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绿洲的发展阶段
自然地理因素 （冰川、地表水、地下水、地质地貌、气候等）的综合决定了绿洲的存在与分布，这些因素可统称为绿洲的发生因素。但绿洲进一步的发展与兴衰则受“人”这一因素所制约，人类的活动决定着绿洲的发展方向。天然绿洲是在无人工干预条件下，以水为主导因素塑造成的自然生态景观，随气候变异导致的河流水量剧变是绿洲兴衰的关键。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生产活动的日趋频繁，使干旱区的绿洲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些古代的天然绿洲逐渐得到改造，新的绿洲在人为作用下日益扩大。这种由人工经营和建设的生态系统，使之进入人工绿洲阶段。从此，绿洲的演变除受控于自然条件外，已越来越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人类活动常占据主导或决定的地位。我国西北干旱区绿洲的发展，大体经过了以下几个阶段。
（1）原始绿洲阶段。最初发育在自然条件严酷的荒漠地区的绿洲都是天然绿洲。人类在这些有水、有树、有草的地方开始聚居，遂形成一些原始部落。他们或渔猎，或耕种，有选择地适应绿洲、利用绿洲，成为影响绿洲的因素。根据考古资料，早在新石器时代随着原始农业的发展，绿洲地区就有人类居住并进行生产活动。这一时期的农业文化遗存，在我国西北干旱区的新疆、甘肃河西走廊和宁夏等地发现的越来越多。新疆绿洲地处中西交通要冲，东和中原，西和中亚、欧洲都有交往联系，民族迁徙与融合又比较频繁，因此受东、西两方面文化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绿洲文明。在南、北疆，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遗址分布很广。如哈密的七角井、三道岭；吐鲁番的阿斯塔那、雅尔湖、辛格尔；乌鲁木齐南郊的柴窝堡以及南山矿区的鱼儿沟、阿拉沟；塔里木盆地周边的且末、民丰、于田、皮山、疏附、巴楚、柯坪、阿克苏、库车；天山北麓的木垒、吉木萨尔、奇台以及伊犁河谷等均有发现。特别是在乌鲁木齐阿拉沟墓地、和静察乌乎沟口墓地、轮台群巴克墓地以及帕米香宝宝墓地，都发现了早期铁器。经测定，年代约在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末，比内地发现的铁器还早，且与彩陶、铜器同出一地，看来铁器已经在这里流行一段时间。塔里木盆地的农业发展甚早。经对孔雀河下游公共墓地出土的木质农具和小麦进行年代测定，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上述文化遗存，基本代表着新疆原始社会以来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
在甘肃河西内陆流域，已发现的新石器遗址近20处，未经清理的零星新石器遗物分布点数以百计。它们分属于新石器晚期到青铜器时代文化。测定较早的时代为距今4000～5100年，遗址分布在河流出山口附近的祁连山山前高扇面细土平原之内。这里近河靠水，汲取方便，且地势较高，无洪水之虞。同时土壤疏松易播，性状良好，运用石锄、石铲等农具进行播种，并就近渔猎或采集。在甘肃永昌县和民乐县发现的粟、小麦距今已有5000年。宁夏的暖泉遗址也有7000多年的历史。
从总体上看，在西汉以前，绿洲虽已有人类居住，但由于人口数量很少，产品直接从大自然取得，对绿洲景观影响不大，绿洲面貌仍处于自然状态，并依自然规律演化。这个时期的绿洲灌溉是一种不加人工控制的自流灌溉。对绿洲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和改造作用很有限。
（2）古绿洲阶段。从狩猎为主的原始农业到以灌溉为主的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人类对绿洲的影响逐步增强。在我国甘肃河西地区和新疆南北，尤其丝绸之路的开通，促进了饮食、客店与商品交换的发展，出现了许多以进行商品交换为功能的城市或驿镇。这时绿洲农业除了给定居的人提供衣食之外，也提供了供交换的商品粮，绿洲经济已显示出一定的分化性，农业、手工业、商业和服务业分离。西汉开始移民屯垦，使原有农业向前推进了一步。在甘肃河西走廊、新疆等地大规模驻军屯戍、移民支边，“寓兵于农”。当时，西域36国 （最多时有50多国）实际就是比较大的36个绿洲。其中龟兹国 （包括现今的库车、沙雅、新和）是最大绿洲之一，有居民6970户，人口81300，戍兵125000人。
公元前2世纪，吐鲁番盆地已经利用冲积扇边缘溢出的泉水从事农耕。公元前60年，我国内地人民已开始移居吐鲁番开垦屯耕。公元前48年，西汉开始在这里筑“高昌壁”，并设置官吏，管理屯戍事宜。据《汉书·西域传》记载：“高昌谷麦一岁两熟”，还生产葡萄、甜瓜、桃、杏、核桃、枣等，说明当时农业及园艺生产已相当发展，对绿洲的影响已经很大。从两汉到唐宋，吐鲁番盆地一直为我国西域重要屯田中心之一。2000多年前有1万人口的楼兰是一个不小的“城廓”国家，汉代将军率兵屯田，拦水修渠灌溉，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绿洲农业生产系统。轮台、渠犁， “有灌田五千顷”。沙雅县东南考古发现汉代所修大型灌溉渠道长达5万米。如此规模的灌溉农业对绿洲影响之巨大，是不言而喻的。
