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文学创作平淡中有亮点

由于网络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存在的亲缘性，前些年，研究者提出的纯文学、通俗文学、网络文学三分天下的格局逐渐演变成为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两极分化。

相对于高度市场化的通俗文学，纯文学创作较少受到市场的影响，且总量不多。按照白烨的估算，2012年，纯文学的长篇小说仅有1 000 部左右，而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了解到，在书号中心出版登记的长篇小说有5 300 部之多，除去其中旧作再版及部分港台与海外作者的长篇小说，内地的原创作品应在4 000 部左右，因此，属于纯文学创作的长篇小说仅占内地原创长篇作品总量的1/4。但纯文学创作更能体现文学的审美追求，从文学影响力来看，纯文学在文坛的主流地位仍不容动摇。在纯文学创作中，乡村与都市、历史与现实、经验与想象一直都是作家书写的多元向度，并且各有可圈可点之处。

由于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剧，传统的乡村逐渐走向衰败，过去在纯文学创作中占据着非常重要地位的乡土题材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作家开始将笔触深入到变动中的乡村的生活现实与精神深处，揭示农民生活的现实困境与精神痛苦。2012年，有两部涉及上访与截访这一敏感问题的小说，即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和贾平凹的《带灯》。《我不是潘金莲》从上访人角度出发，讲述了村妇李雪莲跟丈夫离婚这样一件家务事演变成二十多年坚持不懈的告状与上访的“壮举”这样一个荒诞的过程。《带灯》的主人公则是乡镇干部中负责维稳的截访者，她接触了因为经济纠纷、房屋拆迁、农田占用补偿不公、治安问题等的上访者，反映的是当今农村社会中最现实也最棘手的问题。这两部作品，前者荒诞幽默，后者写实沉郁，都表现出作家直面复杂现实的勇气，深刻而犀利，传达出作家对于底层农民的人道关怀和对于变革社会管理体制的急切呼吁。女作家孙惠芬关注农村自杀行为，她的《生死十日谈》，借用意大利作家薄伽丘《十日谈》形式，讲述的是作者跟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赞助的农村自杀行为家庭影响评估与干预项目课题组，深入辽宁省农村，记录因各种原因自杀者家人的故事，呈现了农民在社会巨大转型时期遭遇的物质、精神方面的困窘，这些农村自杀者自杀的真正内在原因是贫穷导致了绝望。作家通过乡村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人性的困惑的展示，表达了她对生死终极问题的追问与思考。此外，刘庆邦的《东风嫁》、陈应松的《无鼠之家》等也是密切关注当下中国乡村变革现实和底层生活的作品。(https://www.daowen.com)

还有些作家打破乡村—都市题材的二元模式，书写乡人逃离农村之后的生命历程与精神变异，李佩甫的《生命册》讲述了一个从乡村走进城市的知识分子“吴志鹏”的故事，他从乡村到省城，从大学老师转变为“北漂”枪手、股票市场操盘手、上市公司负责人，最后迷失于物欲横流的生活。尽管作品中人物的生存环境是都市，但是这些从乡土中走来的城里人，其灵魂深处仍旧沿袭着古老乡村中世代相传的价值观念和传统意识。这样的作品很难将之划分到都市小说的范畴，但也并不吻合于传统乡土小说的概念。与此相关的还有一部分书写离开土地、走入城市的农民工的作品，如蒋韵的《麦穗金黄》、东紫的《好日子就要来了》、宋剑挺的《麻钱》等，这些作品有的写到了农村青年在城市艰难生存中的坚持与温情，有的展现了农村青年在城市苦心经营的智慧与勤奋，有的涉及农民工讨薪话题，却更多书写打工者的生存策略和人生理想。

2012年都市小说中的翘楚是金澄宇的《繁花》，这部作品在中国小说学会评选的2012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上名列长篇小说的榜首。虽然《繁花》最初是一部在网上书写的小说，但它引起评论界的关注是在其发表在《收获》杂志之后，且从作品的内容来看，似乎应纳入纯文学的范畴，小说像一幅关于上海的浮世绘，用30 余万字、百余个人物、两条时间线索，还原了近半个世纪上海的生活地图和人情世故。小说书写庸常人生中鸡零狗碎的生活片段和饮食男女的口水故事，从而表达作者对于城市生活的一种观察，并从中发现生活的真相和城市的内在纹路。另一部值得以上海为书写对象的长篇小说夏商的《东岸纪事》也值得关注，作品以上下两卷的篇幅，以老浦东为背景，生动地铺陈了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末，发生于浦东的一系列情仇往事。路内的《云中人》、孙顒的《漂移者》等也是较为优秀的都市题材小说。此外，历史题材小说创作中杜光辉的《大车帮》、叶广岑的《状元媒》、冉正万的《银鱼来》等皆为2012年文坛的重要收获。

尽管在评价纯文学的成就时一般重质不重量，但2012年纯文学作品的销售也呈现了上升的势头，据开卷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文学类图书在上半年增长速度是4%左右；而到了下半年11月，和2011年同期相比，文学市场同比增长24.67%，是图书市场里增幅最大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