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文献检索情况与研究综述
2017年，以“公共文化”“公共文化服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检索词的学术论文统计信息详见表5。由此不难看出，2017年度理论界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相关问题的研究热度不减。
表5 2017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相关问题文献检索统计表
通过对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目录和南京大学CSSCI期刊相关研究主题的分析，2017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1.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嵌入治理理念的研究
沈亚平等认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架构运行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建设促供给”的逻辑，导致公共文化服务实践存在政府“划桨”行为过多、非政府主体力量过弱、重硬件轻软件等缺陷，应将治理逻辑嵌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强调多元主体合作与共治，探索多渠道互补的供给路径，强化需求表达与回应、服务规划与配置、服务质量评价等配套机制建设。[31]王迪认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群众需求之间的矛盾，反映了国家视角下的治理理念的局限性：一方面，公共文化项目的推行依循着标准化、均等化、清晰化、简单化的方式，忽略了文化复杂性、族群异质性、地方差异性和个体多样性，造成均等化供给满足不了差异化需求的结果；另一方面，上级政府借助数字化、集合性的、静态的事实对下级进行考核，以建构性的事实掩盖了供给与需求之间真实存在的鸿沟。鉴于此，在治理理念上，应强调治理过程中的多主体参与和相互依赖；在治理实践中，应促进政府与社会组织、社区民众之间的协调整合，营造公共文化事业中的“强国家-强社会”的局面。[32]李雅等结合国外经验，认为完善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制应该从推动社会化、保证文化多样性和加强与其他部门之间的沟通着手。[33]
2.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研究
申亮等利用2001—2013年间中国31个省级政府（除港澳台地区外）的数据进行计量检验，研究表明：省级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平均存在23%的效率损失；按照各省份的效率值，可分为高、中、低三类地区，不同地区影响政府供给效率的因素不同；总体来说，政府规模越大效率越低，财政分权程度越高效率越高，文化事业费占财政支出比重越大效率越低，而经济发展水平对政府供给效率的影响非常微弱。[34]陈世香等基于C城区与A县两个具有较强代表性的省级示范区域入户调查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居民对公共文化服务效果的评价呈现出社区（村）→街道（乡镇）→区（县）三级机构逐级递减趋势；C城区与A县居民对公共文化服务效果评价存在明显差异，并且A县在绝大部分文化服务效果评价上都高于C城区。研究表明，这些公共文化服务效果评价方面的区域差异与层级倒挂现象与居民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强度、参与情况、需求征集制度和评价监督机制建立实施情况基本一致。[35]程文辉基于DEA三阶段模型的公共文化服务预算效率评价方法，以博物馆为例，按照投入、过程、产出、成果和影响的绩效因果关系建立绩效指标体系，并区分投入→产出、产出→效益两个层面进行效率评价，进而寻找提高预算资金使用效率、博物馆产出使用效益的路径。[36]
3.文化扶贫问题研究
陈建指出，政府公共文化服务暴露出诸如“供给粗放化”“运行离散化”“配套机制脆弱化”等一系列堕距问题，对此，政府应以文化扶贫需求为导向，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精细化；以文化扶贫问题为中心，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治理整体化；以文化脱贫效果为节点，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保障系统化，从而消除公共文化服务堕距，助推文化精准扶贫实践。[37]梁立新认为，为了推进文化扶贫对象精准识别的有效开展，需要建立有序的目标人群识别工作机制、公共文化产品供给的需求回应机制以及以“需求导向”为原则的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评价机制。[38](https://www.daowen.com)
4.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与社会力量参与研究
纪广斌等认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不是政府责任的退却，而是要使政府以公众需要为目的成为“精明的买主”，进而有能力克服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所存在的“供给方缺陷”和“需求方缺陷”。[39]陈庚等指出，我国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践经历了从初步探索到体系化再到法治化的阶段性发展历程，已形成管理决策型参与、政府购买型参与、合资参股型参与、自建共享型参与、自助捐赠型参与、志愿服务型参与等多元参与模式。[40]刘磊以爱家国际社区为案例，通过分析得出结论：社区与社团组织的合作可能既源于社区“应付式”和“减压式”双重逻辑的推动，又基于社团组织合法性的认可和体制资源依附的选择。[41]
5.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研究
金慧等立足于湖北省各地市（州）年鉴数据及3地市（州）450份微观样本数据，发现体系不完善、标准规范落实缓慢且执行监督及评估反馈机制不健全等是当前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建设所面临的问题，而公共文化服务的不均等则表现为湖北省不同区域、城乡、群体间供给水平的差异及供需结构的“非对称性矛盾”。[42]刘小琴认为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需要从政府主导，市场、社会共同参与的思路出发，调动各方面力量，努力实现资源共享，避免重复建设。[43]
6.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改革研究
2017年初《新华书目报》邀请业界专家对《关于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全文进行了详细的解读。李国新教授认为：总分馆制的核心要义是让分散而独立的文化馆、图书馆形成组织体系，从本质上说是文化馆、图书馆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变革。杨永恒教授认为《意见》对于提升基层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保障基层群众的文化权益、促进城乡文化服务均等化和一体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突出表现在：强化县级文化机构辐射和服务县域全体居民的功能定位；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推进总分馆制建设，不搞“一刀切”；通过文化资源整合和业务流程优化来提升乡村基层服务能力。戴珩认为：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实施主体是县级人民政府，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目的是提高县域公共文化服务效能。[44]
金武刚认为总分馆制建设的前提条件、总馆与分馆构成来源，以及总分馆体系的队伍构成、资源建设、服务提供、活动开展、流动服务、数字服务和政府保障等方面是总分馆制建设的关键要素与发展重点。[45]邱冠华梳理了新时期以来总分馆建设的三个阶段，并提出几个在总分馆制改革中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一是正确理解和处理因地制宜与客观规律之间的关系；二是回答开展县级总分馆建设的问题；三是完成公共图书馆使命需要建设实体分馆，新服务形态只能作为总分馆的有机组成部分和有效补充；四是开展“图书馆+”服务创新要符合公共图书馆的服务理念，防止出现服务门槛。[46]
7.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研究
李国新指出，建立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共文化机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深刻变革，是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相适应的改革，是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在大局下谋划、在大势下推进、在大事上作为”的重要改革。[47]李媛媛认为文化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改革旨在通过引入“外部治理”，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构和供给主体的重构，形成联合行动的协作网络，目的是促进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实现，实现“共同治理”。[48]张皓珏通过对美国LYRASIS联盟理事会职能与组成、议事程序、评估与反馈等理事会制度的分析，指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联盟要以实体性、公共性、独立性为原则设置治理主体；公共利益优先为导向，在理事的构成上充分考虑到成员单位与外部理事的合理配比；制定联盟成员准入制度并定期举行评估与反馈，为理事会决策提供依据等建议。[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