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知录》的一则注释
马勇华
顾炎武博览群书，深于经史，学识渊博，博闻强记，所著《日知录》四库馆臣评之为“故引据浩繁，而抵牾者少”[1]。书刊布之后，远者如阎若璩、钱大昕等对《日知录》多有考证、注释，近有陈援庵从史源学的角度对其引文“全部找出，溯其史源，校其异同，注其起止，并正其偶误”[2]。加之名家点校、古籍整理出版单位把关，我们现在用到的《日知录》文本几近完美。[3]
笔者在读书与工作中偶然发现，顾炎武“朱子晚年定论”篇文末论王阳明的一句话，很可能有一个“偶误”，需要注释。据目前较常用的黄汝成集释本，这句话为：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原注】，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
【原注】《宋史》：林之奇言：“昔人以王、何清谈之罪甚于桀、纣，本朝靖康祸乱，考其端倪，王氏实负王、何之责。”[4]
这句话因涉明清学术转变及对王阳明的评价，广为人们所引用，专著如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5]《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6]和路新生《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史纲》[7]等，文章则更是数不胜数[8]。因《日知录》众多版本原文皆如此，亦无人曾注释此处顾书原文可能有误，故引用此文者多照录顾书原文。笔者数读“朱子晚年定论”，细绎此篇上下文与顾氏其他相关文章，认为我们广为引用的这句话中的“王夷甫之清谈”当为“王辅嗣之清谈”，之所以出现“王夷甫之清谈”，是由于顾炎武受错误史源的影响将王弼的字误作为“夷甫”。理由如下：
其一，本篇上文与下文结论都论王阳明，然两处结论用来与王阳明类比之人却不一致。
顾氏上文指出“文成以其绝世之资，倡其新说，鼓动海内。嘉靖以后，从王氏而诋朱子者，始接踵于人间”[9]。紧接着顾炎武列举了王学传承及其重要人物，并作结论说“昔范武子论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以为一世之患轻，历代之害重，自丧之恶小，迷众之罪大”[10]。将王阳明类比为“王弼、何晏”。而广为大家引用的结论处却将王阳明类比为“王夷甫”，古人有名有字，而王夷甫为王衍的字，并不是王弼或何晏中任何一人的字。
其二，顾炎武为王介甫作的自注表明，顾炎武将王介甫类比为“王、何”。而这个“王、何”指“王弼、何晏”，并未将王介甫比作“王衍王夷甫”。
顾氏将王介甫比作“王弼、何晏”的典故来自南宋人林之奇对王安石的评价，《宋史》原文为：“会朝廷欲令学者参用王安石三经新义之说，之奇上言‘王氏三经，率为新法地。晋人以王、何清谈之罪，深于桀、纣。本朝靖康祸乱，考其端倪，王氏实负王、何之责。’”[11]（顾氏此处自注引林之奇语中，《日知录》作“昔人”，《宋史》林之奇语原文作“晋人”，顾氏引语意不错，但《宋史》“晋人”似更确切，且发此议论的人范宁本为东晋人；或顾氏本作晋，而刻者因形近误作“昔”。）林之奇论王安石为“王、何”的史源即范宁对王弼、何晏的评价。《晋书·范宁传》：“宁字武子。时以浮虚相扇，儒雅日替，宁以为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范宁传》中还多次以王、何并称二人，“王、何蔑弃典文，不遵礼度，游辞浮说，波荡后生”，“王、何叨海内之浮誉，资膏粱之傲诞，画螭魅以为巧，扇无检以为俗”。对于王弼、何晏的罪过，“吾固以为一世之祸轻，历代之罪重，自丧之衅小，迷众之愆大也”[12]。“王、何”指“王弼、何晏”无疑。
由此我们可知顾炎武论王伯安为“王弼、何晏”，林之奇论王安石为“王、何”的史源都来自范宁对王弼、何晏的评价。在《日知录》“宋世风俗”篇，顾炎武认为王安石“移人心、变士习为朝廷之害。……而其害于朝廷者历数十百年，滔滔之势一往而不可反矣”[13]。大意与语气与范宁论“王弼、何晏”的如出一辙。
范宁论王弼、何晏的议论贯穿顾炎武所作结论的前后，依次是：王弼、何晏；王介甫为王弼、何晏；王伯安为王弼、何晏。因此后文的结论顺理应与前文一致，是前文的重申，然而后文却出现了王夷甫。王夷甫为王衍，并非前文所论“王弼、何晏”中的任一人。
其三，顾炎武论风俗重首倡者的逻辑在本篇与其他篇章中是一贯的，本篇“朱子晚年定论”的结论正是根据此逻辑。
