一些学校来这里“取经”后，一期工程在宿舍做了厕所的，二期工程把厕所取消了。“深圳市政府是一个非常开明的政府，尽管当时对宿舍不设厕所这个方案有异议，最后还是充分尊重学校的意见。”
图书馆和实验室是花费心血最多的地方。图书馆馆长对图书馆的细节要求甚高，王健伟一一满足。“我们的图书馆绝大部分桌椅都是实木的，当时也请了专门的家具设计公司来做设计。目标是以学生为中心，且可以长久地使用。”图书馆和实验室的“大手笔”，需从其他地方省出来。行政楼的办公设施就打了折扣，“无论是陪同职员还是领导，办公室的桌椅都是压缩板材的，能省则省”。
让王健伟倍感压力的是实验室的设计。2013年，学校尚未开学招生，锁定的教授还不多，但实验室的规划不能等到教授都到位了才开始。“常规的做法是同教授了解需求，再来做实验室。但当年，教授还没完全锁定，只好由我们校园发展处来调研、预测、抓大放小，尽可能贴合几年后的需求。”不少实验室都有通燃气的需求，最简单的办法是给所有实验室都通上燃气管道，但这样会“浪费”不少钱，其他项目就得缩减。王健伟按照学校规划开设的专业，根据香港中文大学相关专业的历史数据，确定了各实验室的功能和设计。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教授都有海外教学背景，他们对实验室更为细致和严格。比如，一位日本教授提出：他的实验室要超静音，因此实验室楼下不能设停车场，车子进出会产生很大的震动。“那栋实验楼有七八十米高，不设停车场不利于学校的总体规划与利益。”最后校园发展处想了个折中的办法：把超静音实验室设在没有地下室的其他楼里。还有一位教授提出，他的实验室对通风有极高要求，光空调采购一项得花500万元。“学校又不能多支出钱，功能也不能打折扣。怎么办呢？最后就把实验室的面积缩小了，但保证了一流的功能与性能。”教授了解了其中的权衡，也欣然接受了这种做法。
时至今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已有三个诺贝尔奖科学家实验室。提到学校的实验室，诺贝尔奖科学家们的评价是：“与我在美国的实验室是一样的。”
校园发展处“计长远”还体现在：王健伟赶工期的焦虑和紧迫感比其他部门来得更早一些。2017年5月至8月，是工务署和施工单位赶工期的“魔鬼时段”。但王健伟的焦虑，2017年春节刚过，就来了。2017年3月份，王健伟敏锐地觉察到，按目前的进度，2017年8月一期项目工程极有可能无法交付。顶着巨大的压力，他做了一个非常容易引起众怒的“不当举动”——给工务署发函，要求工程管理站领导亲自来现场督工。“我和任展有很深的革命情谊，这个举动当时让他也有点不开心。”尽管工务署领导层面对此举有疑虑，但最后还是按照学校的要求来支持了。到了2017年6月，工务署署长、副署长都亲自到施工现场来协调工作。(https://www.daowen.com)
7月，学校很多教授议论：“按这种进度，开学前肯定是交不出了。”但王健伟反而不担心了：“凭我的工程经验，现在已经有九成五的把握，工务署能在约定时间内交付工程。”这种信心是基于他对工务署工程能力的信任：“工务署有能力在很短的时间内，调集、协调各单位的工人赶工。”在7、8月的冲刺阶段，一期工程项目施工工地上，最多的时候同时有三四千名、几十个工种的工人在施工。到了8月下旬，已经有学生来学校报到了。王健伟要求：“所有工程项目，能不动工的就不要动工了。非紧急的收尾项目全部停工，打扫干净迎接开学。”就这样，在“所有看得见的工程项目开学前完毕，看不见的项目开学后完善”的原则下，学校平稳度过了新校园第一个开学季。
现在回想起来，王健伟觉得当初也有在心里捏了一把汗的时候。“开学的时间是锁定的，找不到备案，没有退路。不管怎么样，开学前工程是一定要交付的。”
赶工很辛苦，后期几乎每个晚上工务署领导都来，大家压力非常大，与学校的其他部门相比，学校的工程部门直接顶在前面。8月下旬开学，教室、办公室、食堂等地的家具需要提前两个月就位。由于工作面太多：6、7月份电梯成了瓶颈，每天都是通宵上货。有一天电梯坏了，几个工种的工人因为抢电梯打架，王健伟只得紧急赶到现场，协调解决。那段时间，王健伟的日常除了睡觉、吃饭，就是工作。每天，分配给睡觉的时间只有五六个小时，早上一睡醒，就会有一两千条微信等着他。有请示、有汇报，也有需要马上协调的组织信息。“经常因为紧急微信没办法出门。”赶工期的那大半年，王健伟每天光回工作微信，就要花费五六个小时。开学后一位校领导同他说：“你能如期交付这个工程，没有疯掉，是不容易的。”这句话让他很是感动、欣慰。“觉得自己的辛苦得到了很大的认可。”王健伟说。
当初，王健伟放弃高薪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主要原因是想享受学校的寒暑假。“我是个家庭观念很重的人，想着多一些假期可以经常陪孩子。”来了以后发现，不但没有寒暑假，也几乎没有年假。等有了年假，也忙得没有时间休假了。“来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切切实实地感受到这个学校很多人是有教育理想、家国情怀的，是真真切切想把这个学校做好的。”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很有意义，在学校工作也很开心，尽管与初衷相违，王健伟还是愉快地接受了。
从2013年到如今，王健伟看着学校一点点成长起来，他说，学校的每一栋建筑，都像是自己的孩子。王健伟要求自己部门的设计师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建设中不提“标志性建筑”。“一个大学好不是因为有大楼，而是有大师。建筑是教学的保障，把每一个功能、每一处细节做好就行了。”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一期建设完成后，收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好评。最让王健伟自豪的评价是来自深圳某政府部门的：“同一个时期，我们对深圳各个大学的投资标准是一样的，但你们做出来的东西，感觉好像我们给你们的钱较多。”王健伟认为，能收到这种评价，作为校方，很自豪。“这个工程，以工务署为龙头的政府部门，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但某些时候，王健伟会想：其实我可以做得更好一点的。“做工程，就是一个遗憾的过程。我做过的工程，平均来说，三分是自豪，七分是遗憾，这个工程也不例外。”王健伟说，行政楼有一部电梯设计得不甚合理，当初在看图纸的时候没有留意到。“当时电梯这一侧下方地勘报告说有石头，不能再挖电梯井。所以现在这侧的电梯只能到三楼。”王健伟后来发现，其实把这部电梯放到对面一侧，电梯就可以落到一楼了。“我同学校教授交流工程，有时候会讲，我们是要追求完美的方案，但也要有深圳速度，要效率和完美度都能到80分，可能是能够落地的一个最佳策略。”
有了一期工程的经验，王健伟希望二期工程可以做得更好，达到新的高度。“比如我们一期实验楼层高是五米，二期的实验室一楼二楼全部调到7.2米，上面的楼层也全都调到了5.4米。”这样给未来各类实验室的通风管道留下了充足的空间。此外，二期学生宿舍也在一期的基础上做了改进。“一期宿舍放了四张床，中间的过道比较窄，椅子一拉出来就背靠背了。”二期的宿舍，每间房做宽30厘米，这里宽了，就要从其他地方省出面积，这是王健伟把控的重点之一：“我们的目标是用好每一平方米的面积，用好政府的每一分钱，为教学、科研提供最佳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