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着中国社会持续、深刻的转型过程，广播在起起伏伏中自适应并作用于社会变革。这种社会变迁过程呈现多元而丰富的特点，在最终走向整合的趋势下，分化与整合过程交织并存。广播发展与社会转型呈现怎样的关系，有着90多年历史的广播是否还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变迁？在整合型社会到来时，如何利用广播作为社会塑成型媒体的优势与特性？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今天仍处于弱势地位的广播与广播研究而言具有深远的现实与理论意义。

本书从转型期社会变迁过程中当代中国广播发展的现象出发，在理论框架下，采用多维视角，既有横向比较，又有纵向观察，注重案例研究，梳理出转型期中国广播发展路径。

导论部分介绍问题的缘起，提出本书研究的核心问题，对国内外研究进行评述，并且提出了本书的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和研究方法。

第一章从政策视角出发，指出传媒系统是社会政治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本质来说，中国的大众传媒是政府规制下的组织，国家通过政策和政治作用影响着大众传媒，在这一过程中，因中国广播的属性特征和发展沿革，其角色功能的分化与变迁被打上了鲜明的烙印。(https://www.daowen.com)

第二章从市场经济的视角分析广播经营发展与社会经济因素的关系。根据阿诺德·汤因比的“挑战—应战”模式，30多年来中国广播乃至整个传媒业经营管理改革的历程也可以看做是挑战和应战的过程。虽然，中国传统新闻媒体的经营管理改革看起来是应对政府支出的冲击，但国家调控媒介经营管理制度、法规、政策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包括传媒经济在内的经济全球化的逐步推进和以互联网新技术为重要内容的传播技术的飞跃发展与传统调控方式的适应问题；二是对媒体的政治约束保持相当硬度与国家财力制约下的对媒体的经济约束适度软化的平衡问题。本章从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对广播经营管理的发展轨迹进行梳理和比较，分析了广东电台30多年以经营求发展的实例，归纳出我国广播经营发展的环境制约因素与对策。

专业化是研究中国广播的一个重要视角，第三章对广播专业化在中国的出现与发展进行了分析，指出多元发展的社会将广播带入了专业化发展的巨大变革之中。这一章分析了广播专业化发展的社会基础、其与社会发展的现实图景、专业化发展的环境制约因素，并用中国专业广播发轫者经济广播的现实困境为案例，分析了整个广播专业化与社会变革的适应与不适应过程。

第四章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分析当代中国广播听众变化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即传播的终点，从受众视角出发就是从人的角度对传播与社会关系的认识。本章提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中国社会是社会阶层急剧变化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由一个封闭的社会转变成一个人口流动的社会，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在社会阶层间成为普遍现象，社会中间阶层等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一些已有的社会阶层出现分化。受众在价值观念、社会需求、审美趋向、社会心态等方面发生巨大改变与分化。作为社会现实变化的敏锐风向标——媒体，在这一社会变迁过程中成为社会变化的直接表达者，又因为受众群体变迁的影响而发生传播理念、传播方式、传播效果等的改变。在这一过程中，媒体应该也有责任成为社会变迁的推动者和瞭望者。

第五章则从技术层面出发，指出技术对媒介发展的推动作用向来不容忽视，新技术的诞生和应用，极大地改变了现有的传播格局，改变了人们的传播方式，现代传播新技术的产生给大众传播媒介带来了划时代的变化。在新技术条件下，广播不再是单一的地区媒介、声音媒介，而成为能传播处理文字、声音、图像等多种信息符号，能包容各个层次类型、多领域的信息传播系统。广播与技术、广播与受众、广播与其他媒介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这一章重点探讨了技术将如何架构未来广播的信息传播系统，广播将如何适应新技术条件下的传播方式，政策和规制会对新广播的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几大问题。

在结语部分，本书指出当中国社会进入一个由分化的结构化、定型化社会向社会治理力度加大、趋于整合的社会转型的进程后，广播这一传统媒体也随之发生着变迁。这种变迁过程呈现的特点多元而丰富，但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就是融合。有形态上的，如广播与手机、网络等新媒体的融合，产生手机广播、微电台、网络广播等；有结构上的，如各种类型的各地广播电台之间的联盟；有功能上的，如社会整合功能的社区广播、新闻广播等。社会呼唤着整合型媒体的出现，今天，在媒体竞争中依然处于弱势地位的广播，已经显示出其作为社会塑成型媒体的优势与特性，这也许将成为广播今后发展的方向和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