公元前111年，甘肃河西走廊地区先后建置了武威、酒泉、张掖、敦煌中心城市，号称“河西四郡”，并在主要交通线上开辟了灌溉农业区，建立了35个县。据《汉书·地理志》所载：“河西四郡有户六万一千余，（人）口二十八万余。”如果再加上屯田的士卒，估计整个河西有40万人左右。大量劳动力的进入，加上他们带来中原人民丰富的生产经验和灌溉技术，大大地促进了河西绿洲的开发。西汉末年，中原大乱，河西却是一个相对安定的地区。大量农民逃亡这里，兴修水利，从事农桑，百姓安居乐业。隋唐之际，河西绿洲经济文化进入加快发展的时期。唐代开元、天宝年间，河西走廊成了一个农桑繁盛、士民殷富的区域。《资治通鉴》提到当时“天下称富庶者奠如陇右”。武则天时，“甘州土地肥沃，四十余屯”，“每年收获常不减二十余万 （担）”。数年丰收粮食、布匹可供驻军数十年用。天宝八年 （公元749年），唐王朝从河西收购了37．1万余石粮食，占当年全国总数的32%以上。由此可见河西绿洲灌溉农业发达的一斑。(https://www.daowen.com)
汉唐以前，绿洲用水局限在农业灌溉和生活用水两个方面，规模不大，水资源呈现过剩状态，绿洲处在繁荣和发展阶段。尽管有的绿洲其古今位置不尽相同，但绝大部分古代绿洲被开发而成为现代大绿洲的一部分。因此，在汉唐以前，我国西北干旱区绿洲分布的基本格局已经奠定，为后来绿洲打下基础，并可作为绿洲兴衰演替的尺度和比较标准。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把古绿洲定义为汉唐时期形成或存在过的绿洲。
（3）老绿洲阶段。随着人口与耕地的增长，绿洲面积日益扩大，水资源由过剩逐步转入饱和，绿洲的发展也随着进入鼎盛阶段。
唐末安史之乱后，河西走廊沦为吐蕃、党项族争夺之地。由于这些民族主要从事畜牧业，不重视农业加之战争的破坏，绿洲经济已失去了隋唐之盛况。元代“河西之地，自唐中叶以后，一沦异域，顿化为龙荒沙漠之区，无复昔之殷富繁华矣”。元朝起源于蒙古游牧民族，在统一全国之后，才逐渐重视农业生产。特别是成吉思汗西征造成民族大迁徙，使许多西亚人、中亚人甚至欧洲人进入西北干旱区绿洲戍边和屯垦。绿洲则成为远征军军粮、军马、军饷的筹集基地，农田用水和人畜用水大量增加。由于蒙元贵族随意侵夺农田，掠夺粮食，致使河西走廊一带的绿洲经济一直处于不景气的状态。
明朝平定全国后，划嘉峪关而治。为抵御退回草原的蒙古势力，洪武初年，即大规模的移民戍边，曾将北平、山西、山东一带的数十万居民迁移到西北甘、宁及河西一带屯田生产。永乐、万历年间，也曾移民到甘（今张掖）、凉 （今武威）一带屯垦。据统计，公元1488～1505年，凉州等十二卫有正式屯田军队7万余人，屯田面积最高时达2．6余顷。清统一全国后，采取措施恢复河西的经济。清王朝初年曾大量召民到河西屯种，如雍正年间，一次就召民2400余户去敦煌屯垦。同时，还实行了诸如改凉州戍军为屯丁，把明藩王的土地归民户经营，以及免除钱粮，兴修水利等措施，使河西更加繁荣起来了。据旧县志载，清雍正三年武威已有耕地12225多顷。这一数量比现有数量的152万亩，只差30万亩。可见在200多年前武威绿洲土地开垦的规模已是相当可观。因而有“兵食恒足，战守多利，斗粟尺布，人不病饥”之誉。所谓“金张掖，银武威”的传说，也就从那时起一直流传到今天。
但是，绿洲的盲目发展所积累的矛盾也越来越大，预示着绿洲退缩，荒漠化发展时期的来到。
到1949年，武威绿洲所在的石羊河流域，已经形成了4个相对稳定的灌溉体系。当时，全流域有效灌溉面积为200万亩，保灌面积有58万亩，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加上长期以来对上游祁连山区植被的破坏，减低了涵养水源的能力，使绿洲南北用水矛盾日益加剧。北部民勤绿洲因地面水源不足，昔日“水族孳生，泽梁沮而多鱼”的湖泊和水足土沃的景象已成为历史。清代初年，民勤县与武威县为解决石羊河中、下游用水的矛盾，就发生多次争讼案件，因而在《镇番 （即民勤）县志》中，特编“水案”一章，至今仍可查到官方文献规定民勤与武威用水比例的旧制。
（4）新绿洲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后，西北地区工业、农业、商业、国防建设、交通建设、文教卫生百业俱兴。随着东部支援边疆建设人口的移入，尤其是商品粮基地建设和农田水利化措施，用水类型和规模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绿洲水土资源的开发强度和广度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代。经过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开发建设，1988年与1949年相比，新疆人口增长3倍以上，绿洲耕地规模增加了2倍多；同期河西走廊人口增加1．5倍，耕地增加1倍以上；柴达木盆地增长幅度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