古人重风俗，王利器《风俗通义叙例》言之已详，顾炎武也重视风俗，他在《日知录》卷八“法制”篇中说：“法制禁令，王者之所不废，而非所以为治也。其本在正人心、厚风俗而已。”[14]但顾炎武有一个一贯的逻辑，就是重视风俗的变化的首倡者。《日知录》中多次将风俗人心之变对国事的影响归于首变之人：卷八“法制”将文景之治归因于文帝“移易风俗、使黎民醇厚”，卷十三“两汉风俗”将东汉末年士气之正归于光武帝刘秀。这是风俗由坏变好。
风俗由好变坏的例子，则是“朱子晚年定论”中提及的三次风俗转换，且也是强调首倡者受其过，在“朱子晚年定论”与其《日知录》其他篇章中也有体现。在“朱子晚年定论”中，顾炎武将王伯安比作王弼、何晏，同时强调“而苏子瞻谓李斯乱天下，至于焚书坑儒，皆出于其师荀卿高谈异论而不顾者也”[15]。明亡距王阳明故去有一百多年，但王伯安因首倡良知学说，是王学后辈之师，因此顾炎武将王学末流导致的明亡归于他。
林之奇将王安石比作“王弼、何晏”，是因王安石的新说即三经新义，开变乱宋世风俗之“端倪”。《日知录》“宋世风俗”篇顾炎武对王安石的评价“移人心、变士习为朝廷之害。……而其害于朝廷者历数十百年，滔滔之势一往而不可反矣”。不仅受到了范宁论王弼、何晏的影响，且认为“庆历士风一变而为崇宁者”为“荆公教猱之效”。[16]也是因王安石为首变风气之人，而将几十年后的“靖康之乱”的责任归于他。
而对清谈风气而言，“王弼、何晏”正是首倡者。范宁说得很清楚，“浮虚相扇，儒雅日替，宁以为其源始于王弼、何晏”，王弼、何晏所开的源为“清谈”。王弼、何晏首倡清谈，非时人范宁一家之言。“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递相夸尚，景附草靡。皆以农黄之化，在乎己身，周孔之业，弃之度外。”[17]“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18]而顾炎武在“两汉风俗”提到“至正始之际，而一二浮诞之徒，骋其智识，蔑周孔之书，习老、庄之教，风俗又为之一变。”在“正始”中说正始年间的名士“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演说老、庄，王、【原注：弼】何【原注：晏】为开晋之始。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胡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咎哉！”[19]顾炎武对王弼、何晏的历史评价，基本沿袭自范宁对王弼、何晏的评价，更是将后来上百年间“君臣屡易”的局面归因于开创的清谈风气二者。
清谈为“王弼、何晏”首倡，故其罪“深于桀纣”，所谓三经新义之“新说”，乃王安石首创，而“良知学说”则是王阳明的首创。强调首倡，是为了厘清责任，而不至于将责任推到置身于风气变革洪流中的后学，这也正是顾炎武归罪王弼、何晏与王安石、王阳明的同一逻辑与原因。“朱子晚年定论”篇文末结论中出现了王夷甫，不仅造成本篇结论前后不一致、文末结论中的王介甫失去了依据，还因王夷甫只是清谈洪流中的后学，动摇顾炎武结论的逻辑基础，造成本篇与他篇牴牾。论清谈名士，王弼、何晏为正始名士，是首倡清谈者，紧接的是竹林名士阮籍、嵇康等，王夷甫与乐广等众多名士为中朝名士。顾炎武及王夷甫本人都认为王夷甫是清谈的受害者。王夷甫临死前说“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顾炎武在“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中说“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并引了前面王夷甫所说，只把王衍当作清谈的受害者，因其知道反省而称道他。[20]如果清谈后学王夷甫用在此处合适，那么相应的则是新说后学与良知后学来承担相应的历史责任了，也就无从追责学说首倡者。
第四，王弼、何晏之清谈，王安石之新说，王阳明之良知说能并立，不仅他们首倡风气之变，在当世影响很大，还在于他们都有著作流传后世，确实能对后学产生影响。王弼、何晏清谈的“正始之音”，屡为后人道及，顾炎武在“正始”中多次提及；“宋世僧虔尝有戒子书曰：‘见诸玄，志为之逸，肠为之抽，专一书，转诵数十家注，至少至老，手不释卷，尚未敢轻言。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异，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麈尾，自呼谈士，此最险事。’”[21]告诫其子，成为清谈之士，首先要弄清王弼、何晏怎么说。清人郝懿行认为“晋人尙清谈，其源出于王辅嗣、何平叔。