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其“影响之深、范围之广、转型之彻底，都是历史上任何一次社会转型不可比拟的。它不仅仅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转型，从计划经济体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向以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的转型，也是一个从同质性社会向异质性的多样性的社会的转型，从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进而融入全球一体化格局的转型，从伦理型社会向制度型、法治型社会的转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1]。

第一，在社会持续、深刻的转型过程中，中国总体性社会发生了全方位的分化，这种分化发生在社会群体、阶层、产业、地域等各个方面，社会组织、社会制度、社会主体，以及组成社会的成员身份、个人认知、社会人格等都处在不确定的状态之中。在这个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过程中，社会结构开始分化，社会机构与组织之间的专业化和相互依赖的程度提高，社会迁移和流动加大，人口向城市集中，科层制普遍发展，传统家庭和亲属关系的功能缩小。“社会环境中存在的变动和冲突越多，个人面临的不确定性也越多。不确定性促使人们搜索信息，来认知社会生活正在发生些什么，而传媒系统拥有丰富的资讯，正是信息搜集活动的一个必要资源。”[2]

传播分化与社会分化几乎同步发生，两者互为因果。基于社会结构和阶层的分化，作为大众政治、经济利益表达平台的大众传媒，也随着社会的分化而分化。广播大众传媒角色的回归、广告的恢复和发展、四级办广播电视体制、广播专业化兴起等一系列转型与分化即是对社会分化的反映。同时，传播分化也促进了社会的分化和社会空间的重构。比如在传播学“创新—扩散”理论中，新技术和新知识的创新扩散会引起富者和穷者之间的更大差距。公众视线随着媒介“探照灯”移动，大众媒介成为社会生活的情景地图。(https://www.daowen.com)

第二，社会转型进入特定时期后，社会分化与整合状态交织并存，当社会多层分化进入结构化，分化所引发的矛盾日益激化，社会就开始进入了以整合为主的时期。世纪之交，广播电视媒介领域开始大举组建集团，从1999年无锡广播电视集团起，到2006年我国一共有24家广电集团或总台成立。而从1998年前后开始，我国大量缩减电台电视台数量，到2002年延续多年的四级办广播电视基本停止，省市县电台电视台通过合并撤销完成了数量和内容上的整合。

综观广播在转型期中国发展的轨迹，分化与整合交织前行是其主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