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决策的前阶段
（一）决策指导思想：“月收入翻番论”
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社会各界对经济发展的目的开始进行反思并展开了深入的探讨。经济思想上，“福利国家论”逐渐取代“强国论”，经济界人士普遍认识到建立福利国家必须从提高国民的收入水平做起。日本经济学界和政府官员所展开的探讨对池田勇人“月收入翻番论”的形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东京大学教授中山伊知郎和时任政府官员下村治。
中山伊知郎在1959年1月3日的《读卖新闻》发表了“工资翻番论”，中山伊知郎认为：提高劳动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为了促进日本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应树立将劳动生产率提升至可让工资增长两倍的目标。同年，时任大藏省财务调查官、国民金融公库理事的下村治也相应提出了“有效需求带动经济增长”的理论。在以上理论的基础上，池田勇人在当年的参议院选举中阐明了个人观点，提出在加大社会基础设施投资的同时，通过降低利息和减税、有效利用民间创意等政策，建立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让日本经济实现持续性增长和经济总量的扩大。此后，池田勇人在《日本经济新闻》上发表了《我的“月收入翻番论”》，文章指出：并不是马上实现月收入翻番，而是通过国民的努力和政府出台较好的政策来提高生产力，并增加国民总生产（GNP）和国民收入，从而实现月收入增加一到两倍。[9]
“月收入翻番论”反映出池田勇人极为相信来自民间的增长力。他认为即使没有强有力的政策引导，经济规模依然会自然扩大。政府需要做的仅仅是通过不断充实社会基础设施来预防和消除经济发展瓶颈的产生。“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在池田勇人“月收入翻番论”的指导思想下制定和决策的。
（二）岸信介内阁的作用
谈到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笔者与以往学者看法不同的是，在重视池田勇人内阁所起的推动作用的同时，应该指出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日本首相岸信介及其内阁是该构想的最早提出者。
1959年5月末，当时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岸信介明确指示“制定10年后国民收入倍增为目标的长期经济计划”，并向当时的干事长福田赳夫、政调会长中村梅吉发出了指示。最终，该时期长期经济计划的基本构想为：
（1）今后的10年将国民经济的规模扩大为现在的两倍，并争取在前5年内实现该目标的40%。
（2）再次探讨财政所应有的状态，与当年度的预算合并制定5年度的财政计划。
（3）关于国际收支应制定5年的长期目标。(https://www.daowen.com)
（4）有必要形成经济圈，特别是要将同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合作纳入长期计划中。
在岸信介内阁的长期经济计划构想中已提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目标和方案。该构想在被内阁会议通过后，作为政府“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制定方案开始执行，由日本经济企划厅负责执行，并行机构是自民党的政调会新设立的经济调查会，该调查会由青木一男任会长，两组织紧密配合，共同推动该计划的实施。
从上述过程可看出，一直以来众所周知的作为池田勇人内阁基本政策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其实是在岸信介内阁的政策构想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一方面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在制定政策和计划方案时具有连贯性和继承性特点，而这一继承性使实际执行计划制定方案的部门——经济企划厅成为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岸信介内阁的构想是后来“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前身，其提出了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相似的观点，但对于当时日本经济状况的认识还存在一些实质性观点上的差异。
具体而言，岸信介首相曾表示：预计1959年国民经济的增长为10%虽是件好事，但正如同最近股票的动向等所体现出的状况一样，有必要注意经济过热的情况。因此，选举后应该实施有利于切实扩展国民经济基础的政策。[10]可见，这位首相的构思与中山伊知郎、池田勇人等“扩大有效需求”的观点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他的经济主张中更多地表现出担心“经济过热”的态度，这和当初制定“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构想之间是有差异的。
（三）池田勇人入内阁
1959年6月5日，日本举行了参议院议员选举，作为执政党的自民党增加了10个议员席位，最终获得132个议员席位，超过了半数。自民党在这次选举中虽然取得了大胜，但党内对于岸信介首相的批判逐步增强，特别是池田勇人、河野一郎等围绕“安保问题”不断向其施压。为控制住第二年“修改安保法”后的局面，并制造出全党上下一心的局面，岸信介首相开始尝试将池田勇人、河野一郎等纳入内阁。
池田勇人虽然顺利加入了经过第二次改造后于1959年6月18日成立的岸信介内阁，但实际上一开始池田勇人对加入内阁并不是很积极。而河野一郎则一直期待下一任政权转到自己手中，与岸信介首相一派做了事前的交涉。在河野看来，此次池田勇人应该不会加入内阁，因此他们一方一直到最后也不表明态度，其目的在于提高其自身在自民党内的存在感。在这种紧迫的形势下，作为岸信介首相使者的田中角荣到池田勇人家中进行了拜访，田中角荣曾这样说：“我此次拜访的目的是因为考虑到政局的安危，特邀请您加入内阁，携手合作共事。目前，在您之外的任何人加入内阁都是没有作用的。请您为了国家的发展而进入内阁吧。如果您这样做了，下一任政权将由您来组阁。请不要犹豫，拜托您快下决心吧。”[11]这一番话说服了池田勇人，最终他决定加入到内阁中来。
在决定劝说池田勇人加入内阁之前，岸信介首相周围的财政部长石野信一、自民党干事长福田赳夫等认为，岸信介内阁提出的“倍增计划”的构想与池田的“倍增计划”的内容虽有不同之处，但这属于党内政策上的分歧，应该是可以相互妥协的。于是，在“安保骚动”造成的不稳定局势下，岸信介首相同意池田勇人进入内阁，也是为了打开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道路。在此意义上，岸信介内阁起草的倍增计划应该是接受了池田勇人的“倍增论”中的观点。
实际上，池田勇人的“倍增论”与岸信介内阁经济政策上的“倍增”之间存在着观点上的根本分歧。按照福田赳山的构想，岸信介内阁的“收入倍增”是把“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作为一个“10年经济计划”的经济政策而制定的，认为该计划是一个在政府方针指引下制定的“长期经济计划”，即福田赳山和岸信介内阁仅局限于它是“经济计划”的认识；而池田勇人内阁正式决定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虽然在名称上继承了前任政府的说法，同时在实施倍增计划的过程中继承了“计划性”的特征，但应该提及的是“计划性”只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特征之一。池田勇人的“倍增论”反映了他极为信赖“民间强有力的增长力”的思想，他认为即使没有强有力的政府政策的引导，日本的经济规模依然会自然扩大，收入翻番的力量会给日本经济带来十二分的增长力，所以政府需要做的仅仅是通过不断充实社会基础设施来预防和消除经济发展瓶颈的产生。
池田勇人于1960年当选为首相后，马上任命下村治为开发银行理事，并采纳了他和中山伊知郎的建议，重新探讨经济增长预期值的问题。随后，池田首相召集了2000余名社会各界精英制定以均衡国家经济增长与国民生活水平、建立新经济发展模式为目标的长期经济规划“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