游心庄老，祖尚清虚，当涂典午之间，余波所荡，兹风遂竞，胜士名流靡不驰逸辩、吐清辞”[22]。是王弼、何晏影响了后来的“胜士名流”。《隋书·经籍志》著录了王弼、何晏的存世著作及散佚作品，不一一罗列。而王夷甫王衍，为西晋名士，好清谈，但他不是清谈的首倡者，也没有著作传世，他对清谈的影响及身而止。王衍“兼声名藉甚，倾动当世。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23]。于清谈而言，有聪明而无智慧。王夷甫的传记与《隋书·经籍志》也并未提及他有何著作，身殁之后也无法靠作品流传后世，影响后人。清人俞正燮罗列了一系列“蔑弃典文，幽沈仁义，游辞浮说，波荡后生”的人，他们是“魏王肃字子雍、何晏字平叔、王弼字辅嗣；晋皇甫谧字士安，唐啖助字叔佐、赵匡字伯循、陆质本名淳字伯冲，宋孙复字明复、王安石字介甫”[24]。王弼、何晏、王安石赫然在列，却不见有王衍王夷甫。
第五，顾炎武本篇文末结论之所以出现王夷甫王衍，原因也十分明显，是顾炎武受错误史源的影响将王弼的字误记作“夷甫”。
顾炎武多次用范宁的话论王弼、何晏，用的是名，“时以浮虚相扇，儒雅日替，宁以为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虽《范宁传》也提到二人的字，“平叔（何晏）神怀超绝，辅嗣（王弼）妙思通微，振千载之颓纲，落周孔之尘网。”但很明显，王弼、何晏字的来源却不是此文。字的史源，从后文来看，来自陶弘景的诗与《隋书》。顾炎武所引的《学蔀通辩》提到“当与陶弘景之诗同录”，于是顾炎武从《隋书》中抄录了这首诗及后文，这就是顾氏本篇中最后的一个【原注】：
《隋书·五行志》：梁天监中，茅山隐士陶弘景为五言诗曰：“夷甫任散诞，平叔坐谈空。不意昭阳殿，忽作单于宫。”及大同之季，公卿唯以谈玄为务，侯景作乱，遂居昭阳殿。[25]
查《隋书·五行志》原文，《隋书》诗后面的一句话为“及大同之季，公卿唯以谈玄为务。夷甫、平叔，朝贤也，侯景作乱，遂居昭阳殿”[26]。顾氏原注所引文与《隋书》几乎一致，不过《隋书》较顾氏所引只多几个字，并再次提到了夷甫、平叔。
王弼、何晏或辅嗣、平叔多对举，但陶弘景五言诗却将夷甫、平叔并举。从艺术角度而言，陶诗犹如西方名画《雅典学派》聚不同时期之学人于一张画布，乃艺术作品，不受时代史实约束。顾炎武认为古人作赋，有其艺术性，“岂可掎摭史传，以议此赋之不合哉”。因而认为赋中不合史实之文是“俳谐之文，不当与之庄论矣”[27]。陶弘景五言诗将夷甫、平叔对举，亦当如是观；但《隋书》引陶弘景之诗证史，却并没有纠正于史而言陶弘景的“夷甫、平叔”对举不恰当，反而加深了“夷甫、平叔”对举的印象，使顾炎武将陶弘景诗中“夷甫、平叔”的对举，当做自己熟知的“王弼、何晏”的对举，因此在后文结论用字时，因所论的三人都姓王，而误将“夷甫”当作王弼的字，但夷甫却不是王弼，因此也就因前后文用名与用字的不一致，导致结论不一致。
由于名与字史源不同，且字的史源有误，我们讨论的这句话才成为了现在的这个样子。如果一定要用字的话，将王夷甫注释为“当指王辅嗣”，如此顾炎武所下结论在“朱子晚年定论”篇中前后一致的，如此才与顾炎武在《日知录》其他篇章中的叙述与结论一致，才不至于前后牴牾或篇章间牴牾。
段玉裁言校书之难在于“底本之是非、立说之是非”难定，如果底本一致，或所有底本中的同一句话都一致的情况下，那么“立说之是非”就成为校书最重要的依据了。在目前底本一致的情况下，从顾炎武本篇及其他篇章的立说而言，本段话的主旨是由于某人开创了某种风气，而风气对后世影响巨大，故开创者要负责，而“王弼、何晏”、王安石、王阳明正因是各自风气的开创者而受其责，而王夷甫只是清谈风气中的后学。
总之，从用名到用字，因史源不同，且受错误史源影响，顾炎武误将“夷甫”当作王弼的字，因而“朱子晚年定论”篇文末出现了“王夷甫之清谈”，而顾炎武其实想说的是王弼“王辅嗣之清谈”，因此我们若将“王夷甫之清谈”注释为“王（弼）辅嗣之清谈”，则文理全通，顾炎武的原意更明。
（作者：复旦大学出版社编辑）(https://www.daowen.com)
【注释】
[1]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九杂家类三《日知录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
[2]顾炎武著、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前言，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目前中国大陆与台湾通用的本子为黄汝成集释本。大陆出版社中，浙江古籍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花山文艺出版社都曾出过栾保群、吕宗力校点的《日知录集释》；岳麓书社出版过秦克诚点校的《日知录集释》。台北的世界书局、明伦出版社亦出版过黄汝成的集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5年、2006年、2013年都曾出版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这是大陆学界较易得的本子。
[4]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卷十八《朱子晚年定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068页。此处的原注，是顾炎武的自注。以下涉本书只注明卷数与页码。
[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6]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
[7]路新生《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史纲》，增订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页。
[8]仅举几例：文章如1984年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冯天谕的《明代理学流变考》；1995年发表在《齐鲁学刊》上的周文玖的《顾炎武的经学批评》等。通过文献检索，我们知道还有一些文章以及硕士、博士论文也引用了此句话，在此不一一注明。《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五期，发表有台湾学者周志文的《王阳明在南赣的活动与事功纪实》，第83—92页。其中的注54也引用了此句话。从这个注我们可以得知，台湾明伦出版社1970年版的《日知录》的这句话中也作王夷甫。
[9]《日知录集释》卷十八《朱子晚年定论》，第1065页。
[10]《日知录集释》卷十八，第1065页。笔者按：顾炎武所说与中华书局1979年版《晋书》卷七五范宁传（第1984页）大意一致，并不是直接引文；又见陈垣《日知录校注》，第1030页，陈本出版方此处标点处理似不妥。
[11]脱脱《宋史》卷四百三十三《儒林三》，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861页。
[12]房玄龄等《晋书》卷七五《范宁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84页。
[13]《日知录集释》卷十三《宋世风俗》，第759页。
[14]《日知录集释》卷八《法制》，第488页。
[15]《日知录集释》卷十八，第1065页。
[16]《日知录集释》卷十三《宋世风俗》，第759页。
[17]颜之推著，庄辉明、章义和撰：《颜氏家训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勉学第八，第127页。
[18]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四三，王衍传，第1235—1238页。
[19]《日知录集释》卷十三《正始》，第755—756页。
[20]《日知录集释》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第402页。
[21]萧子显《南齐书》卷三十三《王僧虔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98页。
[22]郝懿行《晒书堂集》文集卷四《晋文钞叙》，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据清光绪十年东路厅署刻本影印。
[23]房玄龄等《晋书》卷四三《王衍传》，第1235—1238页。
[24]俞正燮《癸巳存稿》卷十四《异端》，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27页。
[25]《日知录集释》卷十八《朱子晚年定论》，第1069页。
[26]魏徵《隋书》卷二十二《五行志上·诗妖》，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37页。
[27]《日知录集释》卷十九《假设之辞》，第1113页。